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官话移民语言的历史演变差异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话论文,南京论文,明代论文,移民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根据对明朝军队卫所档案资料的考察统计，明代天津卫、云南卫、贵州卫、海南卫四地的军官平均45%以上的籍贯是明代的南京（南直隶，包括今安徽、江苏），籍贯为其他地区的较为分散，均在10%以下。据此可以推测，这四地军屯移民的主体来自明代的“大南京”，他们内部的主流交际语是南京官话，其他方言的特征在这种特定交际群体中被磨损推平了。几年来，经过对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我们已经证实了这四地官话方言是明初天津卫、云南卫、贵州卫、海南卫军屯移民后裔的语言，即明代南京官话是这四地官话方言的源头。[9] 明代的南京官话非南京方言，而是当时苏皖地区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融合体。语音方面，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反映了其基本的音系特点。[8]语法方面，从对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考察的情况看，明代南京官话存在“K+VP”疑问句型。[13，2，12] 同是源自明代的南京官话，如今天津话归属冀鲁官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归属西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在迈话（粤方言）、海南话（闽方言）的包围中，为一个独立的官话方言岛。四地方言与其周边方言相比均有不少另类的特点。本文拟以这四地方言为对象，选取明代南京官话的几项典型语言特征进行纵横对比，着重观察分析其600年来在津、滇、黔、琼南北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演变差异，并力求予以理论解释。① 1 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津、滇、黔、琼方言语音特点差异对比 1.1 中古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对比 明代《西儒耳目资》里中古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倾向于江淮方言，[6]由此可以认为它代表的是当时南京官话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 现代官话方言的声母系统与中古知庄章组声母读音的对应情况，熊正辉（1990）归纳为三种类型：（1）济南型，全读为卷舌；（2）昌徐型，大多读为平舌，知三章三部分读为卷舌；（3）南京型，庄三读为平舌（止摄合口和宕摄除外），知章庄二读为卷舌（梗摄二等除外）。[7]基于这种分类，根据笔者对今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的实地调查，以及相关的方言资料，这四地官话方言知庄章组声母读音类型的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②
图1说明如下： （1）天津话、云南官话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具有“南京型”特点。[10，11]
1.2 中古入声调的读音类型对比 中古入声调在今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里的存否及归派表现各异，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2说明如下： （1）天津话入声派入四声，与北京话基本一致；云南官话入声归阳平，与西南官话一致。说明在周边北京话、西南官话的强势影响下，源头语言南京官话入声调的特点在天津话、云南官话里已完全消变了。 （2）贵州屯堡话清入、次浊入归阴平，全浊入归阳平，这是整个西南官话里没有的现象，极为特殊，但却与皖北中原官话遥相对应。据此我们猜想，如果贵州屯堡话直接传承保留了明代中原官话的特点，那么，这就意味着明代南直隶辖区的官话方言很可能已经有了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区别。[9] （3）海南崖城军话入声调独立（海南崖城军话有阴、阳、上、去、入5个声调），与苏皖的江淮官话相对应。据此我们猜想，这样的声调格局有可能是明代南京官话的遗存。 2 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津、滇、黔、琼方言语法特点差异对比 2.1 事物疑问代词“什么”的使用情况对比 天津话的事物疑问代词“
”特色鲜明，与普通话的“什么”差距很大，而其他相关官话方言点事物疑问代词的使用情况也各异，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3显示，事物疑问代词“什么”在相关官话方言里的使用情况差别较大，南京话用“什么”，合肥话用“哄”，其他苏皖官话用“么”“啥”。那明代南京官话里事物疑问代词的使用情况怎样呢？ 参考学者们关于古代汉语疑问代词的论述，这里将图3中所涉及的相关官话方言的事物疑问代词的历史来源情况大致梳理如下表：
根据图3的使用情况和表1的语源情况，难以确定明代南京官话究竟使用的是哪一种事物疑问代词。我们推测，是否可能与现代的情形相似，明代南京官话中“什么、啥、哄、么”各种用法并存，如今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用的“哪样”则是后来与周边方言接触受其影响的结果。 2.2 “K+VP?”疑问句型的使用情况对比 反复问句的“K+VP?”句型在明代南京官话中已经存在，[1]75-76，[12]160-161今苏皖地区的江淮官话、中原官话仍然沿用。这种反复问句型在相关官话方言中的使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这里有一个问题，海南崖城军话的反复问句“K+VP没？”句型（“阿去没”
