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史研究30年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38－012 编辑史研究作为我国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编辑理论研究、编辑实务研究一起，几乎撑起了编辑学研究的一统江山。但回观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历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理论、实务研究众声喧哗，成果卓著，独有编辑史的研究略显冷清，既迟缓又单薄，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和厚度。而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悠久光辉的历史、纷繁灿烂的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都离不开历朝历代编辑的积累、传播之功。因此，对编辑史进行整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理我国的文化遗产，认识编辑工作对人类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助于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编辑传统，提高现代编辑工作的质量，即有利于编辑理论和编辑实务的开展。难怪中国编辑学会第一任会长刘杲同志曾说：“为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服务是我们的责任。”①为了尽到“我们的责任”，本文拟对我国的编辑史研究爬梳整理、总结观照，以期为今后我国的编辑史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提供指导，为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一、编辑史研究的历程 人类在社会文化的建设和文化传播中，虽然已有几千年的编辑活动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但与编辑活动悠久历史不相对称的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编辑学直到1949年才在我国诞生，编辑学研究也可以说从那时才开始。编辑史作为编辑学三大构成要件(史、术、论)之一，其研究相较于1949年以后慢慢起步的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实务研究来说，起步更晚。 (一)自发、零星的初始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国策，我国的编辑学研究也乘着改革的东风迅速进入“热闹状态”。编辑史研究的正式开启也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但与编辑学理论研究一经掀起热潮便方兴未艾、经久不息的状况不同，编辑史的研究略显冷清和沉寂。并且，编辑学与出版学一直以来纠缠不清的关系在两个学科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体现更为严重，以至于大量的编辑史研究都是在“出版学”、“编辑出版学”这些含混、笼统的提法下进行的。回顾编辑史研究的历程，标志性的事件应包括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并于1989年、1991年分别在湖南和山西先后两次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虽然会议的口号是“出版史”，但其中的很多研究内容均涉及编辑史。两次研讨会广泛涉及晚清官方出版、外国传教士在华出版、民国时期的出版和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出版等领域，诸多最新研究成果交相辉映，一些研究重点也随之凸现出来成为热点，为编辑史下一阶段的研究开拓了思维广度，提供了新的视角，确定了科学的方向。 至于在此之前，正规的编辑史研究究竟起于何时、何处，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看法。目前，能发现的、最早的、对外发表的编辑史研究成果是1984年面世的两篇论文，它们分别是林辰的《古代编辑工作的启示》②与文超的《中国古代编辑事业发展概况述评》③。前者主要是通过历朝历代编辑家的编辑活动，像先秦的孔子、两汉的“三郑”(郑玄和郑兴、郑众父子)与“三刘”(刘安和刘向、刘歆父子)、魏晋南北朝的萧统等，论述了古代编辑的经验对现代编辑工作的启示。比如，汉代的编辑成就给现代编辑的启示是：编辑工作必须具有时代特点；唐代编辑的《艺文类聚》《初学记》《花间集》给现代编辑工作的经验是：编书要有创见、要创新；而古代编辑家欧阳询、纪昀、李昉等都是大学问家，他们给现代编辑的启示是：现代编辑要比古人知识更渊博；如此等等，古为今用思想颇明显。后者以朝代更替、社会发展为线索，通过对我国古代编辑事业发展情况及与之相关的书籍的演变与发展的整理和探讨，描述了我国古代编辑事业发展的基本脉络，揭示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像先秦孔子编《诗经》、两汉刘向和刘歆父子编《七略》、魏晋南北朝萧统编《文选》以及唐朝编的《艺文类聚》、宋朝编的《资治通鉴》、明朝编的《永乐大典》、清朝编的《四库全书》及其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展等，论述言简意赅，颇具价值。但是，它们只是当时学界中零散的、随机性的研究，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提出、呼吁和从事编辑史研究并取得标志性成果的人物，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归之为戴文葆先生。 章宏伟是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资深编辑家戴文葆的传记作者。他自上世纪80年代结识戴文葆先生开始，多年来对其编辑实践、编辑思想、编辑理论深有研究。他指出，1984年的9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曾在呼和浩特举办过一次“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讲习班，包括中华书局前任副总编辑张先畴、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吴道弘、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龙世辉、《光明日报》社秘书长卢云等众多业、学两界人士参加，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戴文葆也应邀参加。会上众多发言者的发言材料即研究成果被整理后编印为《编辑学与编辑业务》作内部发行之用，戴文葆的讲授材料是《编辑学与编辑史探讨》，全文长16万字，开篇以“编辑史初探”为题略述中国编辑活动的发展历史，继而围绕孔子、萧统、赵崇祚、陈子龙、纪昀、魏源等历史上功绩卓著的大编辑家的编辑活动展开论述，介绍古代典籍编辑的源起、传承、环节，并有论有据地评价这些典籍的特点和影响。章宏伟称这部讲稿为“中国第一篇编辑史讲稿”。但由于是讲习班上的授课材料，且只被收入了供内部发行的《编辑学与编辑业务》论集中，因此，该项研究成果一直默默无闻，隐而不彰，未引起更多注意。两年之后，戴文葆的编辑史研究成果《历代编辑列传》开始在《出版工作》上连载。这一研究专题，主要是围绕历史上在编辑实践中具有大成者进行人物纪传式的探究，共遴选包括孔子、吕不韦、刘歆、萧统、刘知几、司马光、解缙、纪昀、章学诚等在内的37位历史人物，述其编辑实践，论其编辑思想，剖析其所编辑作品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影响，归纳各自开创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梳理一脉相承的编辑理念和编辑传统，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编辑活动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社会有机网络中加以考察，辩证审视，科学透析，以求得出编辑活动历史的、本质的、客观的规律。该编辑史研究成果在《出版工作》上连载两年，至1988年方结束，共计约40万字。可惜的是，《出版工作》也是国家出版局于1978年创办的一份内部刊物，较之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影响力受到很大局限，以至于戴文葆先生的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仍未在学界引起大的反响。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显然与《编辑学与编辑史探讨》具有连贯性，证明戴文葆先生至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即已开始了有意识的、系统的编辑史研究工作。