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词论文,歧路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4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9484(2004)04-0029-09
《歧路灯》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之一。作者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原籍河南新安）人。绿园康熙四十六年(1707)生，乾隆五十五年(1790)卒，差不多与18世纪共始终。《歧路灯》大约始作于18世纪初，脱稿于70年代末，（注：李绿园生平及《歧路灯》成书年代，请参看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歧路灯》姚雪垠序及《校本序》。）用带有浓厚方言色彩的语言写成，所以其中有不少方言材料。从现代汉语书面语角度看，“的”、“地”、“得”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结构助词，但是在《歧路灯》里，“哩”可兼具这三个结构助词的用法。显然，这是后期近代汉语以及汉语方言语法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即在对近代汉语语言问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就《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历史形成加以分析、讨论。
1 结构助词“哩”的用法
《歧路灯》的“哩”兼有“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的用法。（注：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语法功能为学术界所熟知，因此本文的分析对此不再多作说明。）这里作详细的归纳分析，在举出可说明问题的例证的同时，按类给出使用数据。（注：调查及统计据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歧路灯》。这可能要算一般研究者目前所能利用的较佳版本，但它的最大缺憾是没有校勘记，校者“略施针线”处也未作标志。）这不仅对“哩”语法分布的描写而言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讨论其历史形成等问题的基础。
1.1 “哩”用同“的”
《歧路灯》用同结构助词“的”的“哩”共105例（可看作
）。
1.1.1 体词＋哩
“哩”用在体词或者体词性词组后，作用同结构助词“的”（31例）。
1.1.1.1 名／代＋哩（＋名）
“哩”用在名词、代词（代名词）后，性质跟“名／代＋的”相同（26例），如：（注：为方便检核，引例后括号内标出该例在《歧路灯》中的回目与页码，如“×·×”即“回·页”。）
(1)女儿道：“不是。这是鞋铺子哩，我爹揽上来，我妈擘画我叫扎小针脚……”(83·793)
(2)箱钱就是谭兄哩，长分子就是夏兄哩。(22·218)
后面又可出现名词，例如：
(3)我明天在你大爷哩地里，送你一块平安地。(61·568)
(4)道大人情意笃挚是丹徒县哩谭姓家谱，你唯唯诺诺是琉璃厂印的缙绅全书。(103·965)
由第一人称“我”构成的“我＋哩＋名”又用作呼语，跟后期近代汉语“的”所呈现的特点一致：
(5)王氏问道：“我哩孩子，你心里明白么？”(25·243)
(6)冰梅向巴氏磕头，巴氏道：“冰姐我哩孩子，你好呀！……”(87·826)
1.1.1.2序数（行第）词＋哩
“哩”用在表示排行或具有行第性质的词语后，等于一个人称名词（可用于对称，5例）。如：
(7)秦小鹰把张二粘竿捏了一把，两个一根铁绳走至墙脚下商量道：“第二哩，你看呀！这谭福儿不出来，咱这官司再不能清白……”(65·622)
(8)孙四妞道：“你两个不如摘开罢！”那戏子道：“九宅哩，摘了罢！”(33·312)
“第二哩”即“第二的”；“九宅哩”即“九宅的”，对书中人物管贻安（排行第九）的称呼。
1.1.2 谓词＋哩
“哩”用在谓词或谓词性词组后，作用同结构助词“的”（60例）。
1.1.2.1 动＋哩（＋名）
“哩”用在动词（含动词性词组）后，性质跟“动＋的”相同（45例）。如：
(9)砍的不如镟哩圆，放着现成不吃，却去等着另做饭？(11·120)
(10)（管老九）何尝是憨子？只怕下手不成，不如下手了姓鲍哩罢。(34·320)
