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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因此怎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成为全体国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应当格外予以关注的研究课题。
一、对小康社会经济含义的界定
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人均产出（GDP）5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1000美元以下为中下等收入国家；人均产出1000美元以上、3000美元以下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产出3000美元以上、8000美元以下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人均产出8000美元以上为工业化国家。
我们认为，小康社会的国际标准应当是人均产出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即达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产出水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出达到了中上等收入国家的水平，那么它的产业结构、城市化程度和消费结构等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对此可以根据国际经验列举如下：
首先，是产业结构，它反映的是工业化的程度，人们通常用三次产业的比重来衡量。考虑到购买力平价的因素，根据《CIA World Factbook》，我们截取人均GDP为2500美元—5000 美元的国家样本，总共包括36个国家，人均GDP的平均值为3560美元， 这些样本国家的三次产业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第一产业占16.5％，第二产业占31.3％，第三产业占52.2％。
其次，是城市化程度，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换句话说，也就是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程度。它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那么人均产出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的程度应当是多少呢？世界银行首席城市经济学家Songsu Choi认为， 城市农村人口分配与农业及非农业就业划分应该差不多相同。
根据图1，我们可以看出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城市人口比重大部分分布于40％—80％的范围，均值为60％左右。据此，我们认为达到小康水平时，城市化水平应该达到60％左右。
图1 1997年不同国家国民收入及城市化水平
最后，是消费结构，即消费的支出结构，它反映的是生活质量。通常人们都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这一发展指标的。从欧美及日本等国的恩格尔系数变化情况来看，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下降到了50％以下，到1946年，下降为35.27％，1983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20.63％。战后欧洲各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规律类似于美国。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恩格尔系数高达66.4％，到1960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41.2％，1979年下降到了27.9％。根据以上这些国家恩格尔系数的变动情况，大致有以下规律：当经济发展达到小康水平时，恩格尔系数将从高于50％的水平降低到50％以下；当经济发展达到全面小康时，也就是人均产出高于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时，恩格尔系数就将进一步下降到40％以下；一旦一个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发达工业化国家时，那么它的恩格尔系数就会最终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参照数，那就是中国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作为测量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主要指标——恩格尔系数应当从目前的水平进一步降到低于40％，直至接近于30％的水准。
二、中国全面走向小康社会面临的困难（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类世界银行报告，且大部分数据截至2000年12月31日。）
根据以上我们对小康社会的界定，中国目前离全面走向小康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目前中国人均GDP尚低于1000 美元，离我们界定的3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且消费结构（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6％，其中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9.1％，城市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2％）、产业结构（中国第一产业为19％，第二产业为49％，第三产业为32％）和城市化程度（中国目前为38％）离中上等收入国家也还有较大距离。要缩小这些差距，或者说要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还要做出很大的努力，简单地讲就是要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让中国的GDP 顺利地翻两番。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要解决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否则就会因为无法突破经济、人口与环境相互制约的某种临界状态，而使中国的经济限于徘徊。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以便能够为解决这些困难找到有效的方法。
（一）基本面分析
1.产业构成
2000年，中国GDP为89403.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为15.9％，第二产业占50.9％，第三产业占33.2％。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0％，第二产业占22.5％，第三产业占27.5％。经济增长率为8％，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制造业（约56％），其次是服务业（28％），建筑、采矿和第一产业对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当。图2反映的是从1996－2000年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划分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中国工业增长率一直高于农业和服务业。2001年，工业部门增长率为8.7％，服务业和农业分别为7.4％和2.8％。
图2 按部门划分的增加值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第一产业占总产出低于五分之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低于10％，但却容纳了50 ％的就业人口。这必然造成农业人均配备的资本严重低于其他产业，从而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甚至出现严重的劳动剩余。这样的产业构成表明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限制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所有制构成
