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公共外交中的认知差异分析
——大众政治时代的价值观冲突
于少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东西方在公共外交中面临同一事实时经常出现不同的认知。 伴随着彼此交往的日益增多，日益捆绑的文明间依然充斥着巨大的隔阂，而彼此之间的误读甚至到了习以为常的状态。 这恰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分析过的鸭兔（duck-rabbit)效应，彼此误读深刻。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致使中西方在公共外交中认知差异明显？ 该如何破除这种认知的藩篱，从而实现更好的互动呢？ 该文拟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 公共外交；认知差异；大众政治；价值冲突
西方国家的认知倾向，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一种“一多二元”的认知模式，即习惯用对立、斗争、差异化的视角看待彼此的关系； 相较之下中国的认知倾向可以概括为“一多不分”的认知模式，即混沌中孕育着秩序，主张用和谐、合作、共存共生的观点看待彼此的关系。 在对事物，两种不同的认知倾向下，中西方往往对同一事实会产生诸多的认知差异，中西方的公共外交，在大众政治广泛兴起的今天欲突破认知的藩篱，就必须真正地去了解彼此的认知倾向、价值观以及传统习惯等等。
1 中西方对相同事实差异性认识的根源探析
中西方在面对对同一事实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认知倾向，这有其深刻的根源。 双方认知的形成，往往是彼此的价值观、 传统习惯以及所处不同的立场和境遇的综合结果。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二者对事实的看法往往会产生独特的“自我认知”。
（1）不同价值观下的事实。虽然事实本身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但不同国家的人民大众对事实所形成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本国价值观的影响的。 从认知体系上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思维模式是不同的：中国的思维假定是“一多不分”的，即任何事情都与其他事物通过一种不言自明的混沌秩序联系其中，是一种关联性、动态的思维；而西方国家是一种“一多二元”的，即人与上帝是一种二元关系，人在潜意识中是受上帝的安排的，带有强大的宿命色彩，依此类推，人与人之间也需要建立明晰的规则，是一种静态的思维。由于双方认识的思维路径不同，所形成的中西方的认知方式也不同。 比如，中国人推崇和谐，而西方人则崇尚个性与差异；中国人事物表述模糊，西方人力求准确；我们在模糊中有潜在的秩序，西方人讲究可视化的规则等等。
当今时代，随着大众政治的兴起，中西方普通居民交流的增多，在价值观差异的羁绊下经常会出现一些善意的误读。我们经常以一种“我认为”的方式去理解，或者去关怀对方的关切，结果往往会弄巧成拙，给国家萌生出一种错误的印象。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公共外交不得不考虑每一个个体给国家形象塑造所带来的影响。 因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正是通过每一个个不同的个体体现出来的，不同国家间个体的误读在大众政治的时代下终究会上升到国家间的误判。因此，加强个体对对方国家的认知能力是中西方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路径。
气雾罐的质量状况决定了气雾剂产品的安全性和储存期，承压能力不足可能随时引致爆炸；密封性不良易引起渗漏，使喷雾功能消失；内涂层不良，涂层容易脱落以致碎片堵塞阀门，甚至引起罐壁腐蚀穿孔[30].
