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理学论文,天人论文,之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5)06-0051-13
引言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理宗淳祐九年，卒于元顺帝元统元年，年85。一生亲历两个人文积淀程度判若云泥的王朝，为光显于元代的著名理学家、经学家和易学家，与自金入元的许衡(1209—1281)齐名而有“南吴北许”之称。于桑梓，所居有草屋数间，志同道合之学友程钜夫题曰“草庐”，学者遂称之为“草庐先生”。
草庐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五经》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诠释与创造性转化。作为朱门后学并吸纳过象山心学的他(第3033—3062页)(卷九十二《草庐学案》)[1]，终其一生皆在以透显着鲜明而独特的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f life and culture)底蕴的理学的视野，孜孜究心于《五经》之学，于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以及《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包括《仪礼》、《周官》、《小戴礼记》以及《大戴礼记》)，皆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晚年结晶为煌煌数部巨著，总称《五经纂言》，从而赋予《五经》以崭新的吴氏理学新意，构建起一个特色鲜明的《五经》学体系，堪称“《五经》吴氏学”，创造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迹，着实令人钦敬！与“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第1505页)(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黄百家语)[1] 而毕生矻矻萃心于《四书》之学的理学巨擘朱子，一先一后，相映成趣。此前，儒学业已完成了由以《五经》为学术资源的汉唐经学向以《四书》为核心原典的宋后理学的重大转换，实现了由突显治国平天下与人文化成的优先性的“周孔之教”向强调提升个体生命境界、成就圣贤人格、通体豁醒人人自足之人文生命理性意识、挺立其生命之主体性和人生自信力的第一位的绝对优先性的“孔孟之道”的实质更替。际此历史转换与更替之完成，草庐所创奇迹，就使得《五经》之学因之再次全方位地焕发了学术生命力，其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以故黄百家赞叹：“考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谓朱子)，非北溪(陈淳)诸人可及也。”(第3037页)(卷九十二《草庐学案》)[1] 所言信乎不虚！当然，《五经》吴氏学，与包括朱子在内的其他相关理学家的《四书》之学一样，已通体浸润在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鲜明特色的心性之学的氛围之中，令《五经》一如《四书》，成了名副其实的心性之学以及以此为根基的全新儒学文化价值系统的文本载体，故而与汉唐之儒理解视野下的《五经》之学，已有了鲜明的差异。
在诸部《纂言》中，《易纂言》以及与之相辅而行的《易纂言外翼》最为重要，草庐以之实现了对《易》的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开显出《周易》吴氏学——一种理学视野下的独特易学天人之学。
一、对《易》之象数学内涵的梳理与诠释
草庐心目中的易学天人之学，是从重新梳理与诠释《易》之象数学内涵的角度切入而建构起来的。众所周知，《周易》古经由两套系统构成，一即由六十四卦的卦爻画所组成的符号系统，一即由各卦的卦爻辞所组成的文字系统。两套系统间，以其互诠互显的密切关系，结为一体，成为古经有机架构与体系的一体之两面。在撰写《易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的过程中，草庐即将绝大部分的心力用在了对《易》之象数学内涵的梳理与诠释方面，在整合汉宋相关识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在此领域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除原创性不甚大、篇幅所限本文暂不予涉及的图书之学视域下的画卦之源说、取象义例说与经卦纬卦说之外，归纳起来，则集中体现于如下数端：
(一)重卦说
草庐之重卦说，源自其所准依的北宋邵雍的伏羲先天《易》说。
邵雍先天《易》说中的所谓伏羲先天八卦与六十四卦，乃透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的方式而成。其中，四分为八时八经卦成，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时六十四别卦成。所成八卦之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所成六十四卦之序为《乾》一、《夬》二、《大有》三……《比》六十二、《剥》六十三、《坤》六十四。八经卦成后，六十四卦亦可视为由八经卦彼此相重所成。重卦方式，乃据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八卦之序，先以乾卦为下卦，其上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得出八个别卦；继之再以兑卦为下卦，其上仍分别依序与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相重，又得出八个别卦；余则依此类推，六十四卦遂成。
