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若干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诸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官营国有的屯田营田是唐代国有农业的重要组成，包括诸军州镇系统和司农寺系统两个经管运营系统，并以前者为主①。唐初到玄宗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在王朝国势蒸蒸日上的形势下，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势，并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有着健全的管理经营体制和完备的律令制度，形成唐前期的典型形态。具体来说，尚书省工部及所辖屯田司是最高政令机构，负责政令制定和推行，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负责财务审计审核，御史台负责监督监察，诸军州镇军政行政长官负责具体组织经营生产。同时，《唐令·田令》对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制定有详明令文②。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的唐后期，在王朝国势江河日下的颓势下，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的典型形态发生了许多变化演革，一直持续到五代后周才告一段落，先后历经约二百年的时间。 学界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研究在20世纪已取得重要成果③，研究主题即是诸军州镇系统的屯田营田。不过，学术史著作《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指出，20世纪“关于唐代屯田和营田的考察主要在其规模、区域、时期及目的与效果上”④。这一评论是准确和公允的。21世纪初，李宝通出版《唐代屯田研究》，该书是综合性的学术专著，但研究内容基本不超出上述评论所概括的范围⑤。总体观察，学界迄今对有唐一代屯田营田的政策调整、经管体制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缺乏贯通性的考察和论析。比较而言，对于唐后期乃至五代时期相关变化情形的研究更显薄弱。鉴于此，本文试对唐后期五代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的若干变化加以论述，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一、代宗朝宰相兼任“诸道营田使”的置与废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国势达于极盛，疆域极为扩张，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随之发展到了有唐一代的顶峰。史载其时“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⑥，数量多，规模大。而且，成效显著——“天宝八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⑦。当时京师长安西北和北部地区的形势更好，即所谓“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⑧，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唐朝军队在京西北广大地区构筑起了由驻军、屯田、监牧三位一体构成的坚固屯防体系，而屯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⑨。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河西、陇右军全军覆灭，京师长安随即沦陷。唐肃宗李亨趁乱抢班夺权后，迅速组织力量戡乱，部分安西、北庭驻屯军奉命东调靖难，朔方军也东进后继而南下参加平叛，开元天宝年间构筑起的京西北屯防体系轰然瓦解。吐蕃军队趁火打劫，乘势扩张，“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⑩。京西北广大地区为吐蕃占领，唐朝先前在这些地区的大规模的军屯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后果极为严重，唐王朝国运急转直下，朝廷威权遭到极大削弱。与此同时，唐前期推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府兵制也均已废坏，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和政权统治危机。在如此险恶形势下，为了保障军队供给及缓和财政困难，维持政权统治，唐王朝除了恢复边防地区的部分军屯外，开始在内地诸道大兴屯田营田。 代宗广德元年(763)，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元载辞去所兼任的度支转运使，委之于刘晏，而“自加营田使”(11)，就反映了唐廷加强屯田营田管理的明显意图。《旧唐书》卷一四六《于颀传》载：“元载为诸道营田使，又署为郎官，令于东都、汝州开置屯田。”可知元载自加的“营田使”，实为“诸道营田使”，其下还设有郎官，并在东都洛阳及其以南的汝州设置屯田。代宗时，薛珏迁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有所谓“先是，州营田，宰相遥领使，刺史得专达”(12)。这里，“宰相遥领使”指的就是宰相元载兼任的诸道营田使，“刺史得专达”是指州刺史负责本州营田并可直接向宰相汇报情况。代宗大历二年(767)，张延赏“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13)，又可知诸道营田使有副贰之设。 元载以宰相之重兼任“诸道营田使”，总负责全国屯田营田，其下还设有诸道营田副使和其他属官，这就取代了唐前期由尚书省工部及屯田司总负责的体制，明显反映了大兴屯田营田政策的确立和管理体制的加强。 