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向世人指出：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而伟大的学说，博大精深，对这一学说的掌握并非易事，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曾将他的思想界定为“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恩格斯则将共产主义进一步界定为“关于无产阶级历史解放的一般条件的学说”。由上述思想可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至少可以从它的政治向度、实践维度和历史尺度这三个方面去把握和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向度。所谓理论的政治向度，指的是理论予以终极关怀的历史指向，即这种理论在政治认识和实践上所持的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向度是什么?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源头与现实取向中可以得到明晰的认识。早在1843年10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见解，他说：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并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1](pp.15-16)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p.283)还特别强调：代表无产阶级“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始终起推动作用部分”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要深刻“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政治方面，“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要“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让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1](pp.285.307)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所在。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发展给予终极关怀，为他们提供“打破旧世界、获得新世界”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向度。这种向度从根本上突破了此前理论的发展往往由为一个剥削阶级辩护转为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辩护的“恶性循环”，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把“人民”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真正发展，无不是以“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早在1894年列宁就指出：我们所从事的全部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剥夺剥夺者，消灭以压迫劳动者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信念”就是要把“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改变成为世界“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2](p.79)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党的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江泽民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等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治向度。今天，我们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灵魂与核心，就要真正把握这一政治向度。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维度。马克思主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即把社会实践、生活世界作为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理论的实践维度，就是社会实践或人类生活本身对理论的奠基性价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往往认为，理论可以超越生活与实践，由此得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的结论；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是生活实践的理性表象，它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社会实践，也无法在生活世界之外找到立足点，社会实践或历史生活是理论的基础和本质。
实践性或实践维度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实践的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把实践原则同唯物主义原则统一起来，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类的社会实践，即理解为现实历史运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而不是像唯心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所臆断的那样，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类主观性的乌托邦幻想。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能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造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决定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表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石头的致命打击。”[3](p.330)在批判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终于彻底抛弃了西方理论所构筑的意识形态教条，从生活现实出发，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后，俄国和中国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尺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或实践维度决定了这一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尺度。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一历史尺度决定了这种思想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它的本质、生命力的检验和证明过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始终伴随着对它的“历史追问”：每当历史显现出新的实践形态或者新的历史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便会发出“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问。这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原创与发展过程中一种习惯性的现象。回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五次这种典型的追问：第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追问；第二次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追问；第三次是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的追问；第四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制度的对抗中的追问；第五次是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反思中的追问，这种追问在今天依然存在着。引发这种追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被马克思主义文本差异所陷入的困惑，又有对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解差异所引起的分歧；既有由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所决定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所制造的混乱，又有因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方法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阐释所产生的疑虑，等等。其中，关键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了的历史实践，以及这种实践所形成的问题所作的理论回应与解答。
这种“历史追问”所显现的重大现实课题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形态与历史实践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本质的统一性?对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向度、实践维度与历史尺度为根本指针，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既要从当代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树立起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又要自觉超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解，实现研究和解读方式的某种转换，更要反复深入地研究“老祖宗”，说清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源、之本、之根。
二、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掌握它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才能算对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历史性的理解和把握。
第一，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大时代精神”。所谓“大时代精神”，就是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长期过渡这一历史时代中社会内容的本质特征的表现。当历史行进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由大工业生产需求推动的各门实证科学，已经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加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也进一步暴露和激化。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场具有全新内容的社会解放运动的序幕已经拉开。先前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说发展到此时很大程度上已变成蒙蔽群众、为剥削制度辩护的学说，资产阶级的“理性”旗帜已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时代呼唤着反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要求的崭新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面对时代的风云，在社会实践的洗礼中，批判地吸收了19世纪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创立了充满“大时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回避和摆脱它的影响。特别是它对推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直至实现人类最高价值的理想目标——“自由人联合体”的全程统摄性、长期观照性，在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马克思主义的“大时代精神”，本质上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精神。这种“现存世界”一天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就一天也不能停止对其批判。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也最容易成为批判对象。这种“双向批判”贯穿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家”，之所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所揭示的“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和解答并没有为历史所超越，它将伴随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样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永恒魅力，比如当代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就曾指出：惟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能使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一方面大肆鼓吹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又借助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疯狂地进行政治上的扩张和经济上的掠夺这一惯用伎俩。[4]
第二，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新时代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核心和实质是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新时代”精神。关于人的价值和人类的命运，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予以终极关怀的目标，经典作家毕生的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的主题，就是对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执著追求。1843年马克思批判宗教问题时提出：“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同时还就时代精神的变革与理论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精辟论述：“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p.2)这里，马克思从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出发，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命，即要“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现实历史中的人，再行“消解”人在“非神圣现象”中的“自我异化”，把异化给“非神圣形象”的人的本质“归还”给实现了自由和解放的人。简言之，就是使人从各种非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自由、全面和丰富发展的属人的关系。
关切人类的生存状态，寻找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促使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这种对人的地位价值和人类命运的关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就表现为寻找劳动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实现的道路问题，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