“动＋哩”后可以出现名词，但仅见3例：
(11)收了一个没根蒂哩幼童，做了徒弟。(61·565)
(12)王氏道：“央你哩！说这句不在家哩话，有何作难？”(74·716)
(13)第三张是在星藜堂书房借哩《永乐大典》十六套，装潢铺内借的《淳化阁帖》三十册。(78·761)
1.1.2.2 形＋哩
“哩”用在形容词后，作用同结构助词“的”（15例）。如：
(14)柜内现银三百三十两八钱五分，三大封是整哩，那小封是三十两零银。(23·223)
(15)那皂役附耳道：“肥哩瘦哩一锅煮着同吃。”(30·283)
“形＋哩”处在修饰语位置的例子罕见：
(16)这院内七嘴八舌还嚷的不定交，盛希瑗早已起来，心中有老大哩不耐。(101·940)另外，像“讹诈了一个苦哩田地”(80·778)这样的例子，其中“哩”是方位词“里”还是结构助词“哩（的）”，
不能十分确定。
1.1.3 结构助词“哩”的语气助词化用法
《歧路灯》里跟“的”用法相同的结构助词“哩”，也出现了一些与“的”一样的相关用法（仅见14例，有时界限不清，不易准确统计）。“动＋哩”的“哩”有句末语气助词化的倾向，这也跟结构助词“的”到近代汉语（尤其是后期）的演变情形相似。在判断句里，特别是形成“是＋动＋哩”的句法形式，而谓语带有说明或描述性时，结构助词原有的功能易于弱化。先看下例：
(17)绍闻道：“我属鼠哩，五月端五生，不知是啥时辰。”(8·89)
(18)男胎是难得哩，这是俺姐夫一个后代。(27·256)
像(17)、(18)这样的例子？“动＋哩”应该说还具有体词性。不过，“是…哩”或“哩”不出现句子谓语尚能成立。这说明在类似的句子环境里，结构助词的“哩”有向语气助词演变的倾向。而像下面例子的“哩”，似乎就应该看成由结构助词演变成的具有语气性质的句末助词了：（注：这是根据通常对“是X的”式及相关句式里“的”的认识来谈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有学者对有关“的”的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类似的“的”仍然是结构助词。（袁毓林2003）这里不多涉及。）
(19)一家子人家，要紧的是吃穿，吃是天天要吃哩。(85·812)
(20)孝移说：“告病呈子，我是一定投部哩！”(10·112)
有时“哩”用在疑问或否定句的谓语末尾，也跟同类用法的“的”一样带语气助词性：
(21)我瞌睡了，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睡哩。(83·794)
(22)那人道：“我是管街保正王少湖，你是那里来哩？”(30·278)
有时则是“谓词＋哩”跟它的否定式形成并列式：
(23)况且丈人给没过门的女婿请先生，好哩不好哩，人家怎好深管？(8·84)
(24)黄昏里也还要吃酒，省的再喊酒馆门，他们爱开哩不爱开哩。(57·532)
“好哩不好哩”、“爱开哩不爱开哩”在例中犹“好的不好的”、“爱开的不爱开的”，“哩”也有较明显的语气助词化倾向。
1.2 “哩”用同“地”
在《歧路灯》里，又有跟结构助词“地”相同用法的“哩”（可看作
）。不过这样的用例既不多（仅8例），形式也比较单纯。就所见的例子看，“哩”基本上是用在单音重叠形容词或叠音（重言）副词后，形成跟“AA地”相同的“AA哩”式，但不具备“地”构成的其他形式，用法上也不如“X地”全面，从语法位置说，“AA哩”用做“动＋的（得）”后的补语和动词修饰语。例如：
(25)他临走时，把孩子托于先生，先生跟的紧紧哩。(8·84)
(26)夜里哭了几阵子，方才吃的饱饱哩，如今睡着了。(68·648)
仅见的1例重言副词后接“哩”，用在句首：
(27)走到门首，偏偏哩大清晨对门邢小泉伯来取绸子，看见我身上污的，说我像是出酒模样。(18·184)
另有1例ABB式后的“哩”是用同“地”，还是语气词，不太清晰：
(28)就是你老了，我还年轻轻哩，日头多似树叶儿。(67·646)
1.3 “哩”用同“得”
《歧路灯》里跟结构助词“得”相同用法的“哩”56例（可看作
）。
1.3.1 动＋哩（＋名／数）
“哩”表示得成（或实现），否定形式是“不＋动＋哩”（8例）。后面可以有名词、代词或数量词，但动词只见表示“认识，知晓，记忆”意义的一类。如：
(29)白兴吾道：“他三舅，你坐下罢。你不认哩，这是西街谭相公。”那牙子道：“我认哩，只是谭相公不认哩咱们。”(33·303)
(30)咱哥是个忙人，你不记哩咱在乡里时，咱哥不是地里就是园里？(40·368)
1.3.2 动／形＋哩＋补语
动词、形容词后用“哩”，后面出现补语（25例）。
1.3.2.1 动＋哩＋补语
“动＋哩”后有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后果或者状态、程度。用例较多（23例）。补语是动词或者动词性小句，侧重在表示结果。如：