从所有制构成来看，在工业部门，外资企业经济表现最为强劲，其增加值为11.9％。与此相反，国有企业增加值仅为8.1％，而一向被人们普遍看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增加值也只增长了7.2％。图3描述了2001年度按所有制划分的工业增长率。2001年国有企业利润稍有增长，但仍低于外资企业和集体企业。另一方面，就如图4所表明的那样， 资本要素相对密集的重工业（往往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国有企业）的增长高于劳动要素密集的轻工业（大部分是民营和个体企业）的增长，而这必然会对全社会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图3 按所有制划分的2001年度工业增长率
图4 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增长率
另外，按所有制形式分类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继续减少。从图5可以看出， 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人数逐年递增，由1996年占城市就业人口的13.28％增加至2000年的22.71％；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主要包括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就业人数从1996年占城市就业人数的5.43％增加至2000年的13.23％；而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分别从1996年的64.10％、17.19％减少至2000年的54.06％和10.00％。这意味着私营和个体企业、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正在成为吸收社会就业的主要部门，它们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所做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而国有企业部门的状况却刚好相反。
图5 按所有制形式划分的城市就业状况
3.内需与外需
2000年的国内支出明显带有财政扩张政策的色彩。政府消费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超过了私人消费和非国有部门投资。和1999年一样，外贸对总需求的增长具有净负面影响。尽管出口额增长近28％，但进口需求增长更快，达36％，这就削弱了国内需求增长（8.5％）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因此连续两年的财政扩张与外贸需求的影响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表1：GDP按支出类别（％p.a.）
19961997199819992000
GDP
9.6 8.8 7.8 7.1 8.0
国内需求 9.4 4.8 7.2 5.6 8.5
消费 10.0 5.4 7.0 7.1 8.8
私人 10.3 5.2 6.6 6.7 7.9
政府 9.5 8.1 8.4 8.412.0
投资 8.0 4.6 7.6 3.2 7.9
固定资产投资 10.6 6.014.2 6.7 8.3
出口净额 14.0
157.4 4.3
-32.7-8.1
2001年尽管全球经济下滑，但是中国的对外经济仍保持强劲。持续的资本流入以及贸易盈余创造了史无前例的470 亿美元的国际收支总盈余。外汇储备从2000年底的1650亿美元骤升为2001年底的2122亿美元。图6为1997—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表现。
图6 对外贸易表现
2001年国内需求仍保持相对强劲，这一方面得益于财政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而带来的国内支出。很多人将2001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归咎于外部需求的减弱，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2001年下半年净出口以21％的速度增长，超过2000年同期水平。而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在上半年达到15.1％和第三季度达到16.7％之后，第四季度却大幅下降到9％。由此我们可以推出，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归因于投资需求的下降。
图7 2001年度总需求增长率
投资需求产生这种巨大波动，部分原因在于融资的限制。盈利能力较低似乎影响了内部融资，而且预算基金支付的变化也影响了投资。然而，近来银行信贷融资的变化则更为引人关注。由于政府有关部门要求银行加强证券投资管理并对损失承担较高责任，2001年似乎发生了信用收缩。根据银行业的调查，2001年第一季度对企业的信贷存量下降了7110亿元人民币。到9月底，数量仍低于2000年底。 第三季度信用收缩看起来已经在投资中有所反映。通过国内信贷支持的投资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就可看出这个问题，从第一季度增长28％和第二季度增长25％，下降到第三季度的4.7％。11月则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
4.城市与乡村
从收入来看，在此期间农村收入增长大幅下降，从1996年（推出新的粮食收购政策之后不久）的13.2％减至2000年2.0％，此时过剩粮食供应导致粮价大幅下降。而城市居民是1998年实行的财政扩张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虽然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由1999年的9.3％降至2000年的6.4％，但过去三年的增速仍是农村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这种情况加重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农村收入过低，使得农村缺乏需求。
图8 城乡人均收入
但是，2001年数据表明，在农村地区，消费支出超出家庭收入的倾向很强劲。当收入增加4.2％时，支出增长了6.9％。相反尽管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8.5％，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两倍，但其支出增长率（6.1％）却低于农村。从以上分析可知， 要使市场自发地增加内需，就应该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要大大高于城市居民。
5.物价持续下跌
一般来说消费物价指数（CPI ）的正增长可以作为经济实力增强的一个信号。继两年的通货紧缩后，2000年5月消费物价开始回升，使2000年的消费物价指数提高了0.4％，2001年全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提高了0.7％。但是2000年和2001年物价的增长主要为价格调整所至，其中大部分为行政定价——教育、书籍和住房。从结构上看，与以前一样，服务价格比制造业价格具有较强刚性。主要原材料的购买价格指数的各组成部分均下降（燃料、建筑材料和纺织原材料），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将进一步趋软，这也反映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注：以燃料为例，燃料价格已经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并且每月调整一次。）
图9 物价走势
尽管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的价格走向已经帮助中国保持其国际价格的竞争力，并且改善了农村地区的贸易，特别是农业经济。例如，新鲜蔬菜的零售价格、肉产品和谷物的价格分别增长了3.3％、2.9％和1.5％，这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价格弹性以及经济活动多样化，为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农村收入带来了良好机遇。
6.问题的根源