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核心和实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7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后指出，代替资本主义的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可以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使命就是把人从“抽象理性”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的“新时代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所体现的“现时代精神”。关注时代、关注实践、关注现实，保持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及其趋向的敏感和热忱，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所在，是其“现时代精神”的表现。这种“现时代精神”规定着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一切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思考问题、创新理论；必须坚持把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统摄到自己的理论视野中来。马克思主义这种“现时代精神”，形成了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绝不会在历史实践中停滞不前，而必然处于与时俱进的状态。具体说，它的实践性决定其能够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它的批判性决定其能够不断促进理论的新陈代谢；它的开放性决定其能够不断吸取新的营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这里的“时”并非纯属时间范畴，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实际上指的是“社会历史”，内含时间的推移、世纪的交替、时代的变迁、潮流的转换和形势的发展，等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所在。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思想的价值考量看，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具有不可超越的当代价值，特别是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但从现实历史出发去反观一百余年前的马克思，客观地说，他的思考和探索总还有着时代和生活的局限。比如，马克思对于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的研究，诚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一直是他理论思考的弱项。他对俄国村社制度解体后的社会发展趋向未能作出肯定的判断。他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写过不少评论，但除了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人贩卖鸦片还以坚船利炮打压中国人等，表示基本人道主义的谴责，没有提出更多真知灼见。又如，马克思生前未能全面系统地精研细究古代社会发展线索，不知道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埃特鲁里亚文明，对欧洲海上文明也了解不多。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一些问题的论断留下了延伸乃至校正的余地。虽然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却未能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革新来延长寿命；尽管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但却未能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虽说他突出强调了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但却未能足够估量到文化的作用和宗教的意义，等等。这些缺憾，也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动力。
三、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
在真理发展的长河中，人们只能接近它而不能穷尽它。同样，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条历史长河，要真正掌握它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永恒的事业和课题。对此，既需要对既成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往复循环的解释，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隐而不彰的思想进行深入发掘和科学追问，不断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
(一)努力拓宽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研究的新领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理论创作的原始文献及其背景资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本载体，直接而全方位的阅读原始文本对于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以轻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实是一种无知和错误。为此，必须搞明白三个问题：1、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开发研究不是过头而是不及。从总体上看，尽管陆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仍有相当部分原始文献没有面世。其中，中外档案馆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有之，研究机构尚未整理出版的情况有之，甚至因种种原因对原始文献有散出的情况亦有之。比如说，马克思遗稿的原件主要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原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保存着最全的手稿复制件，其藏书已经分散各地，而且保存得极不完整。这是一直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文集出版的主要原因。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外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实并不“全”，对马克思留下的大量笔记、数千页的亲笔手稿、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等，都有不少的空白。无法涉足马克思著述的准备稿、过程稿、补充稿，也无法看到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考证版”，是难以与马克思真实的心灵世界完全相通的。2、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深藏于原始文本之中。系统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理论创作的历史背景、写作意图、真实思想、理论渊源等资料的理解把握，而惟有进行原始文本的开发研究，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以马克思研究异化概念为例，其中，黑格尔关于财产异化的概念就启发了马克思。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在财产中物化了自己的时间、活动、本质时，才能与其财产发生异化。通过异化，一个人将他的存在、他的普遍性活动、他的现实、他的人性变为另一个人的财产。而马克思关于商品凝结了人类劳动的思想等，显然是受到黑格尔物化概念启发而生成的。进一步说，黑格尔已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发生异化的可能性，费尔巴哈开始尝试着从世俗社会本身探索宗教异化的根源，而马克思则真正开始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入手，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由此又把马克思的思想引向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研究上。这说明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学理的历史线索，不认真研究原始文本中的知识背景是根本不行的。3、研究原始文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本清源的一条重要途径。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以原始文本本身为本位，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倾向。例如，有的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观点，然后到经典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据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造成对原始文本完整性的肢解。有的解读《共产党宣言》，冷战时期将它的要旨阐释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进入新的时代环境又认为是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生发，又讲不清两者的关系，不但会严重割裂与损害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而且容易混淆视听，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必须老老实实研究原始文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本思想。
(二)努力深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所谓当代思潮，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的包括各种各样以马克思主义自称的一种国际性学术思潮，其形色多样、无所不包。其中，有着林林总总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既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学说，又有法兰克福学派；既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有欧洲共产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既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哲学人文主义”学派，又有北美的新马克思主义、原民主德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师承资产阶级的不同思想观点。在理论上，它们力图说明当代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和“发展”。在政治上，它们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又否定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各类“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产物，虽然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但从总体上讲，它们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传统的“新马克思主义”衰落乃至终结，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急剧的多元化倾向。如，“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种发展演变开拓了全新的论域，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倾向。这为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这些“当代思潮”是与马克思主义相伴而生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也从来没有放过对敌对思潮的批判，从来没有放过对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评析，同时，也从来没有拒斥过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的科学成分与积极成果，而是通过比较研究，在分析、批判、鉴别、选择和改造基础上，吸纳其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自己。所以，努力深化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对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特别意义。
那么，在比较研究中应该坚持什么方法论原则呢?对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讲得特别深刻，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应从以下四个观点来评价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5](p.239)，从而认清资产阶级哲学这种或那种“最新”派别的反动性。第二，必须确定被批判的哲学派别在当时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第三，必须注意这一派别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的联系。第四，在这种或那种学派的认识论和社会哲学体系的背后，“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5](p.240)
(三)努力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教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相结合，必须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运动中同当时当地的民族和国家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民族化”和“个性化”，也就是要实现具体化和历史化。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宏伟的工程，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项永恒的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项永恒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在迄今还不足百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辉煌成果，其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在党的这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下，中国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离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还甚远。在未来复杂多变的奋斗征程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因此，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断作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pp.289-290)中国现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念同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相结合的奋斗目标，是我们时代最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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