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与评论：晚清陆士谔社会小说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实录论文,社会论文,小说论文,陆士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生选择：职业小说家
陆士谔(1878～1944)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江苏青浦县朱家角镇（现属上海）人。他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到他这一辈，已家境贫寒，不能不凭自力谋生了。（注：见陈年希《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载南京·《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补兼谈新发现的《云间珠溪陆氏谱牒》》，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他在《新上海》第30回中曾写到：“在下十四岁到上海，十七岁回青浦，二十岁再到上海，到如今又是十多年了……。”此虽属小说家言，但他常以真名实姓作为自著小说中的角色，犹如新闻记者一样对小说所写事件加以观察实录和评论。由此他也常在小说中透露出自己的履历，甚至连他的妻子李友琴也常被他以真名实姓作为小说人物青浦陆士谔的“女友”而写进小说。他对自己作为“新小说家”怀有自信。
郑逸梅曾说，陆士谔“从小从朱家角名医唐纯斋学医，先后共五年。”后来“便到上海来谋生活，以默默无闻的穷小子悬壶做医生，当然没有病家请教，……他动了脑筋，瞧到坊间所出的小说，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很受读者的欢迎，他就化些本钱，买了一大批小说，出租给人看，并且按期亲自送换，租价又低廉，所以人家乐意租阅他的书本，他收入尚还不差。”（注：郑逸梅《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陆士谔》，收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574～575页。）出租小说的营业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一般是书坊兼营，但晚清的情形已有不同。陆士谔对此有具体描写：
魏赞营道：“但现在的新小说定价很贵，兄弟前天在商务印书馆买上一部《红礁画桨录》，薄薄的，只有两本，倒要大洋八角呢，瞧不上一天就完了。兄弟现在光景比不得从前，那有这许多钱来买书瞧。”雨香道：“新小说有租阅的地方。租价很是便宜，只取得十成之一。听说是一个某志士创办的。这某志士开办这个贳阅社，专为输灌新智、节省浮费起见。”魏赞营道：“那呢好极了。不知开在什么地方，怎样租法的？”雨香道：“这招牌儿叫作‘小说贳阅社’，就开在英界白克路祥康里七百九十八号。他的章程很是便利，你要瞧什么书，只要从邮政局里寄一封信去，把地址开写明白，他就会照你所开的地方，立刻派社员递送过来听你拣选，以一礼拜为期。到了一礼拜，他自有人前来收的。你只要花一成的贳费，瞧一块钱的书只要花掉一角钱就够了，又不要你奔波跋涉，你想便利不便利？我们号里已贳阅了四五年了，好在这小说贳阅社里各种小说都全，今日新出版的，不到明日他已有了。”魏赞营道：“那呢很好。”遂在身边取出自由册，把“小说贳阅社开在英界白克路祥康里七百九十八号”几个字记上了。（《新上海》九回）
这里提到的“新小说”，是晚清文坛的特定概念，特指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新小说”，包括翻译小说和以当时的新观念进行创作，在思想上自觉区别于“诲淫诲盗”的“旧小说”即古典小说的那些作品。在时间上，它产生在1902年的“小说界革命”之后。《红礁画桨录》就是由林琴南、魏易合译的“新小说”，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作为参照，诸如1903年出版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第一编十二回，定价大洋三角；陆士谔《六路财神》二集只有四万五千字，订价二角五分；大桥式羽著《胡雪岩外传》十二回，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五万多字，订价大洋四角。由此可知这里对书价描写的真实性，属当时的一般价格水平。而当时的工资水平，例如一般中小学国文教员每月工资在八九元到二十元间（理科教员因较缺而工资较高），甚至钱庄经理，据陆士谔所描写，“薪水也不过十多块钱一个月。”（《最近社会秘密史》十一回）英敛之聘连梦青由上海去主编天津《大公报》，连梦青提出每月工资四十元，得到同意。就物价水平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一石（合今百六十斤）白米也只在一至二元间，湖南、江苏发生“抢米风潮”时，奸商囤积抬高市价，米价才涨至三元、五元，最高达七元。据此相较，便知当时新小说的定价对一般市民不能说不“贵”。“某志士”以书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出租小说，如果生意好的话，此项经营的“收入”自然“不差”。
陆士谔常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自己做广告，这段描写同时也是一则广告，即“某志士”当是陆士谔自己。“小说贳阅社”所在英租界内的“白克路祥康里七百九十八号”，当是陆士谔的寓所。陆士谔著《六路财神·楔子》介绍写作缘起时说：“我（即陆士谔）……坐着人力车，回到白克路寓所，……把梦中所见的事，一回回写将下去。”他的“寓所”果然在“白克路”。
