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句之学不可忽——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句论文,论语论文,集注论文,之学论文,朱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4－0102－10 朱子一生，孜孜于经典的整理、研究，对《四书》尤其用力，临终前几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可谓念兹在兹。传统上，谈中国学术，有所谓汉宋之分，宋学重义理，汉学重考据。朱子当然是宋学代表，而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似乎朱子在章句上颇多可议。无疑，对于清儒的这些批评需要结合具体文本进行细致的讨论，本文拟就其中之一——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来做分析。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被清儒视为证据的很多材料都存在问题，缺乏足够的证据力。 本文的写作缘于晚近有学者撰文高度肯定20世纪80年代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宣称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以及分章不当等问题。① 一、关于“分章不当” 赵纪彬在《〈论语〉“权”字义疏》(1982)一文中提出，《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后半章“唐棣之华”以下(按：即“‘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本是孔子权说的要害，却被《集注》武断地割裂开来，分为独立的另外一章。[1]赵氏此说建立在其对“权”的解释上。在《释权》(1981)一文中，赵氏认为：“黄花木一名为‘
’，其花‘偏其反而’，正可比喻‘先反而后合’的思想方法，于是改为从‘木’，名为‘權’道。”[2] 赵说与传统训诂不同，依《说文》，“權，黄花木，从木，雚声”。赵说实出自章太炎、陈奂。章氏《小学答问》载：“问曰：《说文》‘權’，黄花木。’诸言‘權衡’、‘權力’，其本字云何？答曰：当为‘捲’。《说文》：‘捲’，气势也。……锤者，以势力挽仰衡，是故锤谓之捲。慧琳《一切经音义》十七，引《古今正字》云：
者，称也，从手，雚声。寻佛藏，‘權力’字多作‘
’。经典‘權’字，恐本作‘捲’，后变作‘
’，隶书‘手’、‘木’相溷，故讹作‘權’，未必是假借也。”[3]②按：章氏推定“權”的本字为“捲”，主要根据“捲”与“锤”有相通之处：捲，气势；锤，以势力挽仰衡。由此可以看出，章氏是以“權”的本义为“锤”。但“捲”又在何时以及为何变成了“
”，章氏并无说明。赵氏所引清人陈奂之说则对此有所解释。 陈奂从前人对左思《吴都赋》“览将帅之權勇”一句的注释(按：李善《文选注》：“權与拳同”；段玉裁《说文注》：“《吴都赋》当作
勇，
者，捲之异体。”)中得到了启发，得出结论：“拳、捲、
三字同。”[4] 综合章、陈之说，赵氏将“權”字演变过程描述为：“拳”——“捲”——“
”——“權”。[5]然而，陈说与章说实相抵牾：依陈，權与拳同，而拳为勇，则權与勇通；依章，權与锤通。即便我们同意章氏关于“權”的解释，这个解释也不能说明与锤相通的“權”跟黄花木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承认，《说文》关于“權，黄花木”的说法不是“權”字本义，而是后起之义。可是，如果“權”本来跟黄花木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把黄花木叫做“權”，当是出于某种原因而做的一种命名，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说：黄花木一名为“
”，更不应该说：人们是从黄花木得到启示而悟出“權道”的。从逻辑上说，那恰好是倒果为因了。不幸赵氏正做此论。 (孔子)从“唐棣之华，偏其反而”的植物现象中，用拟人主义的认识论，类比出“反而后至于大顺”的“權道”。这样，就完成了“權”字从“秤锤”转化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过程。又因为这个意义的“權道”，从黄花木而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改为从“木”，从此，“權”行而“
