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进出境流动人口对接管理调查_流动人口论文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对接管理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少数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92(2016)01-0013-08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1]

       1989年,青海省化隆县阿什努乡农民马贵福怀揣着东挪西借的5000元钱到了厦门,在厦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拉面馆,他的成功开启了青海海东贫瘠山区农民赴内地的拉面潮。时至今日,化隆县有7.9万人长期在外从事“拉面经济”,化隆人在全国各地共开设有1.2万家拉面馆,年产值62亿元,直接收益18亿元。[2]化隆人从成功的那天起,便迅速在周边发生示范效应,循化人、兴海人、民和人等等都汇入到内地拉面的大军中。2015年,化隆县所属的海东市已在全国270多个大中城市开办拉面馆2.3万家,从业人员近15万人。拉面经济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达150亿元,实现纯收入50亿元,占全市劳务收入的60%。

       赴内地从事拉面经济的群体,属于内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数量多;流出地集中;民族特点凸显、从业人员分布广;群体性强。以上特点表明,加强拉面从业人员的管理具有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的典型意义和特色个案意义。

       一、“一碗拉面”引发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

       青海拉面的经营者是“两化”人(系指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人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人),化隆的回族人和循化的撒拉人共同信仰伊斯兰教,具有饮食的清真传统和外出经商的文化。但他们之间又存在居住区域、方言体系和族源等方面的差异,因而在内地从事拉面营生中自成体系,各有“地盘”。

       通过实地调研和查询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化”人离开家乡,到内地从事拉面营生,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综合促成的:其一是,区域自然条件差导致贫困,对当地人口产生外出流动“推”的效应;其二是,内地存在大量低端饮食的市场,拉面消费者多;其三是,清真拉面具有内地餐饮业不具备的比较性特色,对内地消费者具有一定吸引力。

       在走访化隆回族自治县就业局期间,据化隆县就业局马局长介绍,截止到2015年8月,化隆拉面经济经营户已有13190户,从业人员达到72365人。其中新疆970人、广东9680人、北京4938人、西藏1117人、甘肃865人、江苏9738人、上海9668人、浙江8718人、福建4008人,其它省市共计17638人。实现盈利62亿,利润18个亿。①2004年为了加强品牌保护,化隆县政府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登记了“化隆牛肉拉面”商标。此外,在济南、南京、宁波等地很多拉面店还使用了“三江源拉面”的牌子。

       据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就业局马局长介绍,循化人在内地开拉面馆超过500家的大约有6个省份,包括山东、广东、浙江等。目前循化人在全国从事各类饮食业的已达到5560多家,从业人员达3.3万人,年营业收入在40亿以上。餐饮业已经成为撒拉族群众致富的“金钥匙”。2005年,循化县政府推出了本地民族餐饮品牌——“撒拉人家”,并进行了商标注册。整体而言,“撒拉人家”的经营虽然依托拉面,但已经实现了民族餐饮系统化,类似“哈尼人家”的模式。

       “两化”“拉面经济”的成功发挥出巨大的示范效应,临近的民和、平安、互助、乐都等县的少数民族群众也纷纷外出创业经营,开办拉面馆。尤其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及福建、山东等沿海省市发展势头迅猛,拉面馆及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伴随拉面经济兴起的是回族、撒拉族流动人口进入内地。2015年4月,化隆、循化所在的青海海东市(地区)农民已在全国270多个大中城市开办拉面馆2.3万家,从业人员近15万人。而近期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看到了拉面经济的威力,县委、县政府也开始助推拉面经济,截至2014年张家川人已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全国20多个大城市和200多个中小城市累计发展清真餐饮经营店1.44万多家,从业人员达5.4万人,年收入8亿元,清真餐饮服务业对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达51%。②

       二、拉面经济中的品牌因素与民族宗教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青海化隆和循化人所开的拉面馆,基本上都是挂的“兰州拉面”的牌子,虽然之后化隆、循化也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但整体而言也难以摆脱“兰州拉面”的名气,而随着甘肃人的觉醒,品牌之争逐步浮出水面,给内地管理者增加了管理难度。