至此，我们可以把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上的问题概括如下：内需不足，通货持续紧缩，从而经济增长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平（根据国际惯例，一个经济起飞的国家，它的经济增长率通常都应当在两位数以上，而中国目前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却只有7％—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并非令人满意的增长还伴随着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即城市居民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这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仍然是属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增长模式，但是这种增长模式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那么产生以上诸多问题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由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过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鸿沟至今未能被填平，正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成为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与城市相对过剩的资金不能有机结合的障碍，从而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二）金融面分析
1.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
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主要由三个系统组成：一是融资系统，主要包括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二是避险系统，主要包括各种用于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的衍生金融系统；三是风险投资系统，它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风险投资基金和为其提供退出机制的创业板市场等。
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体系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即金融体系的深度不够，主要表现为：金融的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的扭曲，金融体系残缺不全，从而很难发挥金融体系促进经济有效增长的功能。
随着中国实际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改革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1990年以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中央银行领导下的商业银行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实现了资金的有偿，财政与银行开始分离，属于政府的财政资源与属于市场的金融资源有了初步的界定，市场竞争也开始慢慢地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从1990－1995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预定目标是建立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以便能够向投资者与融资者提供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来满足企业与个人日益增加的差别需求，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开始重新恢复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外汇交易市场（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受政府管制的外汇余额的调剂市场），一个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进入1995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由于受到了来之于经济、政治和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失去了方向，结果推出的一些主要的改革方案都存在着问题，例如，“主办银行制度改革”、“债转股改革”和“利率自由化改革”。下面，我们对这些改革方案分别加以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主办银行制度并不是一种好的银行制度，它虽然具有以较低的成本动员社会储蓄的优点，但是，它的负面作用却是巨大的。Weinstein和Yafeh于1998年对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证明了主办银行体系的确存在着很大的负面作用。在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之前，主办银行的客户没有比其他同行业公司表现出高盈利或高增长率。主办银行的客户公司的低增长率和他们为贷款所支付的相对较高的利息说明，银行利用其垄断权力通过利息支付榨取客户的利润，并通过投资的保守来限制其增长。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虽然在主办银行制度下金融与产业的紧密关系曾经帮助一些公司获得资本，但是这一资本的获得并不是无代价的。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赋予了金融机构或者资本提供者以垄断权力，它们利用这种垄断权力要求企业多贷款，从而使得企业借入的债务超过了其利润最大化的临界点，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银行利息收入的增加，这种银行对企业收入再分配的做法，就是主办银行对企业的一种抽租行为。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以债权人为本位的主办银行制度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债转股改革也是一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方案。债转股的问题在于治标不治本。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第一，它降低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现金流约束；第二，它在降低公司存量债务的过程中，又会因为流量债务的增加而使这一改革陷于徒劳，流量债务之所以会增加，就是因为债转股并没有改变公司的治理结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由债券转换成为股权以后，企业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国家手里；第三，银行会因为债转股而失去宝贵的现金流，假如没有债转股，当一家企业没有能力归还银行债务时，银行是可以通过清算来获取现金流量的，但是在债转股的情况下，银行既得不到股权，又丧失了清算权。所以，债转股是一种鼓励企业滥用银行现金流的做法。
利率自由化的改革已经提出多年了，至今还没有被付诸于实践，问题就在于它根本就不存在实际推行的制度条件。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必定是很高的。当我们把科斯的这一定理运用到中国利率自由化改革的这个具体案例中来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商业银行的产权普遍为国家所有的情况下，利率自由化的改革只会加剧银行的价格竞争（即抬高存款利率来获取储蓄流量，降低贷款利率来增加客户数量），而不是提高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实际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作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却严重滞后，从而限制了中国经济有效增长的空间。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第一，资金不能被及时地配置到高速增长的经济部门；第二，过剩的资本与过剩的劳动同时并存；第三，金融未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反而成为吞噬实际部门产生的现金流的一个黑洞。
2.金融体系不能有效地配置社会的现金流量
（1）银行信贷市场存在的问题