”废。[6] 这里存在明显的循环论证。当赵氏断定孔子对“权道”的认识(“先反而后至于大顺”)是从黄花木这种植物现象(花反而后合)受到了启发，这等于说《论语》“可与共学”章的正文包含了“唐棣之华”以下六句。然而，在前面，为了证明“唐棣之华”以下六句与“未可与权”以上六句是一章，赵氏的说辞是：因为“唐棣之华”这几句诗包含了孔子对“权道”认识的要害。③ 赵氏之所以坚信“唐棣”以下廿七字与“权”有关，且与“未可与权”以上廿四字当作一章，主要是由于他接受了汉人“反经合道”的权说。在解释《春秋》“(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这句经文时，汉人所作《公羊传》谓：“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7]《公羊传》的这个说法，对汉魏南北朝人解释“权”字产生了很大启发。例如，许慎(约58－约147)《说文》有关“權”的训诂就将“反常”之义附在后面：“權，黄花木，从木，雚声。一日反常。”王弼(226－249)则用以解释《易传》。《易·系辞下》第六章，备论九卦(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之事，在论到九卦之一的“巽”时，有“巽以行权”之说。王弼为它做注时即采《公羊》之说：“权‘反经而合道’，必合乎巽顺，而后可以行权也。”[8]而皇侃在解释《论语》“可与共学”章的“权”时，兼收《公羊》和王弼之说：“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也。自非通变达理，则所不能。故虽可共立于正事，而未可便与之为权也。故王弼云：‘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9] 有《公羊传》“权为反经”之说在前，受此影响，论者纷纷在“反”字上大做文章，进而推衍出“权道”就是“先反而后至于大顺”的观点。如何晏云：“(唐棣之华)逸《诗》也。唐棣，移也，华反而后合。赋此诗，以言权道反而后至大顺也。”[10]皇侃从其说：“引明权之逸《诗》以证权也。《唐棣》，逸《诗》也。华，花也。夫树木之花，皆先合而后开，唐棣之花，则先开而后合。譬如正道，则行之有次，而权之为用，先反后至于大顺，故云‘偏其反而’也。言偏者，明唯其道偏与常反也。”[11]邢昺无异辞：“此逸诗也。唐棣，栘也，其华偏然，反而后合。赋此诗者，以言权道亦先反常而后至于大顺也。”[12] 可是，如果注者一开始没有这种前见(prejudice)，他不会注意不到，“偏其反而”以下几句(“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在内容上跟“未可与权”以上六句明显不相干。另一方面，如果一开始“唐棣之华”以下六句就与“未可与权”以上六句不在一章，也就是说，注者将独立面对“唐棣之华”这六句，那么，他也不大可能会联想到《公羊》的“反经”之“权”说。换言之，注者用“反经合道”来解释“未可与权”的“权”字，通行本的这种合章结构，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朱子看出了这一点。他在评论程子对“可与共学”章的注解时，一方面肯定程子对“反经合道”说的摒弃，另一方面亦替前人分疏，指出反经之说实由章句不明所致。 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13] 或问二十九章(引者按：即“可与共学”章)之说。曰：程子、杨氏至矣，而程子论权非反经之意，则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为是说，盖由以下章合于此章而有唐棣偏反之云，遂误以为此说耳。[14] 汉儒有反经之说，只缘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作一章解，故其说相承曼衍。且看《集义》中诸儒之说，莫不连下文。独是范纯夫不如此说，苏氏亦不如此说，自以“唐棣之华”为下截。[15] “唐棣之华”而下，自是一段。缘汉儒合上文为一章，故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16] 此事还引出朱子关于章句之学重要性的一段感慨： 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说之弊，遂至于此，章句之学，其亦岂可忽哉！程子虽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于此，故论此章之意虽得之深，而亦不免于通下章以为说也。诸家论权，皆祖程子之说，而谢氏为尤密，然皆并下章为说，故皆有所不通。[17] 章句之学不可忽，这是朱子从《论语》“可与共学”章诠释公案得到的一个教训。朱子的反省不可谓不深：即便是对素来崇仰的程子，他也不为尊者讳，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其局限所在。朱子对程子及其门人“可与共学”章诠释的检讨，反映了朱子超迈一般理学家解经之处，呈现了朱子并蓄理学(宋学)与汉学的开阔胸襟。 “可与共学”章是否如朱子所云当分作两章？文献不足，不敢遽下结论。但论者认为朱子分章不当，亦未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反而陷入自我循环。有理由相信，注者以“反经合道”来解“权”是受到了通行本这种合章结构的影响。不把“权为反经”的观念搁置一旁，就不可能做到客观中立地讨论这一章的分章问题。 二、关于“经文倒误” 再来看所谓“经文倒误”或“错简”问题。赵氏对此的论证相对复杂，既有考，亦有论，前者他主要采用了清儒成果，后者则基于他个人对孔子关于认识发展程序的理解。我们先来研究他的考据工作。 赵氏在考据上主要借鉴了清儒翟灏(1712—1788)之说，文中节引了翟灏《论语考异》，复引阮元之说，以证翟说不孤。将阮说与翟说比较可知，后者远为详尽，且阮氏明言，其说有取于翟氏。因此，我们只需着重讨论翟说。 翟氏一共提到十一条材料：1.韩(愈)、李(翱)撰：《论语笔解》；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绵篇》；3.刘向撰：《说苑·权谋篇》；4.