由此所重成的六十四卦，遂可以其所得以重成的先天八卦之序数标识出来。例如，《乾》由下乾重之以上乾所成，乾之序数为一，而可称之以“一之一”(第33页)[2]；《泰》由下乾重之以上坤所成，乾与坤的序数各为一与八，而可称之以“一之八”(第60页)[2]。
(二)对体、反体说与卦序
在卦与卦间的关系问题上，草庐有“反体”、“对体”两个基本概念，大致分别与易学史上汉末虞翻所言之“反”与“旁通”、唐孔颖达所言之“覆”与“变”、明来知德和王船山等所言之“错”与“综”的意涵相当。前者指涉一方全然倒转即成另一方的一对卦间的关系，后者指涉同位之爻的爻性皆相反的一对卦间的关系。据此，他分析了通行本《周易》古经的卦序，并为各卦加上了序号。
就古经的上下二篇，草庐曾分别断言：“文王以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此篇首《乾》、《坤》竟《坎》、《离》，对体之卦六，反体之卦十二。反体一卦为二卦，总计三十卦，谓之《上经》”(第33页)(《上经第一》开首注语)；“此篇起《咸》、《恒》，终《既济》、《未济》。对体之卦二，反体之卦十六。反体一卦为二卦，总计三十四卦，谓之《下经》”(第121页)(《下经第二》开首注语)。[2] 对体之卦，双方各为一卦；反体之卦，两卦可视为一卦。于是，古经上篇《乾》与《坤》、《颐》与《大过》、《习坎》与《离》三对对体之卦，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其余十二对反体之卦，各自为对而一对合为一卦，共具一个序号，从而三十卦共有十八个序号。下篇《中孚》与《小过》一对对体之卦，各为一卦，各占一个序号；其余十六对反体之卦，各自为对而一对合为一卦，共具一个序号，从而三十四卦亦共有十八个序号。上篇的序号称“上之几”，下篇的序号称“下之几”。[2]
(三)卦变说
卦变说是探究卦之所自来的一种学说。《易传》的“往来”说，可谓此说之滥觞。西汉京房的八宫卦说，以八纯卦各变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游魂、归魂七卦，可以视之为一种较早的系统卦变说。然后世言卦变者，往往要追溯至东汉末叶的荀爽和虞翻，而不追至京房。荀爽的卦变说，基于乾、坤相对待基础上的乾、坤为《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这一理念，遵循乾阳、坤阴一升一降、一来一往、相互交感合同，以生成诸卦的理路。在此基础上，虞翻于易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一种明确而系统的卦变说体系。该体系的基本内容有二，一为乾父坤母生六子说，一为辟卦生杂卦说。其后，朱子承续并推展了虞翻的辟卦生杂卦说，而于《周易本义》中推出了其卦变图；赵宋宗室赵以夫，着眼于六子与十辟，于《易通》中推衍出其卦变说。作为朱门后学的草庐，在融旧铸新的基础上，亦提出了自己在卦变说方面的独到见解。
在《易纂言外翼》中，草庐单独列了一篇以探讨卦变说。令人惋惜的是，这一篇内容后佚，仅留下了关于它的一段序文。该序文称：“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体既成，而推其用，则无穷焉。《乾》、《坤》变而为六子、十辟，六子、十辟变而为四十六卦。述卦变第三。”(第3页)(《十二篇原序》)[3] 所幸其卦变说的结论，尚散见于《易纂言》的《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全祖望《读草庐易纂言》称：“世所传朱枫林《卦变图》以十辟六子为例，实则本诸草庐云。”(第3050页)(卷九十二《草庐学案》)[1] 朱枫林(升)，元末明初人，其《卦变图》今见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二《卦变三》(第78—80页)[4]。
据可资参考的资料，我们不难梳理出草庐的卦变说主要包括以下之基本内容：
其一，《乾》、《坤》变生六子、十辟。
乾、坤变生六子，其说本诸《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彼处草庐诠释道：“‘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女。‘一索’谓交初，‘再索’谓交中，‘三索’谓交上，以索之先后为长、中、少之次也。”(第424页)(《说卦传第八》)[2]
《乾》、《坤》变生十辟，则源自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西汉孟喜首次显发了一种六十四卦卦气说，视六十四卦为年复一年阴阳二气之消息、节气物候之交替乃至万事万物之生化的涵摄符示者。其中，《坎》、《离》、《震》、《兑》四卦主四时、值二十四节气；其余六十卦，分属于十二个月，每月五卦，冠以辟、公、侯、卿、大夫之名，值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内中的十二辟卦，即《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又成了十二个月各月阴阳消息基本情状或常态情状的涵摄符示者。天地间阴阳二气之消息，实即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的消息；因之，十二辟卦所示的阴阳之消息，实即《乾》阳与《坤》阴之消息。于是，《乾》阳息于《坤》阴之上，依次生出《复》、《临》、《泰》、《大壮》、《夬》五卦；《坤》阴息于《乾》阳之上，则依次生出《姤》、《遁》、《否》、《观》、《剥》五卦。此即草庐《乾》、《坤》变生十辟之所指。
其二，六子变生相关诸卦。
由六子所变生之卦，皆为二阴、二阳之卦，且此二阴或二阳分别居于别卦的上下二体。具言之：
