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重要途径
苏凤启1,2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温州医科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受教育者主体在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劳动教育作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其教育目的与主体在场的本质具有一致性，对促进受教育者主体在场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该文认为可以通过更新劳动教育理念、加强制度保障，发挥资源合力等努力，提升劳动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效果。
［关键词］ 劳动教育；主体在场；思想政治教育
“只有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1]100要实现这种教育理想状态，关键在于激发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受教育者的主体自觉，即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不是一种自然而然达成的过程，它需要教育者调动各种手段，借助多种教育途径，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如何实现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成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
一、受教育者主体在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
（一）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内涵
“场”概念，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leukippos）提出，它是对虚空的一种概括。随着人们对世界探究的深入，出现了物理学的“电磁场”“量子场”，产生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心理场”“道德场”“在场形而上学”等名词和理论。易法建在集合各种有关“场”的概念后，将“场”概括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态之一，存在于整个空间，使得物质可以完成其相互作用”[2]65。可见，“场”是对事物及其存在形式的一种空间表述，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蕴。
作为一切生产和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形式是怎样的呢？笛卡尔认为人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存在；海德格尔用“人诗意地栖居”描绘人的存在状态；“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499。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主体存在，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主体存在。当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统一时，人采取既合乎场景规则又合乎人的目的性的行为，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此时人就实现了主体在场。当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出现矛盾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时人的主体性缺位，即主体失场。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受教育者主体在场指“受教育者自觉认同教育目标和教育要求，独立作出判断和选择，自主调节行为，并在实践中完善自身品德，丰富和发展社会道德规范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4]276。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本质是受教育者自觉以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为目标，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意蕴
“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5]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和重点——“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生动地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重要性。
精确配制浓度分别为0.00、0.50、1.00、1.50、2.00、2.50和3.00 mmol/L的苯基异硫氰酸盐标准液,以苯基异硫氰酸盐浓度为0的标准液作为空白对照,在365 nm处测定不同浓度(X)苯基异硫氰酸盐的吸光度(Y)。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方程Y=0.9953X-0.0051 (R2=0.998 9)。
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概括地说就是要提高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4]136。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解决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提高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而促进其自由全面发展，这正是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题中之义。
劳动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但在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格局中，还是一个短板。如何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发挥劳动教育培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作用，需要从更新劳动教育理念、完善制度机制、发挥资源合力等方面不断努力。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界定和认识劳动教育的基石”[11]12。从劳动创造人，创造社会的层面来看，“劳动是教育的起源，教育的本质是劳动”[11]13。由于劳动受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限制，加之不同时期社会空间状态的差异，劳动的类型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在农业社会，劳动主要是以体力劳动为主，通过生产工具作用于大自然，让土地、山水和动植物产生价值。在工业社会，劳动主要以加工和制造业劳动为主，通过机械工具对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在信息化社会，劳动以信息生产、信息流动等脑力劳动、服务性劳动为主要特征。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类型不断丰富。新时代劳动教育不是对体力劳动的简单强调，不是单纯的学工学农，而应重视挖掘劳动自身所蕴含的教化价值，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抓住劳动对人主体在场的促进作用，引导受教育者积极投入到各类劳动实践中去，在广阔的劳动空间中不断提高认识世界的能力，进而锻炼改造世界的能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缺位的现实
