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实证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3)07—0005—12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挤出效应是指扩张性财政政策减少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效应。因此，我们把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效应称之为挤入效应。我国自1998年以来几乎一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之大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人们担心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会削弱宏观调控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从形式上看，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及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是这种简单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是公共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混合体制。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总的来说是能够产生市场机制的。这是因为公共经济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机制是一致的，目的是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让民间投资及消费具有市场机制的功能；另一方面要让财政收支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这两方面改革的综合效应如果是有利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那么积极财政政策非但不会产生挤出效应，相反还能产生挤入效应。
国内外学者运用各种方法来检验财政政策的效果。Ahmed(1986)运用跨期替代模型，Okubo(2003)使用两阶段估计法，Esteve和Juan(2005)运用永恒收入模型，Kwan(2006)运用面板数据模型，Mountford和Uhlig(2009)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等，检验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应，结论是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都存在。在国内，杨俊、王燕(2007)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张治觉、吴定玉(2007)和李建强(2010)运用可变参数模型，楚尔鸣、鲁旭(2007)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陈创练(2010)运用面板协整估计模型，张治觉、张亮亮(2012)运用ECM模型等，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民间投资、居民消费结构等多方面，检验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应，结论并不一致。
本文在既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从综合的角度考察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二是在方法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有利于对综合效应作出正确的评价。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度环境分析
我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要使国有资本产生市场机制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使公共经济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两者形成的混合经济在本质上和市场机制是一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①是混合经济体制中最核心的制度安排。1994年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是有利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实行的。
这一财政体制界定了地方的利益边界，并把我国的两个主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政府已经不是盈利性产业的投资主体，只能采用改善投资环境的方式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需要依靠吸引投资增加的财政收入来归还。这一方面靠投资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靠资本密集导致的规模经济。地方政府投资的原始推动力是土地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源泉是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即把农用土地转变为工商用地和把城镇居民住房的消费用地转变为工商用地都会产生级差地租。这个级差地租是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可以让渡的利益。这种以价格为导向的资源利用方式正是市场机制的表现形式，也是政府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的根本原因。但由于级差地租的归属并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会导致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地方之间的不良竞争。
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是容易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以价格为导向的资源利用方式已经全面渗入盈利性行业。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刺激民间投资的重要力量。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税收结构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统计资料显示：流转税②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例1994年为72.9％，2012年下降到52.5％。而所得税1994年为14.8％，2012年上升到25.3％③。流转税比例下降和所得税比例上升，反映市场领域的利润形成有平均利润的倾向。我国的税制改革是以流转税负不变为原则的，流转税的相对比例下降是效率提高的证明。效率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因此投资的增加并没有影响消费。
我国的财政体制中一般转移支付制度并没有均衡地区发展的功能，相反有利于发达地区，造成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个矛盾在实际中表现并不突出。这是因为中央的宏观调控非常重视地区的均衡发展。在财政体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量大大增加，专项转移支付属于相机抉择的政策范畴，是根据具体情况分配资金的。此外，像增值税改革试点是考虑了地区、产业的具体情况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地区的均衡发展。但在财政体制中安排地区均衡发展的机制是有问题的，这使得地区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中央的相机抉择，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进行综合分析，下面将利用经验数据，通过经济计量模型对挤入效应进行验证。
三、模型、计量方法与指标数据
(一)模型的选取
考虑到民间投资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空间效应，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来进行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检验，同时在模型中加入财政体制变量，考察财政体制因素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主要解决回归模型中复杂的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问题(Anselin，1988)。目前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简称SLM)，该模型主要是用于研究相邻地区间的地区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地区行为存在影响的情况。空间滞后模型适合于估计地区间行为是否存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的强度，进而反映地区间行为可能存在的空间影响效应。二是空间误差模型(简称SEM)，该模型主要通过随机误差项来分析地区间行为的相互关系，适用于估计相邻地区因变量的随机误差冲击对本地区因变量观测值的影响程度。
空间滞后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空间误差模型的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二)模型计量方法的选取