《牟子理惑》；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6.令狐德芬等撰：《周书·宇文护传·论》；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王元长策秀才文》；8.冯用之《权论》；9.刘安等撰：《淮南子·氾论训》；10.桓宽撰：《盐铁论·尊道章》；11.王符撰：《潜夫论·明忠篇》。其中，第一条是前人成说，后十条是他个人找到的新材料。 1.《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旧云韩愈所作，然书中亦收李翱之说，学界遂统称韩、李《笔解》。此书指摘汉魏旧注甚多，“可与共学”章即其例。 孔注(引者按：此指《笔解》所录孔安国注：虽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虽有所立，未必能权量轻重。)犹(引者按：似当作“尤”)失其义。夫学而之道者，岂不能立耶！权者，经权之权，岂轻重之权耶！吾谓正文传写错倒，当云“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如此，则理通矣。[18]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到，《笔解》认为此章“正文传写错倒”，主要是基于对“适道”“立”“权”等概念的理解，并非有什么文献根据。凭一己之见就断定经文错倒，进而要求改经，这是解经的大忌，不足为训。 另一方面，就义理而论，旧注谓“虽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虽有所立，未必能权量轻重”，亦能自圆，《笔解》所责“学而之道，岂不能立”，有将“之道”与“立”简单等同之嫌。且《笔解》将经文改作“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与原文的顶针句式相比，少了中间一截，即“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是，如果补上这一截，意思就变成：虽然各自都已经有所成立了，却未必能一起之道。于理不通。后面我们还要专门就义理讨论，这里就不展开。 总之，关于“错简”，韩、李《论语笔解》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说，真正为这个假说提供文献证据的是翟灏。 2.《毛诗正义·绵篇》 细绎原文，《毛诗正义·绵篇》引到《论语》“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之说，是用来解释周太王(古公亶父)为避狄人侵扰而迁岐的做法的合理性。 周太王(古公亶父)为避狄人侵扰而迁岐，据毛亨的《传》，是《绵》第一章第二节“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所咏之事。按照《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也就是说，国君要与国家共存亡。因此，如果国家为异族入侵，国君应当与社稷共存亡，这就是《正义》所说“诸侯为人侵伐，当以死守之”。可是，周太王实际上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迁徙(逃跑)。《正义》为这种行为辩护，提出：《曲礼下》所说是通常的做法(正法)，而太王所为是在特殊形势下经过权衡轻重利害之后做出的明智选择(权时之宜)。 不难看出，《毛诗正义》引《论语》“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以及《公羊传》“权者，反经合义”，是为了给周太王的做法寻找经典依据。其要点是说：周太王的做法虽然与经相悖，却与大义相符，所谓“虽于《礼》为非，而其义则是”。《正义》还对“权”字做了一个明确定义：“权者，称也，称其轻重，度其利害而为之。”对照韩、李《笔解》可知，《毛诗正义》对“权”的这种理解正是后者所反对的“轻重之权”说。如果我们接受《毛诗正义·绵篇》对“权”的解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支持韩、李《论语笔解》对《孔注》的异议？ 另一方面，在文本上，《毛诗正义·绵篇》对《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引用本来就是节引，它无法说明《论语》原文就是如此。 总之，《毛诗正义·绵篇》这条材料不能为《论语笔解》提供多少正面证据，反而对《论语笔解》的义理构成否定之势。 3.《说苑·权谋篇》 刘向《说苑·权谋篇》顾名思义是讲权谋的。其中也引到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文中反复论及“谋”，还将“谋”分为两个层次：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有预见之能，知事者不能预见，但一旦见事也能“知得失成败”。刘向相信，知命者在太平之世一定能得“天下之权”。这里的“权”似有“权柄”“权势”之意。然后文又言及“权谋之术”，似乎又将“权”理解为“权谋之术”。在引了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那句话后，紧接着，刘向又说：“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言下之意，“未可与权”即“未能行权谋之术”。