1.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初、四之位者，由《震》而变，凡有两卦：《震》初与五、四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蹇》；初与上、四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蒙》。
1.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初、四之位者，由《巽》而变，凡两卦：《巽》初与五、四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睽》；初与上、四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革》。
2.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二、五之位者，由《坎》而变，凡两卦：《坎》二与四、五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小过》；二与上、五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颐》。
2.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二、五之位者，由《离》而变，凡两卦：《离》二与四、五与三分别互易其位，成《中孚》；二与上、五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大过》。
3.1.二阳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三、上之位者，由《艮》而变，凡两卦：《艮》三与四、上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解》；三与五、上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屯》。
3.2.二阴分居上下二体，且不在三、上之位者，由《兑》而变，凡两卦：《兑》三与四、上与二分别互易其位，成《家人》；三与五、上与初分别互易其位，成《鼎》。
其三，十辟变生相关诸卦。
由十辟所变生之卦，有一阴、一阳之卦，二阳、二阴之卦，三阴、三阳之卦。具言之：
1.1.一阳之卦，阳在下体，自一阳之辟《复》而变，凡两卦：《复》初、二相易，成《师》；初、三相易，成《谦》。
1.2.一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一阴之辟《姤》而变，凡两卦：《姤》初、二相易，成《同人》；初、三相易，成《履》。
1.3.一阳之卦，阳在上体，自五阴之辟《剥》而变，凡两卦：《剥》上、四相易，成《豫》；上、五相易，成《比》。
1.4.一阴之卦，阴在上体，自五阳之辟《夬》而变，凡两卦：《夬》上、四相易，成《小畜》；上、五相易，成《大有》。
2.1.二阳之卦，阳在下体，自二阳之辟《临》而变，凡两卦：《临》初、三相易，成《升》；二、三相易，成《明夷》。
2.2.二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二阴之辟《遁》而变，凡两卦：《遁》初、三相易，成《无妄》；二、三相易，成《讼》。
2.3.二阳之卦，阳在上体，自四阴之辟《观》而变，凡两卦：《观》五、四相易，成《晋》；上、四相易，成《萃》。
2.4.二阴之卦，阴在上体，自四阳之辟《大壮》而变，凡两卦：《大壮》五、四相易，成《需》；上、四相易，成《大畜》。
3.1.三阳之卦，二阳在下体，一阳在上体，自三阳之辟《泰》而变，凡九卦：《泰》初、四相易，成《恒》；初、五相易，成《井》；初、上相易，成《蛊》；二、四相易，成《丰》、二、五相易，成《既济》；二、上相易，成《贲》；三、四相易，成《归妹》；三、五相易，成《节》；三、上相易，成《损》。
3.2.三阴之卦，二阴在下体，一阴在上体，自三阴之辟《否》而变，凡九卦：《否》初、四相易，成《益》；初、五相易，成《噬嗑》；初、上相易，成《随》；二、四相易，成《涣》、二、五相易，成《未济》；二，上相易，成《困》；三、四相易，成《渐》；三、五相易，成《旅》；三、上相易，成《咸》。
《易纂言》中，草庐皆据上而在相应卦下列出了卦变标注语。例如，《屯》、《晋》两卦的卦画后分别标注以“八纯《艮》变”(第39页)、“四阴《观》变”(第129页)[2]，即据以上卦变说而来。其他卦变标注语，并同乎此。
(四)卦主说
卦主说所论者，是一卦当有其为主之爻。此说在《易传》那里尚处于蕴而未发的状态。就现存文献而论，最早显发此说的，当推西汉京房。传世的《京氏易传》中，于《姤》有云：“尊就卑，定吉凶只取一爻之象”(第441页)(卷上)；于《谦》有云：“一阳居内卦之上，为《谦》之主”(第464页)(卷中)[5] 其后，在会通儒道的超远玄学视野下，三国时期，魏王弼继承并发展、升华了京房的这一思想。他在执一统众、以简驭繁理念下明确指出，一卦当有一卦之主，此卦主在卦中统摄其他诸爻而为它们所归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第591页)(《周易略例·明彖》)[6] 从而令卦主说走向成熟。王弼之后，卦主说代有诠释、推衍者。草庐正是在整合前人相关识见的基础上，推出了其不同于他人的卦主说。
草庐指出：“凡卦各有一爻为主，彖、爻之辞言‘主’者，皆谓主爻也。”(第36页)(《上经第一·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注)[2] 主爻的确定，则如下：
《系辞上传》在开示“大衍筮法”时尝言：“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后世遂以“小成之卦”名八经卦，以“大成之卦”名六十四别卦。草庐的卦主说，是从小成之卦入手而展开的。