厘清新时代劳动的特征，树立正确劳动教育目标。新时代劳动具有复杂性，要引导受教育者厘清对各种劳动形式的正确认识，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能厚此薄彼。根据新时代劳动的新变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教育的目标不应局限在体力劳动的体验基础上，而应注重三个深层目标：一是在基本的生活劳动中，习得参与社会的基本技能；二是在真实问题解决场景中，训练观察、想象、分析、综合、假设、评价等人工智能不可复制的综合素质和关键能力；三是在辛勤劳动中，锻炼坚毅的品格，提高思想觉悟，提升道德境界。
受教育者崇高理想主体失场，过多追求生活享乐。“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6]。“佛系青年”在高校中出现,表明后现代主义放逐理想、无欲无求的生活理念对受教育者主体的冲击。“旅行青蛙”游戏受青年热捧，表明受教育者对追求无意义人生的认同。还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等消费主义的泛滥，在不同层面上冲击着受教育者的理想信念，导致受教育者出现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体失场。
受教育者社会责任主体失场，片面重视个人利益。在“反对一切价值标准和道德说教”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现状令人担忧。在一项高校的调查中，“你认为劳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选择“获取劳动报酬，满足生活需要”和“为了实现个人发展，达到一定社会地位”的受教育者占绝大多数，只有15.455%的受教育者选择“服务他人与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7]。在与受教育者的个别访谈中，很大比例的访谈者认为如果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他们不能接受牺牲个人利益去承担社会责任。
受教育者理性思维主体缺位，认识事物片面功利。“学习这个有什么用？”“选课就选高分易过课程”等言论，表明工具理性成为部分受教育者行为选择的标准；对于网络上的热门事件，“键盘侠”四处横行；面对微信、微博中的各种消息，一些受教育者不辨真相地转发。这些现象的存在，又表明受教育者缺乏鉴别、判断和评估现实客体的能力，不能理智地对待秩序、规则和法则。
为了充分发挥超级电容功率密度大的优势，设计了一种基于滤波器的模糊逻辑控制器。如图5所示，负载功率的需求先通过低通滤波器的滤波作用，分离出功率需求中的高频负载Pt、低频负载Pr。
“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3]191。人的主体在场，要求人的实践活动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要符合自身的需要，二要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要促进人的行为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就需要充分调动人的认知、情感、意志，使感觉知觉全方位地参与互动。“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进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10]33这说明，劳动教育的目的就是充分调动人的体验感受，促进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合规律性，即实现受教育者主体在场。
二、受教育者主体在场：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
“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8]463在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9]。劳动教育与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
（一）实现受教育者主体在场——劳动教育的目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如何引导广大受教育者将个人梦想与中国梦同向共振，如何将缺场的主体拉回来？……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社会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枫桥经验”诞生于农村，发源于公安，肇始于化解矛盾，并在化解矛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其源于公安工作却跨越到综合治理、维护稳定，源于农村却拓展到城市、企业、学校等各个层面，源于化解阶级矛盾却发展成为正确处理社会各领域矛盾的经验。预防、化解矛盾这个“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始终没有改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53，马克思在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并赋予这一思想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特征。1957 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226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由此可见，劳动教育的目的与受教育者主体在场在本质上都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统一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目标中。
（二）提升主体在场能力——劳动教育的功能
劳动教育对促进受教育者个体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是提升受教育者主体在场能力的重要载体。
首先，劳动教育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14]550。劳动是人类起源、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根据“人类个体发育过程会以浓缩的形态再现生物进化过程和人类进化发展过程”[15]164的规律，劳动教育在受教育者身心发育、教育对象的社会化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中，与物质基础一样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雷钢在她怀里边挣扎，边哭着说，贱妈妈，流氓妈妈，不要脸的妈妈。一年多来，雷钢第一次喊出妈妈两字。尽管妈妈前面还带了“贱、流氓、不要脸”这样一些修饰词，但她毕竟还是听到一声声妈妈。她把雷钢和雷红搂得更紧，仿佛是悬崖绝壁上，死死抓住一根树滕。雷钢在挣扎时，衣袖上拉，雪白的小手臂上有几道印子，再看雷钢脸上，也有被抓破皮的痕迹。小钢，这是怎么了？怎么了？雷红说，同学打的，同学骂哥哥，说流氓的儿子也是流氓，哥哥和同学打了一架。