将陆士谔所写与郑逸梅所述相参照，则陆士谔到“再到上海”谋生的时间当在1897年他20岁时（彼时习惯以虚龄计岁）。1902年11月《新小说》月刊创刊号在日本出版，发表了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竭力抬高小说家的社会地位，夸大小说对社会心理的支配作用，强调：“斯事既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焉，如菽粟焉，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之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既是在号召“大雅君子”们写小说，与“华士坊贾”争夺小说市场，以排斥“旧小说”即古典小说。（注：参王学钧《“小说界革命”和小说市场》，《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3期。）从而“新小说”又成了改造社会、再造中国的不二法门，不可须臾或缺的修身教科书，而与人民幸福、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息息相关。同时《新小说》又明码开出小说稿酬征集投稿。中国形成明码稿酬制度便从此时开始。尽管自1895年起即已不断有人提倡借小说来启蒙，但社会影响都不甚大，没有得到有力的呼应。《新小说》行销上海，那个响亮的“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倡导始得到李伯元、吴趼人等等当时上海的“报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有力呼应（如创刊《绣像小说》杂志）。也就在1903年，李伯元始在所办《世界繁华报》连载《官场现形记》，又主编《绣像小说》，连载《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吴趼人则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痛史》等交《新小说》连载，除此又有“林译小说”的风行。此时康、梁维新党人所设广智书局、廉泉等人所办文明书局以及商务印书馆等等出版社，也都出版译著小说。这时候，“新小说”才在上海渐渐繁荣而风行起来，不但开始了一种新传统，也营造了这种新的文学时尚。
任何时代的时尚，包括文学时尚，都不仅具有人文、社会意义，还有着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势必通过人文观念才能实现，并直接影响到具体的人生选择。例如包天笑因偶然从日本文转译了《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文明书局1903年版），总共四五万字竟得一百元稿酬，既享受到意外的出版之喜，“新小说家”的荣耀感，而这百元稿酬又“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他说“我又何乐而不为呢。”从此，“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转变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注：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171～172页）那时科举尚未废止，而包天笑已有秀才功名，又是相对富裕的苏州吴县人。他只比陆士谔大二岁。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出现郑逸梅所云小说“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很受读者的欢迎”那样的文学时尚，陆士谔因行医冷落而转业小说出租才可能收入“不差”。由此推测，陆士谔转业的时间当在1903至1904年间。陆士谔很关注并清楚上海的这种文学时尚，深知“这里上海是新小说的出产地。”（《新上海》第九回）“新小说”已经繁荣和“受欢迎”到足以据此谋生而成为职业了。即是说，他转业小说出租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选择职业小说家谋生的尝试。
他的小说创作约当开始于在1905到1906年间，即科举废止的年头。废止科举一事决定于1905年，从1906年开始实行。这个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从此断绝了中国的无数“士”或读书人沉浸于四书五经，躬行以科举功名为人生首选的传统。从此他们不得不直接走进市民社会选择具体职业以谋生。这个时间也有近代小说史的意义，它在“小说界革命”的推动之外，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职业化、商品化和进一步繁荣。从陆士谔的小说也可以看出他很关注并了解图书市场行情。他在《新上海》中写到：
梅伯走到书摊旁，……见大半都是广智书局出版的什么《明治政党史》咧，《十九世纪外交史》咧，……见旁人买时都只得两三个铜元一册，翻那书上价目，却明明白白刊着一元、八角、五角、三角呢，心里很是纳罕，问雨香道：“怎么这洋装书卖得这样贱，敢都是偷出来的么？怎么新小说又不见一本呢？”雨香道：“这种书原没有小说的有用，自然没有人要瞧他了。文理好一点子的人，简直说不要瞧；文理不通的人，又是瞧不懂，就是瞧得懂的人，也嫌他没有趣味呢。从前没有新小说的时光，自然还有人买来瞧瞧，这会子人家不会省几个钱去买小说呢。所以这书局就把这许多书当着废纸秤担儿卖出来，怎么会不贱？……”梅伯道：“……当时节定价时，为甚不定得贱一点子，怕不都销完了么？”雨香道：“这也难怪他们的。你瞧装订这样的好，纸张这样的好，并且那稿子价钱贵的了不得，听说每一千个字要出到五六元、七八元呢。成本大了，卖价如何会贱？新书价值卖不贱，就是这个缘故。”（《新上海》十六回）
这段描写有诸多方面的意义，如书价和稿酬的关系，但最突出的则是陆士谔对图书市场的关注和了解，深知“新小说”畅销。这一切都在推动和支持着陆士谔的职业选择，并对他的写作取向具有直接影响。