因而，章宏伟认为“《历代编辑列传》是第一部以人物为主线的中国古代编辑史”，“是我国最早也是最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编辑史的著作，具有开创性”。④ 此外，整个20世纪80年代关于编辑史的研究，见诸媒体的还有陆平舟的《先秦编辑事业改略》(《编辑之友》1986年第2期)、姚福申的《有关中国编辑史若干问题初探》(《编辑学刊》1986年第2期)、燕平的《我国古代编辑工作概述》(《上海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靳青万的《论我国古代的两大文明与编辑活动之关系》(《许昌师范专科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胡益祥的《孔子编纂学探微——中国编辑史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和《诸子文化与〈吕氏春秋〉——中国编辑史研究之二》(《南都学坛》1989年第2期)以及1989—1990年胡光清发表在《编辑之友》上的《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系列论文10篇等，它们都算得上是比较早的编辑史研究成果了。值得一提的是，胡光清的系列论文之一是《叙论》，论的是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之二到之十，分别从“述而不作”、“辨章学术”、“部次条别”、“沉思翰藻”、“以类相从”、“举撮机要”、“编次之纪”、“经世应务”、“互注别裁”出发，论述了中国古代编辑思想的核心价值。《编辑之友》从1989年第1期起开始连载，至1990年第6期才发完，为时两年12期(之一、之二分为上、下两篇)，并发了编者按：“作者的立论是构建于翔实的史料之上，且其内容没有空泛的‘议’，而是扎实的‘论’；文章展示了一个新颖而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及其相关种种)，这表明作者已在向学科研究的纵深挺进。”⑤足见其分量之重、研究之深。 (二)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阶段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编辑史研究属于自发的、零星的个人行为，研究的形式算作单打独斗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尤其是中国编辑学会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国的编辑史研究已经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研究阶段。 1992年，随着编辑实践的发展，编辑学研究者研究热情的高涨，地方编辑学会的造势和推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编辑学研究的持续升温，起着组织、领导、团结、凝聚、协调、引领作用的中国编辑学会在北京成立。⑥学会不仅下设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而且还定期召开编辑史研讨会、座谈会，出版编辑史研究论文集等。据不完全统计，学会成立至今，先后召开各种编辑史学术研讨会十余次，比较重要的研讨会就有：1993年10月在湖北武汉召开的首届编辑史研讨会，1999年3月在江苏南京、2000年6月在浙江温州召开的编辑史研讨会，2004年5月、2007年11月、2009年11月分别在北京召开的编辑史研讨会等。会议或关注编辑史研究的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或注重编辑史与中华文化、社会变迁的关系等，研究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的具体、微观发展到新世纪头十年的视野开阔、视阈宏大。比如，1999年3月23—25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的编辑史学术研讨会，主持会议的是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出席会议的有副会长宋原放、吴道弘、高斯、蔡学俭以及顾问戴文葆等专家、学者。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交流近两三年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成果；二是讨论当前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经验和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对编辑、出版的历史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对指导实际工作有重大意义，今后的编辑史研究要重视书、事、人的个案研究，特别是那些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个案。⑦可见，这次会议，不仅总结了以前研究的经验，还明晰了下一段的研究思路。再如，2000年6月15—19日在浙江温州举行的编辑史研讨会，主持会议的是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邵益文，出席会议的有副会长吴道弘、宋原放、戴文葆、蔡学俭、王振铎、刘光裕以及其他专家、学者。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探讨20世纪我国编辑、出版活动的特点和作用，以及有关事件、机构、著作和人物的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我国百年编辑史、出版史，特别是50年来的编辑史、出版史的任务，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编辑史研究要求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要重视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定出个案研究选题，有组织地进行；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和编辑要重视书稿档案等资料的积累保管工作，以推动和支持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工作。⑧不仅如此，2006年中国编辑学会换届后，在以桂晓风会长为代表的新一届学会领导支持下，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还做出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和一次专家学术座谈会，二者隔年交替进行；选取学术会议中的优秀论文，出版编辑出版史研究论文集，原则上每两年出版一卷。截至目前，已分别选取2007年“全国编辑出版史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和2009年“中国编辑出版史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两次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成果，于2009年和2011年结集出版了《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第一卷和第二卷。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各地的编辑学会以及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出版工作者协会等，也都组织了相关的编辑史研究活动，有的还组织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2009年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出版通史》的编写工作历时8年得以完成。全书共9卷，约400万字，上起商周之际，下迄20世纪末，涵括港、澳、台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出版史，可谓贯通古今，无所不包，当然，更不用说与出版史水乳交融的编辑史了。 总之，在中国编辑学会、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的编辑学研究经复苏后的“稚嫩期”到“渐趋成熟的发展期”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大好形势下，⑨近30年的编辑史研究历程，虽然称不上轰轰烈烈、大红大紫，倒也脚踏实地、平稳发展；虽然起步晚于编辑理论和编辑实务的研究，火热程度亦逊于后者，但到底还是在编辑学学科的整体向前发展中逐渐升温，被予以越来越多的重视。毕竟编辑史立体的、性质明确的实践内容，既可以对编辑实践提供最直接的指导，又可以为编辑学理论建构提供多方面的参照。全国范围内的编辑学理论研究、实务研究既然能势如燎原之火，自然也绕不开编辑史研究领域。 