基本上，刘向是把“权”理解为“谋”的同义词。后面，他又从公私角度对“权谋之术”做了正邪区分。这些讲法已经非《论语》所能范围，属于刘向个人的发挥。 而在文本上，《权谋篇》与《毛诗正义·绵篇》一样，都不是对《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完整引用(否则，引文就应该从“可与共学”开始)。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原文就是这样两句“可与适道，未可与共学”。 4.《牟子理惑》 成书于汉魏时期的《牟子理惑》采用问答体，书中，牟子旁征博引，回答问者对佛教的各种责难。在回答有关沙门是否不合孝道的问题时，牟子引了孔子的话：“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为了反驳问者关于沙门剃头不合孝子之道的观点，牟子先讲了一个故事：为了救落水的父亲，一个孝子可以对他父亲做出平时大不敬的事情，然后引了孔子“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那句话说明：在行孝问题上，同样可以灵活处理。随后，他又举了泰伯个案，作为“(孝子之于)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反例。最后，他将沙门剔除须发之事与历史上四个著名的英勇就义者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在程度上远不及后者，既然后者被人称颂，那么沙门就不应该因为剃头而受非议。 可以看到，牟子引用孔子语录，主要是借此强调“权”(权衡轻重)的重要，而不是着眼于“适道”与“权”之间的关系。 与前面几则材料一样，没有证据表明，牟子是对《论语》原文的完整引用。因此，不排除这种可能：“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是“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的一种缩略形式。 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 《江表传》为西晋人虞溥所作。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人，《晋书》卷八十二有传。其书早佚，今所见者多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江表传》曾引“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这句话，裴松之为《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条所做的注引了这条材料。孔融用来评论郗虑的那句话“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其出典无疑是《论语》“可与共学”章，但问题是，它并非对那一章的完整引述，因此我们没办法确定：在《论语》原文中，“可与适道”后面紧接着就是“未可与权”，还是孔融在引用时略去了“可与适道”后面“未可与立；可与立”七个字。又，从郗虑不甘示弱的反唇相讥来看，他不认为孔融更懂得“权”，所谓“其权安在”，其根据则是孔融主政北海期间治理不佳，所谓“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中的“权”似是指“权谋”或“相机行事”的智慧。郗虑对“权”的这个用法，与《论语》原文“未可与权”的“权”字主要作“权量轻重利害”解，已自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到《论语》“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的地方并不止翟灏所说的这一处，另有一处。这个注是裴松之为正文提到的《严败军令》(又称《败军令》)而做的：“(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19] 注中所云“庚申《令》”，即同年所颁的《重功德令》(又名《论吏士行能令》)。从上下文来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是曹操所针对的议者之说，其含义应与前文“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相表里。即：“未可与权”是指“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易言之，所谓“与权”是指“授予权柄”。这个意思与《论语》孔子原意已相去甚远，无论我们对孔子所说的“未可与权”怎样解释，都不能想象可以将它比附为“不足堪任郡国之选”。引用者这样理解和使用原文，其理解水平和对原文的忠实程度，都不能不让人打上一个问号。 再看下文所引管仲语“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原话出自《管子·法法篇》：“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20]两相对照，很容易发现曹操在引用时对《管子》原文做了压缩合并处理，已非原貌。