光绪丙午(1906)上海愈愚书社出版署名“沁梅子”的历史小说《精禽填海记》，在其《编辑大意》中作者自述，此书述事记言“莫不旁稽博考，力求无误，非如前次所撰的《滔天浪》，可凭自己高兴，张长李短的混说也。”陈年希先生已经考证，沁梅子是陆士谔笔名之一，《精禽填海记》系陆士谔所作。（注：见陈年希《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载南京·《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陆士谔家世、生平、及著述新考补兼谈新发现的《云间珠溪陆氏谱牒》》，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滔天浪》的写作应在此之前不久。陆士谔《新水浒》（宣统元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卷二署其妻李友琴之名的“总评”中说到：“士谔长於小说，其出版者有《鬼世界》、《新三国》、《精禽填海记》三种，并此而四矣。”据阿英《晚清小说目》著录：《鬼国史》系陆士谔著，“一题《新鬼话连篇》，六回，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良小说社刊，二册。”《新三国》则由改良小说社宣统元年(1909)刊行。由此可知，陆士谔所提到的《滔天浪》，或即因“张长李短的混说”而未能正式出版。则其《精禽填海记》应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从此，“陆云翔别的事不肯做，成日价埋头伏案的撰著小说。”（《新上海》十三回）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陆士谔都成了靠“编小说”谋生的“新小说家”。
陆士谔属于晚清“咸与维新”而科举废止后“立宪”和“革命”并存的职业小说家，也即晚清小说史的第三代职业作家。晚清小说实即近代报刊和出版企业化时代，及与之共生的近代市民知识分子形成期的小说。其先驱们基本上是“报人小说家”。以商业性报纸《申报》创刊为标志，第一代作家群是出现于七十到九十年代即所谓“洋务时代”的“报人小说家”，王韬为主要代表。第二代则以李伯元和吴趼人为代表，属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维新时代”的“报人小说家”。（注：王学钧《近代新闻观念与新小说》，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与海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近代文学学会1999年8月第一版。）这时又有大量的留日学生因办刊风行而参与小说译著，《浙江潮》和鲁迅就是人们熟知的显例。科举废止促进了职业小说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和“新小说”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职业化和商业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一个明显的整体特征，那就是模式化。废止科举和小说模式化之间在文学上并无必然联系，但却是小说史的事实，这一点，翻阅一下《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晚清部分，从小说题名和提要中就可以看出。陆士谔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多产作家。
陆士谔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和民国年间。这里只探讨其晚清小说。
二、两种基本模式及新闻札记体
在晚清，陆士谔创作的总特点是自觉地跟着风气走。晚清“新小说”大体以两大基本范型为其主流：梁启超式的“理想派”政治小说和李伯元式的“写实派”社会小说。在小说史上，他们共同开启了对“新中国”，从而对“新文明”的理想追求，及对现存政治及社会黑暗的批判精神。陆士谔的小说创作实也就是这两大类，尽管冠以各种不同的时髦名目，甚至艳情小说的名目。他的诸如《新中国》等理想主义的政治小说，便直接模仿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其“拟旧小说”，诸如《新三国》、《新水浒》、《新野叟曝言》等，则是沿着吴趼人《新石头记》而来，不过注入了“立宪”和“革命”时代的理想。这些“理想”本身都不是创自陆士谔本人，而是当时梁启超、蒋观云、杨度、张謇等立宪派以及孙中山先生、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派政治活动家们提出来的，也是当时的报刊诸如《时报》、《民立》、《神州日报》、《东方杂志》等等反复论述或宣传的流行观念。陆士谔的这类小说，实即依据这类流行观念改写古典小说的人物情节，借此使这类流行观念故事化。这对于以小说谋生的陆士谔来说，实是“方便法门”。无怪乎他说：“小说则一个人一年里头，可以编撰到五六部。”（《新上海》十三回）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模仿鲁迅所提出的“拟话本小说”一词，提出“拟旧小说”一名，诸如吴趼人《新石头记》、陈冷血《新西游记》，但是这种所谓“拟旧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这些小说其实是借旧题材写新理想的“理想派”政治小说。例如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借贾宝玉和林黛玉为人物所描写的“文明境”便是如此。