这一重要的政策确立和体制变革，在李翰所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也有清楚记载(14)。代宗广德年间(763-764)，浙江西道观察使李栖筠派大理评事朱自勉组织屯田，取得显著成绩。大历三年(768)，李翰撰文述其盛况。李翰在文中对广德元年元载兼任诸道营田使及嘉兴屯田经管运营情况有清晰记述：既记述了开始在诸道大兴屯田营田的大背景，即安史之乱以后“师将不立，人将不堪”的严重危局，也记载了代宗于“旰食宵兴”之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即“求古今令典，可以济斯难者，莫出乎屯田。广德初，乃命相国元公倡其谟，分命诸道节度观察都团练使统其事，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之屯”。李翰所云“相国元公”显然是指时任宰相的元载，“元公倡其谟”指元载兼任诸道营田使，“诸道节度观察都团练使统其事”则指诸道节度观察都团练使兼任“本道营田使”(15)。李栖筠即是以浙江西道观察使身份兼任本道营田使的(16)，他指派朱自勉组织的屯田，共有二十七屯，措施得力，经管有方，第一年的收入“数与浙西六州租税埒”，成效突出。 然而，这一政策确立和体制变革没有能够延续较长的时间。随着中枢政局的变化，七年之后，大兴屯田营田的政策即被废止。大历五年(770)三月，权宦鱼朝恩被处死。同月，代宗敕令“将明画一之法，大布维新之命，陶甄化源，去末归本。……其度支使及关内、河东、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转运常平盐铁等使宜停。……诸州置屯亦宜停”(17)。下令废止度支使等并停罢诸州设置的屯田。大历八年(773)八月，“废华州屯田给贫民”(18)，则在京畿地区采取了废止屯田的具体行动。代宗废止大兴屯田营田之政策，实际的原因是当时诸州开置屯田营田严重侵夺了贫下农户的民田，加剧了农户逃亡，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废止意图在于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到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宰相元载因弄权跋扈被处死，以宰相兼任诸道营田使亦随之废止。自此之后直至唐亡，“再未见有诸道营田使之设”(19)。诸军州镇屯田营田的管理权由各军州镇长官掌握，唐末时更多落入割据藩镇之手，朝廷的整体控制力日趋衰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廷威权的不断没落。 二、德宗朝京西北地区军屯政策及生产组织形式的重要变化 唐德宗贞元年间，唐廷从关东诸州镇征调了大量军队驻屯京西北地区以防御吐蕃入侵。这些驻屯军队，当时被称为“防秋军”。如何保障防秋军的供给和稳定，令德宗非常焦心。贞元三年(787)七月，宰相李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李泌道：“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为解此难题，李泌建议：“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德宗听后说“善”，“即命行之”。李泌又说道：“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史载推行李泌提出的方案后，“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20)，竟超过了半数，成效相当显著。 李泌的方案旨在通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并“以所开田为永业”，如此“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从而使“戍卒皆土著”，以实现防秋军的稳定，接着“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最后实现军队的长期地著和稳定，而具体的落实方式则是通过组织以戍卒家庭为生产单元的屯田组织形式，且耕且战。如此，时间一长，必然会出现屯田戍卒家庭的个体农户化和屯田土地的私有化。 李泌的思路和方案，得到了重臣陆贽的承传和衔接，保持了连续性。贞元九年(793)，针对防秋军更番往来，疲于戍役的情况，陆贽提出了解决之策：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旧数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节度使募少壮愿住边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则本道但供衣粮，委关内、河东诸军州募蕃、汉子弟愿傅边军者以给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以资新徙之业。又令度支散于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诸军城缮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给耕牛一头，又给田农水火之器，皆令充备。初到之岁，与家口二人粮，并赐种子，劝之播植，待经一稔，俾自给家。若有余粮，官为收籴，各酬倍价，务奖营田。既息践更征发之烦，且无幸灾苟免之弊。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是乃兵不得不强，食不得不足，与夫倏来忽往，岂可同等而论哉！(21) 陆贽干脆提出罢废防秋之制而改为募卒戍守，大力扶持多方招募的戍卒家庭耕垦屯田，通过大批戍卒家庭在京西北地区的地著化，实现战守有备和兵强食足。史载陆贽提出的方案也被付诸实施，这必然会更加促进京西北地区戍卒家庭的个体农户化和屯田土地的私有化，必然会更加促进京西北地区军屯生产组织形式的重要变化。 贞元年间京西北地区军屯政策及生产组织形式的这些重要变化，到宣宗时得到了承续。