二、编辑史研究的争鸣及焦点 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被探及，最初的状态必定是各说各话，异见纷呈，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交相碰撞，有统一，有争鸣，最终形成一种或几种主流观点，稳定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成见。编辑史的研究历程较短，也可算作一个新的领域，各种观点的并存对立也很普遍，但这种观点争鸣的局面并不像编辑理论中的意见相左那么激烈和混乱，这缘于基础理论的最初构建带有较大的主观性，而编辑史的研究针对的是历史的、客观的编辑实践，主观性成分较少。所以，与其说编辑史研究中的争鸣是各家论者的各抒己见，不如说这些被争论的焦点恰恰体现了编辑史研究中的关键所在，即搭建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架构时必然要面对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编辑史的起源时点 关于编辑史的涵括上限，至今还没有形成定论。在《中国编辑研究》年刊《发刊词》中，无论是编辑理论还是编辑史，其研究对象都“是编辑劳动及其客观规律”。但对于何为编辑劳动，就有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知了。钱荣贵就认为编辑活动有现代和古代之分，但无论现代还是古代的编辑活动，归根结底都是编辑活动，具备编辑实践的基本特质。基于此，“编”之行为和“编”之思维贯穿于文籍产生之前与之后的历史，结绳记事也“是一种最为原始、最为质朴的‘编辑活动’”⑩。而如果以较为规范的外在形式，较为齐全的流程元素来考察的话，“甲骨时代无疑是‘文籍之编’的源头”。(11) 靳青万则着重考察了文字产生过程中编辑在提炼、规范、简化、固化等环节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编辑活动是相伴于文字的发明过程而产生的。基于此，编辑史应该以文字的萌芽和形成阶段作为起始点，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10000年时间。(12) 姚福申将编辑实践与文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联系起来，以此来考辨编辑活动的起源。而目前有考古佐证的最早成熟的文字资料自然应该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甲骨卜辞有序叠放，编次成册，具备明显的编辑痕迹，也体现了一定的编辑规律。但卜辞本身毕竟内容单一，形式简略，属于实用性很强的应用文，与真正的史料典籍尚有差距。但《尚书·多士》中的“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又证明殷商时代是有典籍存在的，这些典籍没有实物佐证，但同样在《尚书》中却有保存，被公认的一篇便是《盘庚》。《盘庚》一文篇幅浩长，内容丰富，结构整饬，逻辑清晰，详细记述了商王朝迁都期间、迁都前后商王对臣民的训诫。商王盘庚所处的时代是公元前14世纪，“由此推断，中国的档案编辑工作至少可追溯到三千三百多年之前”(13)。可见，公元前14世纪被姚福申界定为编辑活动的滥觞阶段。 与上述观点不同，刘光裕对编辑史的起点另有看法。他认为，编辑的产生是出版的需要，即出版的存在是编辑存在的必要前提，而“有了印刷术，然后图书才可以说得上‘出版’，才开始有出版业”(14)，所以，编辑史的溯源上限应该在两宋。 钱荣贵、靳青万、姚福申三家观点的差异缘于他们对编辑实践的对象理解有别，钱荣贵和靳青万的立场有相似之处，他们将编辑活动理解成一种信息的整理和规范化过程，并不一定只针对实存的物质，所以，结绳记事也可以算成编辑活动，文字形成过程中的逐渐规范、简化定形也可以看成是编辑活动。姚福申则将编辑对象指为“文字资料”，并且是有一定内容丰富度、形式上成熟完备的文字资料，基于此，他将编辑活动上溯至上古典籍《盘庚》出现的殷商时代。刘光裕则是结合出版活动来限定编辑活动的，既然出版是编辑存在的前提，而出版又是印刷术发明之后的产物，编辑活动就只能开启于出版正式产生的两宋了。再进一步讲，以上诸说之所以互不一致，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学者对“编辑”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前三种观点属于此；或对编辑与出版关系的理解不同，后一种观点属于此。这就引出了编辑史研究中其他两个方面的争鸣。 (二)古今“编辑”概念、编辑史与编辑理论中“编辑”概念的厘清 编辑理论、编辑实务与编辑史三足鼎立构成编辑学的学科体系，三者间彼此贯通、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编辑”概念的难以统一以及对研究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正因为编辑理论的研究中截至今天也没有形成一个广为接受的、统一的“编辑”概念，基于此而构建的一些理论仍然眼界各异，表述有别。广为认可的、统一的“编辑”概念的缺位除了造成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各说各话外，也直接导致了编辑史研究中的歧见并存，一如上文所述的情形。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编辑史研究长期以来的滞后乏力，没能及时地跟上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研究的步伐，以至于在编辑活动的外延圈定上没能为编辑理论研究中界定“编辑”概念时提供可资参考的足够依据，致使编辑理论研究领域中的“编辑”概念之争既无凭可依，也无据可证，各取所需，众说纷纭，历经二三十年却仍不明晰，歧异甚大。同样的一个“编辑”概念，却深入地同时影响到了编辑理论和编辑史两个研究领域，这既表明了此二者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性，同时，也证明了二者间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辩证有机关系。说到底，编辑理论是对编辑史研究成果的高度抽象和哲学概括，而“编辑史研究实际上是编辑学研究的一种历史方法”。(15) 针对这一问题，个别研究者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较有代表性的是林穗芳先生的观点。首先是“编辑史”与“编辑学”中的“编辑”概念是否需要统一的问题，其次是“编辑”概念在古今不同语境下应该如何界定和对待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林穗芳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即“编辑史”与“编辑学”中的“编辑”概念应该统一。因为只要你承认编辑史是整个编辑学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编辑学学科体系的有机构成，搭建这一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自然也必须内涵一致，外延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彼此共通互释，保持理论体系内部的一致和贯通。但不可否认的是，编辑史研究中所面对的“编辑”活动在古今不同的语境下是有内涵上的差别的。“编辑”的古义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而今义则是从出版活动的视域加以界定的，可以将这两种“编辑”粗略地描述为著作方式之一种和出版工作之一部分。编辑活动的外在形式可以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属于著作活动的编辑和属于非著作活动的编辑，与出版紧密相连的是非著作编辑活动，它具有明显的中介特性，有别于著作性编辑活动。显然，只有具有中介特性的非著作型编辑活动才能被划入编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具体到编辑史的研究对象呢？这两种性质的编辑活动是否均应涵括，还是仅择其一？林先生认为，研究范围约略等同于著作型编辑活动的“图书编纂史”与“编辑史”同属于“编辑出版史”的二级学科，二者是并列关系，既然是平行关系，从逻辑上讲就不能将“图书编纂史”与“非著作型编辑”并列归为“编辑史”的研究范围，使其成为“编辑史”的一个下辖区域。对于将著述活动分为“原创型”和“非原创型”两种，将“非原创型”的书籍编辑(包括介于“原创型”与“非原创型”之间的编辑活动)归为书籍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提法，林先生同样持谨慎态度。他认为：“编辑史要同编辑学一样，以出版业和其他传播业中的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6)归结起来，林穗芳先生认为，无论是编辑学还是编辑史，均应该以具有中介性的“出版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将著述类型的编辑活动剔除在外，另作处理；同时，编辑学与编辑史在“编辑”概念的界定和研究对象的划归上必须保持一致，以免造成自身的混淆和逻辑上的矛盾。 (三)编辑与出版的关系 造成研究者对编辑活动时间范围的限定存在差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编辑与出版关系的认识。在编辑理论的研究中，编辑与出版活动的范围孰大孰小，谁涵括谁的问题由来已久，争论不休。