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西南夷中“巂”之族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以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族群论文,内涵论文,兼论蜀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即“巂”字，下同)、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据此，“巂”是西南夷中一个部落或人群的称谓应无问题。然“巂”却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叙“巴蜀西南外蛮夷”即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九个部落人群中面貌最为模糊不清的一支。学术界对“巂”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目前大抵有三种意见：(1)“巂”为塞种人；认为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上有一种穿窄长衣裤和高筒皮靴、高鼻深目、蓄长须的人物形象，即“巂人”，他们是由西域地区沿横断山区南下进入云南的中亚游牧人的一支。①(2)“巂”即“叟”。②(3)“巂”为蜀人。③这三种意见虽各有所据，但大多缺乏充分证据和系统有力的论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对“巂”人群之内涵与面貌作一较系统的讨论。
一、“巂”是代表蜀人祖先传说与族群记忆的符号
先对有关“巂”的几种说法作一检讨。“巂”为塞种人，是张增祺先生提出的一个颇具新意的看法，且主要依据考古实物证据提出。应该承认，由于汉代西南夷地区确有来自中亚文化因素及人种进入之证据，④故此看法的提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汉代西南夷人群面貌的多样性颇具启示意义。但此看法存在三个明显缺陷：第一，此说仅仅是依据考古实物证据提出的一个孤证，无任何相关文献记载与之佐证，换言之，在史籍记载中找不到任何相应的支持与证据。第二，张先生提出此说，主要依据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上存在有穿窄长衣裤和高筒皮靴、高鼻深目、蓄长须的人物形象，是依据滇之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提出此看法。但“巂”的分布，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则是在“其(指滇)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⑤一带，在滇之西，距滇甚远而与“昆明”相近。故以滇地出土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来确定分布上远在滇之西的“巂”之族群性质，其地域上的合理性明显欠缺。第三，一个来自中亚的游牧人群由西域地区沿横断山区南下到滇西一带，在经历了如此长距离的迁徙而仍能完整保留其独立聚居形态与部落建制，且被中原史家认同为“西南夷”中的一个部落，这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难以想象，其合理性与可能性很成问题。从这三点看，“巂”为塞种人说，其依据与合理性均有问题。
再看“巂”即“叟”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尤中先生，其提出的理由有二：其一，“叟族一般普遍与昆明族相互杂居在一起。其分布面之广，人口之多，仅次于昆明族。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二，“叟族的主要聚居区是越巂郡。越巂郡之所以得名，是因其地有巂水。‘巂’音‘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把巂水写作同音的孙水。今四川凉山州安宁河上游的一支仍称孙水河。‘巂’、‘孙’与‘叟’同声。巂水可写作叟水。其所以称之为巂(叟)水，是因为这条河流经的地方是巂(叟)族的聚居区。河流因民族而得名。巂族的书面记录名称，至三国初年便写作‘叟’。”⑥应该承认，“巂”、“叟”之间确存在联系，⑦但“巂”为“叟”说却存在一个问题，“巂”作为部落或人群称谓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而同样作为人群称谓的“叟”则是在三国魏晋时期的文献中才始见于记载，两者之间是如何转换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转换？对这些问题目前均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就“巂”即“叟”而言，目前主要还是一种主观揣测和臆断，缺乏系统和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认为，在目前有关“巂”之面貌的解释中，最当引起重视的是“巂”为蜀人说。