       (一)品牌引发的争端

       1.差不多的拉面,不同的经营模式。化隆拉面从兰州拉面中继承了拉的技艺、面的类型,只是在配汤和配料方面有些差异。“青海的人”凭借“兰州的面”的名气进入内地。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之初,兰州拉面主要是在兰州市尽显风华,而青海人则打着兰州拉面的牌子,将拉面推向了全国。目前全国有60%~70%的兰州牛肉拉面店实际是青海人在经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兰州牛肉拉面在全国的名气是青海人带出来的。

       青海拉面的经营方式是划片经营+家庭作坊。例如,十几年前,一位姓马的经营者来到唐山丰润区(当时叫唐山新区),当时只有一家拉面馆他不断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不断盘下新的店铺,再出手转给自己的老乡,一个店面点儿10万(其实就是一定范围的经营权,马给后来者定的行规是500米内不能开第二家拉面馆),相当于一个小区只能开一个店面,十年后他已经推介了10多家。这些店面都是亲连亲,但如果违反了“圈内”规定,也是要受到抵制的。从熟人社会的规约力量发挥作用的规律来看,如果最早的立约人,确立了正面的示范作用,则对整个群体都具有正向规约力。

       笔者和调研组成员在长沙、杭州、无锡等地了解到的情况,和上面的情况基本大致相同,那就是化隆拉面或青海拉面的经营者大多来自海东贫困地区,自己积累的资金少,基本上是以自己家庭有限的积蓄、向亲戚朋友的借款、向当地政府的贷款为本钱,通过亲戚朋友搭线,到内地开店。依靠自己的拉面手艺、自己的家人打杂,在划定的片区内细水长流的营生,客源主要为当地低端食客,从另一角度也解决了当地低收入群体的饮食问题。这种经营模式因为划片经营而保证客源稳定,因家庭作坊而省去雇工花销,这样的模式是与清真饮食经营的内部协约、经营者家底薄的现实相适应的。换句话说,是一种异地经营的自我脱贫模式。这种模式抵御市场竞争的能力差,容易受到同行冲击。

       兰州拉面一般采用加盟模式。兰州拉面一般采用“集原材料生产加工、食品科研开发、教学培训、牛肉拉面技术指导为一体的综合加盟连锁”模式。例如2010年创立第一家(熬骨香)牛肉拉面店的“熬骨香兰州拉面公司”,目前已在全国有40多家店面。看到商机的兰州拉面集团利用青海人制造的广告效应,凭借资金、高端、加盟连锁等方式迅速扩张,并对相比脆弱的青海拉面经营者产生后来居上的冲击。

       2015年6月以来,加盟模式的东方宫兰州拉面在一些城市遭到青海拉面经营者的抵制,引发了兰州拉面与青海拉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了品牌、经营模式等问题。青海拉面从业人员抵制东方宫集团的理由在于:近30年来,大家已经形成了行规,就是在一家拉面馆数百米内不开第二家。但是,这两年东方宫作为一个“搅局者”突然出现在市场上,给市场带来了混乱。青海省拉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认为这个行规已经延续了将近30年,全国的10万家拉面店中,9万多家都是小规模式的,不能因为一个东方宫把这些全都毁掉。

       (二)拉面经济中涉及的民族宗教因素

       整体来看,无论是兰州拉面还是青海拉面,无论是“金鼎兰州拉面”、“化隆牛肉拉面”还是“撒拉人家”,他们经营的拉面都属于清真饮食,在原材料、加工等方面具有清真食品运输、加工与销售等方面的要求。就西北的穆斯林群体而言,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宗教,包括教门(新教、老教等教门)等方面差异。相比而言,他们对民族看得并不重,因为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着我国十个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谈及拉面经济中涉及的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事拉面经济的人员,按照民族成分区分主要是回族和撒拉族,其中回族包括青海的回族、甘肃的回族和宁夏的回族。具体就青海拉面经济而言,主要是以化隆回族自治县为主体的海东地区、黄南州的回族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其中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回族拉面从业者超过了7万;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拉面从业者超过3万人,两县加起来超过11万,占了所有青海拉面从业者的70%以上。从一定意义上讲,管好了这两个县的流动人口就管住了拉面经济从业人口的大局。