当这种争论迁延到编辑学与出版学这两门学科的历史研究领域时，这种争论看似一如理论研究里的争论，实际上却又有了新的变化。因为理论研究是一种现时态的横向研究，针对的是某种特定活动，编辑学研究的是编辑活动，出版学研究的是出版活动，而在实践中，编辑与出版又是错综复杂地交合在一起的。有人认为，编辑活动为核心，出版只是其物化、传播的构成环节；也有人认为，出版是核心，编辑只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已，编辑为出版服务，附属于出版的通盘行动之中。而在编辑与出版的历史研究领域，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一门学科的历史研究，针对的是某一特定活动的历时性存在，强调的是一种纵向的演进式发展。出版的存在历史非常容易确定，事实清楚，有据可查；编辑的历史起点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何确定编辑与出版二者间的关系，决定着对编辑活动起源时点的认定，起源时点的认定又反过来决定着如何定义编辑与出版二者间的关系。 中国编辑学会第一任会长刘杲曾就编辑史与出版史的关系作过明确论述。他认为，编辑史与出版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二者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关系，而是有一部分重合。同样，“编辑学不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编辑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出版活动。编辑学和出版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17)在试图廓清编辑与出版的概念时，应该以现实的编辑出版实践为依据，而不应该简单地遵循“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逻辑。刘光裕也强调了编辑史与出版史研究对象中的交叉问题，但他同样认为这种交叉并不是严格的重叠，编辑依赖出版，出版也依赖编辑，离开任何一方而讲另一方都会不得要领。 (四)孔子等人物的编辑家身份 在编辑史研究领域，目前成果最集中的一个方向大概就是孔子了，围绕着孔子的编辑实践、编辑原则、编辑思想进行的研究可谓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但即便如此，关于孔子到底算不算是编辑家的争论迄今也没有一个定论。占据主流的观点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认为孔子在古代从事了大量的编辑活动，是编辑工作名副其实的开先河者，可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编辑家；另一种观点则否认孔子的活动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编辑范畴，因此，即便孔子于文化传播上居功甚伟，也难有编辑家之名。 认为孔子是大编辑家的一派主要是依据孔子的编书活动而得出的结论。历史上，孔子曾“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并在对这些作品的编纂过程中严格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这与编辑工作的内在精神高度一致。既然“编辑”的定义是“搜集资料，整理成书”，那么，孔子编订“六经”恰恰就是在集合了大量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比、校勘，加以选择、提炼，遵照某种指导思想，以一定的规则，汇辑、整理成教化万民、行之后世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其工作过程、原则方法，还是指导思想、目的效应都与编辑工作的特点极其吻合。并且，孔子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倡导，形成了“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的优良编辑传统，为其后两千多年的编辑活动树立了典范。凡此种种，都使得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历史上开创性的大编辑家。 持反对意见者则从两个方面对上述观点加以反驳。其一是，认为孔子的编书活动属于编纂而非编辑。“编辑”概念应该与出版活动密切相连，而孔子编书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辅助教学，更好地传播儒家思想。《辞源》中“搜集资料，整理成书”的释义是针对古代典籍中的“编辑”一词而言的，今天所言的“编辑”则与近代方出现的“出版”一语密切相关，以古语中之“编辑”含义通释“编辑”一词是不能成立的。孔子的“搜集资料，整理成书”活动，一不以出版为目的，二不合“编辑”今义，实际上只是作为著作活动之一种的编纂行为而已，在古今概念混淆使用基础之上认定其为编辑家，未免过于武断。至于孔子所倡导和践行的“述而不作”原则，其出发点是“信而好古”，也就是说孔子“述而不作”的根本原因是“好古”，即崇尚周礼周制，以图弘扬恢复，并不是出于尊重事实、客观诚信的考虑。其二是，从历史考据的角度认为孔子并没有集中编订“六经”的行为，既无编辑实践，遑论编辑家之名。关于孔子编订“六经”的说法，基本上都是依据《史记》《尚书·序》中的记载，但这些作品都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其可信度有待考证；于今可为研究孔子思想及活动确凿证据的《论语》，偏偏未曾提及孔子编订“六经”之事。而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语的主流释义也遭到质疑。古汉语中“述者循也”，“作”、“乍”通假，基于此，这句话又可以译解为：“相信和爱好古代的书面材料，遵循它而不使丢失。”如此一来，自然也就与所谓的编辑思想、编辑原则毫无关系了。 其实，近30年编辑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不仅仅限于以上四个方面，参与讨论的人数更不仅仅限于以上提到的学者，仅以“编辑”概念及其历史形态的讨论为例，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里列出名字的学者就有刘光裕、王华良、杨明新、姚福申、王耀先、林穗芳、任定华、邵益文等；(18)以“编辑的起源”为例，邵益文的《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里列出的观点就有起源于殷商、起源于春秋、起源于五代至北宋时期等。(19)笔者进行“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1949—2009)”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时候，发现几乎参与编辑学研究的大家大都或多或少的涉猎过编辑史研究的内容，如王振铎、张积玉、宋应离、蔡克难等。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编辑史研究可谓平淡中有亮点、平凡中见起色，并且“亮点”关乎编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起色”彰显编辑学研究的深入和进步。 三、编辑史研究的重要论著 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研究水平的高低，大体与学科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寡、水平的高低成正比。 我国的编辑史研究，尽管起步比较晚，升温比较慢，但研究成果还真的不可小觑。单就出版的编辑史著作来说，在1999年3月江苏南京召开的编辑史、出版史研讨会上就有总结：“近几年来编辑史、出版史研究情况不错，出版专著约有110种左右，内容涉及断代史、地区史、专题史、书史、书话、编辑史、发行史等方面，但也存在着主要领导和社会的重视不够，缺少发表文章的园地，单行本的出版更为困难等问题。”(20)虽说这110种专著包含出版史、书史、书话、发行史等，但它出现在《中国编辑学会活动纪事》里，足见编辑史研究在这110种专著中所占的分量不轻。再说1999年至今又是十多年，专著的数量想必增加不少。