从这些情况来看，将《重功德令》作为《论语》“可与共学”章复原的依据，显然是成问题的。 6.《北周书·宇文护传·论》 宇文护(515—572，字萨保)是北周文帝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的第三子，北周权臣，曾创下三年废三帝的纪录，后为北周武帝宇文邕所杀。《周书》卷十一有传。传末有史臣之论，其中引到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史臣开头就引了孔子的话“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从后面的解释来看，史臣是把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是在说人应当率礼，而不应当反经，因为“率礼”易以“成佐世之功”，而“反经”则难以“定匡时之业”。所谓“率礼”，应用到君臣关系上，就是要求臣忠君、尊君，而宇文护恰恰是一个反面典型。他是“有人臣无君之心，为人主不堪之事”，完全违背了上下之序、君臣之分。史臣假设，如果宇文护“加之以礼让，继之以忠贞”，就不会落到最后身首异处、妻儿遭殃的下场。总之，在史臣看来，宇文护的结局正应了古人有关“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的教训。 可以看到，史臣对孔子原话做了新的发挥，将“适道”和“权”理解为彼此相反的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领会孔子原意，而且对《公羊传》以来有关“权者，反经合义”的观念也做了断章取义的处理。从作者把《公羊传》“权者，反于经而后有善者也”截作“权者，反经之谓也”这一点来看，作者对经典原文的引用实在难称谨严。 7.《文选·王元长策秀才文》 王元长即王融(476—493)，史称其“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萧子显《齐书》)。《昭明文选》收入了王融所撰《策秀才文》数首，其中永明十一年(493)《策秀才文五首》之四有“将以既道而权”这样的话，李善在为这句话做注时引了《论语》“可与共学”章。策文一开篇就抛出一个说法“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即如果对人民有利，不一定非要循礼。这个说法，根据李善的注，出自《史记》所载商君对秦孝公所说的话。对礼(乐)的这种立场带有明显的非儒倾向。事实上，下文对这一立场做了进一步说明。策文作者对当时“农战不修，文儒是竞”的风气很为不满，批评它是“弃本殉末”。他自己的主张是：应大力发展农战(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待到政治稳定、人民富裕之后，才开展文教事业(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策文作者在批评当时社会风气时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意思是：现在的人难道想否定圣人之教，采用与经相反的权道吗？ “既道而权”，按照李善注，这是用了《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典故。李善所引《论语》文本作：“子曰：可与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将它跟通行本对照，除了第一句“可与学”比通行本少了一个“共”字，其余五句完全相同。不知翟灏《考异》所云“《文选·王元长策秀才文》：‘将以既道，而权亦逾’，去‘可立’句”本之何书？ 8.冯用之《权论》 唐人冯用之(生卒不详，盛年在玄宗朝)《权论》，极论权变之用。文中引到孔子“可与共学”章以证行权之难：“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得非权之难耶！”[21] 这条材料是到目前为止《考异》所举证据中唯一对“可与共学”章加以全文引用的，其价值自然要高于前面那些仅做节引者。不过，全文引用并不保证所引一定无误，特别是在它与通行本不同的情况下，引文的准确性更需要认真鉴定。 从理论上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这种排序方式，与通行本“可与立，未可与权”相比，突出了“行权”是比“适道”要更难把握的一种高阶智慧。事实上，前揭引文“得非权之难耶”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通观全文，“(行)权”要高于或难于“(适)道”，是《权论》着力论述的要旨。《权论》一开头就称赞“权”有大用：“大哉！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务，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非权其孰能与于此乎？”这里明确谈到，“权”的作用是“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反常”与“违道”构成“权”的标志性特征。后文再次强调“权”在行事之始与道相离相逆的特点：“至哉，始离而终合，始逆而终顺，始非而终是，始失而终得，权之旨也。”