(31)把色盆打烂，一付好色子也打哩不知滚到那里去了。(51·473)
(32)正说哩入港，忽听的西厢房叫一声道：“林伙计快来，不好了！”(72·795)
补语是形容词性的，则表示状态或程度。例如：
(33)咱姐妹们权且计议搁住，我再踪迹踪迹，休要办哩猛了，惹姐夫回来埋怨。(8·84)
(34)人多挤的慌，又热又汗气，也隔哩远，听说是《二下邗江》，我就回来了。(21·207)
1.3.2.2 形＋哩＋补语
“形＋哩”后有补语，表示状态或程度。仅见2例：
(35)今日午堂，我还要带一起女官司上堂，忙哩了不的。(13·141)
(36)王氏问道：“前院吵嚷什么？你脸上怎的白哩没一点血色？”(76·742)
1.3.3 “动＋哩”表示可能
“动＋哩”表示可能，“哩”用同可能式的“得”，23例，这类“哩”字结构中的动词都是单音式。“动＋不＋哩”是“动＋哩”的否定形式，但是肯定式仅5例，而否定式多达18例。如：
(37)王氏道：“那王中一百年单会说这一号儿话，不管人受哩受不哩。”(74·715)
(38)范姑子道：“我顾不哩。没有教小徒陪陪罢！”(16·166)
疑问句里的肯定式可以有宾语，而否定式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39)却说巫氏分娩，得了一个头生男胎，全家岂不喜欢！只因丹客提炉，铜匠铸钱，吵闹个盆翻瓮倒，麻乱发缠，那顾哩这个悬弧大喜？(77·744)
(40)大相公近来日子薄了，养不哩许些人？不如善善的开发了几个。(80·774)也可以做名词修饰语或补语：
(41)钱万里道：“休怪我说，那西平县是来不哩的人……”(79·766)
(42)家下伤小口、死骡马、遭口舌、打官司，丢财惹气，弄的受不哩。(61·566)另有“不由哩”、“恨不哩”各1例，用在句首，具有副词性：
(43)滑玉道：“不是我肯赌咒，只提起赌博这两个字，不由哩我就恼他哩！”(40·373)
(44)这也是胃脘痛的急了，恨不哩一时就要好的意思。(11·124)
2 结构助词“哩”的形成
由以上分析可见，《歧路灯》里的结构助词“哩”实际上是一个字形而代表了通常所说的“的”、“地”、“得”三个不同的助词，因此可以分别看作（用同“的”）、（用同“地”）、（用同“得”）。那么，结构助词“哩”的来历或者它的原词形式，自然是需要研究清楚的问题。
2.1 结构助词“哩”跟语气词“哩”与方位词“里”的关系
在《歧路灯》里，“哩”字又大量地用作语气词，表示疑问、非问多种语气。表示非问的申明、同意、提醒等语气的例子如：
(45)小儿是晚子，今年五岁，还没见《三字经》哩。(7·80)
(46)王中哩，你大爷他原不是惜费的人，但叫他出这宗银子打点书办……(5·51)
表示疑问（含反诘）语气的例子如（偶尔写作“里”）：
(47)慧娘道：“兴官哩？”冰梅道：“在床东头睡了。”(47·439)
(48)赵大儿问道：“奶奶，碟子在那柜里？”王氏道：“那里还有碟子哩？”(83·795)
结构助词“哩”跟语气助词“哩”同形，说明两者同音，前者肯定是音[li]的。又据吕叔湘(1984a)、江蓝生(2000)、曹广顺(1995:174-175)等的研究，语气词“哩”萌芽于唐代（早期写作“里”），元明以后成为比较通行的语气词。但是，《歧路灯》结构助词“哩”不可能来源于语气词的“哩”，因为从理论上说语气词不可能转化为结构助词，在汉语的演变历史上也见不到这种实例。
《歧路灯》的结构助词“哩”是否来源于方位词“里”？我们持否定意见。因为，我们至今尚未见到较为可信的证据。与之相应的，也就有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
结构助词“的”、“地”、“得”是汉语里很普遍的三个结构助词。据李明(2002)的评述，“的”（早期写作“底”）在9世纪肯定已经出现，10世纪大量使用；“地”在唐代可以见到零星的例子（基本上是用在副词、形容词后），宋代以后渐趋普遍并且组合类型得到了扩大；“得”最早出现于唐代，历经宋元明三代发展成为现代汉语常用的助词之一。那么，体现属于北方方言清代河南话的《歧路灯》，其结构助词脱离了这个系统，由来源于方位词“里”的“哩”取而代之，这在历史的联系以及语言系统方面，都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结构助词“底（的）”的语源上看，王力(1958:320-321)主张来源于“之”，吕叔湘(1984b)、曹广顺(1995:131-133)等倾向于出自“者”，江蓝生(1999)论证当源自方位词“底”，冯春田(1991:111-134;2003:449-455)提出可能来源于代词“底”；结构助词“地”的来源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以太田辰夫(1987:324)名词“地”字说为长；据诸家的研究，助词“得”的来历最清楚，它最初的语源就是动词“得”（得到、得成）。