从中国银行业的问题来看，关键在于产权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由于银行主要为国家所有，就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极高的道德风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信用危机，这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其外部表现就是大量的违约事件；第二，对非公经济的歧视，因为在国有的商业银行和非国有的民营经济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条所有制鸿沟，资金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之间进行流动事实上是受到限制的；第三，商业银行的国家所有会迫使银行去执行非市场的功能，从而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比如许多年以前发生过的三角债的清理问题以及大量的政策性贷款问题，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农产品收购问题、地方政府为了修桥建路而向国有商业银行大量贷款的问题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国家强行规定的非市场化的利率下运作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低效和错误配置金融资源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银行主要为国家所有，结果在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下，居民存款原本是一种市场资源，现在则重新成为一种可以由政府随意支配的公共资源，而这正是银行不能按照真正的市场信号有效地配置现金流的根源所在。
（2）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在债券市场上发行和交易的债券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国债、市政建设债和企业债。这三类债券的功能各不相同，其中国债是用来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它主要不是被政府用来做项目的（包括公共工程），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市政建设债是地方政府融通资金、用来生产社会公共产品的，地方政府能否运用市政建设债来生产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主要取决于它们有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而企业债应该是企业根据MM定理找到一条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融资结构的途径。
但是，从中国债券市场的现实情况来看，债券市场基本上已经被国家完全垄断。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今天的中国债券市场上，只有少量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企业债券（由于控制企业债券发行和监管的主体是国家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因此这样的企业债券带有浓厚的产业政策色彩，以至于可以被称之为“准国债”）完全没有介于中央政府和微观企业之间的市政建设债，债券市场的主体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这种几乎完全被国家所垄断的债券市场，一方面极大地限制了债券市场各种功能的正常发挥，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为了使得高额的国债具有连续性，又提高了对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税收。结果，中国的债券市场也失去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利用这样一种高度扭曲的债券市场来实施中央宏观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最终后果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它所产生的只是财政的“挤出效应”。
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机理是：假如政府不是以减税的方式来推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自己花钱来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由政府自己来花钱，扩张财政政策的效率就会大幅度降低。造成效率大幅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花钱，特别是通过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然后再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或各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去做项目的这种花钱方式，由于其委托代理的链条太长和信息的不完全，因此必然会产生相对较高的代理成本；第二，政府以提高当期税收来增加其国债发行量，实际上是对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的一种替代，结果是在政府支出增加、效率损失增加的同时，民间的总需求却在相对减少，而这正是我国在扩张财政政策下通货继续收缩，但贸易顺差却继续增加（按照一般的规律，政府公共支出增加，在民间总需求不减的情况下，进口就将增加，贸易顺差就会随之减少）的原因所在。
（3）股票市场存在的问题
自从有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创新和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股票市场就可以区分为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两大市场体系。
其中主板市场所承担的功能主要为：第一，为企业改制和融资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企业究竟选择银行间接融资，还是选择发行股票直接融资，则取决于两种融资方式的资金成本；第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引入外部监控（来源于公众持股人以及他们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和接管等）；第三，通过要素（股票投资所得）进行收入再分配，从而使得社会收入分配更趋公平；第四，由于股票市场具有财富效应，而且随着股票投资的迅猛发展，该效应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股票市场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是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对象本身。
源于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则具有主板市场所不具有的、前瞻性地分配现金流的功能。这种分配方式大致由以下三个机制构成：第一个机制是机构造势，那些大的投资咨询机构通过对世界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向市场提供投资信息；第二个机制是机构造市，即机构投资者根据投资咨询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在二级市场上买进股票，推高股价，从而给予公司经理以明确的投资信号；第三个机制是公司经理层根据市场给出的投资信号进行创新投资，并为投资者带来利润，从而使得股价上扬所产生的泡沫加以填空。通过这样三个环节，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吸引了全球数以亿万计的资金，造就了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社会的新经济。从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上述功能来看，它与一般股票市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R&D的投入，其具体表现就是机构的造势和造市。
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关键在于定位错误，简单地讲，中国的股票市场并没有发挥以上所说的那些功能，而是把它变成了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成为一个非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占据绝对优势的，并且是高度扭曲的股票市场。这种扭曲主要表现为：第一，国家大股东利用其控股权大量占用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其结果是大量的上市公司由此而变成了空壳企业；第二，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经理层大搞多元化经营，而多元化经营是降低公司价值的，因为它提高了公司的代理成本。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股票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一种机制，反而成为金融资源大量流失的一个巨大无比的漏洞。
