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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10年的过去会使我们审视的眼光拉开一点点历史距离，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也许今天可以作一些冷静的思考了。
应该如何来估价这10年长篇创作的收获？就我个人有限的认识和感受来说，要对近10年的收获下断语，总觉得简单的一个词汇难以担负这种功能。应该说，10年的收获是辉煌的，也是暗淡的，作为长篇小说的艺术探索，10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为精神探索，长篇小说并未现出其特有的光采。
90年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意识是空前的增强，长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艺术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除了像寓言体、词典体、编年体、笔记体等小说体式的试验外，许多现代流行的艺术手法如意识流、多角色第一人称、象征等被广泛吸取，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长篇小说艺术空间形式的营建，一是长篇小说象征化的创造性运用。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90年代长篇小说家们的一种带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艺术创造，它给长篇小说带来一种全新的艺术风貌。
90年代长篇小说家们在艺术探索上所取得的多方面的重要成就，是值得我们继续花大气力去认真研究的，是作家们自觉的创新意识带来了小说形态上的重要变化，真正使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90年代的长篇小说在进入社会大众生活方面，并不显得有太大的“轰动”。有种现象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几年长篇小说在书市上“热卖”的，我看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接触到社会尖锐矛盾的作品，像《苍天在上》《抉择》这样一些大胆揭示当前社会反腐倡廉的感时之作；一类是以狂放姿态无节制地敝开“性”领域的作品，像90年代初的《废都》以及90年代末的《上海宝贝》之类的所谓“惊世骇俗”之作。前者无疑是因为直接地表达了社会大众对社会痈疽的痛恨，对清廉政治的渴求；而后者，则不过是满足了社会某些人精神刺激的快感。而从大量的长篇创作情况来看，在面对历史、现实、人生能给予人们新的感悟、新的启迪、新的精神导引的作品并不多见。这种事实本身自然会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文学领域中受到广泛重视的长篇小说，它创作的精神含量问题。
应该承认，进入新时期以后，小说家们在长篇创作中的精神建树是显露过自己的胆识的，从《沉重的翅膀》最早揭示了改革步履的艰辛到《古船》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沉积以及它在现代社会的泛现所作的深刻描绘，从《人啊，人！》第一次发出的对人性、人道主义震撼人心的呼唤到《玫瑰门》对人性变异、生命扭曲的犀利透视，等等，这些作品的发表在社会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至今我们仍记忆犹新。是作家们精神性思考的敏锐性、超前性，使长篇小说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到了90年代，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动人心弦之作，也不是说作家们忽视了小说精神内涵的追求，但毕竟其体现的力度较之艺术探索来说，是不平衡的。
在精神价值问题上，我觉得有一部分作家始终持的是一种“彻底颠覆”的立场，也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原有的种种价值观念进行彻底的颠覆。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等，基本上是针对过去流行的价值观念，如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人性欲望的合理与不合理，神圣与卑下，等等，进行“翻个儿”的颠覆。照理，在今天的价值重估与重构的时代，颠覆性行为本不失其意义，但从他们一系列的创作来看，这些作家似乎更多是从“天马行空”艺术想象中追求那种精神“狂放”的乐趣，而不在于要为人们重构什么价值理想。读这样的作品，开始也许会有一种因其大胆的“反着写”而带来某种突兀精神冲击的快感，但这样的阅读快感往往又会因为它思想的失度或艺术的失控而被消解掉。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态度，则是要在某些已经或即将失落的传统的精神价值上显示自己的偏执与固守。这方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早为人们议论的张承志、贾平凹这样一类作家。张承志在创作中体现的为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立场是相当强烈的，不管怎样，他的《心灵史》确也震动过人心。“追求心灵的自由”这一命题无疑会与现代人获得精神上的相通，尤其是对刚刚冲破思想牢笼、处在社会转型的中国现代读者，自然会引起某种感情的回响。然而，《心灵史》的缺陷在于：它仅把牺牲、流血作为一种理想美，把对贫困、荒瘠、落后的忍耐与顺应作为一种与信仰追求并生的基础，这种偏执的态度也就必然会使当今的小说受众在精神上对它有所保留，因为“血脖子”行为，“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恰是当下人们逐渐要抛弃的观念，因此，小说未获得广大读者心灵的全部认同也是必然的。贾平凹则又从另一方面表现他的偏执，自《废都》以后，贾平凹陆续创作了《白夜》《土门》《高老庄》以及前不久出版的《怀念狼》，毋容讳言，作家似乎仍然没有走出他的“废都情结”，这些作品反复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相同的精神情绪：对都市现代文明的难以适从，对农村自然社会被侵染的无限怅惘。你可能会说，这种带有文化守成色彩的精神特征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是很普遍的，我当然也同意这种看法。