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之争论文,康熙论文,礼仪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与罗马教廷发生严重冲突，终至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他对颜当等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十分愤怒，予以了惩治。那么，他对遵从利玛窦的规矩，领取信票留在中国的传教士态度如何呢？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缺乏研究。在清代档案中，有许多关于传教士的资料，本文根据这些资料，对这一时期康熙与传教士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这部书中有许多关于传教士的资料，生动地反映了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其中有人用了“度量宏大”一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35页。）。
礼仪之争暴露了传教士内部激烈的派别之争，对此，康熙亲自进行调解。他批评传教士“以我会你会，仍乱告不止。”多罗(Carlo TommasoMaillard de Tournon)声称，这是因为“我天主教之例，若系一会之人，则如一家，财物共用，不分你我，共同生活。异会之人，虽教化王，不可逼迫其共处如一家，多罗我更不能。”康熙当即表示：“我等本以为教化王谅能调和统辖尔等教徒，原来不能管理。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康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例如礼仪之争中，白晋与沙国安矛盾尖锐，康熙曾对白晋下旨批评。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1706年7月31日），白晋因此给张诚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传宣谕旨之事，谅尔业闻矣。荷蒙大主体恤，指教我非是，故明知己罪。我虔诚恭受谕旨，嗣后毫不违背，与沙国安和睦相处，凡事谦让，惟盼仁主宽恕我无意之咎。未奉谕旨之前，接阅尔信一封，照尔所言停止与沙国安争先。但我得罪皇上，心里不胜烦闷。望尔将我此烦悔之情，乘便奏闻大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449页。）八月三日，白晋又向康熙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恕罪：“恭读明主训旨，始知我之所行最为无理。前日与沙国安同行，未有谦让，与之争先。我二人虽非不睦，但我无理，有违大主圣意，铸成大错。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训谕，嗣后不敢与沙国安争先，必谦逊和气，断不违明旨，惟叩请仁主宽恕我此大罪。”康熙批示：“知道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不再追究。
对传教士在工作上的错误，康熙也是采取宽容的态度。例如，康熙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享奏报：闵明我(Philippus-Maria Grimaldi)告之，“今晨为测验新造天球度数分数均与不均，即与八月初一日日食图勘合，见天球上所画度数甚均，正与月食图吻合，时反而看出在日食图上所刊一行字有错。今年八月初一日日食时，自申时正三刻七分始，由西向南偏缺，错写为由东向北偏缺，并以刊刻之。闵明鄂〔我〕见错处，不胜惶悚。‘错字之咎，我一人承当。’已写于西洋文书内，令彭佳宾转奏。”康熙批示：“此事自然紧急谢过即可，何必细密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3页。）
当传教士在地方上遇到麻烦时，康熙立即查办。例如康熙四十四年，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享奏报：“闵明鄂〔我〕详称：江西巡抚李基和严饬报房，禁我等一应信件彼此邮寄。西洋人等蒙皇上之恩，于中国各省建堂，各自另住，彼此虽不得见，然一应事务，具文交报房以寄，故即同会面相告，彼此心意，明知无误。今居澳门之西洋人，居江西之西洋人，有事会同寄往京城，必先由澳门寄至江西，方由江西寄往京城。今若禁止由江西报房寄书，不仅江西之人不能将其书信寄往各省，且广东地方信札亦将耽搁。各省报房寄信并不禁止，我等或信中有公事，亦未可料。七八月正将海船信札寄往京城之时，闵明鄂〔我〕恳乞奏请皇上。”（注：此奏折未具日期。奏折内容是江西巡抚李基和禁止耶稣会士互相寄信。查《清代职官年表》，李基和任江西巡抚为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因此断定奏折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康熙批示：“赫世享你即写文给李基和家人，打听禁止西洋人互通信札之缘由，视伊如何回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0页。）