在小说史上，例如自《红楼梦》风行之后，便不断有所谓“续书”出现。“续书”即含有对“原书”的不满和改造，犹如陆士谔所谓“纠偏”，实即“拟旧小说”。欧阳健先生认为“拟旧小说”一名不妥，应当叫“翻新”小说。（注：欧阳健《晚清“翻新”小说综论》，收入欧阳健著《古小说研究论》，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5月第一版。）不过若加深究，则“拟旧”之中即含“翻新”之意，正如“翻新”亦含“拟旧”之意一样，实是一回事的两个侧面。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也不知让多少才子佳人们饮泣伤心，于是有例如《红楼幻梦》应运而生。《红楼幻梦》一反《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让他的“宝二爷”把林黛玉、薛宝钗等等那“十二钗”们统统娶过来，宽床大被簇拥一窝。把个“宝二爷”快活得不亦乐乎，马不停蹄挪于温柔阵中香肌窠内，普施甘霖皆大欢喜，就好像现在流行的通俗歌曲所唱，“一次让我爱个够”。那“宝二爷”不唯精力不竭“金枪不倒”，且“采补”以“长生”，男女一窝大家“圆满”。这就是用“纵欲成仙”的道教观念改写《红楼梦》。而这类古典小说续书，也就是用另一种观念来改写旧小说名著，既与所谓“拟旧小说”或称“翻新小说”如出一辙，也是其祖宗。甚至到了“现代文学史”的四十年代，即时兴借“民族形式”教化人民革命的时代，诸如孔厥、袁静等现代作家也写过诸如《新水浒》、《新儿女英雄传》、《新桃花扇》等小说，可谓同一传统的新的表现形式。这也就是说，在晚清，“拟旧”或“翻新”小说具有中国小说传统和西方观念两相契合的支持而得以大量出现。这也是“小说界革命”的一种自觉意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说到底就是借用传统或古典小说形式来发表、传播新思想。（注：王学钧《“小说界革命”与古典通俗小说文学典范》，《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4期。）吴趼人、陆士谔们所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不过，他们既不去追求古典式的宽床大被簇拥一窝，也不是现代式的“一次让我爱个够”式的“圆满”，而是晚清进入“立宪”和“革命”时代的人们希望的“新文明”、“立宪国”、“民主国”和“民富国强”这类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圆满”，是一种富于活力和前进的理想。也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理想”，所以他们才对现存政治和社会黑暗不满而痛加“谴责”。这类“理想派”政治小说便也无不在表现“理想”的同时包含着对现实政治和社会黑暗的大量“谴责”。这类小说的风行，表明“小说界革命”所倡导的理想主义已经化为一般市民知识分子诸如陆士谔的社会和文学意识，这是近代文化解读需要注意的人文现象。不过这需另行探讨。（注：王学钧《近代新闻观念与新小说》，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与海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澳门近代文学学会1999年8月第一版。）
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则沿袭李伯元和吴趼人所开创的“写实派”之“现形记”、“怪现状”范型。对此，他在观念和文学实践两个方面都相当自觉。
小说之在中国一向又称作稗官野史。《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换句话说，小说之在古代具有表达民间舆论的意味。在上者“采诗”以观民风，正如“稗官”缀“小说”以察舆情。这里的“小说”既是一个文体概念，也是一个相对于“大道”的内容概念，所以它很“杂”。后世小说观有许多发展，仍是以此为基础，大体含有两个基本意识：“实录”，即“史”，“教化”，即“劝惩”。“教化”、“劝惩”表现为“谲谏”与“寓庄于谐”即“寓教于乐”，在文学上即是所谓“谐趣”、“游戏笔墨”等等方式，但它总是通过“史”来表达。“史”就是事实，过去之事实曰史，当下之事实的传播就是新闻了。取具体人事加以批评，曰“汝南月旦”。它与西方近代新闻观念中的“有闻必录”、“新闻真实”而贯注以“时事评论”的社会文明批评观恰相契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小说观支持了近代西方新闻观念的引入和普及，同时也支持了近代“报人小说家”的新闻观和小说观。例如《奇闻报》1898年3月30日刊《广开报馆说》一文便说：“夫汝南月旦、稗官野史，虽无日报之名，已具日报之实，足见古人先得我心。而所谓日报者，则又事取新奇，信贵灵捷，既可以达民情，又可以开民智。”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那一代人将中国古代的小说观与西方近代的新闻观所作的整合，而且整合得浑然一体。（注：在阿英之后，欧阳健是较早注意到系统研究“拟旧小说”和陆士谔“拟旧小说”的学者，我的看法仅止于本文所已述的内容，其余则同意欧阳健的论述，故本文不再讨论陆士谔的这类作品。欧阳健的相关论文有：《陆士谔的奇想之一：三国的改革〈新三国〉评析》，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1期；《晚清“翻新”小说综论》（同上），欧阳健著《晚清小说史》的相关章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
梁启超本人就是晚清最有影响的“报人”。通过报刊，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舆论领袖。同时，他又比传统的小说观多出两项重要且具有近代性质的观念：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新闻自由乃言论自由在新闻上的表现，而新闻监督则是“国民”观念中包含的“国家主人翁”的权力和责任意识，所以他论道：“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袭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这对宗法专制主义的中国传统，对深入民心的“臣民”即奴才意识，是一项关键性而特具活力的观念翻转。它不仅给近代新闻工作者，也赋予小说写作“监督”、“谴责”官场即政府提供了直接的主体性观念支撑。
