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外资论文,机制论文,风险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俄等国就开始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先后出台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以及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机构，美国 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和斯坦福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在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在危机后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危机战略和策略，一些跨国公司则提出了企业安全问题。可以说，国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了一定基础，而且已经逐步趋向于成熟。但是，国外研究没有深刻地反映不同国家的国情特色，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的外资吸收问题，尚未充分注意到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量吸收外资后也开始出现了外资规模过大等风险问题，而利用外资战略中的风险控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利用外资，使经济地位向高层次转变的关键。同时，国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外资的积极效应，对外资的消极作用关注较少，特别是未注意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问题，更没有关注到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问题。因此，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分析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阐明国家经济不安全产生的原因、机制和重要环节，对中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科恩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四个概念模型”，从剥削损失、剥削收益、逃逸成本和维持成本四个概念出发，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利用外资的风险问题。其中，剥削损失可以理解为东道国引进外资后产生的风险，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和股权的控制、金融风险等，而逃逸行为则是东道国对风险的防范和抵御措施。根据该模型的分析，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对于东道国来说，维持合作都是最佳结果（注：B.J.Cohen,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London:Macmillan,1973.转引自邹昭日希：《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0～163页。）。该模型被认为是最早运用博弈理论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一个理论模型。
1978年，克鲁格曼建立了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从货币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1994年，Obsfeld提出了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着重分析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这两代模型都认为，由间接投资引起的外资流入过多是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1997年以后，易臣格瑞等人又建立了以金融部门为中心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并提出政府、中介和外国银行是模型中的三个关键集团，为研究金融安全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001年，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在于：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大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同时，由于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注：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该理论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经济不安全产生的原因。
图1 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麦肯锡公司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就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的角度来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三、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主要包括战略资源安全、本土关键产业安全、金融和财政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和重大冲突问题等重要相关领域（注：雷家马肃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本文认为，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分析国家经济不安全产生的原因、机制及重要环节（详见图1）。
1.核心传导机制
外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核心传导机制的主要环节包括市场结构、国际收支和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详见图2）。
具体传导途径如下：
(1)外资流入→市场结构变动→国内资本形成受影响→国家战略资源性产业→本土关键产业安全。
(2)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变动→金融和财政安全。
(3)加入WTO开放市场→一些历来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对外开放→战略资源安全。
图2 外资风险核心传导机制环节示意图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大量的国内外研究都集中于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先后形成了二代金融危机模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即使引进外资以 FDI为主新兴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此，Dooley、 Radelet、Sachs、Gregor Irwin和David
Vines等人又建立了以金融部门为中心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事实上，作为外资风险最集中的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不仅存在于金融安全领域，还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另两个关键领域。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指出，在政府提供信用担保和资本可以跨国流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而吸引外资流入。其中，一部分外资流入房地产、证券市场等利润相对较高的部门，另一部分外资由于存在政府担保而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形成外国直接投资，这部分投资由于政府担保的介入而属于非最优投资。在外汇储备充裕时政府对此并不在意，一旦外汇储备短缺，外资金融机构预期政府将不再或没有能力继续提供担保，出于减少风险和利润最大化目的，外资金融机构将率先减少对国内企业的贷款，使实体经济部门出现资金短缺，生产规模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当金融危机真的发生以后，外资金融机构因为不愿意施以援手而使金融危机出现加剧的可能性。当国内金融机构因借款企业的破产而陷入流动性危机时，利率——汇率传导机制也将发生作用，从而导致危机的扩大化。上述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条件是：资本的自由流动、政府的投资担保以及市场的不成熟（注：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是在 Dooley、Radelet、Sachs、Gregor Irwin和David Vines等多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起来的。参见刘锡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安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43页。）。
