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学经验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毛泽东思想的创建与毛泽东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务实的治学作风密不可分。概括起来，毛泽东的治学经验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紧紧地围绕着实践进行思考
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直接来自当时的或过去的实践经验，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实践的思想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思想；二是服务于实践，直接指导当时的实践活动。毛泽东认为第二点更重要，因此特别强调第二次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革命意义。
毛泽东极其重视实践的思想在他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中被阐发得淋漓尽致，并有效地指导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功。毛泽东作为思想家，其伟大之处不是精心构建理论体系，而是从行动中发现真理，并把普遍真理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
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郎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显著的特征是，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了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毛的著作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相当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1〕
日本学者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既不是一个工匠式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学者式的革命家，而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2〕
根据阿兰《人间论》的观点，所谓工匠式，是“迷信经验”，“受习惯和道具所左右”，采取“不钻研”态度，而且“不相信新事物”，“按照已知的方式行事”。所谓学者式，则是另一极端，仅仅满足于“努力理解”事物，“解释自己的概念，尽力把自己的感情化为合理的运动表现出来，而不关心实际的运动”。技师式革命家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又超乎这两者之上，“他的观念都是行动的观念”，他“以无比高超的、最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去发现、反省和发明”，而“其思考的对象限于行动本身”。
毛泽东既不同于“不钻研”的工匠，又不同于仅满足于思想的学者，他无疑是一个技师式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然而毛泽东又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技师”，而是设计中国革命、规划中国历史的伟大革命家。他既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精于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各种具体方法和策略。
与陈独秀、王明等学者式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更长于实际经验和操作技术。与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相比，毛泽东显然又具有理论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像周恩来、刘少奇这样杰出的领袖人物，也稍逊于毛泽东。毛泽东比他们更具胆识和魄力，也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用周恩来的话说，毛泽东“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这就是毛泽东成功的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极其重视实践与他早年接受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又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可分割。
毛泽东青年时代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有过深入研究。他经常偕同蔡和森、萧子升等友人前往“船山学社”聆听学术报告。王夫之倡导“必以履践为主，不徒讲习讨论可云学也”。〔3 〕青年毛泽东对王氏博大精深的学问和履践笃实的精神极为拜服，对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风，颜元、李塨讲求习行哲学，学理明白浅近，屡加称赞。毛泽东很敬服顾炎武将实地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实学”精神。他认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从1917年暑假开始，他先后数次邀同好学友，以“游学”的方式，深入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进行社会调查。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也迫切需要他面向中国的现实，围绕中国的革命实践来思考问题。毛泽东走向政治舞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了。中国共产党一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革命队伍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主要不是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从抽象的定义、公式、“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或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这些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毛泽东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此外，当时紧迫的革命形势也不允许毛泽东从事纯理论的研究工作。从毛泽东的一生看，他参加革命后几乎一直处于革命急流的漩涡之中，尽管他对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却没有可能进入“书斋”去从事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研究最有助于解决现实革命问题的一些理论问题，把革命斗争经验加以理论概括。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理论家，他是把政治实践和理论研究巧妙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家和政治家。
牢牢地掌握理论武器
列宁早就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碰到的各种问题。而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就要认真学习、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然，就无法和实际相联系。理论上没有根底，就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只能停留于现象的描述。
毛泽东深知理论武器的重要性，从他一生看，一直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认真地、反复地、深入地、有重点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0年，毛泽东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找到了认识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然后，用这个观点去研究现实中的阶级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直接或间接从别人的引述中，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毛泽东立即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的革命问题上。但是，当时由于马列主义书籍读得太少，他还不能从理论上分析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读马列著作非常困难，毛泽东极其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尤其在他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的领导们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就得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武器，这也是毛泽东发愤学习、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在读马列的书。〔4〕1964年3月，毛泽东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5 〕毛泽东读的这些书是《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
作为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必须面向中国革命的现实，日理万机，为我党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以指导中国革命不断成功，不允许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学习、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方面，他不是对所有的著作都同等对待，而是有重点地学习、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毛泽东最喜欢、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研究得最透的是列宁的著作。因为是列宁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缔造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毛泽东要从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的著作中学习和汲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6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毛主席经常读，在这两本书上写了不少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横杠，并写有某年某月初读、二读、三读字样。说明那个时候，这两本书至少已经读过三遍了。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
从前面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从长征路上开始读这两本书到延安时期又多次仔细深入地研究这两本书，并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部著作。因为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反复学习、研究、掌握，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的严重危害性，“左”倾同右倾一样地危害革命事业。
到了延安以后，学习条件要好一些，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写出了一系列光辉的著作，使新民主主义理论迅速成熟起来。
