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消极论文,中苏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71(2001)04-0054-06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两党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论战的结果，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改变了过去国际共运中党派关系上不正常的局面，而且还大大增强了其他国家共产党要求独立自主的信心，使平等协商、独立自主真正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不可忽视的是中苏论战也使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并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尤其对刚起步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继续维护斯大林体制，扭曲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常探索的进程
中苏论战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除了国家利益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应该是两党在对斯大林体制认识上的分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出现改革的新迹象。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认识。尽管“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存在着过于草率的问题，但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从战后苏联社会发展来看，特定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苏联体制的所有弊端，几乎都与斯大林所搞的个人崇拜有关，不反对个人崇拜，任何社会改革都难以设想；从战后国际共运发展来看，“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冲突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国际共运史上“斯大林体制”的禁锢，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而且也可以从实践中开始独立地探索不同的建设模式成为可能。
面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问题，中共曾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毛泽东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他还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并伴有制度的因素，其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P7)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共开始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探索。从中共八大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方针，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应该造就一种轻松活泼民主政治气氛。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应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不能搞“一党制”，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求非共产党人士帮助整党。这个可喜的探索一起步，就得到各方关注，1957年6月，英国《曼切斯特卫报》对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的评论说：“这篇讲话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影响可能比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来的大。因为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在积极地提出新的思想和政策，而赫鲁晓夫主要是在消极地贬斥过去。”但不久由于波匈事件的出现和中国国内发生“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中共的认识发生了转变。针对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以及各兄弟党对引发波兰、匈牙利事件深刻原因的不同认识，中共站在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立场上，放弃了八大以来已经形成的从改革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的弊端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路，而把国际共运和国内出现的政治震动、思想混乱的根源归咎于苏共二十大反了斯大林。进而得出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并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是一个阴谋”。这说明当时中共对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必然联系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反而把斯大林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中国共产党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2](P321、323)在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中，尽管中共顶住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但却避开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必要性，把反对个人崇拜同否定斯大林混为一谈，认为否定斯大林是由反对个人崇拜带来的后果。同时，把反对个人崇拜同走修正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否定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党夺权开辟了道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认为批判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元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挫折。此后，“个人崇拜”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马列主义，这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正常秩序，为党内和政府内封建家长制的孳生铺垫了土壤，中断了八大开始的民主政治建设的正常探索。
二、理论上，形成“现代修正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政治依据
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如何走？这是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着重关注的主题。1956年1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无关，并说“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需要的”。因此，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并不需要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从根本上肯定了苏联模式，并强调这一模式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意义。这样，原有的理论和模式被定为神圣的原则，实践中对原有体制的任何改革都会被理解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从理论认识上，中共走上了一条捍卫斯大林模式的道路，把一切有违于这条道路的言行都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被定名为“现代修正主义”。
1963年9月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把南斯拉夫在城乡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实行企业自治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营管理体制，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以及南斯拉夫为突破苏东的经济封锁，开始发展多样化经济，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加强与西方的联系，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和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文章的结论是，南共领导集团已经变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它对内以国家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对外依附帝国主义，建立了剥削制度。理论认识的僵化，使思维的逻辑错误在实际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认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必须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反对修正主义的紧迫性。
事实上，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以改革体制来加快发展的课题。苏共二十大后，客观上出现了社会改革的时机，因此，在苏联各个领域推行改革具有合理性和迫切性。从当时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否定过去僵化体制的改革措施，如政治上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倡导集体领导，改组和整顿国家安全机关，改革干部的终身制；经济上实行权利下放，鼓励企业竞争，强调利润原则，重视运用一定的市场调节手段等等，符合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的需要。而当时，中共出于对斯大林体制的维护，把苏联社会出现的变化统统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在1964年7月发表的中共《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极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文章中，断言苏联已经或正在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中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而苏联的特权阶层已经在党和国家的各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还认为，斯大林的缺点，不是将社会主义体制凝固化，而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彻底，尤其斯大林时期实行的一部分人员高薪制，成为苏联出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根源。在鉴于此，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坚持走从两种所有制向单一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发展方向，要缩小“个人收入的差距”，决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等等。试图从主观上将斯大林模式搞得更加“纯洁”，来杜绝资本主义的复辟。与对苏共的批判和结论相呼应，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认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人物现在睡在我们身边”这样极端错误的政治论断。为了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在中苏论战期间，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了“官僚资本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中苏论战中所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概念的翻版）。至此，理论的思路已经明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高薪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赫鲁晓夫集团对斯大林体制的变革，使得这种不纯洁性加大，导致了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出现，形成修正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阶段中，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必须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大搞群众运动，防止苏联赫鲁晓夫式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重演。