       第二,从业人员的资格和证照办理问题。按理讲,从事清真饮食,既要符合基本的餐饮业相关条件和规定,又要符合清真饮食的相关规定。一是营业者的资格;二是清真食品证照;三是原材料方面的要求。据调研组了解,在内地的不少城市,只要经营者是穆斯林,就自动确认为清真饮食店铺,无需挂上清真标识。

       第三,进货渠道的清真标准问题。据调研组了解由于考虑到成本问题,加上有的店铺分布较散,因而有些店铺中使用的牛羊肉,或是购自当地的清真肉食店,或是几个店主联合起来定期买牛宰杀。

       第四,从业人员的宗教活动问题。调研组了解到,内地拉面从业者中的男性一般主麻日会去当地的清真寺做功课。有的由于不同的原因到清真寺做礼拜的次数少了,或者后来就不去了。

       第五,流入地与流出地管理部门的不对应。据调研组了解,在青海化隆和循化两个自治县,负责拉面人员管理的是县就业局。民宗局则没有介入。而在内地,与拉面流动人口接触多是宗教局。

       三、杂乱到有序:从自我行规约束到流出地管理介入

       整体而言,拉面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跟进的管理,经历了内地立足(无序)——规模扩大(竞争)——同行竞争乱序(行规作用)——流出地管理介入(流出地政府介入)——流入地与流出地合力的过程(两地配合)。这是因为伴随着拉面经济做大,引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内地管理压力加大。与此同时,行业内部竞争纠纷增多、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增多、经营者与内地管理者之间的纠纷增多,由此引发的涉及民族因素的事务、事端成为内地相关城市综合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拉面经济扩大——人员与事务增多——管理的变化示意图

       (一)早期的无序与混乱

       从1988年马贵福在厦门开办第一家拉面馆开始,拉面经济便逐步在内地铺开。从1988年到1999年这一段时期,由于进入市场的拉面人还比较少,市场存在的商机相对比较多,加之最初的经营者都有一定的资金储蓄,因而经营比较有序。在经营清真拉面店的早中期,从事拉面经济的穆斯林主要靠亲缘、地缘和朋友关系到内地开店。他们在经营中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形成亲属拉面经营网络。拉面局面也因此显得平稳、和睦。

       当从1999年底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之到内地最初的经营者有较好的收益,于是更多的人纷纷走向内地,开始一起吃“拉面这口饭”。拉面馆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同业竞争出现,有时会产生冲突。这种竞争冲突打破了原本较强的亲缘、地缘和信缘认同,甚至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某些地方因利益关系和无序竞争还产生了帮派行为。帮派组织不仅破坏了合法的公平竞争体系,而且激化了清真拉面行业经营内部的地区性竞争。

       为了避免无序竞争和经营冲突,在一些城市的一些清真拉面店自发成立的清真拉面行业协会,并根据从业的性质和特点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比如,拉面馆之间的经营半径为300-500米,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域,新开设的拉面馆选址经营必须与已开设的拉面店保持300-500米的距离。这一做法很快因为从业人员的流动而在其他城市铺开,形成了至今依然牢固的行业规则,或者说,也是一种从业壁垒。但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新开设的拉面店不断打破这一行业默认规则。由此造成了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流出地官方逐步介入管理

       内地拉面经济从业者之间,存在有以乡源和亲缘为基础的老乡会。老乡会的存在,能够解决一些困难。比如海东的化隆人,谁家的馆子出问题,需要点资金,可以找比较亲密的开拉面馆的老乡进行救急,但前提是,二者在一定区域内没有任何的竞争关系。拉面经济呼唤协调有力、提升规范化经营的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

       2005年5月25日,广东省中山市根据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和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规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查处取缔无证经营的专项活动,化隆人经营的拉面馆因大多数无照经营成为整治的重点。在当天及随后的几次行动中,中山市130多家拉面馆中有近百家遭受了灭顶之灾,经济损失近千万元。“中山事件”让化隆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让化隆人猛醒。当时县领导认为,“化隆牛肉拉面”能否在全国扎好根、站稳脚,关键是要提档升级,树立自己的品牌。为此,县里一方面要求所有在外经营拉面馆的化隆人必须持照经营,必须办理好各种相关手续,严格执行当地城市卫生、环保、城管等规定;另一方面,到工商部门注册“化隆牛肉拉面”的商标并申请专利,打响自己的“化隆拉面”品牌。从2008年元月初开始,该县积极协调县就业局等职能部门,组织人员,奔赴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深圳、厦门等六大内地城市,选择1-2个店面实施“化隆牛肉面”的“统一店面形象、统一店员服务、统一经营模式、统一使用招牌”的“四统一”试点工作。