3.问题的根源
产生以上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回答是，金融改革远远地落后于实际经济的改革，当实际经济部门已经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金融部门却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状态，以致政府可以借助于金融体系把原本属于市场的（金融）资源轻松地变成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可以由政府自由支配的只能是财政资源）。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还有可能把属于私人所有的金融资源重新变成社会的公共资产，而使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归于停滞，甚至可能倒退。
（三）政策面
1.扩张经济政策的问题
最近几年来，为了对付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与货币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国政府及时地推行了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是，令人疑惑的是物价下跌与通货收缩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扭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采取宏观扩张经济政策的时候，政策措施运用不当，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中间传递机制和微观经济基础。政策措施不当突出地表现在，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投资与各种公共性项目来实施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扩张财政政策的成本过高、乘数效应过小，甚至还产生了对民间投资与消费的挤出效应。其实，借鉴国际经验，有效的财政扩张政策主要应当是通过减税来激励民间的投资与消费。至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必要的中间传递机制和微观基础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扩张货币政策的作用过程中，中国的金融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来配置的，而经由政府配置的金融资源又被大量地分配到了国有企业，结果不断增加的货币供给不断地被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所吞噬，以致在中国出现了货币供给量持续增加，而物价就是不涨的奇怪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表明，扩张货币政策由于缺乏畅通的中间传导机制和有效的微观基础而失去了它应有的政策效率和政策后果。
2.民工与移民问题
从以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经济起飞所应该达到的速度，关键的问题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成为制约农村过剩劳动与城市过剩资金有效结合的一道屏障，要消除这道屏障，就需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城市化发展。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未能及时地拆除限制人口移动的制度障碍，此外可能还与城市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选择不当有关。比如，当政府把城市配置在缺水或者是产业难以规模集聚的区域时，城市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或者当政府在选择城市的产业结构时，人为地选择资本／劳动比比较高的资本要素密集的产业甚至是知识要素密集的产业结构时，城市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人力资本禀赋较差的农村人口的能力就会大大地受到限制。由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受到以上制度与非制度两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就必然表现为结构性的，从而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此产生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中国存在大量受到城市歧视的“民工”（实际上就是由来之于农村过剩人口所组成的农民工），但却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在缺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集中在中国城市的工业由于得不到廉价的劳动力，就只能选择资本密集或者是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改善了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假如我们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来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和过剩的城市资金就将永远得不到有效的组合，从而中国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将会长期低于其潜在的产出水平。
3.优先发展高科技还是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政策
在一个劳动力存量要远远高于知识存量的国家里，片面地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绝对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在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里，盲目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对内会造成就业不足，对外会导致比较优势的丧失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把内外这两种效应加总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它不仅会降低该国的经济福利，而且还会导致该国经济基本面的严重恶化。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发展低技术产业和发展高技术产业所带来的产出水平都为100个单位，但是，由于低技术产业可以吸纳100个就业，因此社会是充分就业的，人们的收入分配也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假如我们不顾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基本的特点，急于去发展只能容纳10个人就业的高技术产业，结果它就只能吸收10个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就业，尽管这样做社会也可以得到100个单位的产出，但是， 它却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就业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了；第二，社会的收入分配变得过于悬殊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就需要政府的介入，而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做法就是对高收入者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再分配在一般意义上讲都是要以效率的牺牲为代价的。这种代价表现为高收入者的就业与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而享受再分配的那部分人则会养成搭便车的恶习。