在这一前提下，梁启超又说：“所谓向导国民者何也？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推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注：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出版。）质言之，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也就是以“国民”自觉性或“国家主人翁”精神为前提，面对现实，大胆地进行“客观”实录，并在实录事实之中贯注着作者“主观”的阐发和批评。这一观念不仅适合于新闻写作，也适合于一切纪实性叙事文体。
梁启超的“写实派”小说理论便是其新闻观念的直接延伸。他在论证小说之所以属“文学之最上乘”时，提出“理想派”和“写实派”创作方法说：“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直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11月。按原末署名。）这就是梁启超的“写实派”小说论。其要义在“摹写”现实生活真相，“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也即在实录“客观”事实中贯注进作者“主观”的阐发和批评，属于“揭发暴露”式的纪实性新闻小说论。自此之后，每当中国出现“腐败”盛行而人民不满之时，梁启超的这一理论便复兴，民国年间如此，现在也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大曝光”、“大写真”等“纪实”文学，其实就是对梁启超这一理论的复兴，只不过复兴者也许并不自觉于复兴，但着意于揭发“黑幕”予以“曝光”和“谴责”，却是自觉的。这是一种有趣也值得研究的“历史回环”现象。但这种“写实派”小说论，与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中那种“想象虚构”，以统一的情节来塑造“性格”的艺术性小说观大不一样。这一点且留待别处讨论。尽管自1904年后较多接受西方近代文艺理论的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等人努力介绍西方的文艺美学，诸如王国维反对“餔啜”的文学，也邓反对文学职业化；周作人多次强调说：“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注：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5日。）但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这表明要梁启超的理论更适合中国一般市民职业作家的需要和情绪，他们以梁启超的理论为满足而实际。当时著名的“报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对“小说界革命”的呼应，就是显证。陆士谔的追随也体现这一点。
总起来说，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就是自觉地作为“史”来写的。《上海秘密史》、《女界秘密史》、《官场秘密史》、《女界风流史》、《鬼国史》、《最近社会秘密史》等等，题目上就标明了“史”，但它又是小说。即使题目不标“史”字，仍然是按“史”的意识写。《精禽填海记》固然是“历史小说”，《龙华会之怪现状》则与“女界秘密史”差不多，同样是男“吊”女女“吊”男之类“吊膀子秘密史”，其余如《女嫖客》、《女界骗术奇谈》从题目上就看得出也差不多；《六路财神》实即“奸商暴发秘密史”、《十尾龟》实即男人包“二奶”女人包“二爷”之类雌雄乌龟秘密史，《新上海》则是无奇不有坑蒙拐骗各种秘密史的集大成，等等。陆士谔说：“寓言足以讽世，实事足以警人，有益于社会是一样的。”他的“理想派”政治小说就是“寓言”，他的社会小说所写就是“实事”。在《新上海》中，陆士谔与李梅伯谈论《新中国》时写道：“梅伯道：‘小说本是空中楼阁，碰着你这个小说家，却偏要凿实做，不成了白话史么？’我道：‘这就是秉性太老实，不会打谎话的毛病。’”（《新上海》五十九回）
他的社会小说可一言蔽之曰“白话史”。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发财秘诀》等等，也都是“现形记”、“怪现状”之类的“史”。这种“史”，即梁启超所谓报馆之“新闻”或“史记”，《汉志》所谓“街谈巷议”，陆士谔所谓“白话史”。
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在结构上也直接沿袭着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形式而来。前者以若干独立的故事联缀而成，这类小说可以《六路财神》、《十尾龟》为代表。例如《六路财神》虽仅如于现在所谓中篇小说，本意是写六个奸商由无赖而靠欺诈暴发的故事，所以称“六路财神”，但其实只分别写了夏霸喜、马希辟投机钻营欺夺暴发的两个故事。另一类则沿袭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方式，用一二人物作“线索”联接若干故事，这可以《最近社会秘密史》和《新上海》为代表。前者不用“线索”人物，便以作者的“全知视角”直接对小说人物事件加以评论，后者的“线索”人物则是直接观察者和评论者，从而加强好奇性和新闻性。陆士谔对运用这两种方式都很自觉而也沾沾自喜：
