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模型和企业集聚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之间的群聚现象，作为企业价值生成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问题。[1]特别是在技术内生现象越来越明显的网络经济时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报酬递增结果开始逐渐呈现出来，使得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竞争行为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2]本文从企业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集中现象出发，试图探索企业的这种集聚现象和企业自身的投资决策因素的关系，并以此推导地方政府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集聚及其对企业的经济效应
按照波特的定义，“集聚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波特认为：“集聚包含一系列相关的产业和其它对竞争重要的主体。例如，它们包括，专业化投入品如配件、机器和服务等的供给商和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给者。集聚通常向下游延伸到营销网络和顾客，并且平行扩张到互补产品的生产商以及通过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品联系起来的业内公司。最后，很多集聚包括政府和其它机构——如大学、标准评估机构、智囊机构、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贸易机构——它们提出专业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1]
1.集聚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
同一个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厂商能更有效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许多同行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为各种投入品的供应商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群聚区内大量的专业化的供应商存在，为一个产业所需要的各种投入品的供应带来了便利。此外，从本地取得投入品的交易成本低，且存货数量还可大为降低。相互毗邻，供应商定价过高或违约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随着企业分工的深化和技术上的专门化，企业招聘到适用的员工的成本也在上升；集聚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较低的流动风险，带来人才的集聚。企业为此所付出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大为降低，厂商能物色招聘到符合自己意图的员工；产业集聚区域不仅集聚了供应商，而且集聚了客商，或者说，一个集聚区本身就是这个产业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有关市场的、技术的以及其它与竞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区域内大量积累和迅速传递，这对于企业的竞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厂商能够及时得到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此外，企业的地理集中，能够获得政府及其它公共机构的投资，可以在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上降低成本。
除了政府投资之外，与群聚区同时产生的一些中介服务性的机构、行会组织、教育培训机构、检验认证机构，也对企业的生产率带来积极的作用。这些都使群聚区内的企业能以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有利于其获得相对于群聚区域以外的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
2.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在产业集聚的地方工作，创业者能更容易地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建立新的企业。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它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其它地区容易得多。企业所需要的客户、市场信息，创业者可能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就已经具有了。集聚促进了企业家的集体学习。在集聚的区域内出现了干中学、用中学，这是一种知识的创新过程，往往创造出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消费方式。此外，同行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如不同公司员工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之余时间的聊天等，使得不同的思想不断在交流中相互碰撞产生新的火花。
3.集聚对竞争的影响
集聚加剧了同行业企业间的竞争。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市场的争夺，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也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的甚或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竞争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及服务，追赶技术变革的浪潮。同时在竞争过程中，竞争企业一起分担市场开发成本，推动技术合法化或使其成为标准的过程，降低了经营风险。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全球制造业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这一新兴市场地区的集中，可以有效说明企业集聚的实践。
二、企业集聚的实践：制造业在中国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跨国界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流动性加强，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凭借着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良好环境，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纷纷往中国聚集，如松下将微波炉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年产量200万台；东芝将电视机生产线全部集中在中国，年生产能力150万台。