由于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羁绊，加之中国家庭对“智育至上”的推崇态度，一定程度地存在劳动教育观念滞后现象。一方面，将劳动教育“虚化”，劳动教育目标大而笼统，不接地气，难以具体落实；另一方面，将劳动教育“矮化”，把劳动教育简单混同为普通劳作。劳动教育中观研究相对较少，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实施体系[16]。要改变这一研究现实，需要提升劳动教育研究的精准化。
1.4.1.2 方法 总RNA提取参照Trizol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每样本取1 μg总RNA作逆转录模板合成cDNA，严格按照反转录试剂盒说明书操作进行，β-Actin作为内部控制使用。结果采用2-ΔΔCT相对定量法，确定特定荧光域值对应循环数的Ct值，对目标基因定量。
再次，劳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通过开展劳动教育，不断提高受教育者使用工具、创造工具的能力。通过劳动教育，受教育者将自身的知识、意志、情感、体力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全部展示出来，外化为劳动成果。同时，劳动过程使受教育者的思维始终处在积极的探索创新状态，这是对意志力的极大考验与锤炼，是对情感的强烈的陶冶和升华。在劳动教育中，受教育者的智、德、美、体、劳实现内在统一，受教育者的个性、创造性、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发展与提升。
三、与时俱进：发挥劳动教育培育受教育者主体在场的作用
受教育者主体在场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当受教育者主体性被充分唤醒，教育对象能够积极主动地与教育者互动，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有情感上的价值认同，能够富有创造性地应对环境变化，就能实现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从逻辑关系上，受教育者的主体在场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条件。
（一）更新观念，推进劳动教育精准化发展
其次，劳动教育有助于调动受教育者认识世界的主体积极性。通过“劳动”这一核心环节，能够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感觉，从而激发受教育者探索世界的兴趣和愿望。只有在与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人的全部感觉才有可能被调动起来，人的心灵才会变得敏感，人才能掌握用心灵去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受教育者通过劳动，在实践过程中将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对象化，从而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体会出科学知识的社会与人文价值。同时在劳动中，受教育者通过对自身认识与行为的自我评价和反馈调节，从而不断获得关于自我意识、自我发现、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的正确认识。
积极推动治江战略问题及重大技术问题研究。认真梳理长江流域片治理开发保护与管理若干重大问题，编制完成了《治江重大问题研究顶层设计（2014—2016年）》，开展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上游水库群联合调度研究、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战略研究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通过水库调度开展了三峡库尾减淤和“四大家鱼”繁育产卵人工环境研究。
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传统教育观念的牵绊，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太理想，在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和理性思维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主体缺位。
劳动教育课程升级，是推动劳动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一，课程内容上突破传统的外显、粗重的体力活动局限，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从生活劳作、核心技能、社会服务、创新创造等层面设计系统化的教育内容，同时注意保持教育的连续性，建立涵盖各学段的目标明确、衔接有效的劳动教育体系。第二，课程实施上打破传统的“走过场”粗放式、浅表的劳作形式，通过任务式的项目化操作，联合校内校外，打通课上课下，联动家庭、学校和社会，创设构建综合化实施渠道。第三，课程运行上打破“命令式”传统劳动教学模式，注重激发受教育者的主动性、探究性、协作分享等意识，倡导小组合作、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第四，课程评价上改变以往的随机观察、同伴互评的单纯定性表扬或批评形式，注重表现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结合，形成完善的劳动项目作品化的评价机制。
2009年以来，烟草行业逐步在全系统推广福建省烟草公司审计委派制的经验和做法，在全系统实行内部审计委派制，即由省级公司向地市级公司派驻审计人员，建立“双重领导，垂直管理、监督驻地、参审异地”的内部审计运行体系。委派制实施以来，内部审计工作成效显著，审计监督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为全系统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从运行情况来看，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期待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激活活力，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
（二）完善制度机制，推进劳动教育落地
法律的强制性、制度的基础性和稳定性，可以有效保障劳动教育的落实。我国目前虽已出台诸如《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政策，但相对现实需求，还需要不断完善我国劳动教育的政策制度构建，真正发挥“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作用。
重视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首先，明确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以学生的获得感为出发点，以实现学生的主体在场为目标，充分发挥劳动教育在培育时代新人方面的功能，加强劳动教育融入课程、实践、科研、管理、服务等育人体系，在“大思政”格局中，制定完善劳动教育指导、考核、评价等政策体系。其次，重视政策执行的落脚点。从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新要求出发，注重劳动教育开展的刚性要求与学校开展方式灵活性选择之间的平衡。再次，注意借鉴国外劳动教育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如，俄罗斯为消除参加公益性劳动所面临的法律方面的掣肘，2017 年11 月，俄罗斯杜马教育科学委员会会议讨论劳动教育法律草案[17]；瑞典把学生劳动教育成绩列为高中、大学入学和学生参加不同职业的重要参考依据。