如果以1999年为界，前者出版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商务印书馆，1988年)；宋应离的《中国大学学报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伍杰的《中国古代编辑家小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丁景唐的《中国现代著名编辑家编辑生涯》(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昌荣的《列宁的编辑理论与实践》(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明山的《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申非的《编辑史概要》(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徐登明的《编辑出版家叶圣陶》(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李频的《编辑家茅盾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阎现章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姚远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后者有：宋应离主编的《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黄镇伟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宋应离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肖占鹏等的《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冯志杰等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九州出版社，2009年)；张玉华主编的《编辑出版家吴道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秦晴等编的《编辑大家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等。它们或宏观综论编辑史，或微观解剖某一编辑家的编辑行为与编辑思想；有的研究通史，有的探讨某朝某代的编辑史；有的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编辑理论总结，也有的是编辑史料、编辑经验的汇集。特别是像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靳青万的《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阎现章的《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黄镇伟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秦晴等编的《编辑大家秦兆阳》等，影响比较大，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下面仅以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和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为例，做一简单介绍。 (一)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 《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1月)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早的一部通史型编辑史著作，曾获第二届吴玉章奖，在编辑史研究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书的作者姚福申，男，1936年生，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教授，历任编辑专业副主任、《新闻大学》杂志主编等，主要编辑学研究成就是他对中国编辑史研究的贡献。 1.《中国编辑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编辑史》包括“绪论”“上编古代部分”“下编近现代部分”三部分，共分19章。“绪论”围绕编辑史研究对象、编辑活动起源、影响编辑活动的各种因素等一系列具有领起和导引性质的问题进行了简明阐述。“上编古代部分”第一章“世界古代文明与中国编辑工作”主要从文字的出现、上古文献的形成、两河流域的泥版文献、埃及的纸草书、古印度的经文、中国春秋时代孔子为首的编辑“六经”出发，论述了世界范围内编辑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中国编辑工作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第二章“中国文献的出现和编辑的产生”主要通过论述我国文字、文献的起源以及甲骨文的发现，指出“殷代已有原始的档案编辑工作”，“中国的档案编辑工作至少可追溯到三千三百多年之前”。(21)第三章“周代——书籍编订的草创阶段”重点就孔子在编辑史上的贡献、《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等进行论述，肯定了周代书籍编订的草创之功。第四章是“中国古籍在秦世的两次浩劫”、第五章是“编辑业务的奠基时期——两汉”。在第五章里，不仅介绍了刘向父子在编辑工作上的贡献，还介绍了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以及辞书的发展过程；不仅介绍了司马迁《史记》及《汉书》的编撰特点，还介绍了纸的发明、科技书的发展等。作者认为，“书肆的普遍出现，表明两汉时代书籍已经像日用必需品那样，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正是这种整理工作的成果，它标志着汉代书籍的编辑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22)第六章是“中国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进展”、第七章是“隋唐——编纂活动的发展时期”、第八章是“飞跃发展的五代两宋编辑出版事业”。尤其是第八章，全方位地论述了宋代我国编纂活动、出版活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目录学等的大发展。第九章“元明两代编辑与出版工作的进展”主要通过《永乐大典》的纂辑，西欧书籍的翻译，地方志、科技书的出版等，对明代的编辑出版工作进行了总结。第十章“清代编纂工作及其经验教训”除了客观总结清代大的编辑活动及其贡献以外，特别指出清代文字狱、禁书运动对我国编辑出版的阻碍。 “下编近现代部分”第一章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编译出版工作”、第二章是“维新运动与书刊编辑”、第三章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编辑出版情况”、第四章是“民国初年的出版事业”。尤其是第三章商务印书馆的创立、第四章中华书局的成立等，在作者看来，它们作为标志性事件，在中国编辑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第五章是“五四前后的书刊编辑活动”、第六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出版工作”，前者主要介绍了《新青年》的诞生及其影响、商务印书馆的改革等；后者重点推出了《共产党》月刊、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向导》《中国青年》杂志等有影响的媒介媒体。第七章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第八章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版界”、第十章是“解放前夕的编辑与出版活动”。最后三章社会环境不同，时代特点不同，编辑出版的活动也各有千秋。作者之所以强调邹韬奋、张元济的编辑贡献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编辑特色等内容，足见它们在编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中国编辑史》的特点及意义 显然，《中国编辑史》包括“绪论”和19章，上编10章是古代编辑活动，上起文字初创、文献始定，历经汉初与唐宋之兴，下迄晚清；下编9章则从鸦片战争时期起，历数近代出版、现代出版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编辑出版活动。全书具有贯通、辩证、唯物、创新等四个特点。 (1)贯通。这部书是第一部系统的、完备的、通史性质的编辑史著作，可谓首创。它之前虽然有戴文葆的《历代编辑列传》和韩仲民的《中国书籍编纂史》，但它们都不是以全部的编辑活动为研究对象进行的通史研究，《历代编辑列传》是人物纪传体的形式，《中国书籍编纂史》也仅限于书籍这一有限的介质。《中国编辑史》则“研究人类知识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纵贯古今，触类旁通，以一个内涵明确的“编辑”概念为选材依据，爬梳辨析，取舍剪裁，既关涉宏阔，又一以贯之。 (2)唯物。该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是唯物的、历史的，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方法论层面，或曰技术层面，作者遵循着言必有据、论有实证的严谨态度，既不主观臆测，也不轻下结论。二是历史主义的审视眼光，作者并不孤立地去研究具体的编辑模式演进、载体介质变化、技术方法革新，而是将其统统置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编纂“六经”，还是刘向的古籍校定，唐、宋两朝国家规模的大型编纂活动，晚清洋务运动中的集中译介，都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作用下的结果，作为文化事业之组成部分的编辑出版活动势必与社会其他要素紧密相连，共成一体。 (3)辩证。该书对一些历史编辑活动的定性、代表性编辑人物的评价是较为公允客观的，既未受意识形态色彩制约，也没有囿于局限性的眼光，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发展的思路，全局的视域客观公正地加以评判。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规模庞大，卷帙浩繁，但清朝统治者以惯有的文化钳制等狭隘思维对很多既有古籍进行了许多主观篡改，故意曲解和遮掩一些作品中的正面思想，其行为恶劣，影响消极，也给编辑传统注入了许多负面的元素；但作者还是充分肯定了这部丛书的正面意义，认为它“为我们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就中国文化建设而言，《四库全书》的编辑还是功大于过的”(23)。即使对于胡适提出并认同的“整理国故”，作者也公允地认为“不能简单地扣上‘对抗马列主义传播、对抗革命运动’的帽子”，“除了脱离现实斗争这一消极因素外，在学术研究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24)这种良莠分明、辩证分析的态度，在编辑史研究中是非常可贵和值得提倡的。 (4)创新。从总体上说，《中国编辑史》作为编辑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通史型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很多方面都确立了新的模式、结构、典范和方向。作者开宗明义地将编辑史的研究对象限定为“人类知识收集和整理工作的历史”，并明确地将这里的“人类知识”解释为“文字资料”，进而将中国编辑活动的上限追溯至商朝的盘庚与小辛时代，即距今3300多年前。确定了历史起点后，作者将整个编辑活动的历史按照物质载体和媒介技术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殷商与西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春秋到西晋时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3世纪)、西晋至今。第三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手抄时期(约公元3世纪到10世纪)、手工印刷时期(约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和机器印刷时期(始于19世纪)。从横向来看，全书涵括广泛，条块明晰，既有对体例范式的追本溯源，又有对编辑代表人物的评述纪传；既有对重大编辑活动的铺陈演说，又有对前因后果的条分缕析。宏观上有分期架构，提纲挈领，细节上则涉猎广泛，林林总总，从类书、丛书到家刻、坊刻，从发凡体例、奠基模式到载体演变、技术更新，从金木竹石到纸张缣帛，从简策图书到报刊，既有对历时性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又有对细节知识的发掘普及。 《中国编辑史》作为新时期第一部通史性著作，在编辑史研究方面开了个好头，在编辑史研究历程中意义特殊，不可忘却。 (二)肖东发的《中国编辑出版史》 《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著名编辑出版史及图书学专家肖东发主编的，是国家教委“八五”规划教材、新闻出版总署重点项目“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之一，也是继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之后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肖东发作为资深编辑学研究家，出版有《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外出版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发表有《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出版科学》2002年第3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4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1期)等论文。其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方向偏重于编辑、出版、文化、编辑出版教育等。 1.《中国编辑出版史》的主要内容 《中国编辑出版史》共有10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探讨了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学科体系、研究历史和现状、历史分期和总体特点。作者认为，编辑出版史研究应该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重点研究历朝历代编纂机构、编辑活动、著名编辑家、重要出版物、图书的生产过程、形成制度、贸易流通等问题。该书在全面总结我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将我国编辑出版史分为编辑出版萌芽时期(上古至西周)、草创时期(春秋战国)、奠基时期(秦汉)、初兴时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壮大时期(宋辽金元)、兴盛时期(明和清前期)、变革时期(清代后期)、斗争时期(“中华民国”)等。 第一章是“编辑出版的萌芽时期(上古至西周)”。该章主要探讨了文字的产生、图书的起源、早期的文字载体、原始的编辑活动四个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我国图书起源于夏朝。我国早期的编辑活动起源于商代，以史官的典籍整理为主要标志。第二章是“编辑出版的草创时期(春秋战国)”。该章主要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编辑活动。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编辑活动的草创时期，并重点以孔子为例探讨了大编辑家孔子的编辑活动及其特点，以及战国时期的文献编辑活动。在此基础上，该章还对战国时期的图书形制——竹帛简牍制度进行了详尽分析。第三章是“编辑出版的奠基时期(秦汉)”。该章主要探讨了秦汉时期的图书编辑活动。作者重点分析了两汉时期的图书机构、编校活动、图书贸易、图书形制，并认为两汉时期刘向等人的编校活动最为引人注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编校活动，不仅对我国后来的图书编辑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奠定了我国图书分类的方法。第四章是“编辑出版的初兴时期(魏晋南北朝)”。该章主要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的图书编辑机构、编辑活动、图书收藏与复制、图书发行和图书形制。作者认为，在秦汉时期书籍编辑活动发展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辑活动更加活跃，不仅规模剧增，而且编著形式不断创新，出现了类书、别集、总集、韵书、姓氏谱、佛经文献等诸多新的出版物。第五章是“图书编辑出版的发展时期(隋唐五代)”。作者认为，隋唐五代是我国图书编辑出版的大发展时期。该章重点论述了隋唐五代的图书编纂机构、编辑活动、雕版印刷术发明、图书贸易和图书形制，尤其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进行了深入论述，指出了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条件、时间和意义。“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有了印刷术，图书才可以说得上‘上版’，从此开始了不断发展的印刷出版事业，知识才得以广为传播，珍贵的典籍方可千载流传”。(25)第六章是“编辑出版的壮大时期(宋、辽、金、元)”。该章重点论述了宋代图书的编辑机构、编辑活动、出版事业、图书形制、图书发行，同时还对辽金元时期的图书事业进行了论述。第七章是“编辑出版的兴盛时期(明及清前期)”。该章重点论述了明清时期的编辑活动、图书出版、印刷技术、图书形制和图书发行。作者认为：“从明初至19世纪中叶为前期，这一时期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兴盛一时、盛极而衰的景象，中国传统的编辑出版事业也随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6)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时，作者认为，类书的编纂、丛书的编纂都显示着这一时期图书编辑活动走向兴盛。第八章是“图书编辑出版的变革时期(清后期)”。该章重点论述了近代编辑活动、出版活动和图书发行。作者认为，近代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图书编辑出版的大变革时期：一是出版技术变革深化，二是出版生产方式变革显现，三是出版文化呈现出新的景观。