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王小锡教授与恩德勒教授学术对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授论文,恩德论文,企业发展论文,伦理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5月24日至26日，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著名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教授(Georges Enderle)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展讲学活动。讲学期间，恩德勒教授以“财富创造与中国经济伦理的发展”为主题作了两场学术报告，并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小锡教授进行了一次主题为“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的学术对话①。
此次王小锡教授（以下简称王）与恩德勒教授（以下简称恩）的学术对话主要涉及“经济伦理学的学科概念和实践意义”、“中美经济伦理理论与实践的现状”、“道德资本及其对企业运行的意义”和“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等议题。现将对话中的主要学术观点整理如下。
一、经济伦理学的哲学分析与实践面向
如何理解“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含义？两位中外经济伦理学界著名学者的话题由此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伦理学的哲学分析和实践面向这两个基本层面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
恩：在美国，尽管对经济伦理学的定义并不完全相同，但通常而言，学者们认为它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经济伦理学并不等同于企业伦理学。我也持这样的观点，如同我在自己的书中所指出的，经济伦理学在三个层次上去改进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1]。美国一些著名的经济伦理学家也通常是从比较广义的意义上理解经济伦理学。例如，理查德·T·德·乔治认为，作为一个领域，经济伦理学涵盖了商业、私有财产以及不同经济系统的伦理基础②。
一般来说，经济伦理学和商业伦理学是可以相通的。在美国有三个与此相关的概念：经济伦理、企业社会责任(CSR)、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过去两年中，美国出版的《牛津经济伦理手册》（布伦科特，2010）、《牛津企业社会责任手册》（克瑞恩，2008）和《经济伦理学与社会的百科全书》（科尔伯，2008）这三本书都谈及这三个概念。布伦科特把对道德问题的哲学分析和关于企业内外部问题的案例研究结合起来，将哲学分析和系统的、组织的和个人的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部从企业角度出发关注“实践”的书，涉及企业中大量的各类关系，体现了对待企业伦理学问题的典型的美国方式。《牛津企业社会责任手册》主要是考虑企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多是利用哲学以外的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分析。尽管“责任”这一术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来说是基础性的，但该书却很少去界定或解释它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主体（谁有责任），内容（要负什么责任），权威（对谁负责）。《经济伦理学和社会的百科全书》有五卷，是迄今为止“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与社会”这两个领域中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对概念的界定是清晰的、内在一致的。该书认为经济伦理学旨在详细指出那些企业必须在经营过程中道德行事的原则，主要是依据西方哲学的传统；而企业与社会这个领域考察的是企业实体和社会之间全部的相互关系，主要依赖社会科学的工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经济伦理学、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与社会这些领域需要在概念上更加清晰，更具有内在一致性，应该更多地尝试“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也就是哲学分析和社会科学的视角与方法相结合③。
王：我赞同您的观点，经济伦理学有两个基本层面，它既是一种哲学的分析活动，又必须是面向实践的。现在很多人有一种错觉，仿佛经济伦理或企业伦理单纯是对实践问题的描述而没有哲学思考，这是一种误解。近年来我在两本书中批评了这种观点。我认为，经济伦理学是面向实践的，但它同时是一种哲学的分析活动。原因在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必然要涉及经济的本质和经济活动的本质，要弄清“经济人”的本质，“道德人”的本质，等等，而这些显然都是一种哲学分析。此外，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只有用哲学的视角才能清晰地予以把握。经济伦理学的哲学分析与实践意义并不矛盾。在中国已翻译出版的你那本《面向行动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书名就强调了经济伦理的实践内涵。我觉得，这本书正是将经济伦理的哲学分析和实践应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典范，尤其是以下四个方面的论述非常突出：指出经济伦理学必须面向实践才有生命力；论述创造财富不仅仅在于创造物质财富也包括创造精神财富；辩证分析企业自由与企业责任的关系；强调经理人的道德作用。
恩：我觉得经济伦理的理论最终一定要能够应用于实践。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真正好的理论一定是应用性的，一定对实践有实用价值。
王：确实如此。可以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经济伦理研究，也正是源于“实践”二字。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一直认为，伦理学要发挥自身的学科价值必须能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从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看，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突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也就自然想到了伦理学应当面对的一个问题，即：伦理学如何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行动，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人们对经济中心地位的片面理解，并因此引发了种种道德失范现象。这些现象和问题要求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反思。第三，我本人对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我长期研读的著作。这些主客观因素，促使我想到从经济与伦理的学科交叉角度，把经济伦理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
