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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公祭孔子”、海啸与“敬畏自然”……甲申年一系列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争论，昭示着知识界以及民间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
文化的影响力无疑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其核心也就是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覆盖面和感召力。但什么是中华文化？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回答起来却异常复杂。中国人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根基何在？
刚刚过去的甲申年，一场有关中华文化的争论异常热闹，逐步加温。
中国人正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正在寻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海啸引发“天人之争”
截至农历猴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媒体《新京报》上一场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的辩论已经进行到第二十个回合了。而《新京报》还只是这场辩论的战场之一。至此，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辩论已吸引了何祚庥、方舟子、梁从诫、秦晖等众多学者，以及包括中学生在内的许多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
挑起辩论的是环保人士汪永晨。2004年年末，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汪永晨撰文呼吁大家“敬畏大自然”。此文发表之后，一向以反对伪科学著称的何祚庥院士就此接受了《环球》杂志的采访，其观点针锋相对：“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
何文发表之后，反对声和支持声大作。汪永晨在反驳文章中写道：“我并不想承认大自然会报复，大自然不会心胸那么狭窄，它容忍了很多我们人类因无知而犯的错误。但是如果把自然比喻成我们人类的躯体的话，它当然会生病。”
她的反驳很快引起了另一位学者方舟子的质疑：“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蒙昧的观念，与科学思想格格不入”，“当然更是反科学了”。
针对方舟子的批驳，有人反问：“科学为什么就不能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杨国彬则撰文指出“有的时候，人们对科学的迷信，甚于对自然的迷信；再有的时候，科学被说成是真理的代名词，有人便以科学的名义，对别人加以压迫；更有甚者，科学本身竟也成为压迫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就需要反一反了”。
至此，这场有关“敬畏自然”还是“以人为本”的“天人之争”最终转向了一个近百年历史中不断出现的话题——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论。
“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达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是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
以上的这一段话摘自胡适1925年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作的序文。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人生观的特质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对人生观问题也只能徒唤奈何。文章发表后，不意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痛斥。此后，张丁二人往复辩难，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等名流争相参战。辩论持续了一年多才渐渐结束，史称“科玄论战”。
对于“科玄论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在为1997年再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指出，“论战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差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传统的心性之学与以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
同时，“正是20世纪中国的特定时代形式，使得探讨这个古老哲学疑案的‘科玄论战’，获得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这个‘时代形式’就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紧紧纠缠着中国人的文化争论：‘古今中西’之争。”
如今，距离“科玄论战”已经80多年了，但这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紧紧纠缠着中国人的“古今中西”之争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
如果说有关“敬畏自然”的“天人之争”更多是有关“中西”的争论，那么2004年的“传统文化热”则既与“中西”有关，也与“古今”有关。
在许多媒体的2004年年终盘点中，“传统文化热”榜上有名，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种表述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促使媒体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至少包括“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公祭孔子”以及“原道十周年纪念活动”这4件事，而这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和波澜。
2004年5月，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在北京首发。这是一本专供儿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的书。它节选了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的部分内容，共约15万字。从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之后，蒋庆便在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的地方建了阳明精舍，讲习儒学，并极力提倡少儿诵读经典。
蒋庆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
蒋庆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尤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的批评最为激烈。2004年7月，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文章认为，“读经就是强迫孩子在3岁～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蒋庆的努力是“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薛涌还将这些命名为“文化蒙昧主义”。
数日后，自由学者秋风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又对薛文提出批评。秋风称，从20世纪初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和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
7月22日，《南方周末》就此一次性地刊出四篇讨论文章。同时，争论开始从纸上迅速蔓延到网络。
到了9月，关于读经的争论渐趋平静，但另一场争论又开始了。9月3日到9月5日，“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5位的名义发起，共有72位名流参加，其主办方为文化部下属的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该促进会现任主席为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高占祥。
论坛闭幕会公开发表了一份近1500字的《甲申文化宣言》，内容包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反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这样的宣言已经是第三份了。民国二十四年，王新命等10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发出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9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伟时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中国文化：应世界潮流方可得生天》一文，从“在文化领域，政府有权做什么”、“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吹嘘‘东方品格’救世是否合适”三方面对宣言提出批评。
著名学者李泽厚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我不赞同以此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我反对认为文明并无进步落后之分、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价值等同的文化相对主义。”
同样在9月，“纪念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在山东曲阜举行。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新中国首次。
回应全球化大变局
对于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为主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袁伟时指出，同19、20世纪中国所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一样，这次“文化高峰论坛”也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必须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出路。而“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一体化的框架下去观察，并不新鲜。”
