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列宁对“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划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列宁论文,物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9）03－0024－06
一
列宁在1894年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所说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时，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两种社会关系的内涵分别作了界定：“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即上层建筑），则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1]109－110。列宁把马克思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所用的方法概括为“两个划分”和“两个归结”。他指出，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1]107列宁还说明了两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1]120－121只有正确理解这两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同时指出，历史唯心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就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1]110。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而且是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特别是写进了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但是，“孰知非真知”，列宁的这个思想所包含的两个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却很少深入思考和探讨过。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则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就能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下面我们就分别探讨这两个问题。
二
首先探讨为什么说“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个问题看似十分容易，实际上非常困难。笔者思考了很多年，至今也不敢说有把握把这个问题完全讲清楚。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这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的共同性。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又是有区别的。恩格斯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247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自然界事物的变化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就通过这些盲目的、无意识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则不同，人类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正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131“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532恩格斯也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18－119人类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历史规律也是历史主体实践活动的产物，在作为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之外，没有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也没有社会历史规律的创造主。而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自发地实现，需要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既然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活动的规律，它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并且需要通过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那么，作为人类社会构成部分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自然也是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体地说，就是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不仅生产出物质产品，而且生产和再生产出生产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这一点马克思有很多论述。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5]141这里说得十分清楚，生产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同物质产品一样，也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讲到社会生产过程时说：“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6]925这里也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他们的生产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既然“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在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列宁却说它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呢？这显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虽然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在1908年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则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为了正确理解列宁的思想，我们首先要大段大段地引证列宁的论述，然后再做分析。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六章中批判波格丹诺夫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完全看作是同一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人们在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换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往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7]218－219列宁又说：“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对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7]220－221列宁的意思是说，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虽然每个生产者和交换者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他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什么和交换什么，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什么变化，他们中的每个人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但他们这些个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将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将引起生产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将对由生产关系各个方面所组成的整个“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将对远离他们的整个“世界市场”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意识不到的。整个生产关系的链条的形成和变化是自然历史过程，即自发地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人们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自觉地建立起来的。所以列宁说“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他们却意识不到自己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整体上将形成什么样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每一种生产关系的形成都离不开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但这些活动所形成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他们是意识不到的，是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和列宁所说的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不能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但社会的发展却又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一样的。简要地说，所谓“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并不是说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离开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是说，这些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人们不能事先意识到的，这些社会关系不是人们根据某种理论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它们的形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恩格斯在1890年9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讲的“合力论”对说明这个问题很有启发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697恩格斯这段话讲的是任何个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无数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的活动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即“合力”）则是客观的，是人们意识不到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上面引述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两段话，讲的是每一个生产者和交换者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无数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者和交换者在市场中的交往将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不依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的社会关系”虽然是在许多个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个结果”却“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不管列宁是否读过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那封信，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思想，是对恩格斯“合力论”的运用、继承和发展。
正确理解了列宁所说的“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为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思想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奠定了基础。前面已经讲过，“思想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大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机关等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组织。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或称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是在观念上层建筑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例如，早在15－16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在西欧一些地方产生了，它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即是“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到思想上，就出现了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洛克、霍布斯等人的政治法律思想。在这种政治法律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如此。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各个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观点的指导下，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上层建筑虽然是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它毕竟不同于社会意识本身，具有不同于社会意识本身的特点。恩格斯在讲到国家权力时说：“构成这个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2]171。一般说来，可以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把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看作是思想的“物质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和服从于特定的思想，是特定的思想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和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把它看成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2]253。因为观念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社会意识，政治上层建筑又是在政治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所以说“思想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即统治阶级根据特定的指导思想自觉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像“物质的社会关系”那样是自发的形成的社会关系；它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三