恩：您的这番话让我回想起我个人的经济伦理学学术历程。1970年，我作为学生到印度，当时我是学神学的，在那里我听到这样一种论断：要真正了解社会必须了解社会的经济活动。所以，我开始转向经济学。我在博士期间研究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博士论文是关于瑞士的贫穷问题。通常人们认为，瑞士这个国家是不存在贫穷问题的，我正是要提醒人们，贫穷问题在瑞士同样存在。在这之后，我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在瑞士从事经济伦理研究时到美国访问，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合作关系问题，这成为我后来到美国就职的重要原因。
二、中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现状与面临问题
恩：关于美国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状况，我想首先要了解两个问题：一是在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二是在学术界学者们做了些什么？从1992年我到美国，至今已有18年。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众多的美国公司都在力求对外发展。全球化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伦理标准究竟是相对的还是普遍的？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从经济伦理在企业中的应用这个层面来看，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联邦政府曾经给法官一个指导性原则：如果公司比较注重伦理问题，注意企业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协调，那么在其对社会造成伤害（如造成污染）时，可以减轻判罚。显然，这一原则意在鼓励企业更加重视伦理道德。在美国，很多大公司通常是由企业的副总裁专门负责企业伦理问题。1991年，美国还成立了一个“企业遵从伦理协会”（Society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Ethics，简称SCCE），横跨各州，参加者有数千人，大多是企业的副总裁。应当说，这是美国经济伦理发展中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也发生了很多丑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1年的“安然事件”。这也说明，经济伦理学在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在企业实践中，不道德的行为还是比较严重的。也正是由于“安然事件”等丑闻的发生，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明确禁止一些非伦理行为（如欺诈等）。在这项新法律中，伦理被作为一个突出的因素加以强调。
王：对于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伦理学界是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恩：在美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现实实践中，曾经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即：只要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社会就会很好。但是，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迫使人们对这一观点进行反思。2008年10月23日，前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会被问及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时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我假定企业（尤其是银行和其他一些企业）的自利可以最好地保障企业的股东及他们在企业中的权益”。他认为，在这场危机中“那些看上去像非常坚固的建筑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市场竞争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支柱，的确是垮了”，这令他震惊并改变了他“四十多年来一直相信会非常好地发挥作用”的思想体系④。要知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格林斯潘就非常信奉个体主义哲学，尤其非常推崇安·兰德(Ayn Rand)的《自私的美德》(The Virtue of Selfishness)⑤一书，他声称阅读该书后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这场危机却使其思想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远离这套个体主义哲学，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和公共服务。事实上，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就试图在政策上更多地向公共利益倾斜，但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从当前美国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第一，个体哲学是不成功的；第二，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是不可接受的；第三，如果我们仅仅注意眼前利益是十分危险的，这也正是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尽管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没有普遍的、共同的框架，但其理论大体基于四个方面：一是功利主义原则；二是权利，主要指人权；三是公平正义；四是美德伦理学。一般来说，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材都强调这四个原则，并探讨这些原则的实践应用。
王：注重实践应用确实是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材的特色，也是美国整个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特色，这是你们的一大优势。而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象还比较严重。
