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又向中国提出了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新课题。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曾经精辟地指出（马克思，1859），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地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缺乏秩序与道德规范而只能以较低的效率运行的时候，一场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启蒙运动便在欧洲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到大卫·李嘉图的《赋税论》，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加上洛克的《论政府》与《论自由》等，成功地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与道德规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而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当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导致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时，从马克思直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派，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进行了批判。这种来自于学术理性的批判导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福利国家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推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这一经济制度模式在学术界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希克，1982）。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转型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莱斯特·瑟罗，1996）。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结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儒教文化源远流长；结果，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在很多场合反而被人们庸俗化了。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变化。改革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开放则使得中国的封闭经济变成了开放经济。这样两种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中国崭新的经济基础与过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社会的经济资源已经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了，但规范市场行为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契约则由于意识形态的落后迟迟不能建立，其结果只能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运行效率的低下，权利与金钱的交易和各种各样的非法交易活动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
当中国的意识形态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要求时，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又对盛行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相对陈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及时地实行意识形态的转型，而且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变革必须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且使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可靠的保证。
二、先进生产力的界定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不是看社会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而是要看该社会是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来生产各种产品的（马克思，1873）。波特则从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变动着手，区分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波特，1988）。比如：土地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源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劳动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技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知识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由此可见，我们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先进的生产力，首先必须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经济时代与所面对的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康德拉捷夫的长波理论（尼古拉.D.康德拉捷夫，1926），人类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50-60年就会发生一次产业革命，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来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对旧的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革命性的替代。因此，到了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说成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从蒸汽机到电动机、再到内燃机、直至今日的计算机，工业化社会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了，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的机器大生产早已被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所取代。如果说，英国产业革命后形成的社会先进生产力，是一种由资本要素驱动的、以蒸汽机（后来是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基础的、以流水线为工具体系的、并通过雇佣劳动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那么，在今天经历了新经济革命后所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则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概括地讲，今天社会先进的生产力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生产力：它是一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与个人电脑）为其技术基础的、以因特网为其工具体系的、并且只有通过与人力资本的结合才能实际发挥作用的生产能力。
由信息技术取代机械技术（包括蒸汽机、电动机和内燃机）、知识要素取代资本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因特网取代机器流水线而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这种革命性变化，会对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回顾一下欧洲国家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转型时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准确而又科学的理解。随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的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由土地变成了资本，这一变化使得拥有土地资源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阶级，而绝对地租的存在又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地租理论中作了非常详尽而又精辟的阐述（马克思，1873）。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500多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知识作为财富和价值的主要源泉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显著地下降了。于是，资本家也将会像过去地主阶级一样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多余的食利者。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下降，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也在不断地下降，也就是说，当知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时，不仅会发生知识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替代，而且也会发生人力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
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发生在新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些革命性变化，那么以下的问题便将迎刃而解：
第一，是发生在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强调的那样，真理都是相对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们就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这样的理解：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当劳动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是极其正确的；但是，当社会生产力进步，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取代劳动与货币资本而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时，我们就不应当再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价值的形成与增殖过程，否则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马克思主义也将因此而从科学变成教条。