此说最早由徐中舒先生提出，主要从“巂”的字意及训诂角度提出此说，认为“蜀人称巂”。⑧惜徐先生未能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并作深入全面的讨论，致使其观点至今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其影响和接受程度均十分有限。这一点殊为遗憾。下面，笔者拟主要就徐先生提出“蜀人称巂”之证据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考察与讨论。“巂”是一个生僻且笔划繁复的字。因笔划过于繁复，此字也常被讹为“嶲”，这造成史籍中“巂”与“嶲”两字常被混用，形成“巂”与“巂”互通的局面。⑨但“巂”为本字，“嶲”为其讹变则甚清楚。我们先来看“巂”字在汉人语境中的含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巂”曰：“巂，周燕也。从佳，像其冠也，冏声。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闻子巂鸣，皆云望帝。”《尔雅·释鸟》曰：“巂，周燕。”郭璞注：“子巂鸟出蜀中。音攜。”⑩从这两个汉代文献对“巂”的解释看，均将“巂”释为一种燕类的鸟，可见“巂”字的本意是指一种“鸟”当无疑义。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和郭璞注在提到“巂”这种鸟时，均将之与蜀相联系。许慎释“巂”特引蜀王杜宇化为“巂”(子规)亡去，蜀人闻巂鸣“皆云望帝”的传说。许慎对“巂”的解释，应代表汉代人通常所悉知的有关此字的主要内涵。而魏晋人郭璞于“巂”字下注曰：“子巂鸟出蜀中。”这一句实点明了“巂”与蜀发生关系之缘由：子巂鸟是一种“出蜀中”的鸟，这应是蜀人以“子巂鸟”喻杜宇化身之传说产生的背景与自然基础。
与“巂”字相关的蜀王杜宇化为子巂鸟的传说在后世得到广泛流传，影响甚大。汉代以后史籍及诗文中，凡提及“巂”大多同时征引杜宇化为“巂”的传说。《太平寰宇记》卷72《益州序》载：“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二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后有王曰杜宇。……时有荆人鳖泠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鳖泠至汶山下，忽复生。见望帝，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泠凿巫山，蜀得陆处。……遂自亡去化为子鹃鸟。故蜀人闻子鹃鸟鸣，曰：‘是我望帝也’。鳖泠或为鳖灵。子鹃为子巂。或云‘杜宇死，子规鸣’。”(11)左思《蜀都赋》曰：“鸟生望帝之魂。”此传说在唐代更成为诗人广泛征引和歌咏的题材。如杜甫《杜鹃行》有“古时杜宇称望帝，魂化杜鹃何微细”，杜鹃实已成为含有冤屈的蜀王杜宇之代名词。
从蜀王杜宇化为子巂传说被后世广泛记载且被历代文人广为传唱看，此传说至少在汉代时已在蜀地广为流传，这应是许慎《说文》中释“巂”时引此传说的背景。徐中舒先生说它是蜀人“历代相传旧说”，乃为洞见。“巂”既然是“出蜀中”的鸟，又被蜀人普遍喻为望帝杜宇化身，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巂”在汉代已经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字：它代表着蜀人的祖先传说与族群记忆，是蜀人所特有的一个符号和标记。故“巂”与“蜀”有关，即徐先生所言“蜀人称巂”，乃完全能够成立。“巂”与“蜀”有关还可由民族志材料得到旁证，分布于汉代越巂郡范围的四川凉山彝族至今仍称子巂鸟(杜鹃)为“蜀布”或“蜀”(音)，或说“蜀”是一种野鸡。(12)
但在汉代，“巂”无论是作为地名还是人群称谓都并不出现于蜀地，而是大量出现于越巂郡和南中西北部一带。两汉时越巂郡和南中西北部地区有“巂水”、“巂山”、“越巂”、“巂唐”等不少含有“巂”的地名。被《史记·西南夷列传》称作“巂、昆明”的人群也主要分布在今滇西一带。“巂”既然是蜀人的特有符号和标记，代表蜀人的祖先传说与族群记忆，为何作为人群称谓或地名的“巂”却普遍存在于越巂及南中西北部一带呢？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是蜀人南迁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蜀人南迁将“巂”这一代表蜀人祖先传说与族群记忆的符号与标记带到了上述地区。