应该说，中国经济伦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二十多年来，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经济的伦理内涵。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研究，在我国带有启蒙性质。曾有少数学者提出，经济与道德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两种社会现象，经济学应当是“道德无涉”的。但是，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一定是人的经济和人际关系的经济，因此，经济一定内含伦理道德因素。第二，伦理的经济价值。伦理道德的经济作用如何体现？或者更通俗地说，伦理道德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能够帮助企业赚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随着中国经济伦理学学科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清晰的，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范畴或学术理念，从而为伦理道德之经济价值问题提供了创新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话语。我这几年专门研究“道德资本”问题，已经撰写发表了七篇系列文章，同时还阐述了“道德生产力”问题，这些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探讨。第三，关于企业伦理问题。具体而言，便是企业公民、企业责任、企业行为规则、企业诚信等问题，这些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尽管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伦理学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还很不成熟。从现实来说，现在很多企业还只是想着投入、产出、赚钱、效益这些问题，既没有认识到经济本身的伦理内涵，也没有懂得把伦理道德作为工具理性去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要求中国经济伦理学更好地面向实践、面向问题，更好地承担起自身的学术使命。
从经济伦理的实践规范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统一的规范体系。但是，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关注国际经济行为的道德准则，尤其是一些全球性的认证标准，如ISO9000和SA8000。伴随着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增强，这些全球性的标准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准入”性标准和跨国公司选择中国合作伙伴的“准联”性标准。应当说，与美国相比，我国经济伦理在面向实践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企业大多没有专门官员负责企业伦理问题，目前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有影响的企业伦理行为协会。严格来说，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在应用这一层面上则相对滞后。但我相信，通过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经济伦理学理论一定能够在中国引起更加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在实践中得到认同和接受。
恩：我赞同您的观点。不过，这里我们需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伦理上负责任的公司是否一定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比如，一个公司对顾客负责，对员工公平，这样的企业是否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美国，这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王：这也正是中国经济伦理学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从客观上看，由于实践中经济伦理规范体系并不成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不讲道德反而能赚钱。我曾分析和归纳了我国企业道德状况的三种类型。一是道德自觉型，即能够自觉地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渗透于产品设计，帮助提高产品质量，加速销售速度。中国的海尔集团就是这种类型中的代表。但是，这样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二是道德理念模糊型，时而觉得讲道德对企业有积极作用，时而又觉得道德无助于企业发展。正是因为理念上处于一种不确定和不清晰的状态，这样的企业自然也就缺乏一以贯之的道德行为。现实中这种类型的企业占绝大多数。三是道德堕落型，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不惜以损害消费者或社会的利益为代价。“三鹿奶粉”就是这样的个案代表，美国当年的“安然事件”同样根源于企业诚信与责任的缺失。当然，这三种类型只是一个初步的分析。近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正在拟写计划，准备作一次全方位的企业道德调查，力求通过调查客观反映中国企业道德的基本状况。
三、道德资本及其对企业运行的意义
在对话中，双方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对“道德资本”这一概念的理解及道德资本对企业运行的现实意义。
恩：据我所知，德国也有学者在使用这个概念。我没有就此做过专门的研究，按照我的理解，道德资本是否是一种企业的品德？
王：可以这样理解。西班牙学者西松在《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中，就是把道德资本当作个人的品质、企业的品质。但他没有做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我看来，道德资本可以更具体地分为道德制度、理性关系、主体觉悟和道德产品四种主要形态。这四种形态在道德资本的运行过程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例如，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建立公正、人道、诚信的企业管理制度，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实现和谐的关系，员工和企业领导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企业一定能够设计和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性化产品，也必然能够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多的利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恩：西方学者强调的企业道德资本，往往指的是企业的信誉。
王：这是道德资本中的一个部分。如同我刚才所说，道德资本还包括其他的内容。例如，一个水杯，生产和设计中必须有人性化的道德理念。比如说，它的直径要适宜人的要求，太大了手无法握住，太小了又不实用。这种“为人”的理念在它的材质、外形等诸多方面都要加以显现。也就是说，设计的依据是人的需求，违背人的需求，产品就没有市场，企业的利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任何一个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都要符合人的需要，这就是一种道德理念。而企业的这种道德理念，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种道德资本。
恩：每个企业都是一个道德的行动主体，一个道德的行动主体是有它的品质或者说资本的。资本在英文中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有价证券和资产，另一种主要指现金流，也就是说，资本可分为存量资本和流量资本。我认为道德资本更类似于你拥有的股票，是一种存量资本，企业只有保有存量资本才能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也就是说，企业的道德品质可以成为一种资产，道德资本如同一种企业所拥有的、以后能赚钱的有价证券，它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关系就如同生产活动中资产和流动性的关系一样。