草庐称：“小成之卦八，震、巽下为主，坎、离中为主，艮、兑上为主：此因乾、坤交易而定也。震一阳，巽一阴，下为主；兑二阳，艮二阴，中为主；乾三阳，坤三阴，上为主：此因阴阳消长而定也。艮、兑或主上，或主中者，以乾、坤之交而言则主上画。故《遁》二阴主二，《剥》五阴主五，艮之中画为主也；《临》二阳主二，《夬》五阳主五，兑之中画为主也。”(第9页)(《卦主第四》)[3] 此言从乾、坤交感以生六子的角度切入以正定卦主，则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之所以为其自身，基本表征各在乎其初、中、上爻之阳或阴，因此它们各以初、中、上爻为主。而从阴阳消息的角度切入以正定卦主，则震、巽之阴阳初息，艮、兑之阴阳息至中，乾、坤之阴阳息至上，是故它们分别以初、中、上爻为主。
依草庐之见，大成之卦六十有四，其卦主的正定，即以小成之卦卦主的正定为依据。具言之：
其一，“乾、坤为主之卦四：《乾》、《坤》主上，《否》、《泰》主三”(第9页)[3]。其他卦中，纵出现乾或坤，为主者乾或坤乃让位给六子之卦。
其二，“坎、离为主之卦二十有八：《坎》、《离》、《屯》、《鼎》、《需》、《晋》、《比》、《大有》、《蹇》、《睽》、《井》、《噬嗑》、《节》、《旅》十有四卦主五，《蒙》、《革》、《讼》、《明夷》、《师》、《同人》、《解》、《家人》、《困》、《贲》、《涣》、《丰》、《未济》、《既济》十有四卦主二”。(第9—10页)[3] 何以如此？“坎、离得乾、坤中画，自主其重卦、合卦，而又各主十二卦。所主倍于震、巽、艮、兑四卦者，贵中也。故卦之有坎、离者，必以坎、离为主。惟无坎、离者，然后震、巽、艮、兑为主也。”(第10页)[3]
其三，“震、巽为主之卦十有六：《震》、《巽》、《大壮》、《观》、《小过》、《中孚》、《豫》、《小畜》八卦主四，《复》、《姤》、《无妄》、《升》、《益》、《恒》、《随》、《蛊》八卦主初”(第10页)[3]。
其四，“艮、兑为主之卦十有六：《艮》、《兑》、《颐》、《大过》、《大畜》、《萃》六卦主上，《谦》、《履》、《咸》、《损》、《渐》、《归妹》六卦主三，《遁》、《临》二卦主二，《剥》、《夬》二卦主五”(第10页)[3]。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小成之卦自重所成的纯卦，卦主在上体；互为对体相重所成的合体，卦主在下体；震、巽、艮、兑四卦非对体关系而相互重叠所成的卦，无反体之卦，卦主在上体，有反体之卦，卦主在下体。
(五)变卦说
变卦说不同于卦变说。前者所揭示的是一卦因其内中的爻发生动变，导致该卦变为另一卦。该卦称“本卦”，所变成的另一卦则称“之卦”或“变卦”。
草庐承续了前人的相关识见，明确揭示了爻因系昭示动变的九、六之爻而所导致的一卦之变为另六十三卦，一卦之可有六十四种未来归趋的情形，而称：“《易》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画变则化柔，柔画变则化刚，而一卦可为六十四卦。”(第3页)(《十二篇原序》)[3]惜乎《易纂言外翼》中专门探究一卦可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为四千零九十六卦的“变卦第五”一篇内容，也全部佚失，使得我们难以全面了解草庐变卦说的内涵。所幸《易纂言》的《上经第一》与《下经第二》，详细开示了诸卦各爻分别为爻题所示的动变之爻与六爻全为爻题所示的动变之爻七种情形下，每卦所变为的另外七卦。
(六)互体、肖某经卦、复体说
互体说，就传世文献言之，至少在春秋时期已出现。《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厉公生敬仲(陈完)，令周史为敬仲筮占，筮遇《观》四爻动而成《否》。周史有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第1775页)[7]《否》二至四爻互体为艮。此为仅见的春秋时人言互体之例。其后，主要是西汉以降，京房、旬爽、郑玄、虞翻诸人，先后推阐互体说，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象数学说，为后世言互体者之所本。草庐在前人的基础上，亦开示了其对互体说的见解。
《易纂言外翼》中专有一篇言互卦，已佚，仅留存其序文：“重卦有上下二体，又以卦中四画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体，三、四、五成上体，述互卦第六。”(第3页)(《十二篇原序》)[3]
互体本谓一别卦除却下、上两个经卦卦体之外，复可由中间四爻透过相邻三爻交互结合的方式，而形成两个新的经卦卦体。上述《左传》所载即谓是。东汉郑玄，始言卦中相邻四爻交互结合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如，《大畜·彖传》“‘不家食吉’，养贤也”玄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颐》象。”(第230页)[8]《大畜》三至五爻互体为震，四至上爻为艮，震下艮上而为《颐》。虞翻进而言卦中相邻五爻交互结合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如，《蒙》卦辞“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虞翻注云：“二体《师》象。”(第72页)[8]《蒙》初至三爻为坎，三至五爻互体为坤，坎下坤上而为《师》。此处郑玄所言者，可谓四爻连互；虞翻所言者，可谓五爻连互。
草庐诠《易》，亦每言三爻之互体，更言卦中间四爻连互而成一新的别卦卦体。所谓“以卦中四画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体，三、四、五成上体”。据此理路，草庐在邵雍“先天六十四卦圆图”的基础上，依序令先天六十四卦各卦连互，而成一新的圆图，黄宗羲称之为“吴草庐互先天图”，而列于其《易学象数论》卷二(第88页)[4]，可参看。
草庐亦每言及卦中间四爻之外的其他相邻四爻之连互。如，《泰》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注云：“《泰卦》互体及卦变皆成《归妹卦》。”(第62页)[2]《泰》二至五爻连互即成《归妹》：二至四爻互体为兑作下体，三至五爻互体为震作下体。“卦变”，当谓《泰》三、四两爻为动变之爻，变则成《归妹》。