在康熙的干预下，传教士的通信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对传教士的健康情况，康熙始终关怀备至。例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二十日，耶稣会士安多(Antonius Thomas)病情严重。员外郎李国屏得知后，立即请大夫茹璜前往诊治。茹璜认为：“安多病，系中气不足，脾胃虚损之症，以至时常呃逆，四肢厥冷，大便溏泻，肌肉消瘦，不思饮食，六脉虚细，其病重大。”决定采用德里鸦噶、加减理中汤救治。加减理中汤的配方是：茯苓一钱五分，白木土炒二钱，河子肉去核一钱五分，五味子一钱，炮姜八分，肉桂炭八分，附子制六分，泽泻八分，木通一钱，引加莲子十枚去心，煨姜一片。
六月二十一日，李国屏将安多的病况、大夫的诊断和处方迅速奏报皇上：“本月二十日，据西洋人苏琳、吉利安来报：安多病势重大求医。等语。奴才等传大夫诊视。据大夫茹璜告称：安多病重大，今欲讨用德里鸦噶、加减理中汤医治。等语。所有大夫茹璜汉文奏书谨并奏以闻。”康熙立即批示：“接此文后，著尔遵旨亲往看视安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页。）
李国屏遵旨而行，去教堂看望安多，传达康熙的旨意。随后他向康熙奏报：“奴才遂去天主堂向西洋人传宣谕旨，时苏琳等跪言：‘我等皆远方之人，犹如蝼蚁。安多患病，蒙圣心垂念，皇上由行在特颁旨来看视，此恩不仅……安多不能承当，且我等现在众人亦感激不尽，即拼命效力，竭尽驽骀，亦不足仰报于万一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1页。）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在一份传教士联名上奏的请安折中，康熙没有见到闵明我的名字。他因此担心闵明我生了重病，特下旨询问：“闵明鄂〔我〕之名为何没有？闵明鄂〔我〕岂不善乎？”闵明我得知后十分感动。八月四日，武英殿总监造和素因此上奏：“给闵明鄂〔我〕阅看折子并被告知时，伊由人搀扶，跪叩，涕泣称：‘因未到请安处，故未缮我名。蒙圣主之恩，我病似稍愈，上怜臣，以岂不善乎之语问之。闵明鄂〔我〕如何承受？臣今老病，不能效力，惟向天主祈祷上万寿无疆。’”看了和素的奏折，得知闵明我“病似稍愈”，康熙欣慰地批示：“知道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2页。）又如五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李国屏奏报：“六月二十八日，西洋人吉利安（纪理安Stumpf Kilian）呈文跪称：吉利安我病虽较前稍愈，惟不能根治。观西洋之文，螃蟹石(pang hiyai si)对我病甚宜，外寻不得，内蒸炉房有。伏乞转奏皇上，赏螃蟹石二两。饮后若幸运痊愈，则不胜感激皇上再生之恩等因。查得，蒸炉房存有螃蟹石八两六钱。为此谨奏。”康熙批示：“石蟹乃何好物？不仅二两，十两亦易。照用数赐。若又用之，乾清宫亦有，畅春园亦有，此处亦有。”（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7页。）
每当得到传教士逝世的消息，康熙都深感悲切，赐恤悼亡。例如，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熙收到李国屏的奏折，得知安多病故。他在奏折上批示：“安多自西洋到来后，诚心效力于天文历法之事，兹闻已故，朕心殊觉恻然，（祭祀）照徐日升例，著李国屏、王道化送去。”（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1页。）李思屏、王道化根据康熙的旨意，照徐日升之例，将白银二百两、缎十匹，以及茶、酒等物送到教堂，并向传教士们传达圣谕。传教士们非常感动。七月三日，李国屏向康熙奏报：“苏琳等跪泣叩首曰：皇上养育我西洋人，赐恩不可胜数，言不能述。兹闻安多已故，皇上圣心殊觉恻然，颁下仁旨，且照徐日升例赏赐。不惟已故安多光荣，即我等亦感激重恩，无言以奏，惟有跪向天主，祈祷皇上万万岁。等语。言毕众皆谢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
由此可见，康熙确实是“度量宏大”。他的这种态度，有利于中西文化的交流。
二
礼仪之争之后，康熙不仅对京城里的传教士“度量宏大”，而且保持了与外省传教士的联系。渠道之一就是“葡萄酒热线”。
所谓“葡萄酒热线”，就是各省传教士根据康熙的需要，向康熙进献葡萄酒。据清代档案记载，此事集中发生于康熙四十八至四十九年。这与当时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康熙的健康状况颇有关联。