第九章是“图书编辑出版的斗争时期(中华民国)”。该章重点论述了现代图书编辑活动、现代私营出版业、现代印刷技术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发行事业。在谈到这一时期编辑活动时，作者对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编辑、书刊编辑、古籍整理、新文学编辑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对这一时期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现代出版机构进行了详尽论述。 2.《中国编辑出版史》的特征与意义 (1)通史特色，史论结合。《中国编辑出版史》是编辑史研究的通史之作，是对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的总体概括和宏观描述，它以编辑出版发展的历史演进为线索，全面客观地呈现了中国编辑出版事业发展上千年的历程。这部书在写作的过程中重视史论结合，既强调史的叙述，又重视论的展开，呈现出史论结合的编写特色。比如，在谈到中国图书文献的起源问题时，作者是以学界研究的客观现状为依据，较为审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谈到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时，作者也是论述充分，有理有据，逻辑严谨。 (2)编辑出版研究并重。与此前的《中国编辑史》《中国编辑史论稿》等著作不同，该书强调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并重。在谈到一个时期编辑活动的同时，还对其出版活动进行了深入论述，呈现出编辑出版史研究一体化的特色。作为编辑出版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在深化我国编辑学研究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它提出的编辑出版史分期、通史写作体例，编辑出版研究融合的特色，都对它以后的编辑出版史研究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四、编辑史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方向 显然，自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研究复苏、兴起开始，学界对编辑史的研究就慢慢起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的人相对增多，研究的内容也相对丰富，比如，对编辑起源的研究，对编辑史理论的有关研究，对编辑史的系统研究及各个朝代的编辑史、编辑家研究等，成果也相对增多，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编辑史研究的成就 1.优秀成果越来越多 编辑史研究尽管没有编辑理论、编辑实务研究成果丰盈，但其成果尤其是优秀成果呈逐渐增多趋势，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编辑史研究重要著作之外，研究的文章更是数以千计。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篇名中含“编辑史”、“编辑出版史”检索，检出期刊文章分别为62篇和2655篇，研究成果涉及编辑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史、断代史、古代编辑家、近现代乃至当代编辑群体、编辑个案等。研究内容的“扩张”，研究领域的拓展，不仅使研究成果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而且也使优秀文章大量涌现，如刘光裕的《编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编辑之友》1989年第1期)、俞润生的《刘知几对古代编辑史的贡献》(《编辑学刊》1991年第4期)与《对编辑史、出版史的一点想法》(《中国出版》1999年第6期)、吴道弘的《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述评》(《出版科学》2002年增刊)、于翠玲的《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象——中国编辑史的认识价值》(《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杜建华的《2009年编辑史研究概述》(《编辑之友》2010年第10期)、章宏伟的《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不同的反响。 2.研究队伍越来越精干 从发表文章的作者情况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居多，如宋原放、林穗芳、蔡学俭、刘果、邵益文、王振铎、宋应离等；进入新世纪以后中青年作者逐渐脱颖而出，如张积玉、范军、李明山、蔡克难、于翠玲、吴平、李频、阎现章等，尤其是一些年轻博士的加入，更使编辑史研究锦上添花，如吴赟、潘文年、钱永贵、段乐川等，他们不仅把新锐的思想、创新的理念融入编辑史研究中去，而且还使编辑史研究的作者队伍越来越年轻，越来越高端、精干，充满朝气。 3.发表编辑史研究成果的媒体越来越多 且不说以出版史研究见长的《出版史料》发表的出版史、编辑史研究文章有多少，单就当今最火的“北大核心”和“南大CSSCI来源期刊”来说，无论是具有社科背景的《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中国编辑》《出版科学》《编辑学刊》等，还是具有科技背景的《编辑学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等，几乎全都开辟有编辑史研究的栏目。它们作为编辑学研究的主战场、主阵地，推出了大量的编辑史研究文章，成就了不少的研究人才。另外，高等学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师生作为编辑学研究的生力军，高校学报也成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发表的编辑史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以《河南大学学报》“编辑学研究”栏目为例，1985年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就发表编辑史研究文章40多篇，高质量的文章就有《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鼻祖》(1986年第5期)、《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1991年第2期)、《文化价值：宋代编辑繁荣的原因》(1992年第4期)、《略论茅盾的编辑思想和实践》(1994年第3期)、《持之以恒必有收获——论中国编辑史出版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中国编辑出版研究学术史简论》(2008年第2期)、《文化传承与智民之梦——21世纪前半期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的社会责任观》(2009年第2期)、《论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树》(2014年第1期)、《论宋应离的编辑出版史学研究及其成就》(2014年第2期)等。发表编辑史研究成果的物质载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集中。 (二)编辑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相对于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编辑实务研究，编辑史的研究显得最为便捷和省力，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恰恰是编辑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明显。 1.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建设性研究 相对于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实务研究来说，学界对编辑史的研究重视程度非常有限，尽管从组织上看，有中国编辑学会下辖的编辑出版史专业委员会，但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参加的人数少，活动次数也远没有达到常态。重视程度的不够，导致研究力度大打折扣，不管是从出版的专著、发表的文章看，还是从研究力量、研究水平看，与编辑学理论研究、实务研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特别是建设性的优秀之作比较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硬伤。