尽管结构助词“底（的）”、“地”的来源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但“的”、“地”、“得”并非一源，其结构功能不同，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认为《歧路灯》里兼有“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用法的“哩”统一来自方位词“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
如上所说，“的”、“地”、“得”是功能不同的、独立的结构助词，拿最明显能够看出问题的“得”而言，它最初不仅来源于动词“得”，而且在近代汉语里，“得”字结构除了可以表示结果、状态等，还表示可能。仅从语法意义角度说，方位词“里”无转化为助词“得”这些用法的可能；也就是说，《歧路灯》的跟方位词“里”无法建立起历史上的联系。事实是，一个实词转化为虚词或者是虚词之间的转化，虽然有句法、语用上的因素或条件起作用，但其间之所以能够形成某种转化（或虚化），也还是建立在意义相关或具有某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像《歧路灯》里的“我认哩，只是谭相公不认哩咱们”、“夸哩他不认的自己”、“着实气哩慌”、“忙哩了不的”、“不管人受哩受不哩”以及“顾不哩”、“少不哩”、“比不哩”之类中的“哩”跟方位词“里”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的。如果这类助词“哩”来自方位词，即使功能扩展，也不可能形成“（动／形）＋不＋哩”这种“哩”可以由否定词否定的组合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用同“的”、“地”的“哩”或许跟方位词“里”有关，但事实上无关，所以也就难以举出证明其间存在来源关系的可信证据。
2.2 结构助词“哩”是“的”、“地”、“得”的同音变体
《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的形成应该说是有迹可寻的，的原词形式是“底（的）”，的原词形式是“地”，的原词形式则是“得”，“哩”是集“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于一身的形式；（注：除上举(6)、(7)、(22)、(28)例“哩”、“的”对应使用外，在语料调查时笔者也录下了很多可直接对比的例子，如“第二哩”与“第二的”(68·653、656,73·703,96·900,102·954)、“不认哩”与“不认得”(20·2020,41·380)、“使哩使不哩”与“使的使不的”(3·22、28,20.201)、“顾不哩”与“顾不得”、“顾不的”(15·160,40·376,58·544,81·782)、“少不哩”与“少不得”(59·547,64·605,66·633,93·868)、“比不哩”与“比不得”(3·21,16,166)，等等.均可以看出其间所存在的关系，为篇幅所限，不再引证。）形成这种结果的重要条件，就是历史上的“底（的）”、“地”、“得”在方言里因音变而导致同音（字形上都可以写成“的”），并由同音而产生一致音变（字形上都写成“哩”）。
2.2.1 “底”、“地”、“得”写成“的”的历史
结构助词“的”早期字作“底”。据曹广顺(1995:136-137)及李明(2002)等，北宋时期“底”开始可以写作“的”，元代中期“的”呈现取代“底”的局面，同时也出现了“地”写作“的”的例子，明清时期这种情形就十分普遍了。因此，这类问题无需再多加叙述。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的是结构助词“得”在历史上写作“的”的问题。
据考察，结构助词“得”写作“的”大约始于元代。但早期用例不多，不过从元代初期到元末明初总体上看是呈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刘坚等1995）
(49)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里行得不错了；……我若行的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么？（《鲁斋遗书》，13页）
(50)拷的我魂飞魄散，打的我肉烂皮穿。（《小孙屠》，165页）