康熙十四年，三藩之乱初起时，为了安定人心，巩固清朝统治，康熙就册立皇二子允礽为太子。此后，太子的权势与日俱增，肆恶虐众，恣意妄行，引起了康熙的极大愤怒。在重重矛盾之下，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宣布废黜太子。在太子身上，康熙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废太子一事，是他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在宣布废黜决定时，他热泪纵横，痛哭仆地。事后他说：“自禁允礽之后，朕日日不能释然于怀”（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无日不流涕”（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乙丑。）。而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更使他痛心疾首。因此，他身心交瘁，健康大不如前。十月二十三日，他突患重病。《清实录》记载：“乙丑，圣躬违和，自南苑回宫。”“至十一月初旬，日渐增加。”（注：《清圣祖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康熙认为，这场病是因为自九月以来，“事出多端，朕深怀愧愤，惟日增郁结，以致心神耗损，形容憔悴，势难必愈。”不肯就医。大臣中虽有问安者，然多虚应故事，不敢多言。只有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祯劝请就医。奏称：“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臣等虽不知医理，愿冒死择医，令其日加调治。因痛哭陈请，爰于十一月十八日始用医药。”（注：《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辛巳。）
“然而，皇帝病情日沉，健康日衰，中国大夫束手无策，于是只得向欧洲人求助。他们听说罗德先教友精通药理，便认为他或许能缓解皇帝病情。这位教友果然身手不凡且颇有经验。……他配制了胭脂红酒让皇帝服用，首先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严重的心悸症；随之又建议他服用产自加那利(Canarie)群岛的葡萄酒。”（注：（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经过一番调治，康熙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康熙的身体基本康复。这一天，他向满汉诸臣谕道：“朕自抱疾以来，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昼夜侍奉，用药调治，今已愈矣，并非诸臣医疗得痊也。”但此时，他还很虚弱，心病未去，食欲不佳。他向满汉诸臣坦言：“朕原因气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注：《清圣祖实录》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
不过，大病得痊，毕竟可喜可贺。康熙对自己在病中所得到的关心难以忘怀。一月二十四日，他向八旗都统等人谕道：“朕此番抱病，肌体癯瘦，自分难以调治。朕承祖宗弘业，垂统万世，爱养生民，勤劳宵旰，理所宜然，并未有神奇之德。乃闻举国兵民，男妇老幼，俱以朕躬不豫，谒诚祈祷。仰蒙上天垂慈，今获痊可，已能挽弓乘马矣。尔等将此谕旨及朕躬痊愈之处，明白晓谕，务使比户咸知，以慰兵民祈祷恳切之意。”（注：《清圣祖实录》卷23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丙申。）
康熙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康熙又谕道：“西洋人自南怀仁、安文思、徐日升、利类思等，在廷效力，俱勉力公事，未尝有错。中国人多有不信，朕向深知，真诚可信。即历年以来，朕细访伊等之行实，凡非礼之事断不去做，岂有过犯可指。前者朕体违和，伊等跪奏，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伊等爱君之心，不可不晓谕朕意。今传众西洋人都在养心殿，叫他们知道。”（注：黄伯禄《正教奉褒》，第129页。）
这道上谕表明了康熙对传教士的高度评价，反映了康熙对葡萄酒的喜爱。传教士们得知后十分高兴，纷纷进酒献物，以表忠心。康熙顺水行舟，令侍卫向各省督抚在京家属传旨：“以后凡本处西洋人所进皇上上用物件，并启奏的书字，即速著妥当家人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365页。）这不仅可以满足他对葡萄酒的需求，更可以考察各省传教士对他的真实态度，建立起各省传教士与他的直接联系。
二月初三日，养心殿侍卫赵昌向在京的江西巡抚郎廷极之子传达了康熙让传教士进酒的旨意。二月二十二日，郎廷极收到儿子的来信后，迅速通知在江西的传教士，结果得到传教士的热烈响应。二月二十六日，居住在江西饶州的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送来西洋葡萄酒66瓶，哈尔各斯默1瓶。郎廷极立即加做木箱4只，与殷弘绪一起亲手装贮加封，次日晨差家人雇包程驮轿星驰进京。三月一日，殷弘绪又送来几件献给康熙的物品，郎廷极再次加做木匣，差人星驰进京。三月二日，郎廷极将此事具折奏闻。康熙朱笔批示：“此折奏来的甚是。已后系有西洋人有进之物，折子上写明，不奏闻。”（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336页。）
