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正确态度应是既看到同中有异，又看到异中有同。两者都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都是辩证思维，并落实为历史思维;这种相同，是两家思想学说进一步沟通的基础。而两家思想学说的不同，既反映了各自产生和发展所依赖的不同历史条件，针对着具体的不同历史问题，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道路的多样化，这就为两家思想学说的进一步沟通甚至融会提供了可能性。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实现两者的交流、对话与融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现代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学；两者关系；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儒家思想作为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相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也至为深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两者的融合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实现两者有效结合，不仅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必要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民族文化复兴成为时代中心任务，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的思想学说传入中国近百年，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长期占据国人精神家园主导地位的是儒学。中国现代史上，国人精神世界从儒学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思想史的大事，值得专门研究。这促使我们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用中国语言，特别是国人熟悉的儒学的语言表述马克思的思想，以中国的材料，特别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材料来说明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妨以马克思的语言表述儒学思想，用马克思的世界观、思维方式来分析、说明甚至丰富儒学思想。两者间的学术关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因为，让国人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站在中国社会实践大地上发现和解决中国人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运用中国的语言、概念、思维方式，表述中国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人学思想内容，在理性的学习和准确的继承中，又有创造性的发展，建立起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体系，既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到渠成的结论。
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的共性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存在着相互沟通的可能性。尽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均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特思想，但两者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理想。儒家思想中提倡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相通性。孔子对大同社会有过描述，他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是一个无剥削、无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共有、外户而不闭的理想社会。这与马克思所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有某些相通之处。
第二，实践观。儒家思想宣扬知行合一，孔子非常强调言行一致，他教导人们说话务必谨慎，切忌不要说大话。可见，孔子主张少说多做，说到做到。儒家思想家们荀子、朱熹、王夫子等对于知行的关系也都有论述，强调知行合一。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哲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第三，辩证法思想。儒家经典中蕴含着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是符合规律的。荀子曾指出事物运动变化是遵循规律的。儒学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虽然没有脱离经验范畴，但其蕴含的思维方法却给人类以智慧的启迪。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从实践出发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三、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以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学术思想形式不同。科学形式和形而上学形式不同，抽象直观人性内涵，和既承认抽象直观人性内容的积极因素，又坚决结合现实实践活动，研究具体的现实人性的确证和实现的逻辑历程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学术思想内容。对马克思主义而言，除了强调具体的生产生活修养以外，是否还承认和强调人的整个的修养，即人性修养的积极意义;而对儒学而言，除了强调人性修养外，是否还承认人性修养必须具体化为生产生活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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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之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宗法社会里人成为理想人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办法，而马克思主义则反映的是近代以来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全人类成为理想的人的问题的思考及解决办法。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于不同历史时期，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儒学是古代的学术思想系统，马克思主义则是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儒学有古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有近代性或现代性。学术思想性质上，儒学是科学产生以前的思想系统，在认识方法上，有逻辑推论和直观猜测的成分，所以有形而上学性;而马克思完全依靠经验科学的材料，如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材料，历史地总结其发展规律，并结合现实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方案，其学术思想即使在人性论、世界观等方面，也具有强烈的经验科学性，完全没有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质。在文化形态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属于近代国人所谓“中学”，中国性明显;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属于近代国人所谓“西学”，欧洲文化性突出。
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有效结合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需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因此，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当前学术界函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首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实践、作用于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就在于它始终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民族化与时代化的有机统一。
第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加以扬弃，同时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理论和学说，则应根据现实发展进行不断调整和完善。第二，要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深入挖掘，运用其精髓养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有机结合起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第三，要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焕发新的活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与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求，研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现实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其次，推动儒学应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实现中国儒学现代化，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汲取精华，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一要着力发掘儒学的积极内涵，深入发掘儒学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并通过新的诊释和创造性转化，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应努力发掘其中的爱国传统、民本理念以及创新求变、尊老爱幼、崇尚和谐等基本价值理念，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阐述。二要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儒学进行系统梳理和现代解读，既认识其博大精深，又对其进行批判反思。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借用杜维明先生的观点：“没有充分体现自由地价值，却有公益的价值;没有理性的价值，却有同情的价值;没有法的价值，却有理的价值;没有权的价值，却有责任的价值;没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却有社群伦理的价值。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儒学的价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升其积极价值。
最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多种文化的交流。方克力曾在谈到文化交流时，提出“综合创新”说，他认为“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我们都要学习、借鉴、继承、吸收，这就是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我们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全面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古今中外的东西要进行辩证的综合，各种不同成分、要素的重新组合、有机合成，就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所以综合本身就是创造，就是创新。这种看待不同文化的态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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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克力.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01.
论文作者:王思迪
论文发表刊物:《成功》2018年第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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