看官，你道在下为甚常常拖朋友来做书里的线索？上半部书拖一个李梅伯，现在梅伯刚刚回去，又去拖出一个沈一帆来。……梅伯、一帆久居乡下惯的，一到上海，眼光里望出来便色色都奇，事事皆怪，没一事没一言不足供在下的笔资墨料。所以在下就退为书里头的过笋，那线索重任都卸在朋友身上了。（《新上海》三十回）
无论用哪种方式，其实都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这个意思用胡适的话说，即是所谓“没结构”，即没有PLOT。这是指没有统一的性格逻辑，因为它不是按统一的情节来塑造性格的完整性。而陆士谔对此也很自觉而沾沾自喜：
士谔道：“我编撰《社会秘密史》才到廿八回你就有了主意，害的我文思窘迫，一句都写不下。这会子正在为难呢！”子玖道：“呆子，你这书体例虽属章回，实同札记一般。本系小说里头的变格，可断可续，可短可长，做不出又何妨就此结束了。异日杭州回来，如果文思泉涌，依旧可以续编一部的。谅看官们总也不致责备于你。”士谔一想，倒也不错，就此搁下了笔，跟他杭州去躲一躲懒。等过几天，有了资料，再向看官们哓舌罢。看官，再会！看官，再会！《社会秘密史》终。（《最近社会秘密史》二十八回）
并不是说陆士谔不知道用统一的情节来塑造性格的完整性。他写过这类有"PLOT"的小说，那就是《新孽海花》。它以主人翁苏慧儿和朱其昌的恋爱、挫折直到结婚的情节发展来塑造他心目中的“新知识女性”形象。在一个有着《红楼梦》这样杰出作品的传统里，陆士谔根本不必借助西方文艺理论便能深谙此道，然而他偏偏要追随梁启超的理论、李伯元和吴趼人的方式，便是时尚和“追风”使然。他知道这是“章回”之“变体”，是“札记”体，为了“无奇不有”、为了“秘密史”、为了无所不包笼罩一切的“教科书”，而将若干“史”、话柄，也即新闻故事“捆札”联缀为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实事足以警人。”（《最近社会秘密史》第二十六回）在陆士谔的心目里，不如此便不能实行梁启超所谓“向导国民”的“新小说”职责和特性：
耕心道：“怪不得你这样不开通，连这点子新知识都没有。现在瞧新小说是最要紧一件事情。一切稀奇古怪新鲜事故，新小说里头竟没一件不有，并且都载叙的明明白白。就是我方才说的那部《女界秘密史》是三大秘密书里头的一种。”金哥道：“甚么三大秘密书？”耕心道：“就是上海鸿文书局出版《上海秘密史》、《女界秘密史》、《官场秘密史》三种秘密小说。《上海秘密史》专讲上海地方各种说不出料不到的稀奇古怪事情，《女界秘密史》是专讲女界的，《官场秘密史》是专讲官场的。”（《十尾龟》第十一回）
总之，在陆士谔看来，他的社会小说就该揭露各种社会的“秘密”，才能起到教科书的作用。乡下人刚到上海，竟然把“拉马”（吊膀子）说成“溜马”，这不是无知吗？现在陆士谔的“新小说”便告诉你其中奥妙。而“大雅君子”、“新小说家”之所以为“大雅君子”、“新小说家”，就在于能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一切奥秘。他是洞察一切的智者，指导众生的导师，以悲悯情怀俯视大地，揭发“病源”，指点迷津。他的“新小说”就是梁启超所谓“向导国民”的广义教科书。据陆士谔研究，以“新小说”来启蒙国民不仅是“极文明”之举，还有超过“学堂”的八大优越性。其中一大优越性就是小说涵盖了“学堂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图画、唱歌、体操、算学、英文各科”一切知识，又能“万里风行，无省界、无国界，……通行无阻”，而且“小说以感为主义”，比起学校教育的“以诲为主义”来，“优劣之判，已若天渊了。”（《新上海》十三回）至于省钱省力倒还在其次。他不是从“艺术”上去看待“新小说”，而是以梁启超的新闻之“史记”的写实论，即新闻纪实小说论和已经风行的李伯元、吴趼人范型来看待社会小说。他很恰当地总结了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如果给它一个学名，就是新闻札记体小说。新闻包含梁启超所谓在“客观”实录之中贯之以“主观”的阐发和评论之意，札记就是许多独立新闻故事的联缀，也即全景式地实录和批评社会现象，所以称为社会小说。
三、实录与评论：生计意识
恩格斯曾说，巴尔札克在小说描写中所提供的经济关系资料比经济学家们提供的还要多。陆士谔社会小说的主要价值似也在这里。他的社会小说具有强烈的“生计”意识，贯穿着他对“生计问题”的关注，而且勇于大胆“实录”发表评论，自然，这需要与当时的记载相对照才能看出来。他的评论体现着他的思想。如果不是从狭义的文学，而是从广义的文化解读，特别是市民文化的角度看，则有着他的独到价值。这里无须论述陆士谔社会小说对上海在近代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其社会小说基本是写上海社会“怪现状”，以及由商业繁荣伴随的各种欺诈骗术、嫖赌盛行、寡廉鲜耻、奢侈无度等等这些在一般社会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描写，而希望在他的无所不包的“札记”中理出一个头绪，则陆士谔的许多实录和评论确乎贯穿着他的基本观念，有些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例如《六路财神》以宣统二年(1910)五月南洋大臣兼江苏巡抚（相当于省长）主持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为背景，这是晚清经济史上的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它实际上是一次产品博览会。那时尚在杭州读中学的茅盾便曾跟随由学校组织的学生参观团前来参观，还写了文章。但奸商却无孔不入。夏霸喜便充分利用此会作为自己发财的机会。他利用自己任上海“商社”（即上海总商会）社长的职权假公济私，私自与赖肖人串通要在上海办个“劝工会物产协赞会”牟私。因而他操纵商社，使各议员“全体赞同”，既讨好了南洋大臣，又暗中发了一笔横财。对此陆士谔评论道：