第二，随着资本要素被知识要素所取代，我们应当预见到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化发展。这一点在当今美国的新经济产业部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被货币资本家所垄断的企业所有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拥有技术知识和信息知识的“知本家”（即拥有技术专利的企业创业者和拥有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所分享。这一变化告诉我们，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这里，最重要的是所有权决不能被资本所独占，而是应当被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共同分享。
第三，在新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把教育部门和科技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部门来对待。我们还应当对现有的所有权制度加以改革，通过知识参股等方式，给予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与知识创新的所有权激励。
三、先进文化的界定及其创建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经济基础的转型必然要求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相应的变更。但是，意识形态的变更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发展是通过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来实现的。那么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算是先进的文化呢？对此，我们可以界定如下：
第一，任何时代的先进文化都是应当能够促进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
资本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联系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产生，于是便有了自由企业、自由劳动、自由的交换和自由的人权（马克斯·韦伯，中译本1988）。在资本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投资，而不仅仅是交换，成了社会的新时尚。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更加古老，但是，投资，并且通过投资来盈利，却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投资与交换的基本区别在于它包含着价值的增殖。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曾用迂回生产的道理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投资与交换的区别（庞巴维克，1881）。一个渔夫可以直接用手捕鱼，然后通过市场交换来维持生计。但是，这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投资行为。假如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么这个渔夫就应当首先进行捕鱼工具的投资，然后再用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工具去捕鱼，并通过市场的交换去实现投资带来的利润，渔夫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产量的提高与收入的增加。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渔夫不是直接用手捕鱼，而是首先迂回地进行工具（生产资料）投资，所以被称之为“迂回生产方式”。有投资的社会生产方式与没有投资的社会生产方式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究竟到底有多大呢？比较一下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很容易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不用说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时代，即使到了当代社会，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实际财富也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少，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却会如此之大呢？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投资，其生产方式大都是传统的。由于大量的实际财富没有转化为投资或资本品，因而其收入的增长也就变得极为缓慢。相反，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人们可以借助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其他的市场机制，把一切可以用作投资的财富变为资本，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产出和收入的增加。
第二，先进文化必须是具有兼容性的。
我们对先进文化的这种界定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和综合前人优秀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来之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扬弃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全面清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借助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建立起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由此可见，一种不具有兼容性的文化是不可能成为先进的文化的。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也是通过发挥其文化的兼容性而取得了对其他经济制度的竞争优势的（布罗代尔，1976）。当共产主义思潮与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并当前者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较为后进的国家成为现实的制度存在，而后者又在西、北欧成为现实的制度存在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又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提出的公共老年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制度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推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失业保险制度；再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计的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直至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推行的以股权社会化为特征的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汲取其他文化与经济制度的优点，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价值观与经济政策，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增长。时至今日，就连效率与公平的排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越来越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公平已经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资本主义没有遭到来之于共产主义制度与福利国家主义制度的威胁，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思想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主义思潮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意识形态约束，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力又恰好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兼容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能力。
回顾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再具有兼容性了，然而，当世界各种优秀的文化不能被吸收与兼容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发展也就相对静止了。马克思普在论东方社会的许多文献中批评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指出，在传统儒学文化的压抑之下，人民群众普遍缺乏创造精神，建立在男女两性分工基础之上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地复制着社会的组织结构与思想意识，这不仅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窒息了文化本身的发展（梅洛蒂，1981）。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批中国有志青年集合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变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华民族就此获得了新生。但是，受苏联共产党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也开始滋生与蔓延。结果，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窒息了理论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又一次被中断了。理论的僵化与文化发展的停滞造成了体制呆板，经济发展因此而受挫。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通过对外开放再次创造了中国文化与国际先进文化交流的机会。在与国际先进文化的交流中，中国找到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从而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就初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来看，先进文化的形成不仅离不开国际交流，而且还需通过兼容来汲取其他文化的优点。
第三，先进文化必须是具有内生发展机制的。
除了外部交流与兼容其他文化的精华之外，先进文化必须具有内生的发展机制，这种内生的发展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要素：学术自由、科学精神、知识产权。没有一种可以自由进行研究与探讨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造就了诸子百家，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学，以及发生在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中经常可见的文字狱，几乎完全窒息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因此，没有学术自由这个先进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内生的机制，本来是先进的文化也会变得落后与愚昧。
先进文化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的抽象或意识形态化，因此，学术自由必须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科学精神就是先进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灾难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鸣大放的文化革命缺乏科学精神。