王振铎先生曾在《编辑学研究重在建设》中指出：“目前，我国的编辑学，在学科建设上遇到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缺乏资料，也不是缺乏‘大批判’，而是缺乏实际研究的行动，缺乏建设性的理论思考和成绩。我们面对大堆古代和现代的编辑资料，却没有下功夫去认真整理、分析、筛选和归纳，没有从中抽绎出富有概括力和说服力的理论。”(27)之所以编辑学研究中的很多争论由来已久，久而不决，究其原因就在于缺少实证性的研究成果作为评判的依据，缺少对中国古代编辑经验和编辑实践的深入总结。因此，在今后的编辑学研究领域中，很有必要提升对编辑史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大建设性研究，也许当编辑史研究的成果丰富到一定程度时，理论领域中的一些质疑和歧见也就自然而然地水落石出、不言自明了。 2.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分散 与编辑学学科中的理论和实务研究相比，目前的编辑史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分散等一系列问题，不管是典型的个案分析，还是重要的史料解读；不管是系统的通史梳理，还是局部的突围，“点”和“面”的研究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开拓空间。尤其突出的是编辑史与编辑理论的研究没有充分结合起来，二者间已有研究成果在互为借鉴的使用上也显不足。以历史研究推动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深化历史研究，两者互为动力，互设选题，有机结合，彼此交融的理想状态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来实现。 (三)编辑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针对编辑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编辑学学科的构建和发展趋势，许多学界同人都对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编辑学会第一任会长刘杲不仅表示“我举双手赞成加强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而且还列出了编辑史研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几个问题：学术争论问题，编辑史与出版史的关系问题，编辑史与编辑学的关系问题，编辑史与文化史、经济史、技术发展史、政治史的关系问题等。(28)此外，他还建议扩大编辑史的研究面，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期刊出版的研究等。编辑学会第一任常务副会长邵益文认为：“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编辑史、出版史，对人、对事、对机构和出版物都要实事求是，不搞‘炒作’；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著述要大、中、小并举。”(29)靳青万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编辑史的研究，加强编辑史与天文历法、音乐艺术关系的研究。(30)也就是说，对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编辑史研究，需要做的是既要重视编辑史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又要重视编辑史研究中的系统连贯性的研究；既要注意“点”的突破，又要注意“面”的开拓，加大研究力度，“点”“面”结合，全面发展。 总之，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丰富优秀的编辑成就是编辑史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要脚踏实地去研究，认认真真去挖掘，编辑史的研究就不可能不进步、不发展。毕竟在我国编辑学学科建设已有60多年，编辑史研究也有30多年了，有60多年的编辑学研究做依托，30多年的编辑史研究经验为积淀，今后的编辑史研究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收稿日期：2014-06-09 注释： ①刘杲：《出版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②林辰：《古代编辑工作的启示》，《出版工作》，1984年第3－4期。 ③文超：《中国古代编辑事业发展概况述评》，《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3期。 ④章宏伟：《戴文葆先生与编辑史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⑤胡光清：《论中国古代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的一般特点——中国古代编辑思想史论之一·叙论(上)》，《编辑之友》，1989年第1期。 ⑥姬建敏：《编辑学研究的现实路径探寻——从中国编辑学会历届学术年会与理论研讨会主题出发》，《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⑦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编辑学会活动纪事(1999年)》，《中国编辑研究(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0－503页。 ⑧《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三次编辑史、出版史会议》，《出版参考》，2000年第8期。 ⑨姬建敏：《从一个栏目的成长看编辑学研究30年》，《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⑩钱荣贵：《史前时期实物之编的思想灵光》，《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1)钱荣贵：《甲骨时代的编辑审美观及其他》，《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2)靳青万：《中国古代编辑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3)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14)刘国钧著，郑如斯补订：《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15)何皓：《编辑学及其发展方向》，《编辑之友》，1988年第6期。 (16)林穗芳：《编辑学和编辑史中的“编辑”概念应当保持一致——兼论开展编辑模式历史比较研究的必要性》，《编辑学刊》，1997年第6期。 (17)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18)丛林主编：《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齐鲁书社，2004年，第341－342页。 (19)邵益文：《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20)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编辑学会活动纪事(1999年)》，《中国编辑研究(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0－503页。 (21)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22)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4页。 (23)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 (24)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 (25)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2－213页。 (26)肖东发：《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27)王振铎：《编辑学研究重在建设——序〈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阎现章主编：《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28)刘杲：《编辑笔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9)邵益文：《为推动编辑研究和出版繁荣而努力——中国编辑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摘要》，《编辑之友》，2001年第3期。 (30)靳青万：《编辑学应是一门独立学科——论刘杲先生的编辑学学科思想》，《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