？），[4]是基于明代官话“K+VP?”句型再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句末否定词“不/没”，还是直接源自明代南京官话？ 据江蓝生对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的研究统计，该书中既有“可VP?”句型（9次），也有“可VP否/没有？”句型（2次）。[1]76冯梦龙（1574-1646）是明代南直隶苏州府人，他所写作的白话小说应反映当时南京官话口语，所以，我们推测明代南京官话口语中这两种反复问句型都存在。 因此，可以认为，云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的反复问句型很有可能是直接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K+VP（没）？”句型，而天津话、贵州屯堡话则因与周边方言接触并受其影响转变为了“去不（去）？”句型。 3 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津、滇、黔、琼方言历史演变差异解释 3.1 津、滇、黔、琼四点方言语言特征差异对比 基于前面1、2节的分析，我们对相关官话方言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进行了对比，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2说明如下： （1）今苏皖地区的官话分别保存沿用了明代南京官话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海南崖城军话基本保存沿用了明代南京官话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贵州屯堡话保存沿用了明代南京官话语音方面的两项语言特征，天津话、云南官话分别保存沿用了明代南京官话语音、语法各一项典型语言特征。 （2）在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里，明代南京官话的类型特征①知庄章声母“南京型”特点四个点至今均留有痕迹，而类型特征②入声调、③疑问代词、④“K+VP（没）？”反复问句型则分别只有两个点留有痕迹。 3.2 津、滇、黔、琼四点方言历史演变差异原因探讨 从明代到现代的600多年来，同样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在南北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发展演变，如今分别归入了冀鲁官话、西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归属存疑），各自都或多或少浸染了周边方言的主体色彩，这显然是与周边方言长期接触受其影响所致，也是它们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共性趋向。 但是，四点方言的发展演变是不平衡的，存在不少差异，由此产生出如下疑问： （1）为什么在遥远的海南三亚崖城军话里明代南京官话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都依然保存沿用着？ （2）为什么知庄章声母“南京型”特点在津、滇、黔、琼四个官话点里至今均留有痕迹？ （3）为什么同样是显性的声调特征，云南官话完全趋同于西南官话主流的调类调值，而紧邻北京的天津话却不受北京话的影响，声调听起来与北京话迥异？ （4）为什么同样处在西南官话的大环境中，云南官话随西南官话主流入声归阳平，而贵州屯堡话依然保持中原官话清入、次浊入归阴平的特点？ （5）为什么远在西南、海南边陲的云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至今保存沿用了“K+VP（没）？”反复问句型？ 决定这些方言对于其祖语明代南京官话典型语言特征的沿用与弃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根据几年来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反复思考，我们找出了七种影响因素，具体情况如下表（表中的特征序号与表2对应）：
表3中的七种影响因素涉及语言、社会、心理、地理等方面，它们是导致相关各点方言历史演变的综合力量。将表3中四种方言里“明代南京官话四项典型语言特征今仍保存痕迹”的差异情况分别与七种影响因素的重合度进行统计，可以得出如下排序结果： （一）语言特征相对隐性（4：4）（100%） （二）说话者别同心态（8：9）（88%） （三）与周边方言差异明显（10：12）（83%） （四）a.同语群体内部通婚（6：8）（75%） b.语言环境较封闭（6：8）（75%） c.地理上独处一隅（6：8）（75%） （五）周边/邻近方言强势（6：12）（50%） 可以看出，上述七种影响因素的五个层级排序，大体上能够体现语言接触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对于“祖语特征保留”影响程度从强到弱的一般性总体排序。 不过，如果要具体回答清楚前面的几个为什么，上述的一般性排序还显粗略，因此，还有必要分别对各点的情况再进行具体分析对比。 以四个方言点为单位，将表3中“明代南京官话四项典型语言特征今仍保存痕迹”的差异情况分别与七种影响因素的重合度进行统计，并与以上四点综合统计出的一般性总体排序情况对比，结果如下表：
在表4基础上，我们又整理出了表5（见下页），以便清晰对比观察各方言点的异同。 根据表4、表5，就可以比较简明地回答前面的几个为什么了。 （1）遥远的海南崖城军话里明代南京官话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全都保存沿用，是因为第（一）至第（四）abc层级的影响因素在那里全部并列排第一，影响作用大，而又不存在第（五）层级“周边/邻近方言强势”的影响因素，因为崖城军话周边的迈话（粤方言）、海南话（闽方言）对于作为官话的军话并非强势方言。 （2）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四个方言点之所以知庄章声母“南京型”特点至今均留有痕迹，是由第（一）层级“语言特征相对隐性”的影响因素所决定的。