引而申之，草庐乃视卦中数爻一体，为尚未全显的某一别卦卦体之象。如，《泰》六四爻辞“翩翩”注云：“‘翩翩’，飞而向下也。《小过》有飞鸟之象者，阳象鸟身，阴象鸟翼，翼在两旁，而身在中也。《泰》六四变为刚，三、四、五、上得《小过》全体之半，阳在下，阴在上，如鸟身投下，翼飞于上，而随身以下也。”(第62页)[2]《泰》六四爻为动变之爻，变则成《大壮》，三至上四爻，显《小过》之大半，其下如有两个阴爻，即全显《小过》之象矣。
有时，草庐乃至视一经卦之象为一具体而微的别卦之象。如，《睽》六三爻辞“其人天且劓”注云：“上体离，有《颐》象，三在其下，须也。”(第139页)[2] 是言《睽》上卦之离为一具体而微的《颐》象。
以上所及者，可谓皆涵盖于一见微知著的“放大”之理路下。与之相对待的，乃是涵盖于“化约”、“压缩”理路下的肖某经卦说与复体说。
所谓肖某经卦说，在草庐那里，指涉一别卦四爻以上(包括四爻、五爻乃至构成卦体的全部六爻)连为一体而可视为一大的经卦之象。此说在草庐以前即已存在。如朱子《周易本义》于《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注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第62页)[9] 即言《大壮》整个卦体肖经卦兑之象。与朱子同时的项安世，亦涉及过是说，见下草庐所引。《随》上六爻辞“拘系之”草庐注云：“《随》之三、四、五、上肖坎。”(第78页)[2] 此言卦中四爻一体而肖某一经卦之象。《损》六五爻辞“十朋之龟”注云：“自二至上肖离，有龟象。”(第148页)[2] 此言卦中五爻一体而肖某一经卦之象。《颐》初九爻辞“舍尔灵龟”注云：“项氏曰：‘《颐卦》肖离为龟。”(第107页)[2] 此引项安世之说，言整个卦体肖某一经卦之象。
整个一别卦卦体之肖某一经卦之象，草庐又称该卦为某一经卦之复体。复体，即复合、重叠的经卦卦体。如，《观》初六爻辞“童观”注云：“《观》，艮之复体。”(第84页)[2]《大壮》九三爻辞“羝羊触藩，羸其角”注云：“《大壮》者，复体之兑。”((第128页)[2])
借助以上种种，草庐重构起了易学所特有的作为各种义理、意义收摄、涵纳、表征、符示者的象数的学术天地，这就为其易学天人之学的开显，奠定了深厚基础。
二、理学视野下的易学天人之学内涵
我们认为，《易传》问世之后的易学，就其形式言，是一种具备自身特有话语系统的专门之学；就其内容言，是一种具有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只是对于这种天人之学，不同易学家因乎理解视野之差异，而存有不同的解读，透显出颇值玩味的相应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底蕴。话语系统由符号与文字、象数与义理的有机一体而对显所成，因之，适应这种天人之学的需要，易学的每一象数义例、象数学说，乃既有其表层的象数本身之所是，更有其内在深层的所以是。后者即实质性地表征易学之所以为易学的天人之学方面的意涵。草庐理学视野下的易学，自也不能例外。作为跨越宋元两代的著名理学家，草庐所理解的易学，究极言之，乃是一种理学视域中的易学。在他那里，易学天人之学的内涵，要而言之则如下：
首先，天道为人道的终极价值根据，天道因人之价值自觉即会下贯而转换为人道。人宜推天道以明人事，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如是，人之所为即上同于天而具有了天的品格。《周易》本系卜筮之书，卜筮的基本目的，就在于透过卜筮的实际操作，实现天人间的沟通，从而打通天人，开显天道，正定人道，开展人事。是以草庐称：“‘道’谓天之道，‘德行’谓人之所行。吉凶祸福，天之道也。问蓍得此，以占未来之事者，能前知天道至幽也，因占说出而幽者显矣，故曰‘显道’。人之行事，不敢自为，必待决之于蓍，听从神物所告而为之，则所行之事虽在人，而实出于神矣，故曰‘神德行’。”(第349页)(《系辞上传第五》“显道神德行”注)[2] 又称：“天道幽也，以占而显，则虽天之道，而可以用之应接人事矣；德行人也，以占而神，则虽人之所行，而可以赞助神之所为矣。盖所行皆神之所教训，则是以人而代神之所为也，故曰‘佑’。”(第349—350页)(《系辞上传第五》“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注)[2]，这无疑是在肯定卜筮信仰的大前提下，基于正大的人文价值理性，对其作了一番创造性转化。经过这番转化，以卜筮为媒介，非理性的信仰与人文价值理性，本然至正之天道与应然正大之人道，丝毫无隔地通为一体，创造了一个信仰与理性相容互补、共显大用的成功范例。在草庐看来，圣人以深挚的爱民之心，作《易》供人以卜筮之用，借天道之开显俾人确立起前瞻性的视野，进而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积淀起知来藏往的大智慧，厚植起挺立自身生命主体性的根基，以正主其事，顺利趋吉避凶，迈向理想人生。他说：圣人“盖以其与民同患之心，寓之于蓍、卦。有蓍之神，足以知吉凶未至之事于其先；有卦之知，足以藏吉凶已定之理于其内。俾民问蓍求卦，则自能趋吉避凶，而圣人之心，不复以此为患也。……圣人以其生知之知寓诸卦，故明于天道之卦，可为察民事之知，以其不言而教之神寓诸蓍，故兴起人物之蓍，可为前民用之神，圣人则无所用其心，若斋戒然。凡民有事，皆必取决于蓍、卦，而信其为神，信其为知，所以神明蓍、卦之德也。”(第353—354页)(《系辞上传第五》“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节注)[2] 这里，集中突显的是拥有前瞻性视野与以正主事两端的无比重要性。依草庐之见，是两端对于人之迈向理想人生而言，恰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它既体现了卜筮的真精神，也体现了易学的真精神。拥有前瞻性视野无需再赘言；而于以正主事，草庐则透过对经文中在可见的“贞”字、“利贞”之辞的注释，淋漓尽致地诠显了它。如对《乾》之卦辞“利贞”，草庐注释道：“‘利’者，宜于事，如刀之刈禾，顺而便也。‘贞’者，主其事，如木之桢干，正而固也。占者宜于正主其事也。”(第33—34页)[2]