       实际上,早在2000年化隆县政府便介入内地拉面经济的管理,时任县长马吉孝牵头给外出做生意的人们做了一张“通关文牒”。他在劳务输出证上写了一篇“县长致辞”,恳请本县劳务人员所到之处的有关部门,对他们异地创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化隆人亲切地把这样的《劳务输出证》叫做“打工护照”)。《劳务输出证》的扉页是县长撰写的化隆简介和请劳务输出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的前言,盖有“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章,后面依次是加盖了公章的县就业服务局、公安局、扶贫办、民政局、教育局、计生局、林业局的审核意见。有了这本“打工护照”,化隆人在外地开拉面馆受到许多优惠。

       与此同时,流出地政府还有另外一种介入方式,那就是应邀协助处理发生在内地的相关纠纷。另一个方面,伴随着到内地从事经营的人口增多,随迁子女的就近入学等问题也急需流出地官方能够帮助积极协调。正是在以上背景下,内地办事处相应建立起来。

       (三)内地办事处的成立

       内地办事处就是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政府设立在内地城市的派出机构,一般人员较少(俗称“皮包办事处”),其职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和协调本县的拉面人员,加强对拉面馆的管理;二是为了实现拉面人员的权益,与内地城管、工商、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从事拉面经济的家庭子女入学等问题。

       据调研组了解,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较早设立了内地办事处。2000年循化人到内地经营拉面生意的人膨胀式增加。由于规模不断扩大,流向内地的人口不断增多,加上当时的从业者主要是只识一些字的农民,基本上都是文盲、法盲,在内地时常会出现麻烦和纠纷,于是县里被迫派出一些人员,到内地帮助协调拉面馆的相关问题。由于到内地从业的经营者遇到开展贷款、办证以及子女入学等问题,两眼一抹黑的从业者急需家乡的派出人员帮他们协调这些事情,于是内地办事处就产生了。据循化县就业局负责人介绍,20世纪90年代该县最多的时候派出98人,到了2004年-2006年派出人员相继回岗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两结合的办法:选留一部分有能力、有经验的派出人员,继续承担办事处的工作;组织在外务工人员行业协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由经营者选举出有创业经验和愿意为大家服务的拉面馆的老板来协助大家处理一些事务。

       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派出办事处后来居上,人数多、布点广。目前该县从事业单位抽调出98名干部,在全国51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其中有24个办事处设立了流动办事处和拉面协会(工会)。

       化隆、循化内地办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本地政府经济社会管理功能的外延。因为化隆县的拉面大军有7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循化县的拉面大军近5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一半。而且拉面经济收入占了两个县总收入的40%左右。如此多的人口、如此大的经济效能,使得本地的事务管理少了,经济收入却增加了,因而,无论是从公共事务管理的角度,还是本地经济发展规划的角度,外出办事处都承担了本地政府的一部分工作职能,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职能。

       此外,两个县的办事处还能够发挥熟悉公务的优势,帮助流动人员协调、解决教育证、健康证、居住证办理等事务,方便了群众生活,提高了流动人口与当地有关部门的沟通效率,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流动人口实现合法权益的维护和获得。具体结合实例来看,办事处发挥了维护拉面经营者的权益、减少依靠非法聚集施加群体压力解决纠纷的做法、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与教育,打造高信誉的拉面品牌、提供必要的内外服务的功能。

       四、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对接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增多,在人口流动的大潮中,少数民族人口入城经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面对少数民族依然保持有流出地的经营习惯,一些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管理、维护民族团结上缺乏有效的经验,难以适应民族事务发展的新需要。为此,地方政府在破解少数民族流动经营带来的困扰问题上,需要建立相应的主动服务模式。