（3）同样是显性的声调特征，云南官话完全趋同于西南官话主流的调类调值，而天津话虽然是紧邻强势的北京话，但声调听起来与北京话迥异，这是因为第（二）层级“说话者别同心态”的影响因素对天津话起了作用，而它对云南官话没有影响。天津历史上经历过长达320年（1404-1725）的军事卫制，这在我国大都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形成了天津市民有意彰显“天津卫”的别同心态，而在云南，各民族都通用汉语官话，所以云南官话不存在“说话者别同心态”。 （4）同样处在西南官话的大环境中，云南官话随西南官话主流入声归阳平，而贵州屯堡话却依然保持中原官话清入、次浊入归阴平的特点，这是因为，与云南官话相比，贵州屯堡话多了第（二）层级“说话者别同心态”和第（四）a层级“同语群体内部通婚”的影响因素。贵州平坝县的屯堡人600年来一直生活在较封闭的环境中，始终坚守内部通婚的习俗，[5]35只是近些年一些外出的年轻人才不再守此习俗了。 （5）云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至今保存沿用“K+VP（没）？”反复问句型这一显性特征，是因为二者都有第（四）c层级“地理上独处一隅”的影响因素，而天津话、贵州屯堡话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 4 结语 语言接触研究是近年国内语言学界的热点之一，Matthews《语言接触与汉语》（2010）一文概述了中国境内关于汉语语言接触的七个焦点论题。[14]757然而，有关中国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探讨始终显得比较薄弱。 本文选取同样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通过这四地官话方言是否保存沿用明代南京官话几项典型语言特征的差异对比，发现它们600年来各自不同的演变轨迹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少及其层级排序直接相关，并且这些因素及层级可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和序列结果来予以解释。希望本文的研究在探索汉语方言接触的理论方法方面有一点新的突破。 本文初稿曾在“第三届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与民族语言研究高峰论坛”（2014年11月，北京）宣读，承蒙刘丹青、洪波、潘家荣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在和谷峰先生探讨文中涉及的语法问题时深受启发，《语文研究》匿审专家给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本文选取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涉及语音和语法，之所以确定为这四项，主要基于我们前期进行了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与明代南京官话以及今苏皖官话的纵横比较研究之后，发现这四项特征相对最具典型性和区别性，说服力较强。我们之前也做过基本词汇和100个核心词的比较分析，但未能理出其与明代南京官话关联的清晰头绪，主要原因在于词汇是开放性的，数量大且变化迅速，容易受接触影响，难以界定明代南京官话的基本词汇是哪些，故文中未选词汇特征作比较。 ②本文采用的是天津信会网络技术服务中心与南开大学合作研制的语言地图绘制软件System of Geolinguistics。图中的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安徽官话、江苏官话等若干方言点笔者都进行过实地田野调查。同时，本文还参考引用了其他一些方言语料，主要有：杨时逢《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四川方言音系》（《四川大学学报》专号，1960年第3期），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1996），吴积才《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贵州省志·汉语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8）、《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安徽省志·方言志》（方志出版社，1997），鲍明炜《江苏省志·方言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以及崔荣昌《成都话音档》、毛玉玲《昆明话音档》、李金陵《合肥话音档》、李蓝《贵阳话音档》、刘丹青《南京话音档》、刘兴策等《武汉话音档》、林焘《北京话音档》、杨自翔等《天津话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999）。 ③这两条规则所依据的贵州屯堡话语料参见参考文献[5]和[9]。 ④崖城军话语料为笔者带领博士生刘春陶到海南实地调查所得，参见《海南省三亚崖城镇军话音系》（《汉藏语学报》2011年第5期）。 ⑤参见王力《汉语史稿（中）》（中华书局，1980），贝罗贝、吴福祥《上古汉语疑问代词的发展与变化》（《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7）。 ⑥《辞源》（商务印书馆，1982）第2598页：舍，什么，任何。通“啥”。《孟子·滕文公上》“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参阅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近人章炳麟《新方言·释词》。据此，“啥/啥子”源自先秦的“舍”。但是，先秦疑问代词的规律性区分是
系（指人的“谁孰”）、
系（指物的“何胡曷奚”）和0系（指处所的“恶安焉”）（王力《汉语史稿（中）》第286-291页），而“舍（啥）”并非在内。所以，本文对《辞源》的解释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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