继殷弘绪之后，江西各府传教士纷纷进酒。据郎廷极三月二十六日的奏折记载，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进格尔默斯1瓶，洋酒4瓶；临江府天主堂傅圣泽进洋酒8瓶；抚州府天主堂沙守信进洋酒6瓶；九江府天主堂冯秉正进洋酒6瓶；赣州府天主堂毕安进洋酒2瓶，德利亚尔噶1盒；南昌府天主堂穆泰来进洋酒2瓶。俱系西洋人各自装匣封固记认，郎廷极遣家人星驰送京。（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386页。）
江南传教士也行动迅速。二月二十四日，江南总督邵穆布奏报：“二月二十三日，在江宁天主堂西洋人林安恭备葡萄酒11瓶，鼻烟1瓶，并以西洋图记加封送来。奴才即遣家人额尔塞依赍捧呈进。”（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页。）福建地区也是如此。闽浙总督梁鼐、福建巡抚张伯行，收到在京家人的来信后，立即向传教士传达康熙的旨意。三月二十日，福州传教士利国安“恭进皇上葡萄酒2箱，并启奏折子”（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371页。）。梁鼐、张伯行遣家人雇包程骡子星夜驰送进京。偏沅巡抚赵申乔也向康熙奏报：“西洋臣聂若望交臣进上葡萄酒”（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410页。）。
广东地区最为突出。两广总督赵弘灿收到在京家属的来信后，立即差家人前赴澳门向西洋理事官黎多及省城各天主堂传旨。三月二十六日，他向康熙奏报：省城西洋人穆德我等交到酒1箱，洋烟1箱；西洋人毕登庸交到酒1箱；西洋人景明亮交到酒1箱，药1瓶。“臣检收原箱，俱系封固，不敢启视，特差家人曾复元雇包程骡脚装驮，一并星速恭进”（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380页。）。四月二十七日，他又向康熙奏报：香山协守备朱映奎送来西洋人郭天宠所进葡萄酒1箱，共计9瓶。他再次遣家人星驰送京。康熙四十九年，广东教士继续进酒。二月十八日，赵弘灿奏报：“今又有西洋人李国震交到进皇上葡萄酒15瓶，云系西洋人何大经所进，外书一封，与京中天主堂纪姓者。臣等遵旨即差家人”包程恭进。（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60页。）十月二日，他再次奏报：“西洋人戈维理称，有西洋嘉纳理亚国酒2箱，要送进京。臣随令其火速送至肇庆，然后，由臣家人驰送进京。”（注：《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集，第736页。）
礼仪之争中，被康熙驱逐到澳门的教皇使节多罗，得知进酒消息后，也积极行动，试图以此改善与康熙的关系。然而，酒未及进呈，多罗便于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十二日病逝。闰七月十四日，赵弘灿奏报：“本年闰七月初十日，臣等接到住澳西洋人沙国安等信1封，内开多乐闻皇上利用真葡萄酒，特托人采觅寄来。今多乐虽辞世，不敢隐其先志，应否送省，乞示进止。计开加纳列国葡萄酒1箱，70小瓶；伯尔西亚国葡萄酒2箱，共20大圆瓶；波尔图噶国葡萄酒2箱，共24方瓶。臣等因未请圣示，不敢遽行赍送。应否进呈，伏候圣旨。”康熙批示：“随便带来。”（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5-6页。）
进酒事件表明了在华传教士对康熙的恭顺态度，令康熙感到欣慰和满意。因此，康熙对传教士优宠有加。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康熙听说直隶真定府发生了教民争殴事件，便在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折上批示：“近日闻得京中西洋人说，真定府堂内有票西洋人偶有彼此争地，以致生祸授打等语，未知虚实。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处，若事无大关，从宽亦可。”（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第108页。）由此可见，康熙对传教士是相当宽容的。
综上所述，康熙在位60余年，总的来说，对传教士采取的是容留和利用的态度。他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时甚至亲如家人。他信任传教士，请他们入宫讲解西方科学知识，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派遣他们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并给予他们极高的褒奖。礼仪之争爆发后，他对颜当等人的行为十分愤怒，予以惩治。但对遵从利玛窦的规矩，领取信票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仍然友好。他的这种态度被称之为“度量宏大”。这是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西方传教士的渡海东来，就没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没有康熙帝的积极支持，这个高潮就难以结出累累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