看官。这商社议事，在表面上看起来，果是极文明的制度，其实比了野蛮的还要野蛮，……那社员里头大半都是唯唯喏喏的，有几人能够发表自己意见呢？也有心里头虽有意思，当着人说不出口的；也有碍着情面，不便指驳的；也有专会背后批评，当了场阴头探脑的。所以这会议虽说是由着大众公决，其实不过尽一两个有势力人在那里纵横跳荡罢了。并且这有势力人，在会场里必定有他的私党与他同恶相济，帮助他的声势，一言出口，百众附和，余外的人也就不能不和他了。所以反对的人就使有很好的意见，也不容你出口。就使出了口，也没有人来听你。你若真要与他战斗，必须也要预备着与他一般势力方好。看官们有入过地方团体，尝过会议滋味的，必能信在下的话不是苛论了。（《六路财神》二回）
这和新闻评论毫无区别，但陆士谔是在做小说。在晚清新文化启蒙中，“专制”被视为“野蛮”，而“文明”观念所包含的一大内容便是“民主”。无论改良、立宪还是革命，都有着“民主”的共同要求。立宪时代所要求的“自治”便包含了民主的形式。然而民主之在中国却常常是被操纵的形式。陆士谔之深知“国情”有如此，他看出了假民主，看出了“势力”的一大奥妙在于操纵民主形式而将个别权势者的阴谋化为“大众公决”的民主美名和合法性。在这表面的“公决”之下，操纵和被操纵之间又有着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内容，其实人人都“心中实有而口中所无”，无人敢于也无人能够戳破这层纸，这就是诸如鲁迅终其一生要“改造”的“国民性”。正当许多人拼命追求“立宪”、“议会”和欢呼“民主”的时候，陆士谔却发现和揭示了假民主，可谓别具只眼。在近代小说史上他是较早揭示到这个问题的小说家。
夏霸喜办“劝工会物产协赞会”牟私利，需要赚看客的“入场卷”钱，为了吸引看客而搞了一个在中国具有“世纪性”的办法，那就是“美女搭台，经济唱戏”，可谓“女色经济”之一种：
要引起游人之兴味，莫如利用女子。有铜县的灯船是素来著名的，那船上的船娘生的都十分俏俊，香海（按即上海，晚清小说有多种采用此称）别的东西虽已完备，就是灯船一项尚没有人创办，我们何妨弄一只来应个景儿，也足为会场之特色。船上可以喝酒，可以赌钱，又有女子可以供人调笑，你想这生意会不发达么？（《六路财神》三回）
办会吸引看客，怎能无“特色”，夏霸喜确乎中国“女色经济”之祖宗，而果然大发其财。女色被应用于经济目的具有广泛的连锁反应，它促进了性病的发病率、壮阳药和医药的繁荣、饮食烟酒的需要、旅游业、旅馆业、娱乐业的膨胀，也促进了良家妇女与这些商业美女的无言竞争，从而促进服饰、化妆品的争奇斗艳产品翻新，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和假广告手段的层出不穷（在陆士谔笔下广告员的工资甚至高于钱庄经理），扩大了对文人的需要，促进了报刊的发展和造纸业的精益求精等等各种行业。其中显著的还有美容业的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男男女女特别是女人的每个部位都是美容业认真研究的发财源泉，而重要的自然是“脸”。为此陆士谔特地直接从报刊上摘录这类广告融入情节：
只见送报人送进一张报纸来。伯良接来一瞧，见封面上登着一个触眼的广告道：《美国女医士吉凌汉专治面部特别新医术》：本医士专治面部，麻面可治之光；红痣、黑痣，消灭无迹；绉纹、疙瘩，平复如常；疮疤、雀斑，除去无形；烟容、酒滞，退净无痕。发低多胡须者，能治之使高而不复出；须发黄白者，能医乌黑，永远不变。血热者多瘰疬，能一扫而光，永不复生。诚有化丑为美、返老还童之妙技。一经医治，男则变为翩翩公子，女则美貌佳人。尤奇者医治时毫无痛苦，轻者数小时，重者数日，均已一换本来面目。此系本医士新发明独得之秘，诸君不信，快来一试，便能分晓。（《新上海》二十一回）
这的确是当时的广告，汪康年办《刍言报》还为此发表过评论：
近有欧妇名吉凌汉者，初至上海，自言能为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洁之，疵点者删之，麻陷者填之。闻价格颇巨，余意此恐无人过问，或侨留之西人耳。不意业乃大盛，凡官场及大商家、阔买办之少女、宠妾就请修治者不少。初时每人不过二三百金，后至千余金，吉凌汉乃大获利。……吾不解吾国人之金钱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谓无心肝之至者矣。（注：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二《杂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按汪康年的这些文章汇自他所办的《刍言报》。）
中国人民那么贫困，而阔女人美容竟然花费如此巨金，这正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大缩影和基本精神的生动体现：钱能“化丑为美、返老还童”，是典型的货币拜物教。“美”了以后又怎样？又促进占有欲的膨胀，促进嫖娼纳妾、吊膀子、通奸、贪污、欺诈的手段层出不穷，促进迅速发财的渴望、金钱贪欲的滋长和各行各业的发展，其顶端便是促进商品经济社会中特有的疯狂的股票投机。果然，在上海发生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一场由疯狂的橡皮股票投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最近社会秘密史》是陆士谔社会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比较完整生动地实录了晚清这场震动全国的“橡皮股票风潮”及其影响。
