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长期世界经济环境（摘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及其活动所经历的动荡
在过去25年中，全球性经济动荡此起彼伏，给国际经济和货币体制带来了诸多挑战。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中发生了大量困难而又痛苦的经济及金融事件，发生了3次主要经济衰退。
第一次衰退是紧随第一次油价上涨而于1974～1975年间出现的。第二次衰退与第二次油价上涨有关，发生于1980～1982年间。70年代通胀剧烈，主要工业化国家需要通过紧缩银根来扼制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势头。尽管短期效果不利，但那剂苦药奏效了，全球经济从1983年到1989年获得连续7年的增长，而且通胀压力不大。最近一次周期性世界性衰退始于1990年，虽然这次通货过分增加的膨胀压力又起了关键作用，但和70年代及80年代的情况不同，这次通货膨胀并未大量反映在商品市场上。第二次通货紧缩的压力也行将结束，这一压力促使工业化国家自1990年以来处于持续的不景气。第三次全球性主要衰退正走向结束。这次周期性衰退使以往工业国增长同世界贸易增长之间的密切联系不再存在。确实同1974～1975年和1980～1982年期间两次全球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90～1993年衰退期间世界贸易增长只略低于大趋势的增长率。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强劲增长所致（发展中国家市场吸纳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近40%，是1970年的2倍）。总体说来，仅在1993年，发展中国家贸易额增长约9%。工业化国家贸易量停滞不前，可以说1993年世界贸易增长了2.5%应完全归因于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增长。
二、世界经济贸易短期展望
对1994～1995年的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作了一次预测，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1994年预计全年平均接近4%，但1995年会放慢到2.5%。加拿大和英国的经济也已复苏。
——日本，有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已进入谷底。1995年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上升到2.25%，但根据日本的标准，复苏估计仍是相对乏力。
——德国、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早有迹象显示经济开始好转，欧洲联盟的增长速度到1995年会逐渐上升到2.5%。但在近期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去年欧洲利率大幅度下降，未来还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发展中国家，1994～1995年期间，增长率预计会保持在1992～1993年间的水平即5.5%至6%。越来越多的国家坚持改革，使得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短期的前景比较乐观。
——就那些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中欧现在首次出现复苏的迹象。而在俄罗斯和其它前苏联国家，短期内情况不会有所改善。
——总体来说，199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995年会达到3.7%，这将是自1989年以来的最高的增长速度。世界贸易将有强劲复苏，1994～1995年预计会增长6%。
从很多方面看，这些复苏仍显脆弱，需要作适当的政策调整予以推动。要使经济扩张得以持续，仍需做很多工作，特别是很多工业化国家需要解决难以为继的财政赤字。尽管如此，90年代后半期和前半期相比，要令人鼓舞得多。这一预测是建立在有关国家现在公布的政策基础上并假定日本和欧洲最近经济衰退所导致的产值缺口会逐渐弥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势头的加强，加上至少有部分初级产品价格将回升会带来发展中国家外部环境明显改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由于瓶颈部门，需要应付通货膨胀压力或由于环境方面的制约，经济增长可能会放慢。但总的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可能会得到继续改善，在90年代后半期应能够确保每年6%的增长率。占世界产值的比重稳步上升，本世纪末将占40%。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将由1970年的1/5上升到约为1/3。
三、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与经济增长方面的差异及国内政策的作用
在过去25年中所发生的众多全球性动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困难的外部环境，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状况不佳。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显示对不利的外部变化有较大的适应能力。它们抵御外部不利冲击能力的提高得益于它们成功地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推行贸易自由化，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和金融改革。这些措施使得它们大大改善了国内资源分配的效率，稳步增加了它们出口市场的占有率。然而，和那些进行成功改革的国家相比，大量发展中国家仍落在后面。下面的分析试图找出发展中国家在增长和贸易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些主要原因。
1.经济稳定 在1984～1993年期间，低增长率国家的实际GDP的年增长率仅为1.4%，人均实际产值处于下降状态；而同期高增长率国家的增长速度为每年7.4%，这一增长速度差别的75%可归结于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不同。低增长率国家的要素生产率年增长仅1.1%，而高增长率国家达到3.4%。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增长率也不相同。低增长率国家在1971～1983年的情况要好于1984～1993年间的情况，部分反映了外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在70年代，低增长率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而在1984～1993年间则大为恶化，高增长率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对稳定，反映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不大。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成功的国家中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同经济改革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在升高。相比之下，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除生产率增长慢或呈负增长外，储蓄和投资也大大下降了。
导致很多国家增长停滞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是缺乏经济决策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在低增长率国家，通货膨胀率相对较高且不断波动。这常导致本币汇率过高，竞争力下降。由于预见不到的通货膨胀及低利率或负利率可能侵蚀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因此也阻碍了人们进行金融资产的储蓄。此外，财政赤字常占有国民储蓄的过多部分，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一些国家采取进口控制或依赖外汇限制来应付宏观经济的失衡。这样的政策不大可能持续下去并常常使本想解决的问题更加恶化。那些调整进行得较为成功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减少财政赤字有助于提高国内储蓄，让市场决定汇率，贸易能得以扩大。相比之下，很多低增长率的国家对外汇分配常进行政府干预，导致供给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微弱，外部不平衡则长期存在。
在一些低增长率的国家，政府管理不佳，社会及政治很不稳定，使经济不平衡日益加剧。