跨国公司生产基地不断地往中国聚集，国内制造业在与跨国企业的竞争合作中的不断发展壮大，致使我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0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为31880亿元，占当年GDP的35.6％；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一项调查，目前中国摩托车占世界产量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色电视机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制造业中也崭露头角，在美国市场上，中国产品占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已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总和；而在日本市场上，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已大大超过亚洲“四小龙”之和。中国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例：1990年不足2％，2000年为4％。上升了差不多一倍。在美国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占约6％，2000年上升到8％以上；而日本却从1995年的接近17％，下降到2000年的不足13％。在经合组织（OECD）进口中的比重，中国1995年不足4％，2000年上升到接近5％。在日本进口产品中的比重，中国1986年不足5％，2000年上升到接近15％，提高了近两倍。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接近19％，增加三倍多。近两年，“中国制造”占全球的份额更是明显上升。
全球制造业在往中国聚集的同时，我们看到制造业在我国各地并不是均衡发展，在空间上明显存在企业集聚现象。以高科技产品制造业为例，目前深圳是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三家合计年产彩电1500万台，而且彩电制造的配套产品，从主件到配件，从元器件到原材辅料，大多是本地配套生产的。康佳、创维、TCL每家企业都有二三百家配套厂，从显像管到体、电阻等大大小小的零部件都有配套厂家。华为、中兴通讯生产的程控交换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达41.45％，为其配套的厂家大多分布在深圳、东莞、惠州等珠江三角洲地区。据深圳市经贸局的不完全统计，深圳电子信息和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较高的当地配套能力，打印机当地配套能力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复印机达69％、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
作为上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高科技制造业基地，台湾企业更多地充当众多世界著名品牌的代工角色，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台湾以“专业分工、配套协作”的生产模式赢得了竞争力。目前，由台商“群聚”而形成的高科技产业群散落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很多地区。与此同时，群聚的台资企业对当地产业体系的参与度和联系不断加强，产业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当地企业成为台资企业选择配套厂商的目标，台资企业逐步改变传统的营运方式和购销渠道，在当地采购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半成品等比例不断提高。
东莞石碣镇可以说是台湾高科技制造企业“群聚”的一个缩影，在数公里长的公路两边，汇聚着五六十家台资电子资讯企业。以台达、东聚、雅新等七家台湾上市公司为龙头，形成了石碣镇电子资讯业上、中、下游密切配套的产业链，这里的电子产品企业超过100家，成为一个“数码重镇”。目前，台资企业占大多数的石碣电子产业可生产100多种产品，其中电源供应器、电脑键盘、变压器等八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3]
江苏昆山则是台湾高科技制造企业“群聚”的另一个缩影，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中有六家进驻，带动形成了“笔记本电脑基地”，吸引台湾上百家电脑下游零部件产业和上游光电产业企业纷至沓来，笔记本电脑的580多个零部件，除少数需进口外，全部可以在昆山制造。昆山捷安特自行车厂周围，聚集着为其配套的轮胎、车轴等数十家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捷安特年产的300万辆自行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零部件，甚至有两家下游企业可以通过传送带将其生产的零配件送到捷安特自行车厂。主导企业和配套厂家的集聚，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和物流成本，形成明显的成本比较优势，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4]
在国内高科技制造企业“群聚”的同时，我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传统企业群体。如江苏吴江市横扇镇，是全国闻名的羊毛衫生产基地，年产一亿件羊毛衫，镇里的羊毛衫生产经营者已基本做到足不出户便能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环节，订单、商贸、包装、运输等一系列服务性企业配套完备，全镇除了3500户羊毛衫生产企业外，还有600户在全国各地搞销售，500户搞配套经营，400户专门从事原辅料生产，200户搞运输，100户从事设备维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羊毛衫生产的产业链条。
浙江嘉兴地区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嘉兴地区的六个市、县、区目前形成了六大特色规模经济区，每个特色规模经济区都有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区内集聚着几百家甚至上万家中小企业，形成群体企业的规模效应。嘉兴区域经济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嘉善的木业、平湖的服装业呈现出国外资源、国际市场的导向性，嘉善的木业利用国外的木材资源，平湖服装主要销往海外；海宁皮革业、桐乡和秀洲区羊毛衫业、秀洲区丝织业呈现出明显的区内专业市场导向性，大市场引导众企业，众企业支撑大市场，取得了企业和市场优势叠加的效应、随着区域，特色经济和专业市场知名度和商业信誉的提高，海宁皮革业、桐乡和秀洲区羊毛衫业的对外贸易额不断提高；桐乡、海盐的化纤业呈现出国内大市场的导向性。[15]六大特色经济区平均年销售额为69.5亿元，这一规模相当于一个特大型企业。目前，区内单个企业大多数是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涌现出一批大中型龙头企业，如平湖服装业的茉织华集团、多凌集团。同心集团和海宁皮革业中的卡森集团、雪豹集团等。