(51)见一个旋风儿绕定坟，来时节旋的慢，去时节旋的紧。（《杀狗劝夫》，186页）
(52)我今日脑疼头旋，身颤的当不的。（《朴通事》，315页）
到明清白话资料里，“得”作“的”的例子随处可见，像《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歧路灯》、《儿女英雄传》等这类清代北方系白话资料，“得”就通常写成“的”了。
2.2.2 “的”、“地”、“得”的词音问题
结构助词“的（底）”、“地”、“得”都写作“的”，这自然不是纯粹的用字问题，而是表明它们的词音至少从元代开始变化，逐渐趋同或趋于近似。吕叔湘(1984b)曾谈到过“底”、“地”为什么可以写成“的”：底和地何以后来都写成的？虽说语助之词大率依声为字，本可随便写，但底，地，的有上，去，人声之别，何以能混同？的字现在说轻声（并且说de不说di），想来底和地写成的，都是已变轻声之后的事。地字变轻声当在底字变轻声之后，所以《京本通俗小说》等书和元人剧曲里底字几已全作的，而地字仍常见；的字是不常用的字，虽然原是入声，宋元之际入声的韵尾辅音已在脱落中，入声去掉韵尾辅音，只有一个短促而升降不显的音，恰与轻声字相似，所以可以借用。还有一个可能。《中原音韵》把的字列入“和作上”；若当时确是如此，则底用的代就只是用同声调的罕用字来代常用字，更觉自然。但地字写的一定在两字都变为轻声之后。吕先生认为“底”、“地”在用字上都写“的”，是由于轻声化的作用。另需说明，“的”兼代“底”和“地”在早期以及后来除北京话以外的大多数方言里，词音形式大概是轻声的[ti]。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结构助词“得”为什么能写成“的”？这也是词音变化（附着性助词轻读）因素所导致的结果。首先，从实际的语料看，在南戏《张协状元》和元代早期白话资料里可见到“得”写作“底”的例子，这表明“得”开始出现音变为[ti]的情况：
(53)贫女那贱人，十人打底九人没下！（《张协状元》，555页）
(54)杀底这达达剩下七个，走底山洞里去了。（《元典章》，62页）
(55)有汗时休去檐下拴，渲时休教侵着颓，软煮料草铡底细。（马致远《借马》，98页）
例(53)、(55)跟例(54)“杀底这达达剩下七个”，“底”就是结构助词“得”；例(54)“走底山洞里去了”，“底”接处所词也是“得”的异形。因为在元代前后，“得”这种用法并非罕见。为说明问题，这里举出调查所得的部分例子：（参看冯春田1991:196-199）
(56)若志在红心上，少间有时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间有时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间都射在别处去了。（《朱子语类》，154页）
(57)只要快活，一就把那心都使得这上头去了。（《鲁斋遗书》，12页）
(58)你带几个伴当来，明日带得里头来，见了去。（《遇恩录》，234页）
由于元代以后“得”又往往写成“的”，所以这种接处所词的“的”字例也较多见。例如：
(59)天子出的师师门，相别了投西而去了。（《宣和遗事》，77页）
(60)看天色尚早，端坐的堂上，十分恭敬。（《皇明诏令》，253页）
(61)一二两酒吃了时，酒带半酣，引动淫心，唱的人家里去。（《老乞大》，288页）
(62)跳冬瓜跳西瓜，跳的河里仰不搽。（《朴通事》，325页）
因此，较早时期“得”写成“底”字例，说明结构助词“得”音变自晚宋、元初之际就开始了。又《中原音韵》“得”属齐微韵（“入声作上声”），跟“底”、“的”同韵（部），而上述“底”作“得”例表明，由于助词词音弱化，发生减音现象，使“得”[tei]的元音[e]丢失，而导致“得”、“底”以及“的”同音，所以“得”较早时期可写成“的”的前期形式“底”，后来又写作通行的“的”；而在词音形式上，它们都应该是[ti]。
2.2.3 “哩”是“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ti]的变体
结构助词“得”、“的（底）”和“地”在历史上肯定曾经有过同音[ti]的阶段，这一词音形式现代汉语仍然保持着，即至少在除北京话以外的大多数北方方言区域内，这三个助词都同音[ti]。而以河南话为方言背景的《歧路灯》里的结构助词“哩”，就正是“得”、“的”、“地”三者共同词音形式[ti]的变体：[ti] →[li]。从音理上看，[t]和[l]都是舌尖中音，差别只在一属塞音，一属边音；在词音轻化时，发生由[t]到[l]的音变是不难理解的。在后期近代汉语方言里，相关的音变例也不难见到。如：
(63)a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水浒》，第7回）
