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伏[1]2001年在《《说文释例》“存疑”研究》文中指出《说文释例》（以下简称《释例》）是清代学者王筠的重要着作，在《释例》中王筠对《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体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正因为此，历来的研究者常常把目光集中于《释例》一书的体例阐释部分。对体例阐释以外诸篇章的研究则略显不足。本文是对《释例》后六卷“存疑”进行的研究，以期对《释例》的全面研究作一点补充。 本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绪论中，主要说明论文的写作目的，研究现状以及方法和程序；第二部分是关于王筠《释例》“存疑”中校勘《说文》的问题：“校勘”在《说文》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王筠“存疑”篇中有30％的条目都同校勘有关，可见王筠对校勘是非常重视的。校勘结论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勘方法是否合理。我们以王筠在校勘中运用的方法为切入点，并结合具体结论，对王筠的校勘进行评价；第叁部分：王筠通过字形分析去探讨形义关系，对许慎有误之处进行了驳正，在分类过程中，我们对相关条目进行了分析，比较精当和基本正确者占有相当比例，王筠在这方面成就很大。
鲁一帆[2]2012年在《王筠《说文释例·存疑》研究》文中认为许慎着《说文》,有言阙之例,其《叙》云:"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故书中虽列篆文,而不能强为之说者,则阙之,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王筠继承许君精神,以严谨的态度治《说文》,王氏《说文释例》卷十五云:"疏家例不破注,即明知它说之是,
刘家忠[3]2012年在《王筠《说文释例》存疑之“蜜博士”考释》文中提出王筠治《说文》,善于"以俗证雅",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其于《说文释例》中所存疑之"蜜博士",古籍之中不但确有其名,而且有"将蜂"、"相蜂"、"蜜妇"、"黑蜂"、"乌蜂"、"游蜂"等诸多别名,皆是指今人所言之"雄蜂"。
孙雅芬[4]2006年在《《说文释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说文》的学者大多对段注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于《说文释例》的研究就笔者所知还只是一鳞半爪。作为“说文四大家”的王筠,其着作《说文释例》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应该更加深入而全面,以确定它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是作者选择《说文释例》作为研究课题的原因。 王筠《说文释例》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说文》体例的阐释,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王筠对于“六书”条例有其具体的阐释,其创见之处在于他的兼书说,共分13类。兼书问题说明了汉字的字形构成是复杂的,存在一些传统六书无法涵盖的构形方法。兼书研究也成为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的问题之一,其中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模式的研究最具有价值。王筠对重文现象的分析也有其独到之处,提出同部重文、异部重文、分别文、累增字等术语。这些研究对当代汉字孳乳理论也有深远的影响。王筠对段注错误之处也有所订正,表现在对其改篆、删篆、说解、“不识物情”、引文等诸多错误方面的订正。王筠研究《说文》的方法,主要表现在根据文献资料考证字的形、音、义,目验法,利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研究汉字字形结构。 本文概括了《说文释例》的成就与缺失。成就主要是对文字学理论的贡献,文字与语言,“六书”理论以及汉字形体演变规律。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书分类有些地方过细,某些条例的阐发以及分别文、累增字的分析方面。《说文释例》对后世《说文》学的研究有着深邃的影响,王筠之后,专释《说文》体例的着作成为《说文》学的一条支脉,《说文释例》本身作为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着作也有其价值,从而肯定了《说文释例》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董丽君[5]2016年在《王筠《说文释例》研究》文中认为王筠是着名的文字学家,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其着作《说文释例》是他研治《说文》二十余年后乃成的心血之作。其中,“汉字形音义”观、“六书”观充分体现了他对汉字结构的认识。此外,在分析汉字的具体方法上,王筠大胆使用金石文字,利用金石文字纠补《说文》、揭示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起到了科学的作用。本文对《说文释例》的以上成就进行了研究:绪论是对王筠生平及其着作的介绍。王筠一生勤奋治学,将研治《说文》作为性命之学,即使在外为官,亦未尝废学。他好学深思,每有心得常与友人交流切磋。此外,他的着述宏富,除了说文学,他的研究还涉及多部儒学经典。绪论部分还对《说文释例》的研究现状与论文的选题意义进行了介绍。指出前人多从宏观上把握《释例》的文字学成就,而本文将王筠有关“汉字形音义”观、“六书”观的文字学观点,从《释例》各篇章中一一析出、分条理清,并运用现代文字学理论对其进行评析。