三、经济上，坚持“三面红旗”，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迷失了正确方向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开始了冲破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改革，例如提高企业、地方权限，开放自由市场，强调企业利润和个人物质利益，改革农产品采购体制、价格体制，扩大农民自留地等等措施。对此，中共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修正”，是“资本主义复辟”，是“社会性质的演变”。这种认识的产生，一者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初，理解社会主义的样板只有苏联，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均来源于斯大林模式，一切有背于此的皆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二者也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刚建立，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还未充分暴露。所以，中共八大和《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仍然局限在原有的理论和模式框架之内。这样，理论认识的误区必然使实践中的改革回到原来的支点，走上了捍卫和发展斯大林体制的道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被毛泽东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实质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样式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仍然遵循着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形式只能有两种的思路，坚决摈除其他所有制形式，用集体所有制不断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理论来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不同的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一靠政治挂帅，二靠群众运动，否定斯大林强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内在运行规律。在管理体制上，大跃进运动，尽管号召大搞小（小型企业）土（土办法）群（群众运动），搞体制下放，中央和地方两本帐。但从本质上更强化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要求从省、地、县到乡，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挂帅，亲临现场指挥，按计划进行生产，并把执行结果上报中央。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政社合一”，使农民的生产全部纳入计划体制，也强化了集中管理。在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上，实际上否定八大坚持的以发展生产力为建成社会主义第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强调以完成单一所有制为主要目标。毛泽东以为自己找到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途径——人民公社，要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来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1958年，中国的经济生产在跃进，生产关系也在跃进，许多人民公社把大队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同时，人民公社也开始试图取消商品和货币，实施“大食堂”，开始了被斯大林认为的“无偿向居民分发面包”的共产主义。[3](P109)
由于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使之大大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经济的严重困难。此时，本应翻然悔悟，但却生出与苏联修正主义“对着干”的理论，因为苏联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进行过抨击和讥讽。这样，急噪冒进建设模式的探索夹杂着中苏论战的加剧，只能使中国在“左”倾的道路上走向极端。面对“三面红旗”种下的苦果，毛泽东并不认错。在他看来，这几年的问题只是具体工作中出了毛病，总的方向是对的，要求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不能动摇。他讲，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七千人大会”后，在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人特别强调对经济工作要做全面的、“伤筋动骨”的调整，1962年，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讲，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经过“大跃进”的失误，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也都同意刘少奇的主张，邓小平讲：“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4](P323)如果照此思维模式发展下去，生产关系的调整就会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有可能踏上正轨。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调整非常不满，认为是在否定三面红旗。尤其是对“包产到户”这样一种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不违背集体经济原则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却被他看成是对人民公社基础的动摇。毛泽东还把党内的认识分歧联系到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从“反修”“防修”的角度重提阶级斗争，把“包产到户”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闹单干，就是退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显然，毛泽东是在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来捍卫和推动以人民公社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便是这一手段使用的极至，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
四、外交上，加强了对抗，孤立了自己，错过了发展机遇
战后，东欧、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经互会”、“华约”的产生，朝鲜战争的结束，尤其是苏联拥有了核武器，使美国的颠峰地位受到打击，核垄断被打破。力量对比的逐渐均衡，使世界开始由战争走向缓和。因此，赫鲁晓夫执政后，提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总路线，此外，他还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对缓和东西方关系，促进冷战局面的结束和改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此，中共最初是采取有保留的同意。（注：中共参加起草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及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中均未提出与苏联观点的原则分歧。）可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紧张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在中苏论战公开后，中共的观点越来越激进。在“九评”中，把宣传“和平共处”提高到反对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片面强调经典作家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断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中共特别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联合美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屈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异常地强调时代革命的风起云涌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带着这样的观念去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以及对外交往，必然会强化分歧，加强对抗。因此，在论战中，把世界革命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用已有的公式或某些经中国革命实践检验而定型的方案，去评判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凡不符合中国的标准，便被斥为“修正主义的走狗”，改变了外交上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使中国的“支左反修”成为光荣独立的孤鸣，支持者甚少，在全世界89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60年代，由于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纲领，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交往的“洋奴哲学”，中国也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这里虽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观上“左”的教条主义认识是主要原因。
当我们关闭与世界交往大门的时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它涉及的领域之广泛，囊括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科学技术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劳动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且新科技革命也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白领工人、脑力劳动无产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趋势正在逐步加强，资本的投入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60年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观念的指导下，不是以如何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加快发展自己为首要任务，而是把意识形态的争持放在首位，并以此来左右国内经济建设，使之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位置上。这样，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中，大力提倡群众运动，轻视知识分子和科技的力量，把西方的物质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来批判，自认为社会主义唯中国独尊。更有甚者，还把“革命与战争”的观点与国内的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处处体现备战思想，大搞三线建设，进行深挖洞广积粮，完全打乱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的规律和计划，使老百姓的情绪弥漫在准备战争的紧张环境中，大大拉开了中国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距离。
中苏论战至今已近40年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单一化，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干扰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在处理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上，一定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的头上；必须冷静客观地分析世界局势，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
收稿日期：200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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