大中三年(849)，被吐蕃侵占的秦、威、原三州以及原州之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七关回归唐朝，宣宗颁《收复河湟德音》有云： 其秦、威、原三州并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后已量定户籍，便任为永业。……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四道长吏，能各于镇守处，遣官健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种子，每年量得斛斗多少，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三州、七关镇守官健，每人给衣粮两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给，一分度支加给，仍二年一替换。其家口，委长吏切加安存，官健有庄田户籍者，仰州县放免差役。……其官健父兄子弟通传家信，关司并亦不得邀诘阻滞。如要垦辟种田，依百姓例处分。(22) 这一德音，一是大力招募百姓到三州、七关地区屯垦生产，五年之内免除税赋，五年之后再编入户籍，所垦之田“任为永业”，承认其土地私有权。二是鼓励凤翔、邠宁、灵武、泾原四道及三州、七关士卒及其家庭“耕垦营田”，就地进行屯田生产，予以衣粮、耕牛、切加安存、放免差役等扶持。这显然是继承了德宗贞元年间的政策，而且将招募百姓屯田也纳入其中，京西北地区屯田营田家庭的个体农户化和屯田营田土地的私有化，势必会又进一步的推进和发展。 三、宪宗朝围绕丰州屯田的斗争及屯田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载：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十？)余万缗。[韩]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 这段记事十分概括，涉及到的人员和事项较多，其重要来源是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韩愈序文云： [元和]六年冬，振武军吏走驿马诣阙告饥，公卿廷议，以转运使不得其人，宜选才干之士往换之，吾族子[韩]重华适当其任。至则出赃罪吏九百余人，脱其桎梏，给耒耜与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偿所负，释其粟之在吏者四十万斛不征。吏得去罪死，假种粮，齿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奋，相率尽力以奉其令，而又为之奔走经营，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连二岁大熟，吏得尽偿其所亡失四十万斛者，而私其赢余，得以苏息，军不复饥。君曰：“此未足为天子言，请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罢漕挽之费。”朝廷从其议，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八年，诏拜殿中侍御史，锡服朱银。其冬来朝，奏曰：“得益开田四千顷，则尽可以给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顷，法当用人七千，臣令吏于无事时督习弓矢，为战守备，因可以制虏，庶几所谓兵农兼事，务一而两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议。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费不可胜计。中国坐耗，而边吏恒苦食不继。今君所请田，皆故秦汉时郡县地，其课绩又已验白，若从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数也。今天子方举群策，以收大平之功，宁使士有不尽用之叹，怀奇见而不得施设也？君又何忧？而中台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韩君前领三县，纪纲二州，奏课常为天下第一。行其计于边，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尽用其策，西北边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闻其归，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23) 韩侍御韩重华是韩愈之族子，序文因而有所溢美并多所议论。结合新志记事和韩愈序文，可知更为详细的时间和细节：经宰相李绛奏请，元和六年(811)冬，韩重华被任命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负责在丰州开置屯田，以节省度支财政开支和杜绝和籴欺隐。韩重华到任后，在元和七年(812)和八年(813)的两年时间里，大力组织了屯田生产，取得了巨大成效。元和八年冬，韩重华入朝觐见，并奏请扩大丰州屯田规模以尽给塞下五城。但由于李绛已罢相，别的宰相持有异议，韩重华的奏请没有被采纳，即所谓“会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 李绛拜相的时间为元和六年十一月己丑，罢相的时间为元和九年(814)二月癸卯(24)。“后宰相持其议而止”的宰相，是当时的另一位宰相李吉甫。可见围绕韩重华的丰州屯田，李绛和李吉甫之间存有不同意见和斗争。当然，从中也可知韩重华奏请不被采纳的准确时间为元和九年二月癸卯之后。韩重华重返丰州和韩愈撰序相送，也在此时。 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位宰相武元衡也卷入了斗争之中。《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载，元和九年“二月己卯朔，户部侍郎、判度支潘孟阳兼京北五城营田使”。此事的较详情况，见载于《旧唐书》潘孟阳本传，曰：“与武元衡有旧，元衡作相，复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兼京北五城营田使，以和籴使韩重华为副。太府卿王遂与[潘]孟阳不协，议以营田非便，持之不下，孟阳忿憾形于言。二人俱请对，上(宪宗)怒不许，乃罢孟阳为左散骑常侍。”