（1）大众政治的兴起。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助推下，普通民众对国际政治事变得更加敏感，而且也有了现实的发声渠道，普通大众的关切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有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政治话题也日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他们对本国在外国心中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期望和要求。在中国，能够出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们已经无可避免地与本国的国家形象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被外国国民视为与自身国家的形象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居民对一个国家形象的影响也更加直接了，而国民大众的关切也越来越重要，同时他们也真正日益成了国家服务的对象，普通居民的政治价值日益凸显。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自己国家的先发性现代化历程后，也会形成自己对事物的独特性认知。在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时，客观现状可能会冲击其传统的认知，由此可能会扩大双方对同一事实认知下的偏见。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对基督教的广泛信仰，更可能使普通民众拉大对中国非正式宗教信仰的心理距离。 这种状况虽然在互联网时代让彼此有了更方便的渠道去了解双方的真实心境，但要真正走出自我认知的心理壁垒，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4）封闭认知下的事实。 当今全球化趋势明显，不同的文明间交流日益频繁。 但全球化的过程却有“浓厚”和“稀薄”之分，并非均等进行。 国家间参与全球化的深度也不尽相同，再加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举动，世界上不同国家对同一问题的认知可能会因开放与封闭的心态而有差别。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的公共外交可能会受到一些封闭国家认知中的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化过程的拥护者在与不同的西方国家进行互动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对方的立场和关切，从而减少误判，增加和解。 比如，近期中美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战，我们不应该只是单方面指责彼此的做法，也不应该仅仅纠结本身是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应该站在彼此的立场去解析产生这种境况的实际因素，以及对方是基于何种理解对我们产生了我们所认为的“误读”。 双方更不应该带着“应然”的观点去设法矫正对方的“实然”状态，而应从对方的心智模式和立场关切出发做切实的沟通。 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基于自身的利益情况做出看似自我封闭的认知和决策，公共外交如果不关切这种认知，可能会徒增偏见，哪怕是善意的外交都可能招致误读。
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双方发展落差的存在，难免会使先发者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久而久之成为渗透到骨子里的偏见。 双方需要“平视”彼此的立场与关切，才能更好地实现和谐的沟通与交流。
（3）不同国情下的事实。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制度，以及处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我们的核心关切是发展，而且国内发展状况也比较复杂，同时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自身的发展导向和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有自身的主要关切。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会造成彼此在同一问题中认知会产生差异。 而这些差异性的认知也是国家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而这对一般的国民大众的影响则更为深刻，期间对彼此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往往更加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来说，西方国家大众政治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分野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这不是说以前没有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差别，但两者真正的对立倾向则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人类几千年历史，除了古希腊短暂的城邦政治外，政治基本上都是由精英阶层主导的，事实上民主自身也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一趋势。 但在普通居民全面获得了选举权后，大众政治倾向开始出现，不过，在这之后，政治主流仍然由精英主导。 直到冷战结束，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众广泛参与政治也开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特朗普执政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分裂和对垒。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是此次美国大选民众主导地位的先声，英国在公意的推动下开始“脱欧”，菲律宾的杜特尔特也是在全民的直接支持下上台的，一举打破了国家政权直接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局面。特朗普的执政，标志着民众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主导政治，而精英政治则退居一角。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大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中西方国家间的公共外交很难逾越大众这股强大的力量与制约。
2 大众政治下中西方融合中的碰撞
(3) 方法3以及本文方法中桩间净距与抗滑桩截面宽度、高度都相关，呈线性增函数关系。其中，b-L曲线斜率相对于a-L曲线斜率小，表明桩间净距对抗滑桩截面宽度的变化更为敏感。
（2）常态化的误读。尽管中西方民众在跨国互动中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彼此了解程度也在逐渐加深。我们或许已经习惯默认中的对方形象，不愿更新自我的认知，而实际上这种认知可能是我们的误读。更悲观的是，双方还在不断的接触中带着深深的执念强化这种传统的认知。双方需要清楚，我们的价值观与对方不同，由此而致双方的是非标准和心智模式也可能会有差异。因此，“我”认为的对方只是“我”认为的；“我”看到的只是“我”带着自己的理解看到的，这一切在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下终究是与对方的真实状态存在差异的。如果仅仅带着“我认为”去做公共外交，就会形成认知中的鸭兔（duck-rabbit)效应：我们画了一只鸭子，对方却看的是一只兔子，我们认为对方也看到了一只鸭子，而对方也认为我们也想让他们来看一只兔子。 这样一来，虽然每一方都收到了彼此的关切，但却存在着深深的误会，而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就是阻梗在其中的价值观差异。我们之间虽然也在频繁的互动，但是彼此只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对方，而不是真正的对方，认知的藩篱需要被打破。