最后，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在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至少起着以下的作用：第一，知识产权可以起到鼓励人们进行思想与理论创新的作用，例如，文献引用制度与版权制度的推出，可以避免思想的简单重复与抄袭，促使人们进行创新思维；第二，知识产权要求文责自负，而这将会对一切背离科学精神、提供错误思想与理论的人构成有效的约束。从知识产权在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来看，它实际上构成了先进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制度保障。
可见，我们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主动地调整文化意识形态，或者在前瞻性地预见到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未来趋向后，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更新来推动经济基础朝着这一方向演进。此外，在世界多种文明并存的条件下，我们还应当像马克思那样，注意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文化精华，以使我们的文化更具先进性。最后，我们还应通过提倡自由的学术氛围、科学的学术精神、以及建立必要的知识产权来形成一整套文化发展的内生机制，以加快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四、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必须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视角加以审视才是可能的。
从国际角度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首先在于国家的强大。回顾一下东南亚国家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没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是很容易遭受外部经济冲击的。而来之于外部世界的经济冲击会给本国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比如资产缩水、就业机会减少、国民经济出现增长危机等，由此而造成的国内政治动乱与社会的动荡，还使得国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巨大的影响。因此，在资本与其他要素均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从国内角度来看，根据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1992），我们认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然在于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经济是基础而言，一切利益最终都将表现为经济利益，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应当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我们党自1949年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长期以来，我们有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党的地位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在执政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党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不仅导致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受挫，而且也使党的执政党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要确立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牢固的群众基础，就不能只代表部分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利益，而是应当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及时地调整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与工作中心，领导全党走上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征程，从而取得了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胜利，并且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我们党的威信也因此而不断得到提高。
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人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能理解，有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济增长是我党合法执政的必要条件，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创造合法执政的充分条件，那就是为全体国民创造公平参与经济增长、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换句话说，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仅仅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快做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共同富裕。
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因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能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有效的激励，因而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用政府转移支付来缩小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经常采用的一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成本很高，并且，使用这一方法在缩小人们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它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只能是消除贫困。因此，我们需要探寻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方法。
为了能够寻找到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方法，我们首先必须探究造成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原因。今天中国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形成原因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1.当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候，在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出现了两种新的机制：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实施的按劳分配的法则开始起作用，结果那些劳动能力相对较差的人的收入便会相对减少，从而出现了劳动者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长，要素分配的状况在决定人们收入分配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结果，要素拥有数量的差异导致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
2.随着由知识要素驱动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所拥有的知识财富的存量与流量在决定人们的收入水平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凡是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人，其收入水平要显著地高于那些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
3.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遗产（如等级制社会地位、审批企业制度、以及非市场的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人们进入市场合法获取收入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由这种机会不均等而造成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也是导致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4.在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中的某些个人和政府的某些机构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到市场中谋取个人与部门收入的钱权交易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便是造成手中有权力的人与手中没有权力的人在收入分配上产生较大差距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5.中国属于大国经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为：第一，从转型经济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是从中国的东部地区首先开始的，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中的政策配置必定是有地区倾斜的，改革推进速度的差异与改革政策配置的地区差别自然会导致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不同地区人们收入分配的差别；第二，从开放经济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具有不同的区位优势，因此，当中国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时，东部地区由于比中西部地区更加具有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区位优势而出现了比后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数量增加）与更快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也就随之扩大了；第三，从发展中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既有东部沿海先进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经济，又有中西部相对落后的乡村经济，地区之间存在的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也是造成中国不同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存在过大差距的原因所在。