       (一)流入地需要完成与流出地之间的对接

       从事拉面经济的流动人口,具有其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表现为:其一,人口数量大,流出地集中,民族成分相对固定。到内地从事拉面经济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大,接近12万;集中从化隆回族自治县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流出,具有共同的乡土意识和区域文化特点;民族成分基本上都是回族和撒拉族。其二,从事的行业相同。拉面大军到内地以从事清真牛肉面经营为主,原料、工序、技术、销售都具有一致性,便于形成同质性管理,包括建立行业协会。其三,拉面经济就像一条扁担,一头担着民族地区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计,一头担着内地广大消费者的便利就餐,是一举两得的服务业。

       以上三个特点,决定了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可以较为容易的对接,并形成合作。尤其是流出地的管理与服务进入内地较早,这是由流出地政府将拉面经济确定为当地的民生工程、脱贫致富工程所决定的。

       相比而言,内地作为流入地的对接工作启动较晚,甚至是在被动处理相关纠纷的情况下才开始与流出地沟通、对接的。而且,内地的对接工作是非常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区域城市的政策不一样,这样对接事务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就不一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地民族工作低位主体的缺失。低位主体缺失就是指在地(市)、县级及其以下,并没有健全的民族工作部门或机构。具体表现为:有的地(市)、县设立有民族工作部门(民宗局);有的地(市)、县没有设立民族工作部门,民族工作职能或归为某个政府职能部门,或归为统战部。内地城市民族工作低位主体缺失给流出地的对接带了很大困难,面临着与谁对接的问题。

       (二)两地对接中的做法

       1.流出地为了“管好自家的人”主动找对接。化隆和循环拉面经济管理是由县劳动就业局负责的,因而进入内地的求对接也是具体由就业局启动的。例如,化隆县积极与劳务输入地政府部门联系沟通,定期开展互访,多次邀请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苏州等城市的民宗、统战部门工作人员到化隆调研走访,加强信息情报互通,尝试建立起了协调共管机制。化隆县还利用分布在各大城市的驻外办事处、党支部、拉面行业工会、团支部等组织,向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宣讲,依法经营,有困难通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当地有关部门沟通。

       2.海东市政府牵头开展综合调研、公关。2014年5月11日至17日,海东市政府组团赴广州、厦门、杭州、苏州、上海考察调研拉面经济发展情况,就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融资难、技术培训、经营管理、驻外办事处建设及市政府党组“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等,面对面征求意见,零距离倾听民声。开展调研的目的主要是确定对接合作的主要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

       3.在经营户集中的城市开展对接合作。2014年6月,青海省海东市市长张晓容率化隆、循化两个自治县有关负责人,到广州考察调研该市在穗务工人员从事拉面生意情况。考察团首先通过调研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全面了解掌握海东市务工人员在穗生产生活情况。目前,海东市人员在穗主要以经营拉面店为主,广州市约有1790家(其中化隆1690家、循化100家)。随后,考察团与广州市民族宗教部门开展对接合作,并达成“四点共识”,双方将加强海东籍少数民族服务管理工作,打造拉面经济升级版。③其一,强化推动拉面店提档升级协作机制。其二,强化拉面店群体自主管理机制。其三,强化流出地与流入地宣传教育机制。其四,强化矛盾纠纷处置沟通协作机制。

       4.流入地到流出地调研,提升管理服务水平。2015年7月,山东省民委、省综治办、省公安厅和有关市民宗局负责人参加的调研组,赴青海、甘肃两省开展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对接工作。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了解掌握了当地来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交流了输出地和输入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需要对方重点开展的工作。山东省民委同青海省民委,山东省民委、省综治办同甘肃省民委、省综治办分别签订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跨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协议书》。据调研组了解,这是专门针对拉面经济流动人口开展的省级单位的双向对接。

       (三)流出地与流入地对接管理取得的成绩

       从目前的两地对接管理成效来看,武汉、广州、深圳、厦门、杭州、苏州、上海等城市为从事拉面经济的少数民族人口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服务。

       据报道④,以上城市中所有拉面经营户的学龄子女无一失学,有些经营户对就近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宁可放弃享受的义务教育政策,也要花高额学费选择教学质量高的私立学校,目的就是要将孩子培养成才。