图3 外资影响下国家经济安全三个关键领域的相互联系
根据该模型的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对金融行业的直接投资（外资金融机构）因为逐利的本性而增加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对东道国关键性产业的投资（贷款）而增加了这些产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家和企业的忠诚度显然要比国有银行差，取消贷款、资本外逃的可能性则要多得，而本土关键产业的不安全又会影响到战略资源性产业的不安全，如果接受外资银行大量贷款的中外资企业对石油、水和粮食行业也有投资的话，从而间接地对国家的战略资源安全产生影响。当然如果外资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限制于外资企业的话，产生国家经济不安全的可能性会减少许多，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多的对外开放正在使这些国家逐渐失去这一天然屏障。图3是对以上分析的简单说明。
同时，外资的进入通过改变东道国的投资结构和市场结构而影响国内资本的形成。一方面，外资对国内资本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当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是因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而形成时，这种挤出效应是良性的，因为它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当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是因为东道国对外资的激励政策而形成时，这种挤出效应是恶性的，因为它通过不平等的政策优惠使原本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内投资被挤出，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投资挤出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东道国企业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无法与跨国公司竞争，从而撤出部分投资领域，如洋快餐（肯德基、麦当劳等）的进入使荣华鸡退出对国内快餐业的投资；其二，因为银行将有限的贷款给予外资的配套工程而不是国内企业使得部分国内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无法进行生产投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使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为了打开市场，跨国公司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在进入国内市场的最初阶段采取低价促销战略（低利润、无利润甚至亏本），当国内居民逐渐接受洋品牌时，跨国公司再通过原材料或市场垄断的优势获得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因受到跨国公司的竞争而趋于下降，外资通过占据国内市场份额而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由于制造业和战略资源性产业是代表一国工业发展水平和综合经济实力的产业，如果受到外资影响的国内资本形成是与经济安全有关的国家战略资源性产业如电子信息、重大技术装备、新材料、医药、船舶或者制造业时，则本土关键产业安全也受到影响。同样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兴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历来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如水、粮食、石油等行业对外开放，如果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也可能受到外资威胁。
2.外围传导机制
外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外围传导机制的主要环节包括传统就业关系、资源性掠夺、国家税源流失、人才争夺、汇率压力、重大冲突等（详见图4）。
具体传导途径如下：
(1)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国有经济不安全→传统就业关系受到破坏→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图4 外资风险外围传导机制环节示意图
(2)产业导向、地区分布不合理→部分外资企业资源性掠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3)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各地在引资中的“激励竞赛”→国家税源流失→资源配置扭曲→影响可持续经济增长。
(4)外资企业绩效与薪酬制度优势→对高科技人才的争夺→国有企业人才短缺→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
(5)外资漏出→资金黑洞→人民币升值压力→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的稳定→国际经济关系。
(6)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引起的多重矛盾交织……→重大冲突……→传统安全问题。
第一，由于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使传统的就业关系受到破坏，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直接投资领域，外资进入东道国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绿地投资”和收购兼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出现了空前的跨国兼并和重组浪潮。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它们有益的是“绿地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跨国并购（注：除了以直接投资方式进行的跨国并购外，以间接投资方式进行的股权置换也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跨国并购方式，在发展中国家也有所应用。）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东道国的影响是不平衡的。因为“绿地投资”是外资进入东道国投资建厂，这种方式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创造新的生产能力，而并购只是外资把东道国现有产业的现有生产能力接受过来，并未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特别是，跨国并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收购而不是合并，外国母公司与当地企业并不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在跨国公司从这种生产扩张中获得了超常的收益（速度和所有权）的同时，发展中东道国的中小企业却受到了不利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将面临裁员或关闭某些生产和职能活动（如研发能力）。另外，当收购者是全球性寡头垄断企业时，东道国的国内市场还会面临受到控制的危险。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东道国的技术能力得不到保持和开发，被收购的企业逐渐沦为外资母公司的生产和装配基地。在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跨国并购不但使民族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而且由于法规和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对被兼并企业下岗职工的工作问题没有进行妥善处理，使传统的就业关系受到破坏，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由于各国（地）在引资中的“激励竞赛”，导致国家税源流失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长期以来，很多转型经济国家在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时，都通过采取税收优惠的激励政策来吸引外资，并认为对外资税收的减免是提高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一种比较简便易行的方式。