王：我认为，企业道德资产和道德资本是有区别的。企业所有的资产，无论是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或是物质资产、精神资产，如果不进入生产过程，就仅仅是企业的资产，只有进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发生增殖而真正成为企业的资本。也就是说，资产是可能的资本，资本是进入生产过程产生效益的资产。同样，如果企业道德不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仅仅是一种道德资产，只有当它进入生产过程，它才真正能够成为一种道德资本。
四、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经济伦理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恩德勒教授曾经指出：“在中国，经济伦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一挑战的广度和深度不容低估。”[1](1)两位教授由此出发，探讨了当前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普遍性道德准则。
恩：我把经济伦理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首先，从中观即企业这一层面来说，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过去中国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香港也是如此，并且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家族企业当然有自身的一些优势，如，由于家庭成员间更容易产生信任，家族企业比较容易处理员工之间的关系。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关系愈加复杂，原有的家族企业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如何把各方面的理念、动机、目标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点上，我认为日本的一些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做法。例如，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就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和企业伦理。其次，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系统之间的转换，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这就如同你建一个从南京到上海的高铁，必然牵扯到与之相关的整个系统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有三个不同群体：公司、政府、公民社会，其相互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最后，如何定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全球化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人类越来越变成一个整体，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迫使你考虑自己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球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王：您说的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在发展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过程中加以重视。经济伦理的基本理念在不同的国度存在着很多的一致性，经济全球化更会促使各国企业寻求一些普遍化的道德准则。因此，较之其他应用伦理学的分支，经济伦理的理念和规范更具有共同性。
恩：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领导达成了一个包含十项原则的“全球契约”，订立了十条企业应当遵守的条约。当然，这个条约是一种道德性的条约，对它的遵守是自愿的。全球契约是为承诺依据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方面普遍接受十项原则进行运作的各企业提供的一个框架。作为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数以千家企业参加的世界上最大的全球企业公民行动倡议，全球契约的首要关切就是展示和建立企业及市场的社会正当性。一个公司签约加入全球契约就意味着赞同其信念，即：植根于普世原则的企业实践有利于使全球市场更加稳定、更加公平和更具包容性，并有助于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
注释：
①本次对话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真教授担任翻译，王露璐教授根据对话内容和相关资料整理定稿。
②理查德·T·德·乔治在《经济伦理学的历史》一文中从“职业道德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作为学术领域的经济伦理学”、“作为一种运动的经济伦理学”三个方面回顾了经济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认为这三个方面的结合构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伦理学的历史。参见Richard DeGeorge.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in The Accountable Corporation,ed.by Marc Epstein and KirkHanson,Praeger Publishers,2005.
③恩德勒教授对经济伦理学、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与社会需要这三个概念的阐释，可参见其文Clarifying the terms of business ethics and CSR，该文即将发表于《经济伦理学季刊》(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在该文中，恩德勒通过对The Oxford Handbook of Business Ethics (Brenkert et al.,Oxford,2010),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rane et al.,Oxford,2008),Encyclopedia of Business Ethics and Society (Kolb,Los Angeles,2008)三本书的简单概述，指出经济伦理学、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与社会需要在概念上更加清晰，更具有内在一致性。
④格林斯潘的陈述可参见David Wessel:In Fed We Trust:Ben Bernanke's War on the Great Panic,Crown Business,2009,pp.65-66.
⑤该著曾出版过两个中译版本，分别译为《新个体主义伦理学——爱因兰德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和《自私的德性》（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