其次，造化天人万象的终极本原为理为气。理乃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为万物、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根据、理则与主宰，气是天人万象形质之所自来。气的消息盈虚、交感变化，亦为理所主宰、制约。这也体现了程朱理学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他说：“有形之上者，道也，太极是也；有形之下者，器也，八卦所象之物是也。”(第359页)(《系辞上传第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2] 又说：“‘太’者，大之至也。‘极’者，屋栋之名。天地间之有此理，犹屋之有极也。‘易有太极’，谓一阴一阳之相易，有理以为之主宰也。”(第355页)(《系辞上传第五》“易有太极”注)[2] 这就表明，理与道是具有同等意义而可互换的范畴，指涉无形无象而为有形有象之万物以及阴阳之气背后之根据者。因其为万物及阴阳之气的最高的终极根据，故名太极。在他看来，“夫‘天’，专言之则道也，此虽兼地言之，而曰‘天地’，然与专言‘天’之一字者同。盖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轻清之气为天、重浊之质为地也。‘日月’，‘四时’，‘鬼神’，皆天地之气所为。气之有象而照临者，为‘日月’；气之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气之往来屈伸而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命名虽殊，其实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时、鬼神以气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也”。(第395—396页)(《文言传第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一节注)[2] 此又指明，阴阳二气分化凝聚而成天地间的日月两大象，二者能够照察万象；二气消息盈虚，依序推展布散开来，而成春夏秋冬四时；二气因其屈伸往来而具化生万物之功用，即此功用而名之，则曰鬼神。二气之所以能够如是，乃理或天地之理主宰而使之然也。这里，他以理解读天或天地之内涵，称理为天地之理。
复次，天道性命相贯通，由理气作为共同终极本原所造化出的天人万象相互内在，息息相通，一体无隔，构成一无限宏大的有机宇宙生存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万象如此而相连一体、动态流转着的这个世界，亦遂成为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在此共同体和生活世界中，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气赋人物以形质，理赋人物以本然正性、善性。于是，在理为终极根据与主宰者的前提下，理气以繁富的相结一体的方式，成就起形形色色、难以数计的性命样态和存在(生存、生活)方式下的人与物，实现了本然层面的人物只可接受而不能主动进行自主选择的天道与其性命的贯通，令上述共同体与生活世界呈现出理一而分殊、一本而万殊的奇妙韵致与气象。草庐在诠释《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时所谓：“天地间，阴阳二气而已。圣人合卦象与蓍数而名曰《易》者，取阴阳互相更易之义。……‘阴阳’，气也；‘道’者，理也。然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即是气而为之主宰者，‘道’也。程子曰：‘阴阳，非道也。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第339—340页))[2]《易》的意蕴，首先就是这种与气相即不离的理所主宰、制约下的往复循环的气化运动。而“‘继之’谓阴阳之运而为造化者，继续而无息也。‘成之’谓阴阳之凝而为人物者，成完而无亏也。继续流行而无息者，其理则谓之‘善’。成完备具而无亏者，其理则谓之‘性’。‘继之’、‘成之’者，阴阳之气；‘善’者、‘性’者，道也。”(第340页)[2] 理气相即互动，一则化育出完好的人物之形体，再则令其具有了完好的同于天道的本然正性、善性，即性即理之性、性即天地之理之性。这与朱子在《答黄道夫》中所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第2755页)(《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10]，其识见是完全一致的。而此性与天地之理完全一而不二，使人以及物同天、天道、大宇宙有了直接的具有本质意义的联系，令其成为具备宇宙根基、根据意义上的价值自足的存在——宇宙所以然的终极根基、根据即系其所以然的终极价值根基、根据。因而，不难看出，此性就是人乃至物以大宇宙为终极之域而超越自身当下之所是、现实地提升自己存在的境地与生命的境界的终极而充足的价值资源，为其最终达致作为理的自觉而圆融体现者的天地境界开显出无限可能之机。