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根据中国目前劳动力存量极为丰富的事实，中国应当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部门，只是在知识存量和流量高度积累的少数地区才可以发展高技术产业。对于这样的结论，或许有人会提出疑义，因为人们通常只看到高技术产业多带来高回报这一面，而忽视发展高技术产业部门所必须的人力资本投入与知识积累所产生的高成本。如果我们能够全面地把握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那么一个根据本国劳动力资源丰裕这一禀赋特征去发展低技术产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国民收入未必就比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国家来得低。在这方面，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经济产业结构层次从来就比美国低，但由于日本在战后选择了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的产业结构，结果它的人均GDP在短短的30 年里就赶上和超过了欧洲，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超过了美国。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快慢不在于经济结构层次的高低，而是在于能否让所有的要素都能够充分就业。
三、中国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路径选择
（一）目标
根据在上文中对中国全面走向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困难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关键在于寻找一种有效的体制与机制，能够有效地把城市的相对过剩资金与农村的过剩人口组合起来，以便能够让中国经济实现起飞。
（二）路径选择
要达到上述这样的目标，就应当选择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就市场化这一点来说，我们需要在中国的实际经济已经初步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流转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上的二元结构问题，进而解决经济上的二元结构问题。
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为了解决体制上的二元结构问题，那么积极推进城市化发展，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把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机制。发展城市化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外是以下几个：第一，扫除限制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其中的核心问题则是土地的市场化流转；第二，城市的空间区位配置，从中国不是一个四周或者东西双向临海的自然地理特征来看，城市集中于东部要比分散在全国各地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三，城市产业结构和规模大小的选择，应以实现充分就业和发展大城市为基本目标，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国土资源相对于人口高度稀缺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是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粗放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而只能像日本和很多东亚国家一样走集约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是以市立城的，所以市场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工业化为依托。所以城市化发展必须以工业化的发展作为内涵。工业的规模集聚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服务业的崛起和发展，从而增加城市的就业容量和功能，进而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而这恰好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发展。为了达到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还是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的规模不能太小，否则既不会有分工的深化（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不会有动态的城市结构调整。
在中国经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必须先得有需求，然后才会有就业机会，这种就业先于内需的发展过程会产生一个重大的矛盾，那就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的市场在哪里？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走向国际化，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借助于国际化发展来引进外部需求。因此，这里的逻辑顺序应当是这样的：首先通过国际化（也就是对外开放）来获得外部市场，然后增加农民进入城市的就业机会，最后是通过就业获得收入产生增量内需，从而让国民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三）改革和创新
要想通过以上这些发展路径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就必须扫除各种制度障碍，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行更为彻底的改革和更加大胆的创新。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最为重要：
第一，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它是造成社会现金流量大量流失和滥用的主要微观主体；
第二，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它是造成农村过剩人口难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主要障碍；
第三，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因为政府不仅承担着过多的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功能，而且正因为此，所以它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试图把市场资源变为政府自由支配的公共资源。
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无法对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加以详细的论述，但是总的指导思想应当是：第一，国有企业不是盈利的工具，所以必须退出市场竞争，对于那些必须继续留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国有企业，则应当进行彻底的民营化改革；第二，长期以来，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积累资金，但是农民本身却一直是相当贫困的，所以必须通过土地的市场化流转，给农民一次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这样做既可以让农民获得进城所必须的原始资金（包括进入城市社会保障系统所需要预付的各种基金），又可以解决联产承包制下农民离乡不离土的尴尬局面；第三，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所以政府必须从市场竞争中退出，这样的改革不仅有利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杜绝政府参与市场活动所必然要产生的寻租与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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