从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上述各种原因来看，我们党要达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就应当采取以下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1.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不仅可以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而且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在知识已经成为价值与财富主要源泉的新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根源在于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知识拥有量的差异。因此，政府若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可以同时达到迅速发展新经济、又使人们可以比较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之成果，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稳定目标。
2.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以便保持政治运行、行政运行和社会经济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借以防止和杜绝钱权交易现象的发生。当然，为了实现这样的变革，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真正的、为全社会所接受的、从而是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所有权。在新古典国家理论中，原本就有这样的定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发展，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来界定和保护人们的产权（道格拉斯·诺斯，1981）。而钱权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们的财产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因而必须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的、能够得到全社会承认与政府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来加以制止。
3.放松政府管制，给予人们公平的与自由的进入市场实现其劳动价值与要素价值的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与所有权制度的建立可以解决钱权交易的问题，但是，这样的改革并不能解决由政府干预而引起的人们进入市场的壁垒，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和市场禁入等。面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政府放松管制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倡导一种自由的企业制度，这种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要义在于开业自由，开业自由不仅仅是指变传统的审批企业制度为登记制，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大幅度降低人们的开业的费用。这种费用当然应当包括货币的和时间的两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降低人们自由开业的成本，那么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新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解放出来，每一个人都将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能力去抓住市场机会，那种因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均等而产生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也将会随之消失。
4.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缩小城乡差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在影响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诸因素中，由改革时间差而产生的作用正在不断递减，而由二元经济结构因素产生的影响力则变得越来越大了。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缩小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议题和方法。事实表明，在中国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0%，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0%以上的情况下，要想使得广大农民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提高收入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致可以这么说，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产出匮乏的问题。农民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我们的出路就在于加快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目前阻碍中国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内需不足。在一个人均收入只有800多美金的国家里，几亿农村人口要转化为城市工业化的人口，他们生产的产品显然是无法出清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选择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参加WTO合法地获取外部世界市场，来增加中国的总需求。在这里，我们决不能错误地总结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我国的内需严重不足、而劳动力又非常廉价的情况下，决不能轻易地放弃已被几乎所有的东亚国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对土地价值的理解有问题。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被人们赋予了最高的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就是土地。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土地的价值已经开始贬值，这可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得到佐证。马克思在分析了绝对地租的形成机理之后，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已经把拥有土地资源，但却坐享其成与只知抽租，而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毫无贡献的地主阶级淘汰了（马克思，1873）。今天世界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驱动经济的基本要素是知识，就连资本的作用也开始趋于下降了。今天的高科技农业已经很少直接占用土地资源，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经济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对土地的价值观，敢于把土地资源从传统的农业生产的使用中解放出来，尽快把它们转化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用地。
第三，目前所推行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不够科学。目前中国在中西部推行的是小城镇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农村向城市化的过渡。这是因为，小城镇不仅不具有城市的规模经济，也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创造足够的就业。在很多情况下，城市的就业是内生地形成的。一个50万以上人口组成的中型城市，会内生地产生对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从而会导致就业的增加，但是，在一个5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里，这种内生的就业需求是不存在的。此外，城市规模太小也不容易创造商机。再者，发展中型以上的城市，由于人口的集中居住，还可以大大地减轻对于环境的压力。也就是说，人口的集中居住可以增加环境消费的规模经济（奥古斯特·罗西，1954）。根据以上所作的分析，我们建议调整中国现行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通过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的中型以上的城市来加快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5.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每个社会都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给予这些弱势群体以社会的关怀，以防被某些反社会的势力利用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旨在消灭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可减少社会犯罪，无论古今中外，发生犯罪的主要原因就是财富与贫困的同时并存（华民，1996）。
五、几点结论
1.“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努力去实践这一思想，党和国家就有希望，中国就会更加强大。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红军到了延安之后，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决定调整党的纲领，变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从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且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基础。第二次是1976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在纠正了我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之后，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且英明地决定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从而不仅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也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今天，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代表”的新思想，将揭开我党和我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2.“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与共同富裕，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然而，要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制度前提，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还要代表和发展先进的社会文化。由此可见，“三个代表”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科学的、有机的思想整体。
3.我党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都是通过广大有觉悟的党员身体力行、积极推进才告实现的。同样，今天的中国要完成以上所述的各种转型，没有全党的觉悟，自觉地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努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三个代表”可以说是今天每个中国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政治思想觉悟。
标签：先进文化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