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税源流失，激励政策可能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极端情况）抵消外资流入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1998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其题为“趋势和决定因素”的《世界投资报告》中也指出：“优惠税收制度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导致在没有发生实际活动相应转移的情况下利润转移的可能性。虽然过去只在避税地可以经常看到这些制度，但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也开始采用这些制度，一旦有一个国家引入这种制度，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必须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于是就引起公司税收领域中一场‘奔向最低点的竞赛’。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税收竞争是有害的，因为它扭曲了资本的流动，减少了税基，使得投资决策受税收驱使，而不是受商业因素驱使。”（注：联合国贸发会议：《1998年世界投资报告--趋势和决定因素》插文3.1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产生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国家间的税收竞争。由于税收竞争导致本应属于东道国（或地区）的收益外流，它将产生经济扭曲，导致资源配置的不优化，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外资企业利用绩效与薪酬制度优势对高科技人才进行争夺，导致国有企业人才短缺，对国家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人才流动具有双向流动的特点，近年来，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纷纷推出政策激励和高薪计划，一部分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开始向国有企业流动，甚至担任政府监管部门或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外资企业对人才的培训、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了解国际市场新信息的渠道也为培养本地人才提供了条件，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情况是：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企业向外资企业转移，使原本就存在人力资源短缺的国家和城市产生更大的竞争压力。这在软件业、信息业以及金融业等对人才要求较高的领域尤其明显。由于这些人才的培养费用大部分由国家承担，人才的流失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在半导体、计算机等高科技研发领域的人才流失不仅会造成国家信息不安全，关键技术人员的跳槽还会造成某些科研项目的停顿以及信息的泄露，对国家科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由于部分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实施资源性掠夺，导致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根据邓宁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分类，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贸易及分配型、辅助服务型等6种。其中，自然资源寻求型的投资领域集中在石油、铜、锌、香蕉、菠萝、可可、旅馆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及加工，投资目标是较其他竞争者优先获取自然资源（注：John H.Dunning,Multina tional Enterprises and Global Economy,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2.）。在这些自然资源中，石油是重要的能源，铜和锌则是重要的矿产资源，而且，对这些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关系到资源本身，还因为开采过程中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以及造成的水土流失而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外国投资者只知一味开发而不注重生态保护，会对东道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因为资源、环境与经济本身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统一体，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来是世界各国争夺的目标。由于淡水、能源和矿产这三类自然资源几乎涉及现代生活的每个行业，直接关系到本土的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安全，因此，生态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现在，拉美等国家对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外国投资已经不再给予鼓励，可见，生态安全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关注。
第五，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和金融监管的薄弱，外资流入这些国家以后发生了很多漏出，由此产生的汇率压力、贸易摩擦等不仅对国际经济关系造成影响，甚至会引发国内外多重矛盾，造成国际间的重大冲突，严重的甚至会产生传统安全问题。为了逃避各种贸易壁垒，一部分外资采取国际直接投资（开设子公司或加工厂）的方式进入东道国，从而使本应在他国产生的贸易行为转移到东道国，加重东道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巨大的贸易逆差不仅容易造成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一旦谈判未果，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制裁，还容易爆发以经济要求为目的的社会动荡（重大冲突）。贸易逆差还会使东道国面临巨大的汇率压力，使东道国陷入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之间的“三元悖论”。由于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不成熟，外资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后发生了很多不应该的漏出，从而形成不断引进外资，不断漏出外资，从而又不断缺少外资的资金黑洞，进一步对东道国的汇率制度和汇率稳定提出要求。跨国公司通过操作系统软件的销售大量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信息业以及其他重要的战略资源性产业，给发展中国家信息安全的维护带来很大困难。可见，在一定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会影响国际经济关系，还会产生重大冲突问题。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外资引起的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通过两级传导机制进行传导和扩散。其中，核心传导机制是通过市场结构、国际收支等主要环节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战略资源安全、本土关键产业安全、金融和财政安全。外围传导机制是通过资源配置、人才争夺、汇率压力等主要环节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相关领域如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国际经济关系，重大冲突问题等，使外资风险形成扩散化趋势。核心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比较显性，但外围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效应更复杂，范围更广，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际经济关系（详见图4）。
因此，控制外资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抓住风险传导的主要环节，切断风险传导的途径，使外资风险的传导与扩散减到最低程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二元性经济国家，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既要利用机会引进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我所用，又要避免可能产生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避免外资对中国关键产业和技术造成垄断。在实施过程中，应通过点（关键领域）、线（传导机制）、面 （重要相关领域）交叉控制的方式，形成中国的外资风险控制特色，全面防范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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