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热”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报纸称：在全国的许多中小学校，“四书五经”又重新走进课堂，成为一门要求学生必须熟读、背诵的必修课程。据说，北京目前已有25所学校开展“读经”活动，广州市的“五一”小学等学校，早在1998年就试行“读经”，全国计有100万孩子加入了“读经”行列。据闻，在去年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一个“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据悉，在国家教育部2000年制订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推荐的古诗文背诵篇目，有140篇之多，《论语》《孟子》《庄子》《荀子》《诗经》等选篇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现在语文课本还在不断修订中，日后古典诗文比重还会逐渐加大。还有消息说，山东曲阜办起了“诵经”班，挑选入学儿童中的聪慧者，进行专门教育，执教者是国学功底深厚的七八十岁的老先生……
不知为什么，获悉这样的消息，我的心就像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重石，有一种振奋、欣喜，但也有一种困惑和忧虑。
“读经”，这久违了的字眼，淡忘了的“国学”。在今天世界一体化、市场经济长足推进的背景下，它的突兀萌发，真让人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封建”“腐朽”没落”等一顶顶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而今我们终于明白，历史最悠久、生命力量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美好的，它蕴含着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它将在未来的世界中作出更杰出的贡献。西方人的看法，更增长我们的信心和自豪感。对这样一种民族文化，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承和发展、不去发扬广大，倡导中小学生“读经”只是一个现象，它反映的是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心灵塑造上来，落实到培养具有文化根底的青年上来。一代一代、薪火相传，中国文化才可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变为民族的精神资源和强大动力。令人可悲的是，培养青年的文化人格的教育机制，我们已经废弃得太久了，至少已有七八十年了罢。遥想“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们，他们的文化教育是在私塾和类私塾的学堂中完成的，当时尽管引进了不少新学科，但修身、国文课是所有课程中的重中之重，他们在“不情愿”的接受中夯实了丰富的文化根底，成就了他们辉煌的文化建树。他们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但没有承传，何以叛逆？又遑论建树？其实他们倒是应该感恩传统文化对他们的馈赠。陈独秀、鲁迅、胡适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之后，从战乱频仍到新中国的建立，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文化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贬斥的处境，直至传统文化教育被彻底扫除，“四书五经”之类在中小学课本中消失殆尽，许多人抱怨数十年来没有产生“大师级”的学者、作家，其根源不是不证自明的吗？现在，有一句流行的口号是“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那么，“承传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开始”。我以为，这后一句话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只要我们把“文化种子”给一代一代的青年撒下去，中国的民族文化总会有振兴繁荣的那一天。
然而，我依然要说：“读经”行动应该缓行！
我绝不反对“读经”，我举双手赞成“读经”。几年前，有幸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编写语文教材的资深编辑张必锟先生，我曾冒昧地对老先生说：“我觉得几十年来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写是失败的，它缺乏文化含量，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在课本中基本没有得到体现”。老先生频频点头，若有所思。我感觉他是赞成我的看法的，但他“身在庐山”，自有隐衷，又能说什么呢？现在，“读经”活动自下而上地展开，颇有“星火燎原”的势头，这无疑是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一个严峻挑战。推广“读经”，承传文化，这似乎已成大家的共识了，现在的问题是，“读经”究竟是为了什么？这“经”应当包含那些内容？就目前“读经”的势态看，好像“读经”无非是读一点“四书五经”，扩而大之，再读一点古典文学作品，使青年学生有一个较厚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窃以为，这是一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做法。我的看法是：“读经”应当读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经典，不仅要读儒家四书五经之类，还要读一点道家、佛家、墨家、法家，更要读“五四”新文化。只读一些四书五经，岂能悟到中国文化的真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它不仅刷新了中国的古代文化，注入了刚健、鲜活的西方文化特质，同时保留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精华，铸造成了一种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最辉煌的一个乐章，我们怎能舍近求远，弃之不顾？因此，全面地、准确地审视和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应成为我们“读经”的主导思想；慎重地、精心地遴选文化发展史中的那些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应该成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宗旨。几十年来，我们的语文教材始终摆不脱政治功利主义的支配，变成了一个没有定性的“骑墙派”，一会倾心“工具性”，一会钟情“文学性”，改来改去，越改越复杂，越改越糊涂，但就是没有把“文化性”放在心上。我坚定地认为，教材应该以“文化性”为核心、为主线，承担起文化承传的使命来，在“文化性”的前提下，再顾及“工具性”和“文学性”。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往往是“三性”合一的，编写一套高质量的、兼收并蓄的语文教材并非难事。这里的关键，还是编写的主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灿烂以及它“无与伦比”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它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视、主张“天人合一”以及极富辩证法的“中庸之道”思想等，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但是，它的僵化、陈腐和落后也是不必讳言的。它“精华”与“糟粕”并存，且二者相辅相成，很难剥离。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它可以补救和化解现代社会出现的某些弊端，但它同时也能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理性认识。早在1925年，中国处于混乱、动荡、贫穷的历史时期，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一面压制学生运动，一面提出“尊孔读经”“读经救国”的主张。鲁迅在他那篇著名的《十四年的“读经”》杂文中，针针见血地指出：“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识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见《鲁迅全集》第3卷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鲁迅在青少年时期“几乎读过十三经”，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如指掌，他以洞幽烛微的眼光，看透了封建文化如何“硬化”了中国社会的肌体，在“仁义道德”背后掩盖着的“吃人”本质，那些“聪明人”在旧文化的教养下的“变性”与“妄行”。星转斗移，时代变迁，21世纪的今天自然大不同于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历经“五四”风暴也有了质的变化和飞跃，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庞大的生命体中，依然隐藏着种种病毒，依然在今天不断滋生着负面的作用，鲁迅以及文化先驱们的“警世”之言仍然值得我们记取和深思。譬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宗法说教、人治传统、保守主义、封建迷信等等，我们还能继承和弘扬吗？它还能推动我们的现代化步履吗？我们还能把这样的“文化种子”撒播在青年一代的心田中吗？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代文化先驱，正是吸纳和借助了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科学思想，才建构了他们的现代文化思想，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因此，中小学生的“读经”，不仅要读“五四”新文化经典，同时还要读一些西方文化经典，庶几才能塑造出一代青年健全的、现代的、开放的、深厚的文化人格，中国文化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现代。
重建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细致的“特大型工程”，盲目不得，它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时下中小学生“读经”虽然问题多多，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切入点，在重重的忧虑中我依然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一种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