（2）传统偏见下的事实。 各国由于历史经历不同，国民对同一事物的感情趋向也不尽相同。 受历史纠葛的民族感情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会渗透偏见于其中。由于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的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与中西方国家曾长期敌对，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又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和管理技术，到今天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中国人对西方看法是不同的，而且存在多重视角。 当今，随着跨国旅游的增多，普通居民在对外接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认知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在大众广泛参与政治，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普通人的这些传统认知的重要性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反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变化，可能也存在着类似的感情羁绊。 可见，受历史影响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是公共外交中始终笼罩的面纱。
图2给出了正交各向异形板分别在5 636 J，10 675 J和21 318 J冲击荷载作用下的Mises等效应力云图,表明随着冲击能量的增大，最大等效应力从13.0 MPa和15.3 MPa,增长到17.9 MPa；并且最大等效应力出现在板的底部。
大众政治的广泛兴起是当今时代非常显著的特征。 全球化的深入扩展使彼此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的快捷途径，而互联网信息的广泛、快速传播，也给了每个国家的普通公民对本国事物更加自由、 方便的发声渠道。由此，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重大决定都难以无视普通民众的关切。而事实恰恰相反，多数国家的意志在被更多的民意所绑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交往，有了普通公民的更多参与。 而双方的价值观差异、 民主传统、认知偏见等就以更现实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次，我国政府在对农村实行政策性支持的过程中，受到资本和资源有限的影响，无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财政支持，具体来讲，乡村振兴实施的进程需要完善的涉农金融机构为有力支撑，但是从现有的改革成果来看，对于乡村振兴计划能够作出重大贡献、满足乡村振兴的需求和抵御乡村振兴带来的负面风险的生态链结构并不科学。
在中西方公共外交中，由于双方认知误读倾向的存在，双方通过公共外交想要达成的真实意愿可能难以达成，或者成效并不明显。对方在理解彼此所表达的行为时可能会出现与对方初衷不符的倾向，这就容易招致误读。笔者以为，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其中公共外交中的双方都有责任。
The research work was co-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51576009)and the Projec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s.11661141020 and 517115 30036).
（3）打破中西方公共外交认知的藩篱。既然中西方国家间的公共外交是存在价值观冲突的，那就究竟该如何更好地走向彼此，打破公共外交认知中的藩篱呢？首先，双方要了解此价值观，从中找出差异，然后以对方的心境去看待我方的行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良性互动；其次，要以一种容纳和接受的态度看待对方的价值立场，而不是一味的是非评价；最后，在大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时代，国家需要对普通公民的认知进行规范与引导，不能带着深刻的我见与执见去看待对方的行为，而应走向开放与包容。
要打破中西方认知中的藩篱，就要打破以我为中心的思维路径，取消以我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在公共外交中真正融入彼此，从而达到自身目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对方国家的历史与民情，以及当下的“实然”现状，摆脱任何意识形态和主义的桎梏，用事实牵引思想走向，而不是用事实来迁就自己的认知。
3 结语
综上所述，造成当今大众政治兴起时代下中西方公共外交中认知差异的因素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本国价值观、传统因素以及偏见的束缚，也包括对事实本身不同角度的认定，以及自身立场的左右等等。国家的公共外交要想在大众政治广泛参与的时代中有所作为，在彼此碰撞中走真正走向融合，我们应该在弄清差异的基础上，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待彼此的关切，而不能通过简单的“我认为”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需求。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自身在认识上需要走出自我价值捆绑的束缚，以一种客观和接纳的心态去看待对方的认知，并争取在此基础上去达成统一，这样才能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成功塑造出符合自身需要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美]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M].施忠连，何锡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周鑫宇.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96-110，158-159.
[4]檀有志. 公共外交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J].现代国际关系，2012(3)：54-60.
[5]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公共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9)：75-86，158.
[6]王义桅.如何克服中国公共外交悖论?[J].东北亚论坛，2014，23(3)：42-50，127.
[7]于美娜.论“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策略[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3)：159-164.
[8]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10_27_432557.shtml.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9（a）-0192-03
作者简介： 于少龙（1987-），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