对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当前主要有三种：一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Besag(1974)、Ord(1975)主要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二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Kelejian和Prucha(1998，2002)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运用到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中，并提出了空间计量模型的矩估计方法。三是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该方法是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基础上，创新了工具变量选取的方法和矩阵的构造方法，它是由Lee(2007)提出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三种估计方法都各有优缺点，但当前主流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方法来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我们主要目的是检验财政分权制度下，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入效应，对模型的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选取如下：
1.核心变量的选取
(1)民间投资(MJTZ)，选取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减国有经济投资、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后的余额，该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定基指数进行平减，并取了自然对数。(2)政府投资(ZFTZ)，选取各地区国有经济投资额，该指标处理与民间投资相同。(3)民间消费(MJXF)，选取各地区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作为民间消费的代理指标，该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并取了自然对数。(4)政府支出(ZFZC)，选取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来表示，该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并取了自然对数。(5)财政分权(CZFQ)，选取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与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财政支出之和的比值来表示分权程度。
2.控制变量的选取
(1)城镇化水平(CSH)，以各个地区城镇人口总数占本地区总人口数的比重，来反映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基础设施水平(JCSS)，以各地区单位面积的公路和铁路里程数来反映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3)开放水平(KFSP)，以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各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其中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以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额度。(4)市场化水平(SCH)，以各地区国有经济总产值占本地区工业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市场化水平程度。(5)外商投资(WSTZ)，以港澳台及外商投资额作为外商投资的代理变量，该指标以1998年为基期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定基指数进行平减，并取了自然对数。(6)可支配收入(KZPI)，本文选取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额来反映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可知，经济增长会提高居民储蓄率，进而会降低居民消费水平。因此，本文选取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反映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8)人口结构(RKJG)，儿童和老年人属于非劳动能力人员，他们要依靠有劳动能力的人来抚养，非劳动能力人员过多就会增加家庭负担，导致整体消费水平降低。本文选取(各地区0～14岁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各地区14～65岁人口数，来代表地区人口结构特征。(9)城乡收入差距(URID)，本文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10)通货膨胀(CPI)，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表示通货膨胀率，以1998年为基期转化为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以小数形式出现。(11)财政支出结构(FES)，该指标作为中间变量，财政分权通过影响财政支出结构来影响民间投资和消费，本文以各地区基本建设支出与地区总支出比值来反映地区财政支出结构。上述基础数据样本期间为1998—2011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高校财经数据库、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1999—2012年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2012年统计年鉴。
由理论分析可知，财政分权除了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将通过财政分权与相关指标的交互项来捕捉财政分权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间接影响。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
在对所建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判断因变量间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即空间效应是否在发挥作用。本文将通过Moran’I空间自相关指数来进行判定。
Moran'I可以看做是本地区观测值与相邻地区观测值的乘积，取值范围为-1到1之间。该指数大于0表示正向相关，而且越大表明相似属性集越聚集，小于0表示负相关，而且越大表明相异属性集越聚集。如果该指数接近于0，意味着属性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表1和表2显示了1998—2011年各省民间投资和消费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由表1和表2可知，1998年以来Moran'I都大于0，而且相关系数值都比较高，这意味着我国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邻近地区强烈的相互依赖特性，因此，模型分析需要考虑空间因素。
(二)空间计量实证检验及分析
当存在空间影响时，如果对空间模型进行OLS回归，会导致OLS估计有偏或者不一致。因此需要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究竟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这需要通过相关准则去判断。Anselin(2005)提出了模型选择的判定标准：在Moran'I指数检验显著的情况下，通过运行OLS估计同时还给出了空间依赖性的检验，包括四个指标LM-Lag和Robust LM-Lag以及LM-Error和Robust LM-Error，前两个适合于空间滞后模型的判定，后两个适合于空间误差模型的判定。当LM-Lag显著性水平高于LM-Error，并且稳健性估计Robust LM-Lag显著而Robust LM-Error不显著时，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反之则选择空间误差模型。
1.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挤入效应的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对模型运行OLS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LM-Lag和Robust LM-Lag检验值表较显著，而LM-Error和Robust LM-Error检验值中，稳健性估计检验大部分都不显著，所以本文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并未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更多的是拉动了民间投资需求的上升。从政府投资的系数可以看出，除了2003年、2007年、2008年之外，政府投资增加都显著提高了民间投资水平。2003年、2007年、2008年上半年都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意味着，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政府投资易引起民间投资的下降，这可能是经济繁荣时期资源被充分利用，政府与民间就存在争夺有限资源的可能性导致。另外，可以看出政府投资一般在积极财政政策初中期拉动民间投资的效率比较高，之后拉动效果就会降低，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易长期使用。财政分权因素虽然能够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但是作用能力不强，然而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投资以及财政支出结构对民间投资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财政分权与政府投资的交互项系数符号表明，财政分权弱化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效应。而财政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的交互项系数符号显示，在第一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挤出了民间投资，而在第二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不但没有挤出反而拉动了民间投资。这可能是我国基础设施规模在首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相对不大，不但不能带动民间投资，还可能会因财政资金紧张而挤占民间资金。但是我国持续的基本建设投资使我国公共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总量得到了很大提高，资金比较充裕，所以，第二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基本建设支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快速拉动了民间投资。