对这一点，我们从“越巂”之得名亦可看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水伐之，以为越巂郡。”李贤注曰：“巂水源出今巂州邛部县南巂山下。”蒙默先生认为“越巂水”三字当读“越‘巂水”’，而前面的“自”字当是衍文。(13)《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越巂郡”云：“故邛都国也。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可证明蒙的意见正确。《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越巂，郡，武帝置，本邛都也。巂，水名，因越巂水而置郡，故以名焉。”知汉武帝时设“越巂郡”确以“巂水”得名。“巂水”即今西昌越西河。除“巂水”外，越巂地域还有“巂山”。《元和郡县图志·巂州》邛部县条载：“巂山，在县西南九里。巂水出巂山下，州郡得名，因此水也。”(14)由此看来，先有“巂水”、“巂山”而后有“越巂”之得名当无疑义。蜀人南迁经灵关道翻越邛崃山脉之大相岭，在大渡河南、北两岸可能留居了一段时间，在此地段汇入大渡河的重要支流即是“巂水”(今越西河)。“巂”既为蜀人之符号，南迁蜀人因曾聚居于此而将之名为“巂水”就不足为怪。这与秦灭蜀以后秦人大量迁蜀，因怀念秦地而将蜀地之河名改为“泾水”的情况应同出一辙。(15)
二、有“巂”的区域与南迁蜀人的分布地域相吻合
“巂”为南迁蜀人，可由史籍所载蜀人南迁后的主要分布地域得到进一步印证。关于秦灭蜀以后蜀人向南迁徙的史事，史料有很明确的记载。《史记·三代世表》张守节《正义》引《谱记》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
对这段史料或有学者标点为：“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16)以此标点，则蜀人子孙迁到“姚、巂等处”当在蚕丛之时，其年代甚早，约在西周至春秋早期。(17)但此标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华阳国志·蜀志》中有一段相似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此记载仅言周失纲纪蚕丛先称王，其意与“周衰，先称王者蚕丛”相吻合。其二，据《华阳国志》记载，蜀国自蚕丛及其后的柏灌、鱼凫、杜宇等王朝均为一脉相承，并无“国破”的记录。因此，将《谱记》这段文字标点为“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显然更与史料及史实背景相符。(18)如此，则“国破”当指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即蜀王子孙迁往“姚、巂等处”应在司马错灭蜀后，与史实相合。“姚”为今云南大姚县一带，汉代属越巂郡青蛉县，唐代为姚州。“巂”指巂唐县，其地在今云南保山。(19)任乃强认为：“巂为种族，则巂唐显然是取当时巂种集中居住地之义。”(20)此判断甚是。《盐铁论·备胡》卷7云：“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此处显然将“巂唐”作为人群称谓来使用，这证明“巂唐”之得名确应缘于有“巂”之人群居住。需要注意的是，蜀子孙所居“姚、嶲等处”，亦恰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巂、昆明”之“巂”的分布区域。这一点由记载南迁蜀人的另一条史料可得到有力的印证。《史记·三代世表》记：“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这是褚少孙补《史记》的一段文字，褚系西汉元成间一位博士，其为《史记》补缺保留不少第一手材料。(21)从这段记载看，其提到“至今”(即西汉时)(22)“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蜀王”显然非处于汉朝控制下的蜀郡范围，而当在汉朝直接控制区之外。这由其所言里程也可得到证实。“在汉西南五千里”，该记载既言西汉之事，则此处的“汉”当指长安。据《续汉书·郡国志》越巂郡在“洛阳西四千八百里”，益州郡在“洛阳西五千六百里”，而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减去洛阳、长安之间的里程，则“在汉西南五千里”大体应指越巂郡以南以西之区域。蒙文通先生经考证后认为：“越巂之南、益州、永昌之北的地带恰好是在长安西南五千里。”(23)此判断甚是。褚少孙这段记载说明，至少在西汉武帝或元成年间，长安西南五千里即越巂之南、益州、永昌之北地带确有南迁“蜀人”势力存在，他们与西汉朝廷之间仍保持一种以“输献”体现的“朝降”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在汉代存在于“汉西南五千里”的“蜀人”，其所在地域也正好与史料所记蜀“子孙居姚、巂等处”的地理范围相吻合。“姚”，唐代为姚州，《旧唐书·地理志》载：“姚州，武德四年置……至京师四千九百里”。“巂”(即巂唐)在“姚”之西南，则其位置亦正合于“汉西南五千里”范围。也就是说，《史记·三代世表》记西汉时蜀人仍存在于“汉西南五千里”与《史记·三代世表》张守节《正义》引《谱记》云蜀之“子孙居姚、巂等处”，两者地理位置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汉书》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所记“巂”这一人群也正好位于此区域。三书对“巂”的记载有两点大体一致：其一，均将“巂”与“昆明”并举，称“巂、昆明”，说明“巂”的位置与“昆明”相近；其二，均称“自巂以东北”为“筰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筰都为沈犁郡”，沈犁郡在今雅安一带，则“巂”当在沈犁郡之西南，亦即越巂西部及益州、永昌以北地带，这意味着“巂”的地理位置应在“昆明”之东北。(24)因此，汉代“巂”的分布位置与西汉时蜀人势力存在于“汉西南五千里”及蜀人子孙居“姚、巂等处”的记载相吻合。这就有力地印证了在汉代被称作“巂”的族群内涵确应指南迁之蜀人。