成书于19世纪40年代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已经敏锐地察觉：“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后来晚清有识之士把这个局面概括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袁伟时说：“从那时以来，所有关于中西文化的议论，其实都是对全球化这个‘大变局’的回应。”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大变局”的回应不尽相同，但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始终是一条主线。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看来，五四精英们对传统文化做的不是一般的检讨，而是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总清理，是全面系统攻击传统的规则理念，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把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的包袱抛掉。
然而，2004年，知识界对这样的“总清理”作出了不同以往的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是这样描述2004年的相关现象的：2004年似可以称为“保护传统年”，这一年中有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知识界中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都发现了传统的重要，从不同角度提出要保卫传统。例如以儒家自命的学者倡导少儿读经，并与一些时髦学者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儒道救国”的小小思潮；有研究哲学的学者突破了历来以“进步”“革新”为正面价值的藩篱，宣称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学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灵漂泊，精神虚无”而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构“中国精神”；“再文明化”和重构“中国精神”自然离不开古老传统。甚至连身处主流的学者也津津乐道传统文化的“东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
《外滩画报》的一篇针对读经运动的文章写道：“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在此次读经争论中，虽然有不少人明确地批评，但是也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出人意料地对读经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和支持，这和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高举‘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大旗，在反传统文化中进行启蒙的一贯姿态完全不同。”
转型期的文化焦虑
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2004年这场传统文化热与以往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它主要不是学者讨论出来的，而是产生于强大的社会需求。
据报道，2003年约有500万儿童诵读经典书籍，2004年估计已升至1000万。同时2004年，在农村，一些新式的私塾也开始出现。
杨东平认为，民间力量复兴文化传统的自发努力，产生于丧失了道德感和文化意义的社会生活，来自社会深层民族性的觉醒和现实焦虑。
“在全球化和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社会环境中，青少年一代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正在迅速丧失，对文化传统可以一无所知，对书法、民乐可以一窍不通，剑桥英语却不可一日不读，视麦当劳、肯德基如亲娘老子。各地在经济开发中严重破坏历史文物和自然环境，一些地方甚至赡养老人的基本道德都难以维系，都反映了传统断裂所造成的深刻道德和文化危机。当下所谓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读经，基本已无国学素养可言，许多人甚至缺乏对传统尊重的情感和企图了解的态度。”
他还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以否定、割断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文化方针和教育方针的。越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化越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一个不尊重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动物”的崛起。这一切，正是当下传统文化热的社会动因和现实合理性。
在谈到为何要大力提倡少儿读儒家经典时，蒋庆表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道德崩溃。他用“礼崩乐坏”来形容当代的道德现状。
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则表示，读经之论争不过是中国现代史上若干类似事件的旧调重弹，与社会的失范和道德观念的多元有关，与转型期人们的精神状态迷惘和焦虑有关。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对于这场“保卫传统”运动，著名学者李泽厚以其“吃饭哲学”给予了解释：因为十数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了，于是渐渐使一些知识分子对本土资源有了信心。
而青年学者王怡在去年第10期《书屋》的《“读经”背后的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中称：“是让主流思想界和一般公众借以获得一次审视、尊重和同情传统的机会，有助于改变百年以来把本土价值传统视为自由民主之敌人的偏见。”
“清末民初到五四以来一直隐含存在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一个是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要重建传统必须恒定固有文化的价值，使传统得到再生，第二个问题似乎费解，难道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还需要认同吗？还有认同的问题吗？”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刘梦溪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发言认为，“因为从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
他还指出，在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是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尽管许多媒体对于2004年的“传统文化热”冠之以“文化保守主义复兴”，但如果仔细分析这其中的诸多文本，会发现，在一年多以来的争论中，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9月8日，在《甲申文化宣言》发布三天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哪里来？哪里去？》一文，提出疑问：“拯救传统与完成启蒙，这个国家现在更需要哪个，或者需要齐头并进？”
事实上，尽管“2004文化高峰论坛”最终通过了一份有72位名流签字的《甲申文化宣言》，但论坛参与者对这份宣言本身也存在着争议。
“今天我们在谈论传统，还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解决西方文明所遇到的问题。但是，难道别的文明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文明就一定能解决吗？而且，看一看中国社会今天的各种问题，有许多难道不是还应该从我们的传统中寻找原因吗？”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的茶歇时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出了上面这段话。
而另一位参与论坛的学者则明确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说：“《甲申文化宣言》的出现有一种偶然性，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考虑周全的、严谨的宣言。无非是开一个会，有人起草了一个东西，有一些人认同其中的观点，但据我所知，很多学问好的人都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观点。”
然而，无论对传统的态度如何，许多学者的共识是，以往漠视传统、敌视传统的态度必须改变。
“一棵大树，只有自己的根基扎得越深，抵抗自身机体病毒的能力越强，吸收外界的养分也才会越充分。”在论坛最后一天的总结会上，汤一介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王学泰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谈话录中认为，人们大讲“保卫传统”时，还是指传统中的精神文化和心态文化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为过去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被视为不能更改、历久弥新的，它是中国人存在的基础。
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则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传统可以像包袱一样被丢掉，杜维明说“这是太乐观了”，因为有一些封建遗毒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和骨髓，像噩梦一样成为国民下意识中的一部分。而要想消除这些负面的因素，则必须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精髓的部分来与糟粕对峙。
他认为，“我们要和古人对话。一旦把古人淡忘了，那些健康的东西不会发挥积极作用，反而是那些幼稚的东西、习俗会潜移默化，大半会变成国民心理上的积习。继承、扬弃、引进、排斥，这四个问题本来应该是同时解决，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但现在，我们把四个问题变成了两个，只剩下扬弃和引进，甚至有些时候就只剩下引进，却把中国自己的东西全部打倒，这样就会进入一种困境。”
“你对传统基本是比较粗暴的，你想把他忘掉了，这样你不光不能对峙他，你对袭进来的外来文化的理解也一定是肤浅的。”杜维明说，“因为根源性不深，你的开放就是一种假象。因为你媚外和仇外的心理太重。表面上开放，但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一下子痛骂，一下子不得了的崇拜，这本身站不住脚。另外对我们自己，一方面是痛骂过去的不好，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是了不起的民族，这两个方面又怎么能够同时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