再者，人以及物所禀受的理与气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禀气的清浊，直接关系到本然正性或善性，亦即性即理之性、性即天地之理之性彰显与实现的程度。禀气清者，此性为气所透显，即会较为顺畅地彰显、实现出来；禀气浊者，此性为气所障蔽，即难以顺畅地彰显、实现出来。此性的此等彰显与实现的程度，就使得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于终极层面所以然的本然正性或善性全然相同之外，在现实存在境地与生命境界层面出现了种种差异。其差异之荦荦大者，于人物比观言之，则人乃万物之灵；于人人比观言之，则或圣或愚、或贤或不肖，或仁或知，不一而足。在以述为作的经典解读理路下，程朱显发之于前，草庐则申言之于后。朱子即尝云：“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浊之异。”(第194页)(《朱子语类》卷四)[11] 草庐则说：“此道以阴阳混成而赋与于人物，则谓之性。性之在人，圣愚、贤不肖一也。而上圣、大贤以下，所禀阴阳之气不能无偏，或得阳之多而为仁者，或得阴之多而为知者。‘见之’之‘之’，指‘道’而言。仁者、知者各因其所偏而有见于道，或谓之仁，或谓之知，不能尽如其性之所有而全之。然仁、知之人虽不能全其性，犹各能见其一偏。至若百姓之愚、不肖，则日用之间，无非由行此道，而皆不能知、仁者。知者知之而不全，百姓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虽各具于性，然能全而知之者，少矣。”(第340页)(《系辞上传第五》“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节注)[2]
尤有进者，就人而言，所禀之理引发人的价值理性、道德理性，逼显其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文价值理性意识、道德理性意识；所禀之气引发人的感性欲念，造成人的价值迷失，乃至令人降至禽兽草木的境地。这也就是程朱理学所揭示的在现实的人的生命历程中所一直存在的天理与人欲的张力问题。在从总体上诠释《无妄》所符示的内容时，草庐称：“‘无妄’者，诚也，有天理之真实，无人欲之虚伪。凡阳刚，象天理之诚；阴柔，象人欲之妄。”(第99页)[2] 在诠释该卦《彖传》“《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时，他又称：“以卦变释卦名。刚为天理，柔为人欲。‘外’谓三，‘内’谓初。《遁》之初、三相易，刚自三来初，为一卦之主，易去内柔，是天理为主于内，而去其人欲之妄也。”(第232页)[2]“《遁》之初、三相易”，乃从卦变说的角度切入以立论。前所谓“二阴之卦，阴在下体，自二阴之辟《遁》而变”，是也。而在诠释《小畜》初九爻《象传》“‘复自道’，其义‘吉’也”时，他则说：“能舍己所独应之阴，则不徇人欲之私，而合天理之宜，所以‘吉’也。”(第271页)[2] 初九阳爻与六四阴爻爻性相反而属相应关系，故言“独应之阴”。以上种种即表明，《易》卦中阳爻、阴爻所分别符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天理与人欲；阴阳爻相互关系的态势，其中就符示着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态势。
而若放眼宇宙万有，纵观宇宙大化，在这由理气造化所成的理一而分殊、一本而万殊的无限广大而复无穷绵延的天地人物相连一体的世界与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二而实一的世界中，则有三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所谓三才。易学的核心，即三才之道。《说卦传》曾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就此，草庐诠释道：“性之理，谓人之道也。命之理，谓天地之道也。‘立’者，两相对之谓。天、地、人之道，无独而有对，故天之气有阴与阳，地之质有柔与刚，人之德有仁与义，皆两者相对而立，道则主宰其气质，而为是德者也。三才各一则为三，三者各兼而两之则为六，故圣人之画卦，必备六画而后成卦者，所以象天、地、人之各有两而为六也。初、二象地，初刚也，二柔也；三、四象人，三仁也，四义也；五、上象天，五阳也，上阴也。”(第416页)[2] 三才之道既显，人之地位亦遂得以确立。惟有人，才会以其高度价值生命之自觉，以人之道接续天地之道，全面拥有天地人物相连一体的这个世界，令其真正成为自己整个生活的世界，并在此世界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性存在，衡诸天地之理，依成己、成人、成物之序，遂己之性与生，遂人之性与生，遂物之性与生。如是，天地之理即在人身上得到较之在他物那里的最高境界上的体现，并透过人而在他物、在上述世界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实现。而最能促成这一切的，就要数人中之圣了，“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命之居君师之位，为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第365页)(《系辞下传第六》“天地之大德曰生”节注)[2] 不难看出，这里所言人之成为上述整个世界中的主体性存在，绝非在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因为后者是以人与自然相互外在、人为主体、自然为客体、人可随意宰制自然为己所用这一主客二元对立观念为基本前提的，与前者不可混为一谈。
再深入一层，在成为人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这个世界中，各种事物，一则有本有原地被生化而来(卦变说所诠显、符示)，再则彼此间静态上对待而互显(对体说所诠显、符示)，三则彼此间动态上以其无限的开放性而极则相通(反体说所诠显、符示)或无一例外地对待而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流变互通着(变卦说所诠显、符示)。而由以此世界为终极之域而相互内在的诸事物间之互动所成的诸格局、诸图景(六十四别卦所符示)之间，亦在静态上对待而互显(亦对体说所诠显、符示)，动态上以其无限的开放性而极则相通(亦反体说所诠显、符示)或同样无一例外地对待而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流变互通着(亦变卦说诠显、所符示)。