此外，可证明蜀灭后蜀人曾发生较大规模南迁的还有安阳王事迹。《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25)《旧唐书·地理志》于安南都督府下引《南越志》曰：“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26)据学者考证，安阳王的时代大约在战国后期至西汉初。(27)安阳王的史实可与西汉时蜀人势力“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记载相佐证。蜀灭后，蜀王子能将兵三万之众在距蜀地千里之遥的交趾建立政权，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在秦灭蜀后蜀人向南迁徙的规模相当可观，且南迁的蜀人中很可能有原蜀王室后裔即“蜀王子”存在。(28)其二，南迁后的蜀人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某种政权组织形式，这由其“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记载可得到证明。其三，蜀人南迁以后能远达交趾并建立政权，意味着在蜀地与交趾之间应有一个蜀人活动的中间地带，亦即蜀人南迁后所盘踞的根据地。只有在此根据地得到充分休整、发展并坐大势力后才可能聚三万之众入据交趾建立政权。而据史载，“汉西南五千里”的“姚、巂等处”很可能正是蜀人南迁后盘踞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反映的蜀地文化向西南夷地区的辐射看，蜀人向南中地区迁徙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一，五尺道：经今乐山、犍为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盐津、大关、昭通、赫章、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而至大理，此道穿越的地理单元主要有昭通盆地、曲靖盆地、滇池湖滨、楚雄盆地。其二，零关道(亦称“牦牛道”)：经今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至大理，此道穿越的地理单元主要有青衣江中游河谷、安宁河谷、盐源盆地、楚雄盆地。这两道于楚雄盆地汇合后，向西转为经洱海湖滨和保山盆地的“博南道”。(29)从目前考古发现材料看，在上述两条路线中，以零关道一线所散布的蜀文化因素及遗迹最为丰富。特别是今盐源盆地一带，出土有大量蜀式风格的青铜器。(30)诚如刘弘先生所指出：“‘零关道’与‘博南道’的东段，是巴蜀文化向南辐射和影响最重要的孔道。巴蜀文化向南辐射和传播的主要文化因素，如标准巴蜀式戈，受巴蜀式戈影响的D、C、B式三角援戈，铜杖与杖首，青铜人物造型艺术，大石崇拜遗迹都在这条路线上出现，而传播和辐射的线索和时代较为清晰。商周时代蜀文化传入了青衣江、安宁河地区。战国时期逐渐传入了盐源盆地、滇池湖滨和洱海湖滨，以上现象说明，‘零关道’是巴蜀文化向南传播和辐射的主要孔道，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传播的蜀文化因素最多，传播和辐射的距离也最远。”(31)蜀文化因素大量散布于零关道一线的事实，与史籍所载蜀人后裔分布于“汉西南五千里”“姚、巂等处”完全吻合，这充分证明由灵关道经越巂到“汉西南五千里”“姚、巂等处”一带乃是蜀人南迁的主要路线。(32)
对于蜀人南迁规模与范围，蒙文通先生曾作如下估计：“《蜀王本纪》说，蜀‘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这是古代蜀人的标识。《西南夷列传》说夜郎与滇和邛都‘皆魋结、耕田，有邑聚’，这正是牂柯、益州、越嶲三郡也是椎结，和蜀人同，这就是《汉志》说的与巴蜀同俗。从椎结来看，蜀王子孙在益州、越巂也是对的。”(33)此见解极具启示性。徐中舒先生也指出：“蜀亡以后，蜀王子孙率其部族流散于川西各地，自青衣江、若水(今为雅砻江)沿横断山脉南下，其人则随所在之地而异名。……其在越巂或南中者，则为越巂、为巂唐。”(34)同蒙先生的观点大体吻合。笔者以为，对于蜀人南迁的规模、范围及对越巂、南中等地西南夷人群产生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缺乏足够关注与认识，亟须引起重视并予以重新估价。
三、关于“巂”之人群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