但只要我们仔细体味一下他的作品，就会发现贾平凹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所持的精神立场更多是带有农民意识的精神特征，在贾平凹的意念里农村土地始终是生命的依托，这与西方一些体现新人文主义精神作家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从现代文明的立场去批判现代文明的弊端，希望从田园、从人的最原始本性中找回一些失落的美好的纯真的人性，以补偿现代文明的缺失；而贾平凹则始终对城市现代文明怀有恐惧感、排拒感，对土地的偏执固守情感使他对社会商业流通、现代人际交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始终无法从情感上接纳。我想，这恐怕正是贾平凹近年陆续出版的长篇受到读者冷漠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前面一类作家的精神探索是在颠覆或固守中表现出某种极端性偏执的话，那么，还有一类作家的精神探索则使人明显感到其价值天平的两极式摆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张炜和王安忆。张炜在80年代中出版的《古船》曾引起过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作品从古老的洼狸镇的现实苦难中，促使人们去思考苦难的根源，小说对封闭、保守、封建性的土地王国上孳生在农民身上的劣根性，由私欲演化成的权欲，由狭隘演化成的仇恨，由愚昧演化成的残忍，揭示得令人触目惊心，对千百年来农村宗法制下的历史积淀在现代社会所呈现的恶性发展，所作的抨击是极端无情的，反映了作家对农业文明历史沉积的沉重思考和对新兴工业力量重新崛起寄与的热望。可是到了1993年出版的《九月寓言》，作家的精神矢向一下子转变为对土地的亲近感，表现出对土地文明的重新向往，以至于有意地将那里的一切苦难都进行消解，贫困、落后、愚昧所造成的苦难，变成一种精神享受。这一切说明作家正以对土地膜拜的情感来抵挡工业文明对农村自然社会冲击的轰轰脚步，显然，其精神价值的砝码已经从《古船》的一极跳跃到《九月寓言》的另一极。诚然，孤立看待这两部作品，都有它各自的深度，但若想将它们构成作家的精神系统，却是困难的，人们无法由此看出作家精神探索的成熟过程，只会感到他精神立场的飘忽性、趋时性而影响了对它精神向度的认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王安忆。将她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与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相比较，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作家精神探索的这种两极式跳跃的明显迹象。《纪实与虚构》通过用“冥想与心智”将祖先的道路“重踏一遍”，体现了主人公“我”对金戈铁马的“争雄的世纪”历史的向往和对平庸现实的厌倦；可是在两年之后所写的《长恨歌》中，在那种精细传情描写的背后，传递给读者的，似乎更多是对那个一辈子寄寓于大都市、且一辈子都满足于与男人周旋的女性命运的偏袒，和对她那种始终不变的靠闲聊天、嗑瓜子、喝下午茶、搓麻将以打发日子的生活的某种玩味。在这里，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好像已疏离于那种金戈铁马的向往，而跃变为对一种边缘化、平庸化的生活循环的认同与品赏。有些评论者曾是那么热切地赞赏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对上海这个大都市“城市精神”的精确把握，但令人疑惑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真正代表了上海？真正创造了上海的历史？是那种敢于“争雄”的进取抑是王琦瑶这种平庸的无奈？王安忆在前后两部作品中精神取向上的“移动”，恐怕只能说明作家的精神性思考尚未找到她自己的基点。
今天的长篇小说家们往往都是他所面对的历史或现实的思考者，而不仅仅是为了告诉读者一个历史故事或现实故事。这一点确实是一种进步。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长篇小说的要求也就要关注它所体现的思想穿透力，而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长篇，尽管内容或手法上也许确有新意，但在精神思考方面却表现出一种平面滑行的惯性，这是90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的又一点令人遗憾的地方。大量的作品反复体现的是大量体现过的东西，诸如人性的异化，物质化带来人的孤独感、隔膜感，命运的轮回与历史的轮回等等。而我们都知道，精神冲击力往往是以其独有的尖锐穿透性而显示其力量的，倘若它一再地被重复，就会变成一个平滑的精神平面，失去其震撼性。这种状况，即使在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中也有存在，在叙事艺术上很有特色的《尘埃落定》，小说固然显示了作者对历史思考的巨大热情，但我们从那个土司部族的瓦解崩塌的历史过程中所感悟的新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如关于专权、野蛮、固守造成的历史危机，关于武力征战的失去人心，一代一代复仇的无意义，关于商业流通带来的生机，以及关于人性、爱情、欲望，等等，都是一些已经成为普泛性的道理，所以这部小说吸引人的更多是其叙述的智慧和生活的陌生化场景，而给人对历史新的感悟和精神性的力量却显得不足。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创作意旨是很明确的，它重于精神性的“务虚”，从一个个人的不同命运境遇，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感情纠葛中，去思考人生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命运与机遇、道德与权力、爱情的追求与世俗的利益，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等等，总之，这确实是一部意在拷问灵魂的书。应该承认，小说在表现由于观念或利益与欲望的旋涡中的痛苦与挣扎，无夸与抗争，这些方面是感人的，耐人思索的。但不难看出，作者的生活毕竟有其局限，因此他的思考还更多停留在道德、情感领域，即使进入一些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如叛徒问题，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他的思路就会被缠绕，最多只是发出激越的慨叹，仍无法进入更高的理智性的思考，因而，他的“务虚”实际上还是一种对情感伤痕的抚摸。拷问了灵魂，却未给予新的启悟。
正是长篇小说艺术探索与精神探索的这种不平衡现象，使得90年代声势浩大的“长篇热”始终未能获得其应有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