由是，此一世界遂成为一个万象以之为终极之域而相互内在、彼此开放、而又繁复无尽、永无终穷地奇妙对待、涵摄、互通着的环环相连、永恒流转、日新不已、永葆鲜活感性生命状态的万殊而一本的宏大有机整体！在特定时点或时段上，相关事物与因素互动所成格局、态势或图景，相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人乃至物而言，就有了或有利或不利、或理想或不理想的时、遇价值意义。互动之特定格局、态势或图景的出现，即意味着特定时的形成(六十四卦所符示)。在特定时下，包括人在内的相关事物或因素于相应格局、态势或图景中分值相应之位，此等位即称时位(别卦中诸爻之爻位符示)；其中值某一时位者对该格局、态势或图景起决定性作用(卦主说所诠显、符示)。对于任何事物或因素，皆当将其放在相应格局、态势、图景、时下来审视，方可最大限度地克服视野障蔽。而对于相关事物、因素、格局、态势、图景、时，交替在放大的视域下与化约的视域下来审视，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更为真切地了解其所是、所以是以及所将是。放大，令简单问题复杂化，渐臻精微，有见微知著之效(互体、连互说所诠显、符示)；化约，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至抵本质，有以简驭繁之功(肖某卦说、复体说所诠显、符示)。
最后，落实地就置身于上述生活世界中的个体人生而言，(1)应通体开显、敞亮起自身与天地人物相互内在、一体无隔的大宇宙心灵和以此为基础的真正属于自身、为自身所真切拥有的生活世界。(2)应准依在处理价值本体与工夫进路关系问题上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第188页)(《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12] 之理念，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这一世界中的一切的终极所以然，有一种彻然的生命透悟，透过“格物致知而诚意”(第389页)(《文言传第七·乾》“知至至之，可与几也”注)[2]，了悟到物我所同禀的理与气，体认到“我之所以为身，岂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之谓哉！身非身也，其所主者心也。心非心也，其所具者性也。性非性也，其所原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我之所以为身也。然则我之身非人也，天也”(卷九十二《草庐学案·草庐精语》)[1]，然后一如朱子所云“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第390页)(《朱子语类》卷十三)[11]，而透过自觉的德性涵养修为，存天理去人欲，遏抑因气禀所带来的感性欲念的伸张，变化气质，最大限度地彰显出与天地之理一而不二的本然正性或善性，挺立道德理性、价值理性，豁醒基于此的自足整体人文生命理性意识，令生命最终达致成为天地之理圆满化身的天地境界，亦即圣人境界。(3)在迈向天地境界的过程中以及达致天地境界之后，应令作为天地之理在自身生命这里特殊存在形式的本然正性或善性在彰显其体的基础上大显其用，转化为自身面向上述整个生活世界的深挚而浓郁的总体宇宙关怀与终极人文关切，豁显出无尽大化洪流和无限人生长河下的鲜明人文历史理性意识与神圣庄严的宇宙、人生、生活世界担当，挺立起自身于其中的生命主体性，秉持类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之理念，启悟、诱导、助益他人他物，尽最大之可能，使其亦基于所禀天地之理这一充足正大资源而透出生命应然之自我，促成生意盎然、希望无限的天理沛然流行、和谐有序而通泰的有机人生共同体、有机宇宙共同体、有机人的生活世界的建立。如此，显然并非意味着牺牲了自身的主体性，反却更好地实现并升华了它。自身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就标志着属于我的世界的确立。这是每一个体都应自觉矢志不移地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而其实现的程度，也就意味着上述生活世界因我而人文价值化的程度和为我所实质拥有的程度，意味着事实世界向为我的意义世界转化的程度，意味着我以所禀天地之理为凭依而开显大我、实现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程度。(4)应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时的哲学的视野与智慧，直面自身所遭逢的时遇，直面宇宙人生、生活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以理性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乐观向上的大有为精神，动静因时，与时偕行，见微知著，以简驭繁，将正在迈向或业已达成的天地境界、圣人境界，具体落实为回应现实一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之时者人格与举措。草庐称：“‘大明’，日也。圣人之随时应务，如大明之照，今日既终，明日又始，因其‘潜’、‘跃’、‘见’、‘飞’、‘惕’、‘亢’之时，处之曲当，各无亏欠，所谓‘贞’也。随六者之时，而乘此龙德，以当天运，与时宜之，所谓‘利’也。”(第216页)(《彖上传第一·乾》“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注)[2] 如此，人生才会步步迈向充实、圆满！
可见，在整合、会通汉宋相关易学与理学识见的基础上，草庐透过其在象数、义理两个基本易学领域颇具原创性的新开拓，将易学推进到一个新的理境，相当圆满地完成了其继往开来以传承、光大易学天人之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