“橡皮股票风潮”发源于上海而波及全国，是在近代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它起因于1908年秋英国人麦边诡称在澳大利亚有大量橡胶树，在上海设立“兰格志拓植公司”即“橡皮公司”，鼓吹经营橡皮一本万利而大肆招股，又与上海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外国银行联手，承做橡皮股票押款。各洋行也纷纷组织橡皮公司推波助澜。在发财梦的驱使下，千千万万的上海商人、市民为了“发橡皮股票财”而陷入迷狂，从官商、钱庄到一般市民疯狂争购橡皮股票，导致二千万两银子用于股票投机。1910年3月，兰格志公司股票价格超出原价20多倍。7月，麦边乘机将股票全部抛出，携巨款潜逃，各外国银行同时宣布停止对各钱庄的受押，并追索以前的押款。结果股市大跌，有卖无买，人们手中的股票完全成了废纸。上海以正元钱庄以及与之关联的谦余、兆康钱庄率先热衷于股票投机，也首先倒闭，并连带20余家钱庄相继倒闭。10月8日，受正元钱庄的拖累，资本雄厚在全国各地设有17处分号的源丰润银号也因此倒闭，从而发生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不久具有官商性质而资本雄厚的义善源钱庄又随之倒闭。为此梁启超、汪康年等人以及上海各报诸如《申报》、《时报》、《民立》、《国风》等都有连续报道和评论。钱庄倒帐，引起金融恐慌，上海大批工厂、商店也随之倒闭，波及全国。
其中正元钱庄是陈逸卿的产业，他同时又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并附股于兆康钱庄。由于他得到消息较早，便与兆康钱庄的戴嘉宝、谦余钱庄的陈达生集成股票投机集团，利用增发庄票的办法疯狂集资达600万两之巨，率先抢购橡皮股票企图大捞一票，从而引起争购狂潮。
这三个人就是《最近社会秘密史》所写的罪魁祸首。小说以莘二公影射陈逸卿，以斜亨钱庄影射正元钱庄；以胡少瑟影射戴嘉宝，以预大钱庄影射兆康钱庄；以庄长寿影射陈达生，以海宏钱庄影射谦余钱庄。小说以倒叙的方式，从三个观察者：一帆、子玖和陆士谔游张园而观察到上海市面一片萧条开始写起，然后用许多故事来揭露其过程及影响，并通过三个观察者的交叉观察和议论来展开评论，揭露这三个人因投机心理而勾结起来抢购橡皮股票，随着股票的上涨而得意忘形，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引起连锁反应，使上海整个市面陷于瘫痪，工厂、商店停工、倒闭，工人无以为生。陆士谔直接写到了失业工人的困苦，写到一个“黄脸女子”因橡皮股票风潮，工厂倒闭而失业，无以为生，不得已向自己做“奶妈”的姑母借钱：
黄脸女子道：“姑妈的话是不错，只是各丝厂、纱厂、面粉厂、榨油厂，一切不论什么的工厂，果然通通停着。大家没有生活做，没有铜钱赚，侄女也不晓得为甚缘故。莫非各位大老板闲时阔不过，把钱阔光了，所以开不起了呢！”中年妇人道：“你的话我要不听。俗语叫做‘救急好救，救穷不好救’。你现在是穷，我如何好救你？就使今天借给你几个角子，你过了今天，明天依旧要不得用！况且我也没有钱。你还是快点子回去，到别地方去想法子罢。”
接着观察者们便发起评论：
一帆道：“不要瞧了，回去罢。”于是三人同回到士谔寓庐。子玖道：“听这奶妈子侄子一段话，外边境象直是危险的了不得。倘这几天里头不弄平，恐怕大局就要不堪设想。”士谔道：“上海是通商大埠，外国人侨寓的很是不少。一乱就不得了！”一帆道：“应了你的话了，现在只要工厂不开，工人没得饭吃，马上就要作乱。外国人因生命财产所在，必定就要派兵船进来保护。兵船一进来，上海还成上海么？恐怕就要同十年前天津一个样子了！”士谔道：“这祸真闯得不小！不知闯这祸的罪魁祸首，果是哪个？”一帆道：“这事的始末缘由，我肚子里倒烂熟。共有好几个人呢。只是谈起来，却非三言两语所能了结。”（《最近社会秘密史》十四回）
小说于是“揭秘”犹如上述。股票投机生动地暴露了近代工商“文明”所包含的永不满足的贪婪和机诈，以邻为壑的自私本性和人本身的商业价值化。陆士谔写道：
这时候橡皮市面活泼非常，一天里头差不多有五六个行情。朝晨五六两一股的，一吃过饭，就变成十多两了，到傍晚已经变成几十两了。合上海的人，不论是做生意的，不做生意的，有钱的，没钱的，人人心里头只有“橡皮股票”四个字，逢着人讲起来，总是橡皮、橡皮，好像一买着橡皮股票，立刻就能够发财一般。只要是橡皮股票，就拼命拿出钱来抢买，也不管股票上外国字怎样一个写法，公司开在什么地方。……
荣伯道：“英国在西洋也罢，南洋也罢，西南二洋也罢，我们只要买他的股票，能够赚钱就是了。其余都不干我们的事。”（《最近社会秘密史》十八回）
马克思说：“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9页。）陆士谔如实“实录”了在橡皮股票风潮中中国人所表现的这种贪婪、自私和疯狂的心理行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史上，描写证券投机的作品自然以茅盾的《子夜》为杰作，然而早在茅盾二十年前，陆士谔就已不仅实录而且揭示了这场股票投机狂潮及其心理。
在实录和评论了这场风潮后，陆士谔归结出一简单但重要的教训：“你我生在世界上，生计问题是最要紧。憋了生计问题，便没有学问了。”这便是陆士谔社会小说中的基本观念及其观察社会的基本角度。中国“地大物博”，然而人民贫困，绝大多数市民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生活于贫困之中，单是因为贫困便难以自主。“思想解放”并非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第368页。）毛泽东年轻时曾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也就是“生计问题是最要紧。”陆士谔毕竟发现了商业化社会及人本身的商业价值化的基本秘密。
陆士谔是一位有正义感并且思考着的市民作家，他能比较客观地从社会低层和市民生活实际思考着人生和社会，宽容地对待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并发出他的告诫：“赚钱难了，肚子饿没有饭吃，身上冷没有衣穿，饥寒交迫，朝不保暮，这时候，就使尧舜做了君，伊周做了相，孔孟做了师，谆谆的劝化，也不见得有甚效验。……第一总先要开他的生路。生路一开，德化加上去，就事半功倍了。”（《新上海》五十九回）尽管这仍然是孔子“富而后教”观念的近代表现，但大约直到如今谁也不会认为陆士谔的这一思考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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