1946年，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国内革命战争已不可避免，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消灭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已是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结合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又一次研究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翻开毛泽东研究的这本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1948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乘胜前进，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了《“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7〕， 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
全国解放以后， 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 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研究《资本论》，以后又多次研读《政治经济学批判》、 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13 篇等一系列经济学经典著作。1958年的“大跃进”，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据逄先知回忆说，仅他看到的，经毛泽东批注的就有4个本子。 毛泽东还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评论。他抓住了其中一些科学的、对我国有用的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的认识问题，至今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族、风俗、地理、资源、民众心理等各种具体的情况。正确认识国情是一个政党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人物站得高，看得远，首先在于他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封建主义仍占明显优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尤其是对中国的农村以及占人口90%的农民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式方法，明确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问题。
与陈独秀、王明等领袖人物相比，毛泽东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透彻认识。
陈独秀是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之一，马列主义的最早传播人。可是陈独秀这位教授先生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缺乏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远远不像毛泽东那样从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结果在实际斗争中处处被动，使中国共产党在这位“学者型”革命家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挫折。
王明就出身来说和陈独秀一样，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王明虽然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联学习过，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只知道照搬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却不问中国的实际情况允不允许这样做，结果他在革命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埃德加·斯诺说得好，与王明之类的留学生相比，“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对中国的形势了如指掌，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贯彻当时莫斯科路线的能力”。〔8〕
深深地汲取中国古代文化中丰富的营养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毛泽东那样深入研究并灵活运用，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都很少见。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运用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的典故，或者阐述一个抽象而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论证一个军事战略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令人警醒的历史经验，给人以生动、形象、新颖的感受，具有极强的启发性、感染力和说服力。古代许多言简意赅的成语被毛泽东挖掘出来，迅速被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有些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有些则成为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首要的原因在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9 〕中国古代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10〕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阅读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方式：（1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引伸发挥， 赋予新意；（3）直接拿来，为我所用；（4）总结历史经验，指导中国革命。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对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粗略划分起来，毛泽东研究的古代文化有以下几类：
一、中国古代哲学。《周易》以及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都曾熟读过；又研读过宋明理学著作，包括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等书，写下了不少心得体会；并接受过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影响。《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及毛泽东的其他哲学思想，处处可见中国古代哲学的光辉。
二、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在所有的古书中，历史著作是毛泽东最喜欢、读得最多、研究最透、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内容。在《毛泽东选集》中随处可见历史典故、历史人物、成语故事，使毛泽东的文章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使中国人民感到异常亲切，极易理解。即使在条件极差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些历史书籍。进北京后，在1952年毛泽东买了一部大字体的《二十四史》。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毛泽东全部通读，有些部分读过5遍之多，作了大量批注。 《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十分喜爱并多次向人们推荐的另一部历史著作。毛泽东自己说，这部书他曾圈点、阅读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三、中国古代军事学著作。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成就和战争指挥才能是举世公认的，除了已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若干军事名著外，还有指挥战争特别是一些重大战役的大量文件、电报，国内外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军事哲学理论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和哲学学说，以及他本人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另一方面，还来自于对《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他汲取和改造了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借鉴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在借鉴和汲取中国古代军事遗产方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他的军事哲学批判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兵书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其次，毛泽东不仅重视对一般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尤其重视对特殊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他十分注意对古代战例的研究，特别着力于那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的研究。这与长期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正是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需要出发，而注目于对中国这类典型战例的剖析。
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包括古典小说、诗词歌赋、稗官野史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了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彻，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大胆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他称马克思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但他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用它独立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状况。他一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死的教条，倡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
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表明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7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
毛泽东善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且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大胆地提出新的科学论断和理论观点，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等一系列理论和策略，都是前人的书本上没有的，也不是从外国搬来的。毛泽东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道路，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思考和探索。《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凝聚着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一些光辉的思想，成为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声。
注释：
〔1〕〔2 〕《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33页。
〔3〕〔4〕〔5〕〔6〕〔7〕〔10〕〔11〕吴宜、 温宪祝编：《毛泽东读书与写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3、75、 75、76、78、87、82页。
〔8〕《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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