(63)b正行之间，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军马。（《水浒》，第57回）
(64)a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再筛三碗来吃。（《水浒》，第22回）
(64)b俺过着他的日子，他管教俺成人，还说俺是怕婆子，没得还该不怕么？（《禳妒咒》第1回）
(64)c没的这猫也着人哄了不成？（《醒世姻缘传》第6回）
(64)d大相公说：“没哩是咱妹子？但只是他可怎么能呢？”（《寒森曲》第3回）
(64)e寻寻思思的，没里他是“胡寻思”？（《增补幸云曲》第20回）
副词性的“猛可地”又作“猛可里”；“没地”又作“没得”、“没的”，音变为“没里”或“没哩”，又作“每哩”或“们哩”，（冯春田2001）都是词末的[ti]弱化音变为[li]的例子。可见，认为《歧路灯》里“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的词音形式[ti]音变成[li]，在词音演变方面看也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再者，以上近代汉语方言例尽管足以证明由[ti]到[li]的音变是自然的，但这些例子尚属零散的词汇音变，又多限于副词的范围，其中的“地（的，得）”或“哩”都有词素化倾向，并不像《歧路灯》的“哩”那样是一个结构助词系统的音变。但据我们的调查，早在明代北方系资料《金瓶梅词话》里，就出现了结构助词“地”的音变形式“哩（里）”，只是用例不多（括号内标出回、页）：（注：《金瓶梅词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由汉语史方向博士生翟燕、王群帮助调查用例。）
(65)琴童就对玳安暗暗里做了一个鬼脸，走到后边烧茶了。(54·705)
(66)西门庆拿着笔，哈哈哩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极少也助一千。”西门庆又哈哈地笑道：“力薄，力薄。”(57·774)
(67)（那歌童）说罢，不觉地扑籁籁哩吊下泪来。(55·749)
(68)恰回来无酒佯装醉，只顾里打草惊蛇，到寻我些风流罪。(74·1104)
例(65)至(67)例“哩（里）”用在叠音词AA式、ABB式后，例(68)“里”用在副词后；例(66)上下文“哈哈哩”跟“哈哈地”混用。不过，《金瓶梅词话》里尚来见可靠的结构助词“的”、“得”音变为“哩”的例子，这里可能有方言差异的因素。
3 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讨论可见，《歧路灯》所代表的河南方言里结构助词“哩”不仅是集“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用法为一体的形式，而且是“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ti]的方言变体。在除安阳话以外的大多数河南省内部方言里，这种混合体的结构助词“哩”普遍存在；而安阳话兼有“的”、“地”、“得”三个结构助词用法的不是“哩”，而是“嘞”
，
应该是跟“哩”[li]一系的方言变音式
则只能理解为失落声母的形式）。除《歧路灯》的背景方言河南话之外，据笔者所做的粗略调查，在山东方言里，至少在南部的郓城、兖州话里，结构助词“的”、“地”、“得”也有说成[li]的情况（在山东省内部方言里，大多说[ti]）；山东东明话又有“咧”[le]只兼有“的”和“得”的用法，另外安徽歙县话有“哩”[li]，兼有“地”和“得”的用法；山西朔城话有“哩”
，兼有“的”、“地”、“得”的用法，和顺话有“哩”
、[li]，前者用同“的”、后者兼有“地”，“得”的用法（黄伯荣1996:546-548）。由对《歧路灯》结构助词“哩”及其来源的分析，可以推测，上述现代方言里的“哩”或“嘞”、“咧”之类，都应该是由历史上“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ti]演变而来的[li]系词音的方言变体。至于其间用法存在差异（如山东东明话，安徽歙县话，山西和顺话）及异地同变、同词异变的因素，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此外，现代北京话“的”、“地”、“得”都音
的起始时间及形成因素也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收稿日期］2004年1月17日［定稿日期］2004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