关于“巂”这一人群，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三书在分叙西南夷各部落时均无关于“巂”的任何记载。笔者以为，出现此局面必有原因。以司马迁个人阅历而论，他既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有“巂”这一人群，本人又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35)足迹已近南中之昆明一带，其对“巂”的内涵及褚少孙所言“蜀王……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等事实不可能完全不知晓。其所以隐而不记，原因恐在于“春秋”笔法，即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正处于汉王朝向外开疆拓土的巅峰，其时北征匈奴、南征南粤，西开西南夷，“大汉”心态日益膨胀。在此背景下，蜀人势力仍存在于汉朝鞭长莫及的西南夷偏远之地显然是朝廷所不愿看到的，记录和彰显此事为当时情势所忌讳。且司马迁作《史记》时已受宫刑，政治上处于失意和挫折境况，对蜀人余绪仍存在于西南夷地区一事作隐讳、模糊的处理当在情理之中。而这种处理为后来的汉代史家所沿袭。此事可由另一现象得到说明，汉代史籍除褚少孙所补《史记·三代世表》是唯一提及蜀人后裔存在于“汉西南五千里”外，其余所有披露南迁蜀人情况无论是称蜀人后裔居“姚、嶲等处”还是蜀王子安阳王事迹，都出自于汉以后魏晋南北朝史家的记录与收集，这同汉代史籍中对“巂”这一人群的内涵及具体情况讳莫如深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所以，汉代存在对“巂”之族群内涵有意加以隐讳的可能性极大。但此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二，“巂”的去向。在汉以后，作为人群部落名称的“巂”基本不见于记载，“巂”仅作为地名如“越巂郡”、“巂州”等而存在。但在唐代兴起的六诏中却出现了带有“巂”的“蒙巂”一诏。樊绰《蛮书》卷3载：“蒙巂一诏最大。初巂辅首卒，无子，源罗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诏，蒙归义(南诏国王)密有兼吞之意，推恩啗利，源众归焉。居数月，俘照源及源罗子，遂并其地。”从蒙巂诏原在六诏中最大，其首领又被称作“巂辅首”等迹象看，蒙巂诏很可能与汉代的“巂”这一人群有关系。从地望上看，蒙巂也与汉代“巂”的人群分布相接近。向达先生于《蛮书校注》中云：“蒙巂在蒙舍北即杨瓜州，即白崖城地，盖今之弥渡坝子也。”(36)弥渡紧邻姚州(今云南大姚县，唐代为姚州)之西南，叶榆泽(洱海)之东南，西汉时为益州郡云南县范围，东汉时划归永昌郡，在永昌郡之东北，其地正与汉代“巂”的分布区域相邻近。(37)《旧唐书·南诏传》载记：“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可见，蒙巂等六诏早在东汉时已存在于洱海及巍山一带，三国时又臣属于蜀汉，与蜀地的联系密切。故从六诏中“蒙巂一诏最大”、占地广、分布与汉代“巂”的人群接近、其名称中又含有“巂”等迹象看，“蒙巂”的人群内涵与主要成分很可能正是汉代的“巂”即南迁蜀人之后裔。
第三，“巂”虽指南迁的蜀人，但考虑到蜀人发生较大规模南迁应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即“国破”前后，距司马迁的时代已有200余年，且蜀人南迁到“汉西南五千里”一带是一个逐步和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蜀人南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与西南夷人群发生接触和一定程度的融合，故其南迁过程也伴随了蜀人的“夷”化(当地化)过程。从此意义上说，司马迁所记的“巂”显然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蜀人”。史籍称蜀“子孙居姚、嶲等处”，此处仅言“子孙”而不直接言“蜀人”，正说明其迁到“姚、巂等处”的年代已较久远。故汉代所称的“巂”在文化上与原先的蜀人已存在一定距离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为我们理解“巂”这一人群所必须注意。其次，《史记》称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记载不确。据考古材料，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在滇西大理、保山及周围地区均发现大量呈农耕面貌的遗址及墓葬。《史记》这段记载可能系作者当时对巂、昆明所在地区尚缺乏了解而听信传言所致。(38)