在冯用之看来，一般人只晓得唯道德礼仪是从，而圣人才了解道德礼仪也有不适用的时候，那时就必须用到“权”：“圣人知道德有不可为之时，礼义有不可施之时，刑名有不可威之时，由是济之以权也。” 冯用之对“权”的这种理解，显然承袭了《公羊传》“反经合善”的传统。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权”只是权衡轻重，与“经”本不相违，后来宋儒力陈此义。④ 由上所论，如果说冯用之因为对“权”的先入之见而在引用“可与共学”章时做了有意无意的裁剪或拼接，应该不是毫无来由的臆测。无论如何，经过以上分析，《权论》这条材料的参考价值不能不打上很大折扣。 9.《淮南子·氾论训》 按注者高诱的说法，《淮南子·氾论训》“博说世间古今得失，以道为化，大归于一，故曰氾论”，[22]其中也引到《论语》“可与共学”章，其文如下：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忤)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23] 这个查证结果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引文并非如翟灏《考异》所说的那样：“孔子曰：‘可与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以适道，未可以权也。’‘与’俱作‘以’”，而是“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与通行本比较，句序相同，惟用字小异。又，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本亦作：“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24] 未知翟灏何本？或一时偶记欤？然则，此条材料不能用以支持韩、李《笔解》“经文倒误”之说，明矣。 10.《盐铁论·尊道章》 《盐铁论》一书，系桓宽据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书中记述了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的一系列辩论。其中《尊道章》，双方主要就是否要尊(遵)先王之道、圣人之道进行辩论。丞相史在辩论中引到《论语》“可与共学”章，其说如下： 丞相史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25] 可以看到，丞相史引用《论语》这句话，是为了说明文学之士“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就是说，丞相史是把“未可与权”的意思理解为“非所与论道术之外”。姑不论这种理解是否符合孔子原意，单从引文的形式来看，这明显是节引，即将《论语》原话掐头去尾而成。翟灏以此作为证据支持“经文倒误”说，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对自身还构成否定：因为按照他的逻辑，《论语》“可与共学”章原文应以这里的“可与共学，未可与权”为准。这也反过来说明，翟灏根据后世引文来判定《论语》原文的逻辑是有问题的。 11.《潜夫论·明忠篇》 顾名思义，《潜夫论·明忠篇》主要是讨论臣子忠道的，其中提到了孔子“可与权”这句话，原文如下： 夫术之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余；有余，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权之为势也，健悍以大，不待贵贱，操之者重；重，故能夺主威而顺当世。是以明君未尝示人术而借下权也。孔子曰：“可与权。”是故，圣人显诸仁，藏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后致其治而成其功。功业效于民，美誉传于世，然后君乃得称明，臣乃得称忠。此所谓明据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26] 依文意，此处所引“可与权”，前面应该加上一个“未”字。因为，上文明明说到“明君未尝示人术而借下权”。⑤这里的“权”字，意为“权柄”。可以看到，为了论证明君“未尝借下权”这个道理，王符节引了《论语》“可与共学”章的“未可与权”，可谓断章取义、生拉硬配。翟灏以此作为材料反过来验证《论语》文本之正误，本末倒置，弃之可矣。 以上，我们对翟灏书中所列十一条材料一一做了分析，结果发现，第1条(即韩、李《论语笔解》)完全没有提供文献证据，翟灏自己找的十条材料中，有四条(即第7条《王元长策秀才文》、第9条《淮南子·氾论训》、第10条《盐铁论·遵道章》、第11条《潜夫论·明忠篇》)，与他的说法不相干甚至是反证。另外六条，只有一条是对《论语》“可与共学”章的完整引述，其余五条(即第2条《毛诗正义·绵篇》、第3条《说苑·权谋篇》、第4条《牟子理惑》、第5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6条《周书·宇文护传·论》)都是节引。在校勘学上，节引不宜用作校正底本是一个常识。而唯一对“可与共学”章加以完整引述的材料(即第8条冯用之《权论》)，又被发现，引用者存在先入之见，极有可能对他引用原文造成干扰。总之，翟灏《论语考异》中所列的文献貌似甚众，但泥沙俱下⑥，其证据力则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着“错简”问题的结论。