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非民主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五枚美国导弹精确地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使馆，造成三名中国记者当场身亡，二十多人受伤。消息传来，中国各地爆发了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美示威。有好几天的时间，美国主流媒体纷纷腾出版面和画面，报道中国民众的抗议活动。电视画面上出现最多的是愤怒的学生和群众向美驻华使馆投掷石块的场面、满目疮痍的美国使馆、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那张被定格在破碎玻璃窗户后面的充满忧虑但又坚毅无比的面孔。这几幅画面反复地交替闪现，给美国公众中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其震撼之强烈，以至于连《纽约时报》那位一向颇善言辞、精明老到的老牌专栏作者威廉·萨菲尔也按捺不住，捉笔撰文，气势汹汹地要“伟大的道歉者”克林顿停止向中国人道歉，并说现在该是中国人向美国道歉的时候了（William Safire,"Cutthe Apologies",The New York Times,17 May 1999）。 其他的媒体也不甘落后，纷纷发表意见，或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挑动群众反美；或预测这场示威会演变成为一场内乱；或批评中国人缺乏理性，过于极端民族主义。好几个有名的电视新闻杂志一反常态，频频访问中国驻美大使，但一上来便劈头盖脸地问中国是否能保证美驻华人员的安全。一时间，炸了中国人的美国反而理直气壮起来，因挨炸而奋起抗议的中国人却受到指责，而炸死中国人的罪行却几乎被一笔勾销了。
美国媒体在科索沃危机期间的表现给（在美国和在中国的）中国人上了极好的一课，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和体验一下美国的新闻自由。当北约的导弹对南斯拉夫（包括科索沃）人的身体造成伤害时，类似萨菲尔评论这样的媒体导弹也对美国公众的心灵造成了一种同等程度的伤害。美国媒体指责中国对科索沃危机的报道是“一边倒”，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的报刊和电视如实报道了在科索沃发生的“种族清洗”，普通的中国民众就会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表示理解，即便中国使馆被炸，中国民众也会通情达理地原谅美国的“失误”，而不会丧失理智地去围攻美国使馆。这种评论只能说明美国媒体对中国人的历史情感了解得太少。但更要紧的是，自科索沃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媒体又对此作了多少客观而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呢？在过去几个月中，除了北约发言人的声音、似是而非的事实、道听途说的传闻、没有后续跟踪的消息之外，我们在美国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更多的是那种缺乏足够理性的分析和充满骄横的评论。
近年来，我们读到了若干本讨论西方智识和文化霸权的专著，但是没有任何一本书或学术论文能比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媒体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表现更准确生动地展示了这种霸权。令人尤为震惊的是，主流媒体对自己的意图毫不掩饰：要制造出一种特殊的话语，要反复地将这种话语通过媒体传达到公众，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培植和引导公众舆论，营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和北约政策的民意基础。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美国媒体不止是做得成功，而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把美国媒体称作一个效力强大的“民意制造机器”，也并不过分。
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人民有权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是部分的事实，而是全部的事实；只有在得知了应该能够知道的全部事实之后，人民才能够作出有质量的判断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政治渠道，去影响政治。如果事实的真相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所掌握，这个特殊群体又掌握了发布和传播消息的渠道和机制（如电视、广播或报纸），并且他们又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来发布消息和解释所公布的事实的涵义，这个群体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公众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和空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民主国家里的“新闻自由”与那些非民主国家里的“新闻不自由”有多大的区别？如果说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一个民主社会必须控制消息的传播或者只是使用那些于自己有利的消息（这里我们暂且不论那种公然制造不实消息的恶劣行径），那么，为什么一个“非民主”社会不可以为了同样的目的使用同样的手段呢？可是当米洛舍维奇的“宣传机器”这样做的时候，北约的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将其炸掉。事后，一位美国退休将军还在电视台的采访中抱怨北约下手太晚，给了米洛舍维奇更多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这是否意味着“新闻自由”只能在民主的国度里使用，而且只能为某种特定的民主的目的服务？
科索沃危机以及美国媒体在其间的表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媒体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特征是民众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与控制。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应该是一桩公共财产、公共责任和公共活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一些“非公共”的利益集团却因占有了政治的“公共空间”而变成了政治运作“公共程序”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有力地以并非民主的方式影响了民主政治运作的结果。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每天出现在千家万户电视屏幕上的主播和他们背后的记者、采编、撰稿人和节目制作人，那些每天在美国主要大报上发消息、写评论的人以及这些报纸的主编，还有那千千万万个无线电台的主持人，都是美国公众精神生活中最为熟悉的伙伴。媒体的明星主播与评论也深知他们占据了他人不可企及的位置，常常把自己想像成当然的美国主流社会价值的代言人，将解释和传播美国思想与理念的工作视为己任。这些人对工作的专业热情与奉献精神是不必怀疑的，他们对美国理念的忠诚也是绝对可信的。不可否认，他们也都有一种经典的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通过他们编发的消息和写作的评论把他们理解的美国理念渗入到无数美国人的心灵中。
然而，媒体不是在一个真理和理想的真空中运作，作为私人企业的电视网和报纸必须面临市场的竞争。民主的理念固然伟大崇高，但无法保证媒体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推动媒体的力量与推动商业大亨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的力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受市场驱动的经济力量。要想在市场经济中站稳脚根并保持领先地位，一个人，一家企业，必须具备高度的动力感、不同寻常的竞争意识、过人的智识能力和不顾一切的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媒体世界尤为如此，因为那里的竞争太激烈，人人都受到竞争的威胁，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要奋勇向前，要比别人抢先一步，要永远处在领先的地位。媒体奉行的原则是竞争的原则，媒体的文化是竞争的文化。那些时常在美国主流电视新闻和时事杂志中担当“铁嘴”的人，实际上也都是这种竞争文化的产物。一些媒体超级明星之所以如此成功，靠的往往不是客观如实，而是善于煽情。他们的出名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坚持公正，而是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把令美国蒙羞的事用不伤害美国人自信和自尊的方式讲出来。至于他们所讲的美国价值观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普通美国人的理念，他们的报道是否需要顾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和利益，都是无需过多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首要目的不是对自己和听众的良心负责，而是对媒体的影响力负责。