(25)据此两条史料，再结合前述韩重华事，可知韩重华奏请扩大丰州屯田可以尽给的“塞下五城”，就是潘孟阳所兼“京北五城营田使”的“五城”(26)。又可知，由于太府卿王遂的反对，宰相武元衡提拔亲旧的行为未能实现，潘孟阳没有如愿履职兼任京北五城营田使，而是被罢为左散骑常侍。 总之，宪宗元和六年到九年期间，围绕丰州屯田发生了一些矛盾和斗争，有多位宰相和大臣卷入其中，颇有些曲折和复杂，但韩重华屯田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韩重华采取的屯田生产组织形式有两种：其一，“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是役使贪赃罪犯进行屯垦。结果，经两年大丰收后，罪犯们成功偿还了所损失的粮食四十万斛，人均偿还二百斛以上。这种形式在唐代似是首次运用，并取得了成功。其二，“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应是招募农民或流民进行屯垦，每屯的规模、人数有着明确规定，屯垦所得也应有一个官民分成的办法，可惜史言不明。但是，有一点又是明确的，即韩重华采取的两种生产组织形式，均非组织军队士卒进行屯垦，这体现了屯田营田具体生产组织形式上的重要变化。 四、德宪穆宣四朝政策体制及生产组织形式的反复调整 大历五年三月，代宗敕令停罢诸州设置屯田营田，废止大兴屯田营田的政策。然而，在当时举步艰难的形势下，这一废止政策是不可能被长期执行的。贞元元年(785)十一月，德宗颁《冬至大礼大赦制》有云：“天下应荒闲田，有肥沃堪置屯田处，委当管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都防御等使、刺史，审细检行，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如部署精当，收获数多，本道使、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节级优赏。”(27)命令全国各地藩镇和州府大力组织屯田并褒奖成绩优异者，大兴屯田营田的政策实际上被恢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兴屯田营田不再设置以宰相兼任的诸道营田使，而是将屯田营田的管理经营权“委当管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都防御等使、刺史”，即委权于各地藩镇和州府的军政行政长官，要求他们切实负责，认真执行。在屯田营田的具体生产组织形式上，则要求“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致力于解决贫困百姓的生计生活。但是，这种委权给予各地藩镇和州府的权力过大，使其拥有了太大的屯田营田管理经营权和收获物的收益权，也成为体制上的明显弊端。 事实上，地方藩镇和州府拥有太大的屯田营田管理经营权和收益权已有较长的时间。《唐会要》叙其历程曰：“初，[睿宗]景云、[玄宗]开元间，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诸道并置，又一人兼领者甚少。艰难以来，优宠节将，天下拥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衔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其边界藩镇，增置名额者，又不一。”(28)可见，“艰难以来”即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廷被迫优宠藩镇节度使特别是边界藩镇节度使，使很多藩镇节度使例兼本镇支度使(29)、营田使和观察使，在拥有军权的同时，又拥有了本镇的财政权、屯田营田经营权和监察官吏权，形成了藩镇节度使权力的高度集中，对唐廷中央集权造成了很大削弱。德宗贞元年间并没有能够扭转这种局面，仍然委权地方藩镇和州府以屯田营田的管理经营权和收益权等。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唐廷取得了“元和削藩”的胜利，开始趁机着手解决地方藩镇州府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以强化朝廷权威。同年七月，“诏诸道节度使先带度支(支度)、营田使名者，并罢之”(30)，剥夺地方藩镇州府的财政权和对屯田营田的管理经营权、收益权。不过，元和削藩的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王朝国势整体日衰的颓势难以根本改变，宪宗的诏令得到切实执行的成效并不好，一些藩镇尤其是跋扈藩镇仍然握有财政权和屯田营田管理经营权。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驾崩，穆宗即位。宪、穆之际，屯田营田政策又有调整。《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云：“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新志所云穆宗诏的内容，实来自穆宗《登极德音》，即：“诸道除边军营田处，其军粮既取其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为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瘠薄地回授百姓浓肥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儿，不得辄妄招召。”(31) 综合两条史料，可得以下史实：一，宪宗末穆宗初，除“边军营田处”，内地诸道军队屯田营田的具体生产组织形式是“皆雇民或借庸以耕”。“雇民以耕”明显是雇佣制。“借庸以耕”的“庸”应指“流庸”，而“流庸”是“流民”的别称，亦即招募流民以耕，这可能是雇佣制，也可能是租佃制。二，内地诸道军队屯田营田出现了侵吞民田的情况，即所谓“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和“以瘠薄地回授百姓浓肥地”，造成了民众困苦和社会问题。三，穆宗即位颁布《登极德音》，下令纠正内地诸道军队屯田营田存在的侵吞民田问题，并命令改变具体生产组织形式，即改“雇民或借庸以耕”为“耕以官兵”；“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儿(32)，不得辄妄招召”。