⑦ 最后，我们对赵纪彬为“错简”说提供的义理论证做一个简单回应。这种义理论证，与韩、李《笔解》断定“正文传写错倒”的论证一样，在校勘学上属于所谓“理校”，其价值本来就不及文本校勘，最高妙也最危险(陈垣语)，不到不得已不轻易用之。赵氏称： 宋人刘敞、程颐、张栻、朱熹等都说，《论语》的这一章，所谓学、道、立、权四字，是指认识深浅的四等人，或认识发展的四阶段。依照他们自己的这个说法，则这一章和《为政》篇的《吾十有五》章孔子自述所说的认识发展程序显相抵触。这样的矛盾，在逻辑上，不能找出理由。《为政》篇记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似此，孔子自述其认识发展阶段，是从“学”到“立”，而不是如《集解》、《集注》的经文从“学”到“道”；反之，却与翟灏所引唐人的八条正文，无不相合。在孔子的这章自述中，我认为所谓“知天命”似乎相当于“适道”。因为“知命”与“知道”，本来可以互训，例如宋人刘敞的《公是先生弟子记》曾说“所谓‘命’者，‘道’而已矣……‘知道’者，其‘知命’也。”至于“而已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当为“行权”的最高认识阶段。[27] 赵氏的这个论证有很多问题。首先，宋儒对“学、道、立、权”的理解，是否可以概括为认识发展的四阶段？其次，即便“可与共学”章是在陈述认识发展的四阶段，它是否就一定要和“吾十有五”章所说的孔子自身认识发展程序一致？再次，“吾十有五”章所述的孔子自身认识发展程序是否可以概括为“学、立、道、权”，尤其是“知天命”是否就相当于“适道”“而已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就相当于“权”？等等，这都是值得讨论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赵氏都没有考虑到相反的意见。笔者认为，关键的一点是，“可与共学”章与“吾十有五”章不具有可比性，前者是说相与共事之人有不同层级，后者是孔子自述个人精神历程。 行文至此，关于朱子《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基本已经澄清，论者所谓“错简”“断章”之议可以寝矣。本文并非主张对朱子的解经著作不可以章句之学蠡测之，相反，笔者认为，对于任何严肃的解经者来说，章句之学都不可忽。朱子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欢迎对朱子的解经著作做严格的章句审查，如果审查结果不利于朱子，那也无需为其讳，就像朱子本人在“可与共学”章对程子注解所做的那样。只是，在本文处理的这个案例中，碰巧朱子通过了审查。 收稿日期：2014－04－09 注释： ①岳天雷：《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岳文肯定赵纪彬对“权说”研究有三大贡献，其二就是“考定错简断章，还原《论语》‘权说’本义”。所谓“考定错简断章”，是指赵氏在《〈论语〉“权”字义疏》(1983)和《高拱权说辩证》(1982)两篇论文中反复提到，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以及分章不当等问题。 ②赵氏所引，误作《小学问答》，今据原书径改。 ③在《〈论语〉“权”字义疏》一文中，赵氏还试图从训诂的角度论证“反”与“权”的关联：“反”字实表示用手推翻加在上面的压力，挡在前面的阻力，为“行道”铺平道路的意思。这样看来，“反”字和“曲指成拳”(“
”)，延长而为“秤锤”，缘“衡”(“秤杆”)左右进退，称物以得其平的“權”字实为异流而同源，亦即“反”与“权”都是从“手”的劳动力量或技艺孳乳而来。赵氏虽然是从训诂入手，却弃《部首》等字书而不用，自为新说，先将“反”字解为“用手推翻加在上面的压力，挡在前面的阻力”，而后又据此得到“反”字和“權”字异流而同源的结论。其说牵强，难以服人。 ④此以程子之说为代表，参见朱子《集注》所引：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 ⑤为本书做校注的汪继培与彭铎亦持此见。汪继培《笺》云：孙侍御据《论语》“可”上补“未”字。彭铎写的校者按云：此引以证“未尝借下权”，当有“未”字。(《潜夫论笺校正·明忠第三十一》，第365页) ⑥与翟灏同时代的阮元在其《论语校勘记》中就只提到四条材料，略去了六条翟灏书中所列文献，应是对翟灏之疏早有觉察。 ⑦其实，《笔解》之疑及清儒之证，前人已有所辩，参见《论语集释》撰者程树德(1877－1944)在转述各种考异之说后所加的按语(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十八《子罕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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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句研究不容忽视--“朱子论语集”与“共同学习”的章节与句子_淮南子·氾论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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