这种意义上的竞争文化如果不是一种制造虚伪的文化，至少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文化。媒体的这种新闻风格可以说是美国政治和商业文化的一种延伸。美国的竞选允许使用一种夸张和渲染色彩浓厚的语言（所谓的proverbial language）。 我们每天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无数商业和政治的广告都在使用这种语言：对自己无止境的吹嘘、对对手无休止的攻击。夸张一定包含了不真实，渲染同时也是一种煽动，别有目的的渲染则更可能成为一种恶意的攻击。在过去几个月关于科索沃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美国媒体对这种语言的尽情使用还不够吗？
但是，这种特殊的竞争文化却对美国民主的运作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作为公共信息渠道的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有意向公众隐瞒重要事实的全部真相时，媒体实际上是在非法地剥夺公民的政治知情权。当作为非公共性的利益集团控制了公众的知情权时，媒体也就变相地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限制和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参与政治的权利。
由此我们不得不想到另一个相关的问题：美国民主的民主性问题。宣传上的民主和实践中的民主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经常狂热拥抱那个充满迷人色彩的理论的民主，而自觉不自觉地忽略和无视实践中的民主的不民主成分。当今的美国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愈来愈成为一种多数人参与、少数人控制的实践。尽管民主的理念并未在美国消失，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一如既往地笃信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且他们也继续热情无比地参加各种体现民主的活动。宪法规定的美国民主的运作方式和程序依然存在，但是，美国民主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媒体这样一些影响力远远超过普通公民团体的机制，因为它们的产生与运作并不是民主的，也不受宪政意义上的权力制衡的限制，它们的存在和对政治的影响使美国民主的民主性大大降低。媒体利用其特殊的位置，对政治进行了“筛选”和“过滤”，如同它在对科索沃危机的报道中所做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政治（尤其是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中）愈来愈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集中化”趋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宪政体制的设计正是为了防止权力和意志的集中，防止国家大权落入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手中，防止某一单一的意志统率全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联邦制等机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但制宪时期的分权机制显然没有料到和阻止另一种统一意志的权力群体的出现。这个群体以一种极有感染力的意识形态联结着正常的宪政机制中各个部分（如国会、总统、最高法院、联邦政府的各种专门机构等）的成员，也联结着那些服务于另外一些机制（如各种智囊团、游说集团、大学的研究机构、媒体）中的成员。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这两种机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美国政治的决策。早在五十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对主导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学术机构作了仔细的研究，发现了这些机构中的重要成员（包括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总统、总统的顾问、为政府出谋划策的大学教授、西点军校的毕业生、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军火工业的老板等）在出身、学历、文化背景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同质性。米尔斯把这些人统称为“权力精英”。他认为当时的美国民主实际上是一个被权力精英控制了的民主，选民只是被迫地在权力精英的群体中选择领导人。米尔斯号召民众起来，参与民主，夺回失去的政治权力（ C.Wright Mills,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九十年代的国际和美国国内形势对新的美国权力精英群体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早已超出美国的国界，与世界利益联成一体。这并不是说世界各国愿意接受或同意这样的安排，而是形势发展所然。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任何一届政府的首要责任，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收获和分配。如果允许我套用萨菲尔的语式，应该说，在九十年代，“美国利益”成了美国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尤其是权势集团的“伟大的联合者”（The Great Unitizer）。在“美国利益”的旗帜下，不仅原来对立的利益得到了统一，而且美国人的意志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这种“统一”反过来加强了对“美国利益”的认可。美国媒体仍然拥有原始的“独立性”，从弹劾克林顿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它仍表现了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派，但在外交问题上，它却表现出非凡的“温顺”和“体谅”。美国虽有好几家全国性的商业电视网，但在对科索沃危机的报道中，我们听到的却永远只有同一种声音。
美国的权力精英与旧时的欧洲贵族虽都自命不凡，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旧时的贵族凭出身就可自动地继承财产和社会地位，而现时的精英则必须不断地自我翻新和自我奋斗，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美国的权力精英们必须创造一些权力的网络，通过这张网络来分享信息与机会，并由此取得名利。他们必须建立一套行为规范，使他们之间能够相互认同，并能与大众美国区别开来。他们虽然就职于不同的机制，但他们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分享同一种政治敏感力，他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他们决定采访谁和不采访谁，他们知道采访谁的时候不让他或她有机会讲那些他们不喜欢听的话。他们绝不容忍或同情那些真正的异见，尤其是在他们认为美国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他们也绝不允许圈子以外的人未经允许就乱插一杠子，破坏由他们设定的政治游戏的程序和规则。所以，当杰西·杰克逊（Jessie Jackson）自告奋勇只身前往贝尔格莱德，去将三名被俘的美军士兵从米洛舍维奇手中领回来时，权力精英对这位黑人政治家早日结束战争的努力表示的不是由衷的赞扬，而是刻意的贬损。
如果民主的运作程序被非民主化了，民主还为民主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
（作者说明：此文原文为英文，写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读萨菲尔专栏后，写成后曾在不公开的Chinapol网上发表。作者在翻译时，做了一些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