       在湖北武汉市,13个区拥有海东拉面经营户420余家,当地政府对海东拉面落户武汉在政策支持上体现了“包容、优惠、平等、共赢”。从第一家海东拉面亮相武汉到2015年3月,所有海东拉面经营户全部享受税收免税政策;所携子女无条件就近入学,全部享受九年义务制教育政策;全方位提供政府职能服务,给予当地行业平等对待、甚至更多优惠。

       在广东东莞,当地民族宗教部门联系协调工商、环保、消防和卫生等相关部门,主动上门为拉面经营者提供咨询和服务;在办证时专门设立绿色通道,使少数民族店主能够尽早办妥工商执照等必要手续。

       在广东深圳,政府明确只要办理了居住证、计划生育证和房屋租赁手续等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子女,都有资格就读公办学校。从2014年开始,深圳还实行了少数民族中考生降低10分的录取政策,95名非深圳户籍少数民族学生全部纳入了政策照顾范围。

       广州市海珠区瑞宝街的全部19个社区居委会都设立了少数民族事务联络点,随时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服务。

       五、问题与对策

       应该说,当前围绕从事拉面经济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建立的流入地与流出地对接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应予以重视。

       (一)流出地与流入地对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流出地更为主动。从目前两地对接管理的情况来看,青海化隆县最为主动,其次是海东市和循化县。尤其是今年以来,青海海东市主动提升拉面经济的定位,将拉面经济从“两化”(化隆、循化)主打经济项目上升为海东市的主打经济项目,并于今年上半年多次赴内地有关城市考察、合作。与此相比,内地省、市的主动性还不够。

       2.对接工作的区域性差异大。目前,对接工作做得好的是广东省、福建省、湖北省、上海市等的南方城市,这些城市的管理更加社会化,服务更加全面。而在有的城市,务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还很困难。

       3.两地对接的部门还不对应。据调研组了解,流出地的管理、协调部门是就业局,侧重就业技能培训、资金支持、内地布点等问题;流入地的对接单位有的是民宗局,有的是宗教局,主要协调的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和宗教事务。这种对接显然存在问题,即流出地希望解决的、流动人口最为关心的是子女就学、经营手续等问题,这与流入地关心的民族、宗教事务之间存在不对应性。

       4.管理服务中存在很多“游离者”。据调研组了解,目前流出地的管理与服务并没有实现全覆盖,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游离者”,他们主要依靠熟人和亲人网路,自我经营。在他们的经营中,存在无证无照、卫生标准不高、缺乏体检环节等。

       5.完成一些特殊的服务项目还存在难度。由于经营者和从业者几乎全是穆斯林,因而存在“入寺”、“人口”、“入土”等特殊服务内容。也就是宗教活动与管理的问题、清真习俗的保持和服务问题(例如清真饮食经营资格的认定问题、就学子女的学校用餐问题等)、偶遇亡故人员的土葬问题。这些问题与城市管理、资源等问题有的相抵触,又具有敏感性,因而需要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6.内地城市基层民族工作主体缺失的问题。由于有的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少,民族事务少,因而缺少相应的民族工作机构和民族工作机制。有的省县级民族工作人员的职数是0.5人。加上基层公共事务部门和相关人员缺少民族知识、民族政策、民族事务能力的储备,因而不具备两地对接的组织机构和协调能力。

       7.由于规模扩大可能产生新的问题。由于海东市的战略提升,可能引发“两化”之外的经营者到内地经营。此外,甘肃的拉面经营者队伍也在扩大,这样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不同区域拉面经营者的增多,将导致对接流出地的增多;规模扩大,市场饱和,将引发同行竞争,甚至由于获利难引发其他问题;还可能产生规则对抗(市场化规则还是“土规定”说算);经营群体变大,事务变多,管理服务工作加重;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哪里管理服务越好,去的人就越多,任务就越重等等。