传统产业企业群体有着很高的运作效率，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商务交易工作效率高。从样品选定、样品制作、原料采购、批量生产、成批交货、通讯运输到银行结算，整个过程快速，便捷、高效，大大节省了客户的交易时间和交易费用；二是市场占有率高。六大特色经济区2000年的总销售收入为414亿元，占全市工业销售收入的29.5％。其中，海宁皮革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约为25％，嘉善胶合板的市场占有率为30％；三是资本利润率高。民营企业的机制加上特色规模经济的集聚效应，使产品成本低廉，资金周转快，市场容量大，年资本利润率比社会平均利润率高得多；四是“高成长性”。经济区内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较强，加上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区内企业和特色经济区本身发展均很快，特别是近年来，创造出销售收入年增长20％—40％甚至更高的经济奇迹。
若干制造业企业在中国的集聚，说明了企业集聚所蕴涵的巨大的创造企业经济价值的能力。那么，作为集聚的主体，有哪些因素影响企业参与集聚？与企业地理集聚相对应的地方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相关措施？下面将从和报酬递增相关的“锁定模型”出发，尝试解答这样的问题。
三、集聚现象的锁定模型分析
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会出现非线性动态过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这种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一旦一个产业带建立起来，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累积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从而呈现出空间上的集聚，这就是布赖恩·阿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特性。
布赖恩·阿瑟关于竞争性技术的锁定（Look-in）模型，讲述的是两种竞争性技术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市场每一个参与者按照先后顺序，随机选择一种效用最大的技术，效用函数中包括一个动态变量，即已进行选择的市场参与者中选择某种技术的人数比例；按照布赖恩·阿瑟关于递增性收益的假设，该变量有正的参数，即先前选择某种技术人数的累积增加，会增加随后选择该项技术的效用水平，由于市场参与者选择顺序是随机，两种技术选择人数之差在某一时点将突破上临界值或下临界值，致使其后市场参与者效用水平始终锁定为选择某一技术的效用是最大的。
模型具体如表1。
表1选择技术A或B的报酬函数
当满足式（1）件时，新进入偏好技术A的市场参与者R改变选择，并锁定选择技术B；
图1
我们认为，锁定模型用于企业集聚现象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企业在某地进行投资也是一个选择过程，我们将影响投资决策过程因素分解为显性的静态因素和隐性的动态因素，显性的静态因素定义为投资者投资决策过程中，预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确定性收益和成本，如税收优惠及补助政策，用地、用水、用电成本减让，人均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隐性的动态因素定义为投入成本因素的供给弹性，如高素质人力和资金等新要素的可获得性，相关地方财政补助政策稳定性，水、电、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主要成本要素供给弹性的变动，地方政府行政介入程度等。作为新进入的投资者如果利用现金流现值模型进行投资分析，由于隐性的动态因素在新进入投资者而言是难以进行估算的，因此往往仅利用显性的静态因素进行投资分析，因此，我们认为显性的静态因素在新进入投资者决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于已进入投资者的增资与否，则是同时考虑显性的静态因素和隐性的动态因素，如果显性的静态因素没有变化，则会主要关注隐性的动态因素，如果过去经验显示隐性的动态因素具有大于1的供给弹性，即隐性动态因素供给增长大于投资增长对隐性动态因素的需求，则已进行投资者将具有强的增资欲望。
A+B=K+G=1，其中我们假定A＞B，K＜G，A＞B反映的是显性静态因素在现金流现值模型中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对现金流C的影响；K＜G反映的是隐性动态因素在现金流现值模型中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对贴现率R的影响。
正如前述的，显性的静态因素为投资者投资决策过程中，预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确定性收益和成本，因此往往可以转化为确定性现金流，这对新增投资者的决策起关键性作用，由于新增投资者对投资所在地了解的局限，因此选择投资贴现率时往往只能参考公开市场利率进行估算，因此计算投资净现金流时，处于分子项的现金流项起关键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在对企业集聚现象进行一般理性分析基础上，利用锁定模型及现金流贴现模型进行模型分析，其中将影响投资决策的相关因素分解为显性的静态因素和隐性的动态因素。
隐性的动态因素为投入成本因素的供给弹性，由于隐性动态因素不能直接转化为现金流，某种意义上可视供给弹性为一个动态变化量，在资源稀缺程度不同状况下，供给弹性可能为大于1、等于1或小于1，因此应视为风险性因素，作为分母项基础性投资贴现率上的一个附加。由于隐性动态因素处于分母项且小于1，因此其对现金流净值有倍数效应的影响，即隐性动态因素比显性静态因素对现金流净值影响程度大。
上述结论在政府决策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在不改变原有显性静态因素对投资者影响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对隐性动态因素的影响，即保持投入成本因素供给弹性大于1，并长期呈现稳定不变或上升势头，将可减少隐性动态因素这一风险性因素，减少投资者投资决策所要求的贴现率，相比改变显性静态因素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净值。
因此，我们认为在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在改变显性静态因素，即税收优惠及补助政策，用地、用水、用电成本减让，人均劳动力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方面难以有较大差别情况下，通过不断改善隐性动态因素，即高素质人力和资金等新要素的可获得性，相关地方财政补助政策稳定性和公开性，水、电、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主要成本要素供给弹性的变动，地方政府行政介入程度等，是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项目方面应采取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