四，内地诸道军队从事屯田营田的官兵，可得到所耕垦土地的三分之一归其终身所有，即所谓“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说明内地军队屯田营田的土地也开始允许部分私有化。这与前述德宗贞元年间京西北地区军屯土地的私有化相比，无疑是一个新的进展，势必会推动军队屯田营田土地的进一步私有化。 到宣宗朝，屯田营田政策再有反复和调整。大中元年(847)正月，宣宗《南郊赦文》有云： 如闻州府之内，皆有闲田，空长蒿莱，无人垦辟，与其虚弃，曷若济人。宜令所在长吏设法召募贫人，课励耕种，所收苗子，以备水旱及当处军粮。其初建置，或镇小力微，不办营备，任量常平、义仓粟充粮食、种子及耕农具，仍各任本道自详军便，条疏处分讫申奏，每年所收营田苗子，除给耕种人牛，量事填补所借常平、义仓本物，所冀野无荒田，灾有储备。观察使、刺史，起营田二年已后，据见谷为殿最。(33) 命令各道州府藩镇大力招募贫人进行屯田营田，以所收“苗子”(田租)作为水旱灾害储备及当处军粮，并以募民屯田营田的实际成效作为两年后考核当地观察使、刺史的依据。前文已述，穆宗《登极德音》下令纠正宪宗末年内地诸道军队屯田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的问题。宣宗的这一赦文则命令内地各道州府藩镇“设法召募贫人，课励耕种”。两相比对，说明宣宗对内地州府藩镇系统屯田营田政策又做了调整，招募贫民屯垦、征收田租成为合法的生产组织形式。当然，宣宗的此次政策调整，也可视为是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冬至大礼大赦制》命诸道州府“以诸色人及百姓情愿者，使之营佃”政策的回归。 总之，德宗、宪宗、穆宗、宣宗四朝，诸军州镇系统屯田营田的政策体制及生产组织形式屡有调整和变革，有创新，有继承，有反复，也有混乱。 五、文宗朝至五代后周时“营田务”的置与废 《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载大和六年(832)二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请于邠宁、灵武置营田务。从之”(34)。《册府元龟》卷五○三《邦计部·屯田》亦载大和六年二月，“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奏：‘灵武、邠宁，田土宽广，又复肥浓，悉勘种莳，承前但逐年旋支钱收籴，悉无贮积，与本道计会立营田。’从之。”这可能是唐朝最早设置的“营田务”(35)，形成了一种新的屯田营田经管运营模式。需要明确的是，王起职任“户部尚书、判度支”，其中户部尚书是虚衔，判度支即度支使才是实职。邠宁、灵武所立“营田务”是判度支王起“与本道计会”设立的，判度支(度支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约从此之后以至唐末五代，“营田务”模式的屯田营田逐渐形成了较大规模，并衍化成一个独立的经管生产系统，直到后周太祖郭威广顺三年(953)正月被停废。期间120年的具体情形及其发展变化，可由以下史料窥其梗概。 史料一，《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宣宗大中三年八月”胡三省注，引“宋白曰：‘史臣曰：营田之名，盖缘边多隙地，蕃兵镇戍，课其播殖以助军须，谓之屯田。其后中原兵兴，民户减耗，野多闲田，而治财赋者如沿边例开置，名曰营田。行之岁久，不以兵，乃招致农民强户，谓之营田户。复有主务败阙犯法之家，没纳田宅，亦系于此。自此诸道皆有营田务。’”可证唐宣宗时诸道皆设置有营田务，不用士卒屯垦，而是“招致农民强户”作为“营田户”，来屯垦国有荒地和因犯法而被没官的土地。 史料二，《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太祖纪三》载，广顺三年春正月，“乙丑，诏：‘诸道州府系属户部营田及租税课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务、赡国军榷盐务、两京行从庄外，其余并割属州县，所征租税课利，官中只管旧额，其职员节级一切停废。应有客户元佃系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赐逐户，充为永业，仍仰县司给与凭由。应诸处元属营田户部院及系县人户所纳租中课利，起今年后并与除放。所有见牛犊并赐本户，官中永不收系’云。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又，东南郡邑各有租牛课户，往因梁太祖渡淮，军士掠民牛以千万计，梁太祖尽给与诸州民，输租课。自是六十余载，时移代改，牛租犹在，百姓苦之，至是特与除放。未几，京兆府庄宅务及榷盐务亦归州县，依例处分。或有上言，以天下系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货之，当得三十万缗，亦可资国用。帝曰：‘苟利于民，与资国何异。’” 根据这一时期官制的演变，本条史料所言“户部营田”及“户部营田院”中的“户部”，指的是“判户部”，即“户部使”。本条史料还载明，此时的营田是“系属户部(使)”的，“营田务”又称为“营田户部(使)院”，并置有各级官吏，即所谓“职员节级”，形成一个管理经营体系。而所管“营田户”，又称为“客户”，实际上就是“佃户”，反映出具体生产组织上的租佃制方式。与前述文宗大和六年判度支(度支使)王起奏请所立的“营田务”相比，此时的“营田务”已明确隶属判户部(户部使)掌管，经管体制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后周太祖郭威的诏令，则是废止这种营田管理体制而转向培植州县体制控制下的个体农户，以培植王朝国家的赋役根基和统治基础。 史料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正月”载：“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户使输课佃之，户部别置官司总领，不隶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朱全忠)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