       (二)对策建议

       1.转变观念,流入地主动服务、愿意服务

       青海回族、撒拉族少数民族人员从青海贫困农村到内地城市经营具有民族特色的拉面,不存在与内地同行竞争的问题,而且丰富了社会普通民众的餐饮需求,对于解决少数民族就业、脱贫致富、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丰富内地餐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流入地有关部门应主动作为,愿意担当,善于担当,主动加强与流出地与驻外办事处人员的协同管理。畅通与流出地的沟通管道,建立各有侧重、分工配合、协同共管的工作机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为经营者办理营业相关手续等事务提供帮助,协调有关部门为流动人口提供子女就学、商铺租赁、就医等方面的便利。

       2.流入地与流出地在合作方面进行互补

       从目前看,流出地管理服务一方为就业部门,重视与经营者有关的经济事务和经营者及其家人在内地的待遇。流入地管理服务一方为民族、宗教部门,注重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的考虑。为了扭转这种不对应性,调研组建议流出地一方增加关于涉及民族、宗教因素方面的指导和培训;流入地一方,在做好民族、宗教方面管理与服务的同时在政府领导下,由民委牵头,与教育、民政、劳动、城管、工商、税务、卫生等有关部门,坚持以人为本,共同构建起与经营者子女入学、法律咨询、证照办理等事务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畅通诉求渠道;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真诚地为他们排忧解难、热情服务。

       3.整合资源,建立协同管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其一,整合流出地一方的管理服务资源,建议海东市统一考虑办事处的设置,避免化隆、循化重复设置,各管各的人。其二,内地城市改变目前主要依靠民族、宗教部门协调的做法,提高综合服务的能力,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由民族、公安、安全、城管、工商、税务、卫生、民政、计生、消防、劳动、旅游、信访等部门组成综合服务体系,各司其职,从不同的方面提供管理、服务。其三,流入地与流出地双方建立定期联络制度,及时进行信息交换、问题处置等方面的合作。其四,共同培养行业协会与自组织,发挥从业者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

       4.探索如何克服“拉面行规”与市场规则矛盾的办法

       2015年8月,青海拉面与兰州东方宫拉面之间的冲突将拉面业内长期存在的“拉面行规”与市场规则之间矛盾凸现出来,并引起了社会关注。[3]青海拉面经营者内部的行规是“300米内不许开第二家”(有的地方是“400米内不许开第二家”、“500米内不许开第二家”),主要原因是家庭作坊式的面店要想盈利,需要一个较为固定的客户群,经不起同行临近竞争。而兰州拉面认为,这种行规不符合市场竞争原则,是不合理的。而最近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经营者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也开始挤入拉面大军。拉面大军与内地不存在行业竞争,而拉面大军的内部竞争和矛盾还需内部化解,这一问题难以让内地城市民族工作部门解决。

       一碗拉面涉及从事拉面经营的青海回族、撒拉族以及其他地方的一部分回族;涉及甘肃兰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回族,拉面大军拥有近20万人;一碗拉面涉及青海海东、甘肃张家川这些贫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涉及“兰州拉面”这一民族品牌的保持与弘扬问题;一碗拉面涉及内地近300个城市的民族工作以及社会群众的饮食多样化问题。一句话,一碗拉面,民族工作的全景!

       地方政府将拉面经济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程,因而推动了流出地的管理与服务发展,但流出地之间存在各自为战的地方保护主义,需要完成内部协调;流入地已经将拉面大军作为重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对象,一些地方还停留在重管理、轻服务的地步,一些城市已经进入管理与服务并举的良好状态,一些流入地管理服务体制建设的综合性还不够,多部门协同性还不够。

       拉面大军是当前3000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地域性、民族性、从业性最为同质的群体,也是内地城市民族工作及民族事务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拉面经济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为个案,研究流入地与流出地对接管理的创新问题具有典型意义。

       注释:

       ①数据来自化隆回族自治县就业局。

       ②参见张家川:一碗拉面拉出致富路/人民网/甘肃频道http://gs.people.com.cn/n/2015/0819/c183348-26047968.html 2015年9月9日浏览。

       ③参见熊俊慧.广州市与海东市达成四点共识 打造拉面经济升级版[EB/OL].http://www.mzzjw.gd.gov.cn/zwxw/ShowArticle.asp? ArticleID=6942

       ④具体见董健人.海东拉面“走出去” 探寻品牌化新路子[J].海东日报,2015-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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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进出境流动人口对接管理调查_流动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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