其他控制变量对民间投资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城镇化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民间投资的增长，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民间投资的能力却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从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有力地吸引了民间投资需求，这也表明我国大规模的公路铁路建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间资本的收益率，刺激了民间投资需求的增加，而且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是在不断扩大的，带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活跃了市场经济，但却对民间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从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可以看出，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外部的这种冲击对国内民间资本投资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民间投资需求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快速降低。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外先进技术进入我国，而国内企业技术相对落后，加上资金不足，融资困难，民间企业用于技术方面的投资也比较少，所以，国外拥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必然会对国内企业形成挤兑，使国内民间投资降低。市场化水平系数符号显示，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民间投资需求增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民间投资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刺激民间投资需求不断增加。外商投资系数的符号为负，表明地方政府热衷的外商投资一定程度上会挤出国内民间投资。
2.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消费挤入效应的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我们首先对模型运行OLS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LM-Lag和Robust LM-Lag检验值表较显著，而LM-Error和Robust LM-Error检验值中，稳健性估计检验大部分都不显著，所以本文将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积极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政府财政支出回归系数显示，在两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提高了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回归结果还显示，提高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中期带动居民消费需求增加的效果最显著。财政分权能够直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但影响能力有限，表明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直接影响效应不高。财政分权除了能够直接影响消费需求外，更能通过其他间接途径影响居民消费。
从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出的交互项来看，在首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前四年，财政分权显著削弱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但之后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地方财政支出权力扩大，不但没有减弱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而且还强化了这种挤入效应。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结构的交互项显示，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进而忽略了居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迫使居民通过降低消费水平来满足其公共需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显示，在两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显著挤出了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后次的挤出强度高于前次，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挤出了居民消费。而财政分权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交互项显示，财政分权强化了这种挤出效应。通货膨胀系数回归结果显示，在首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其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但第二次积极财政政策期间，通货膨胀的提高显著地挤出了居民的消费，而且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交互项表明，财政分权强化了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要么不稳定，要么不显著，而财政分权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交互项显示，财政分权削弱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其他控制变量中，可支配收入增加能够显著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人口结构回归结果显示，承担赡养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责任并未显著挤出居民消费。
五、简短结论
本文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结论如下：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在大部分年份中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
第二，积极财政政策就民间消费来说，除2007年外，政府支出对民间消费都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
第三，总体上来说，由于我国坚持了改革，并不断完善各项制度，使得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大部分年份不但没有产生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反而拉动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增加。
我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但我国的财政体制，包括税制、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都存在问题，需要改革完善。
注释：
①以下简称财政体制。
②我们按再生产流程把税收分为流量税和存量税两大类。流量税有两个亚类：一是商品劳务交易税，一是生产要素收入税；存量税是指财产税。文中所称的流转税是指所有商品劳务交易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所得税包括企业交纳的所得税和个人交纳的所得税。
③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整理。
④空间权重的设定既可以采用邻接标准，也可以采用距离标准，本文采用邻接标准来设定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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