此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王筠利用金石文字对《说文》的补充订正,研究方法是把《释例》中利用金石文字订正《说文》的材料摘录并一一梳理分析,从而总结出王筠利用金石研究《说文》的贡献,这是前辈学者未进行充分研究的领域,这一研究推动“说文学”的研究,又对出土古文字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第一章是对《释例》中文字学理论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漏补缺,包括两个方面:1、王筠“汉字形音义”观研究:首先,王筠认为字形、字音、字义是研究汉字的叁个重要的方面;其次,形、音、义叁者密不可分,无论是对字义的探求,还是对字形的说解,都离不开对其他两方面的分析。其中,声音在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2、王筠“六书”观研究:首先是“六书”总说,王筠对“六书”的制定者、“六书”的顺序、“指事”的定义、“六书”的性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次是“六书”分说,王筠对“指事”“象形”“形声”等各条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如王筠认为“六书”之中,指事字数量最少且又最难辨认,但可通过字形、字义来辨别。此外,王筠把《说文》收录字重新归类,分成“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收在《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诸篇中,并在每篇之中,又将其再做分类。第二章是对《释例》中金石文字的研究,主要从王筠对金石文字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大方面总结其研究成果。王筠利用金石文字补充、订正《说文》,探明汉字之间的关系,揭示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在研究方法上,王筠广泛使用形体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此外,他还独到运用《说文》体例进行研究。结语部分对《释例》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价。
陈大川[6]2004年在《王筠《说文释例》的求实方法》文中认为前人品评《说文释例》多集中于其“为后人指示门径”的贡献。本文侧重探讨王筠《说文释例》的实事求是态度及方法上的特点———以“物情”、“乡语”证字形、字义、字音。
王晓燕[7]2006年在《《说文释例》的实用价值和史学贡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说文释例》的实用价值表现在一切从事实出发、更现代的用字观念,其史学贡献是阐述了汉语文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对说文学的巨大贡献。
周坤[8]2010年在《《说文释例〈指事卷〉》简评》文中指出王筠的《说文释例》为第一部系统阐述《说文解字》说解条例之专着。在《指事》一卷中,他发明许书说解之条例、引古文以证《说文》、纠他人说解之误,给了我们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当然,其论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在学习和讨论中加以注意。
叶斌[9]1993年在《论玉筠《说文释例》对说文学的贡献》文中指出清代学儒治《说文》者甚伙,遂成一门专学,称为“说文学”,又称为“许学”。说文学的内容,没有作过限定,今谓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还许,也就是校勘整理,以还复许书原貌;二是阐许,即阐发许书蕴涵,所谓“究其微旨,通其大例”是也;叁是正许,这是纠正许说所存在的谬误。
路凤华[10]2008年在《《文字蒙求》研究》文中认为《文字蒙求》,清朝王筠着,是指导识字的教本。全书收2050字,它不仅可以指导识字,也是研读《说文解字》的一部重要着作。目前,学术界对《文字蒙求》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角度着眼的,很少从文字学角度开展探索。所以,本文将从文字学角度对《文字蒙求》进行研究。将《文字蒙求》与王筠的另一部文字学着作《说文释例》比较后,本文归纳出《文字蒙求》的释字体例有四种:《文字蒙求》的说解直接采用许说,不加己注;在许说后加“案”阐述自己的见解,或者在许说后直接阐述自己的见解,或者在许说后加“窃以为”阐述自己的见解;对较难理解或有误的许说重新解释,从多种角度提出自己的新解。《文字蒙求》的成就:对六书顺序问题的认识;发展“四体二用”说;利用古文字材料,探求汉字的形体演变过程;对《说文》正文说解进行订正;阐明虚字的由来;对教育实践的意义。《文字蒙求》也有不足之处:同一个字形出现在不同的类别里,即归类界限不清;对某些字的分析以讹传讹;对某些字的认识存在失误。本文论述《文字蒙求》的内容、体例以及成就、不足,但是没有涵盖《文字蒙求》涉及的全部内容。如“兼书”现象,因为已经有专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故本文不再论及。
参考文献：
[1]. 《说文释例》“存疑”研究[D]. 赵伏. 河北大学. 2001
[2]. 王筠《说文释例·存疑》研究[J]. 鲁一帆. 芒种. 2012
[3]. 王筠《说文释例》存疑之“蜜博士”考释[J]. 刘家忠. 齐鲁学刊. 2012
[4]. 《说文释例》研究[D]. 孙雅芬. 曲阜师范大学. 2006
[5]. 王筠《说文释例》研究[D]. 董丽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6]. 王筠《说文释例》的求实方法[J]. 陈大川.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7]. 《说文释例》的实用价值和史学贡献[J]. 王晓燕. 枣庄学院学报. 2006
[8]. 《说文释例〈指事卷〉》简评[J]. 周坤. 语文学刊. 2010
[9]. 论玉筠《说文释例》对说文学的贡献[J]. 叶斌.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93
[10]. 《文字蒙求》研究[D]. 路凤华.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