“巂”之人群在汉以后显然逐渐融入西南夷中。笔者认为，“巂”的主体可能主要融入到了今天的彝族或彝语支系民族中。不少学者注意到，彝族与古蜀人之间在文化习俗、传说、信仰、日常生活等存在诸多共同点(如纵目传说、发式、图腾信仰、文字等等)，(39)这些共同点极可能是蜀人南迁后与彝族先民发生融合所致。对于蜀人“国破”后何以发生大规模南迁，还有一个背景非常值得注意：这就是蜀人与“夷”这一人群类别的关系。我们知道，彝族先民在历史上被普遍称作“夷”，“夷”乃是汉代西南夷中一个大的人群类别。(40)《华阳国志·蜀志》载：“筰，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筰，蜀曰邛，皆夷种也。”《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广汉本南夷。”据此记载，则从蜀地沿西南方向的汉嘉、越巂、昆明一线所分布的部落人群均同属“夷种”，而这条线恰是蜀人南迁的主要路线。《汉书·地理志》又云：“及犍为、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民俗略与巴、蜀同。”因此，蜀人与越巂、昆明一带人群同属“夷种”以及越巂、南中一带“民俗略与巴、蜀同”的文化背景很可能正是促成蜀人向南迁徙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参见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4页。
②参见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8页。张增祺也认为“巂”即“叟”，均指来自中亚的塞种人，参见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8页。
③参见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96页。
④参见申旭：《藏彝民族走廊与西亚文化》，《西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⑤一般认为，同师指今云南保山一带，楪榆即今云南大理。《汉书·西南夷列传》作“西极同师，东北至楪榆”，则正与其地理位置相符。
⑥尤中：《云南民族史》，第27页。
⑦有关“巂”、“叟”之间关系，因牵涉面广且问题较复杂，笔者拟另撰文讨论。
⑧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第1396页。
⑨在后世大量文献中“越巂”亦作“越嶲”，“巂州”亦作“嶲州”，形成两字并用的情况。
⑩(晋)郭璞注、(宋)刑昺疏：《尔雅注疏》卷10《释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648页。
(11)除文中提及诸书引有此传说外，罗泌《路史》引《风俗通》亦记有此事。
(12)参见李星星：《论“藏彝走廊”》，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参见蒙默：《论汉代“越嶲”的“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4页。
(15)《舆地纪胜》卷146载：“秦水在峨眉县西南。”《太平寰宇记》嘉州罗目县条载：“秦水，在县西一百二十里。昔秦惠王伐蜀，移秦人万家以实蜀中，秦人思秦之泾水，乃呼此水为泾。唐天宝六年，改为秦水。”其地即今峨边县金口河区。民国《峨边县志》亦记：“峨边，古西南夷地也……相传秦人伐蜀曾及于此。”见李仙根修纂：民国《峨边县志》卷1《舆地志》，1915年铅印本，第3页。
(16)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13页。孙华：《蜀人南迁考》，《成都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7)童恩正认为，杜宇的时代约在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8)《史记》中这段文字，中华书局1959年和1982年两个版本均按此标点。
(19)任乃强、方国瑜认为巂唐县在今保山县一带。但任认为其县境绝大部分在今澜沧江内。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93页；方国瑜：《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方国瑜文集》第1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但尤中认为巂唐在今云南云龙县。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20)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1)参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出版说明”，第3-4页。
(22)此处的“至今”可作两种理解：或指褚少孙补《史记》的西汉元成年间，或指司马迁作《史记》之时，两者孰是尚难确断。不过按常理推断，该记载既然是褚少孙所补，前者的可能性显然较大。
(23)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蒙文通：《古族甄微》，第204-205页。
(24)《史记》张守节《正义》曰：“嶲音髓，今嶲州也。昆明，嶲州县，盖南接昆明之地。”《汉书·西南夷列传》颜师古注：“巂即今之巂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说明巂之西南与昆明相接。