根据人均增长率把国家分成不同小组可以显示出增长同以人均收入表示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那些比工业化国家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约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68%，这些人均增长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低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第二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15%，人均收入为正增长但低于工业化国家，意味着这些国家在平均生活水平方面未能追赶上工业化国家。更令人关切的是那些人均收入负增长的国家生活水平在绝对下降。这组国家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16%，为4亿多。这组国家中约一半是低收入国家。
2.金融体制改革 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及一些调整进行得很成功的非洲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体制对提高资源分配效率至关重要。然而在众多低收入国家，金融中介作用并未得到发展。在大多数低增长率的国家，银行存放款的利率均受到控制，而且信贷常常是根据非市场的标准而分配，人为地把利率控制在低水平，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在高增长率的国家，实际利率平均为正数，而在低增长率的国家，实际利率平均为负数。
增长同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在东亚一些成功的经济体中，它们采取的政策常被引用说明非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好处。在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利率都受到控制；外国对韩国上市公司的证券投资只限于10%以内。然而在这些经济体中，有补贴的贷款大部分都是依据经济标准进行分配的。例如在韩国，公司可因为自己的出口实绩而受到有补贴的信贷的支持。而且，在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在1971～1991年期间，利益只是受到微弱的压低，平均而言也是正利率。在那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中实际利率远没有其它发展中国家那样波动，因为宏观经济条件比较稳定：控制了财政赤字，而且当公共部门对信贷的需求导致通货膨胀和利率面临上升压力时，能够迅速采取纠正性措施。不论东南亚国家的选择性信贷政策作用如何，大多数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以一个公正的办法管理这项政策是极为艰难的。无论如何，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使得高度管理的金融市场及受控制的信贷分配的可行性日渐削弱。
3.国家的作用 低增长率国家的增长前景主要决定于这些国家能否成功地调整政府的作用，政府不再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基本服务及人力投资直接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在很多国家，政府干预远远超越了市场失灵真正需要干预的界限。尽管对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广泛的认同，即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取消价格管制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管制，进行贸易和商业的自由化，但是政府仍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在某些国家如韩国，干预主义者的政策取得了某些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对准了正确的基本方面，特别是宏观经济稳定性。私有化的进程，特别是非洲私有化的进程十分缓慢。私有化进程较快的国家一般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进一步私有化应能够改善增长的前景。
在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中一个最扭曲的方面就是广泛地实施价格管制。导致了分配的效率低下、商品的短缺。在那些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资金支持的低收入国家，在放松价格管制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这对经济的促进与增长已产生积极影响。
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动机是有根有据的。但一般说来，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来解决这些问题比直接干预产品和要素市场要有效得多。很大程度上由于过分管制和政府政策的误导，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严重妨碍了低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由于对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及农产品出口的限制，农业产值的收益并不随生产率的增长而增加。总的看来，政府减少干预，取消相对价格扭曲，有助于出口农产品的多样化。
四、贸易政策与外部条件的作用
很多经济运行不佳的国家经济增长之所以缓慢，可归因于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够。旨在促进国内幼稚工业发展的进口限制为这些工业提供有效而永久的保护，增加了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成本，维持了币值高估的本币。由此，出口行业的增长及多样化受到了限制。
经验表明，产值增长、生产率增长及投资在产出中的比例同出口增长、外向型程度及贸易壁垒的消除成正相关的关系。
最近拉美国家对贸易政策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令人瞩目。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在贸易方面今天要比80年代初开放得多。而在非洲，虽然已认识到贸易是振兴的必要措施，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仍缓慢。
宏观经济、结构政策包括贸易体制上的差异反映在出口增长方面的明显差别。在1984年到1993年间，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10%，而低增长率国家年出口增长率仅为3.5%左右。增长同出口之间的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贸易条件的变化，但有些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并不总是采取了合适的政策进行回应。
就全体发展中国家而言，1984年到1993年，年出口增长率近8%，几乎是工业化国家增长率的两倍。工业化国家也从中受益。从中期阶段看，发展中国家自1985年以来进行的贸易自由化将这些国家对工业化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提高了近20%。长远看来，由于贸易自由化使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效率进一步得到提高，工业化国家得到的好处将会更多。
1.资金流动及资源转移 私人资本流入的增加是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入，特别是过去5年资金流入的主要趋势。同80年代初的情况不同，现在资金的获得者大多数是私有企业，而且由过去的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转为直接投资。直接投资已占发展中国家净资金流入的1/3多。例如中国目前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
对众多低增长率的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而言，出于社会和人道主义原因需要更多的优惠性的援助。然而，重要的是额外的优惠性援助不要阻碍这些国家的未来增长前景。较多的国外财政援助可能会加重这些国家对外援的依赖，而不去进行必要的调整。为避免这种风险，应把援助同改革以及政府管理的改善联系在一起。如果经济管理得到很大改善，持续的外援将有助于这些国家走向强劲增长的轨道。对那些债务负担过重的国家，及时签订现实的债条减免协议是必要的。
在80年代，由于偿还债务的成本花费太高，人们提出了一些倡议，对债务负担最重的一些国家的债务予以减免及改组。债务负担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它们还和宏观经济失衡及资源分配扭曲紧密联系在一起。