下面探讨为什么说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就能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一样，表面看似容易，实际上非常困难。笔者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程》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8]461－475，这里再换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的难点做些尝试性的说明。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明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就不能坚持到底，甚至可能被颠覆、被驳倒，从而也就无法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相反的回答。如果认为生产力是由神的旨意、绝对观念、自然的意图或人的意志和智慧等精神因素决定的，即由社会意识决定的，那无疑又回到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上去；如果认为生产力也是由某种物质力量决定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归根结底是物质力量，那就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因果决定论，从而也就能正确地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在众多的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发难的人中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主观社会学者米海洛夫斯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无法否认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极力宣扬生产力是人的智慧的产物，并且以此为根据，说明人的智慧特别是杰出人物的智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否定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否定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米海洛夫斯基的逻辑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又是依靠人的智慧创造出来并使用的，所以人的智慧成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普列汉诺夫在1895年4月发表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转述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上述观点。他说，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争辩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是劳动工具是为人所发明和人所使用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人们使用劳动工具需要比较地很高度的智慧的发展。在劳动工具改进上的每一个新步骤要求人的智慧的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普列汉诺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米海洛夫斯基这个思想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这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就是说，那些断言世界为意见（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们是正确的。”[9]679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乍一看来，似乎是很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劳动工具的确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创造和使用也确实是同人的智慧的努力和发展分不开的。但是，他把人的智慧说成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和断言“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普列汉诺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第一，从人类和人类智慧的产生来看。普列汉诺夫指出，人类的祖先，正如其他一切动物一样，是完全屈从于自然界的。他们在生存斗争中完全通过自然淘汰而适应周围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祖先来说，这曾经是“生理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亦即“意识的曙光”、“自由的曙光”尚未点亮的时代。然而生理的必然性却引导人类祖先缓慢地从其余的动物界中分化出来，演化成了“制造工具的动物”。自此以后，人类便结束了“生理必然性的阴暗统治”，开始了征服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这说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但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祖先的前后肢分工。普列汉诺夫十分赞赏达尔文的一句话：“如果不是用双手——这个异常听他意志指挥的工具，人永远也不会在宇宙间达到统治地位。”可是人的双手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人类的祖先是从那里来的呢？普列汉诺夫回答说：“大约，他们由于某种地理环境的特点而形成的，这种环境使得前肢和后肢之间的肢体分工成为有利的。”[9]680而人的理性和智慧的产生以及成功，则是这个分工的“辽远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推动了人类祖先的前后肢分工，形成了人的双手，开始了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改造自然界的生产活动，人类的智慧则是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伴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指出：“自然界本身，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10]277普列汉诺夫把特定的地理环境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人类祖先的前后肢分工，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就从根本上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智慧之类的精神因素说成是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只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不是说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地理环境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人类远离动物界以后，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出现并获得发展和完善，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便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2]328如果我们撇开人类历史的初期不谈，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而言，应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与矛盾运动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个基本的事实和理论观点也没有改变。
第二，从智慧赖以发挥作用的条件来看。普列汉诺夫认为，智慧不能直接引起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智慧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首先，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以改进工具所加工的劳动对象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必需的劳动对象作为材料，再聪明的智慧也不能直接使工具得到改造。例如，在没有金属的地方，人类永远也走不出“磨石时期”；如果没有一定的植物和动物，人类永远也不会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智慧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赖于处于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们互相交换产品。其次，工具的制造和改进，不仅要以改进工具所加工的劳动对象为前提，而且要以必要的工具的业已存在为前提，因为智慧自身不能直接制造和改进工具；任何人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双手赤手空拳地去制造和改进工具，而是要用一种工具去制造和改进另一种工具。普列汉诺夫指出：“人在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时，改进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因为“劳动工具既然成为生产的对象，那么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用以制造的劳动工具。”[11]114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思想非常深刻。除去原始人使用的天然的石块和木棒是自然界直接恩赐、人的双手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工具使用之外，稍微复杂一些的工具，都是用另一种工具制造出来的，即使是打制的石器，也是通过不同石块的撞击和磨擦制造出来的。要制作出当代的复杂而精密的机器体系，则更需要利用先进的工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讲过这个思想。他在论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时指出：“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12]421－422如果说普列汉诺夫讲的是适用于一切生产工具的制造的普遍规律的话，那么马克思讲的则是适用于大机器工具的制造的特殊规律。而在当代，则要研究适合于智能工具制造的具体规律。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都清楚地说明：劳动者能否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以及发明创造出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虽然都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努力和发展，但归根结底是由原有的生产工具决定的。
第三，从米海洛夫斯基所使用的方法来看。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人的智慧的作用。智慧的发展推动了新的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智慧的提高，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经常变换的。而且，人的智慧的提高和劳动工具的发展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智慧与劳动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无疑是存在的，对说明二者的发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如果只从简单的相互作用的观点上去观察这个过程，那将是错误的。”[9]680唯物辩证法不仅承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且还要在承认这一终极原因的前提下，对相互作用的双方分出轻重主次，即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在智慧和工具的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工具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归根结底是智慧决定于工具的发展，而不是相反。这丝毫不意味着轻视智慧的作用，只是为智慧的作用找出原因。他指出：“无疑地，在我们遇见发现和发明的一切地方我们亦就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与发明是不可能的，正如它们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时是不可能的一样。我们所叙述的学说并没有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力图说明，为什么理性在特定的时期内是这样地动作，而不是另外一样；它并不是蔑视理性的成功，而只是力图给它找出充分的原因来。”[11]116普列汉诺夫在工具与智慧的相互作用问题上，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既坚持了“两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很好地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普列汉诺夫对米海洛夫斯基的驳斥是十分有力的，它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又没有忽视和否认人的理性和智慧在生产力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于回答为什么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就能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和思路。
收稿日期：2009－04－09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社会关系论文; 列宁论文; 物质决定意识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经济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