创新劳动教育运行模式。将传统农耕劳动引入大学劳动教育课。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自2006 年开始就开设“种田课程”，以必修课的形式要求全体学生参加，规定学时和学分，将日常劳作纳入大学里的劳动教育。台湾地区东海大学依托朋辈辅导模式开展劳作教育，将劳作分为“基本劳作”和“工读劳作”两类。“基本劳作”要求一二年级学生必修，规定每周至少3 小时，工作范围为教室、宿舍、餐厅、校园、厕所的打扫以及洗碗、分菜、整理图书等。“工读劳作”则为家庭贫寒的学生而设置，发放一定的薪酬，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等问题[18]，将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志愿公益、“三支一扶”社会实践服务结合。浙江省高校开展以“新青年下乡”为运行模式的常态化社会服务劳动教育。高校通过与地方乡镇结对的形式，每周末到结对乡镇开展“支农、支教、支医”等志愿服务活动，将学生专业所学与地方乡村振兴需求结合起来。
（三）加强资源供给，促进劳动教育协调发展
“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许多人在一生的工作过程中将有几种不同的职业或经常变换工作地点”[19]。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分工和转化的速度将越来越快，如果劳动教育还是基于传统功利化的职业技能教育，势必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就要求，必须根据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需求，推进劳动教育资源的供给改革。根据受教育者劳动开展必须的三要素——场地、工具和教育者，劳动教育资源的供给改革需要从劳动教育基地、劳动工具和技术、师资团队三方面突破。
第一，打造开放多元的劳动教育基地。劳动实践基地的建设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现实的，需要政府统筹协调，整合社会、企业、社区等各级单位的资源，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规范各级单位的职责和义务，理顺资源协同共享机制，为受教育者劳动提供实践资源、实践机会。第二，搭建全方位的劳动技术支持平台。要保证劳动教育质量，需要把劳动教育目标融入到劳动整个过程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其筋骨”或劳动技能的提升上，需要在劳动过程中激发受教育者劳动创造的意识和兴趣，这就需要提供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技术工具，锻炼受教育者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第三，组建以专为主、专兼结合的劳动教育师资团队。目前，不少学校中劳动教育的师资主要以劳技教师、班主任、辅导员或团干部为主，该数量与受教育者多样化的劳动教育指导需求量还存在很大差距。首先，学校要充分挖掘教师资源，根据教师在劳动、科技、艺术等方面的特长，组建劳动教育课程师资库，随时随地根据受教育者的劳动项目进行匹配指导。其次，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通过建立社区劳动技师等志愿者组织，把各行各业的工匠组织动员起来。这样就构建起了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三方协同的师资团队，满足受教育者在不同劳动项目实践中的指导需求，让受教育者真正有收获、有锻炼、有成长。
肯普夫说：“当然，在美国西海岸、中国都有一些‘怀才不遇’的研究人员，他们愿意来欧洲寻找一个良好的科研位置。”肯普夫认为，现在是快速实施人工智能战略的时候了。他说：“联邦政府已经承诺未来几年将提供30亿欧元的科研经费。”正确使用这笔资金非常重要。他说：“最好将研究资金用于推动工业应用数字化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作为工业基地有着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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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Education: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Presence of Educatees’Subjectiv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 Feng-qi1，2
（1.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Fujian,China；2.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Zhejiang，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ce of the subject of the educated person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Labor education,as an important form of practice combining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aim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subject’s presence,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esence of the subject.By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labor education,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and exerting efforts to combine resources,the effect of labor education in cultivating the presence of educated subjects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labor education;subject presenc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04(2019)04-0018-05
URI：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90827.1402.018.html
［收稿日期］ 2019-04-29
［网络出版 时间］ 2019-08-27 15: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辅导员骨干专项任务项目“女大学生婚育观与就业价值取向研究”（16JDSZ3023）；温州医科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项目“高校学生社团育人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17DJSZYB03）。
［作者简介] 苏凤启，女，山东临沂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温州医科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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