(25)(清)王先谦校：《四部备要·史部·王氏合校水经注》，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83页。
(26)徐中舒先认为此记载中的“雄王”、“雄侯”，当是“雒王”、“雒侯”之讹，颇为正确。见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四川地方史研究专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5辑)，1980年。
(27)交趾设为郡县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当指元鼎六年以前。“南粤王尉佗”指赵佗，其割据岭南称南越王的时代为秦亡楚汉相争之时。据安南无名氏《越史略·国初沿革》记“蜀王子泮”始称安阳王的时间为“周末”，为战国中期，时间当在秦灭蜀之后不久。见孙华：《蜀人南迁考》，《成都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28)参见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第1394页。
(29)参见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四川大学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组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30)参见凉山州博物馆、西昌文管所、盐源县文管所：《盐源近年出土的战国西汉文物》，《四川文物》1999年第4期。
(31)刘弘：《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编：《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4期。
(32)有关蜀文化向西南夷地区的传播情况，还可参见唐长寿：《川南蜀人墓葬和蜀国南疆》，《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
(33)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蒙文通：《古族甄微》，第205页。
(34)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第1394页。
(35)《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36)向达：《蛮书校注》卷3《六诏第三》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页。
(37)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第239页。
(38)对这一问题，张增祺也指出：“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迁将昆明等少数民族统称为‘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经济，而且分布范围广达‘数千里’。这一记载与实际情况显然是不相符的，从大量考古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期，滇西地区已有许多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出土，至少说居住在坝区的居民早已过上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就以文献记载而言，也说明滇西广大地区的经济并非‘随畜迁徙，毋常处’，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祥云地区‘土地有稻田’；《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今大理、保山等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与‘耕田，有邑聚’的滇池区域和滇北地区并无太大的差异。”见张增祺：《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39)论述这方面的论文较多，主要有巴且日火：《论三星堆文明与彝族先民的渊源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杨甫旺：《古蜀文化与彝族》，《四川文物》1996年第4期；关荣华：《试论古蜀人的迁徙与西南各族的融合——兼析彝族的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40)参见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石硕：《汉晋时期南中夷、越辨析》，《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