2.外部环境 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颇大。尽管最近债务国利息支付已降低，但全球利率水平波动不小。然而，最不利的影响来自于贸易条件的变化。自1980年以来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两次主要衰退抑制了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需求，给众多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带来了下降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模型表明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产值增长的影响最大，弹性约为0.5，低增长率和高增长率国家都一样。对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来说，产值增长同工业国增长的弹性为0.4，这一弹性是低增长率国家的4倍。全球利率对某些国家来说影响较大，但总的来说对各组国家的影响都较小。利率长期影响较小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利率变化的影响部分被贸易条件所吸纳。
80年代初期外部条件指数的波动主要是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发生的剧烈变化所引起。80年代后半期外部环境的恶化则是由于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过去10年中，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疲软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及结构改革导致了亚洲和西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给扩大。全球供给的增加也由于工业化国家对农产品采取了价格明补或暗补的农业政策。低增长率国家遭受到了特别不利的外部环境，一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比别的国家贸易条件要恶化得多；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更易受到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
使用外部条件指数中的弹性，可以推算出贸易条件、工业化国家增长及全球利率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影响。分析表明，在1984～1993年间，外部环境影响了低增长率国家平均增长率0.75个百分点，而高增长率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受外部环境影响则上升了约1个百分点。这些估计数值反映了外部环境的相对重要性，也证实了国内因素及良好的经济管理是至为关键的。很明显，好的政策虽然不能充分抵销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但可以减少一国经济的脆弱性，使该国有能力平稳度过这些冲击。
3.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由于乌拉圭回合的成功结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实行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将得到进一步改善。关于多边贸易体制未来的不稳定感已经减少，乌拉圭回合新增加了农业、纺织品及服务业等新议题，并通过了确定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划，从而扩大了多边贸易体制的范围。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好处有：由于减少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内资源的使用效率会提高；生产的规模经济会实现；开放及全球合作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技术转让。此外，全球经济较快的增长及可以更多的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将会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
乌拉圭回合总协定两项重要内容是削减农产品补贴，对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化。后者主要是针对农业的保护。除一些大的食品出口国，特别是拉美的大食品出口国外，发展中国家对产品的保护很少。对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只能有限地进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而工业化国家的国内价格支持导致了生产过剩，减低了世界市场价格，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业总产值和农产品贸易中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农业产值的减少使得农业人口向城市移民，增加了对基本社会服务的需求，加剧了经济的失衡。工业化国家减少直至取消保护和价格支持的做法有可能刺激发展中国家的食品生产，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虽然某些以前购买补贴的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短期内会受损，但发展中国家总的来说有可能从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中获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工业品出口是服装和纺织品，这些产品进口配额和贸易歧视的取消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单个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得的净利益将取决于更多地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食品如小麦、粮食、食糖、植物油及奶制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仍有很大保护，它们的价格很可能会上升，因为乌拉圭回合最终协议规定的多行业自由化将可能引起工业化国家产量的下降。由此，乌拉圭回合对发展中国家中的净食品出口国会有积极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一些贸易优惠的丧失，不利的贸易条件以及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受到不利影响。在中长期，能够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及实现效率的增长有可能超出上述这些负面影响。农村和城市的相对收入也将受到影响，对城市失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以前对制造业的保护以及工资对农产品价格变化所作的反应。
乌拉圭回合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各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市场扩大后贸易增长对投资的影响。各行业生产的提高是因为全球联系日益紧密以后，会实现规模经济及技术转让。人们的信心也可能得到增强，这也会促进参加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的发展中国家吸收更多外资。
经验表明，世界经济的动荡不一定就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障碍。当然，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己隔离于全球商业周期之外。然而，最近在工业化国家出现严重衰退时，越来越多的进行成功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保持了持续而快速的增长，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日益增多。发展中国家的上乘表现反过来有助于遏制工业化国家出现的衰退趋势。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活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全球经济趋势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控制需求的增长以限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也需继续推行全面改革，以便朝着市场体制方面取得更多进展。中国经济的显著活力使经济在1993年连续第2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达到13%），但这也招致通货膨胀，使基础设施、能源及基本原材料的供应越发紧张。要恢复和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需要坚定地执行完善的金融政策；成功地执行1994年1月开始的新的改革计划这是关键条件。这项新改革计划统一了汇率并朝着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采取了一些步骤，改革的议程中还包括将贸易进一步自由化，采取措施改善货币控制，进行财政改革加强公共财政，对国有企业硬化预算约束。这一改革方案全面而且重点突出，如果得以成功执行，中国肯定会步入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轨道。
* 这是作者1994年5月在“90年代中国外经贸战略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