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认知学派及其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学派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学研究的认知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以认知科学为依托，以认知过程为参照，观察、解释情报现象，展开情报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其核心理念是：任何情报的处理，都是由构成情报处理主体的世界模型的一套概念体系所媒介或协调的，认知过程发生在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任何交流系统的两端。情报学认知观关注人对情报的利用与吸收，强调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认知风格等主观因素在情报的感知、接收及创造活动中的关键性作用，主张情报系统和情报服务以实现用户与系统在认知层面而非物理层面上的交互作用为目标。
Ingwersen将情报学认知学派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到1991年，此阶段研究的主要特征是：以“用户和媒介为导向(user-and intermediary-oriented)”。Hjorland称这一阶段的情报学认知观为“传统认知观(traditional cognitive view)”[1]。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研究转变为采用全面的视角来观察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交互式交流过程[2]。此阶段的研究既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又与前一阶段有较大区别，情报学认知观在这一时期有了许多新进展。
1 传统情报学认知观及其缺陷
认知学派始于对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导向的情报学研究主流与传统的反思。它批评主流情报学研究将情报视为独立于用户的存在，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进行情报学研究和情报系统设计，集焦点于数据、技术和系统等物化对象，过度重视试验，假定情报系统内部存在某种绝对、必要的秩序，用户必须予以配合或遵守，主流情报学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物理学或系统驱动式的研究路线。情报学认知观强调情报概念的主观性质，重视个体的知识状态和情报交流的效果，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研究情报系统的设计与利用，采取的是心理学或用户驱动式的研究路线。
传统情报学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有：B.C.Brookes的“情报学基本方程式”和“认识地图”、De May的“世界模型”理论、Belkin的“知识异常状态(ASK-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理论、Dervin的“意义构建理论(sense making theory)”等。
然而，尽管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Ingwersen声称，认知观是统合情报学领域中传统技术导向和用户导向研究的更完整的情报学研究范式，但情报学界并不普遍认同这种看法，有些学者甚至持批评态度。首先，传统认知观自身存在缺陷(如激进的个体主义与精神论方法等)。Frohmann曾经猛烈批评了认知观的方法、观点和假设，他认为：认知方法将实践、行为、信息检索的成果和方式、信息利用以及社会中的信息处理等因素组成的复杂整体简化为一种对心理活动的描述，这种简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关注点转移到在个体内部构造人的个性[3]。Frohmann的这一观点很明显地反映了传统情报认知观在社会维度上的缺失；其次，情报学认知观被认为在许多方面仍带有浓重、传统的用户研究色彩，缺乏范式理论需要具备的完整的范式特征，如抽象范例、社会学范例和人工建构范例等。
以上两个缺陷尤以第一个为甚，社会维度的缺失不仅直接影响了传统情报学认知观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情报学理论范式的得出，可以说它是传统情报认知观自身固有的一个顽疾。然而，对缺陷的认识往往又是发展的契机。近些年来，为了摆脱个体主义的束缚，情报认知观的研究者们试图从宏观角度把握用户的认知规律，将个体置于社会环境中以综合考虑各种要素，并由此得出许多颇富新意的理论。
2 理论反思——从个体分析到宏观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对情报学认知观的研究逐渐由对个体的研究转变为在整个社会环境下考虑人类的认知特征。这种研究方式最早出现于Ingwersen提出的概念“多角度表现(polyrepresentation)”[4]中，它定义了一种利用不同的形式展示同一信息的方法，目的在于让用户在检索信息时能够深入到问题的整个领域之内，以便更好地表达和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虽然Ingwersen此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在整个社会条件下构建的意义，但此观点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宏观环境中研究情报认知观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社会认知观(Social-Cognitive View)、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认知工作分析(Cognitive Work Analysis)等。
a.社会认知观(Social-Cognitive View)既可以被理解为是替代认知科学的观点，又可以理解为认知科学内部的变动。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完全针对传统情报学认知观的缺陷提出，它将情报学的关注点由个人(或计算机)转变为社会、文化和科学领域。Hjorland认为：社会认知观推翻了传统认知观的某些观点，它是从社会角度，而不是从“单独的思想或大脑”来关注个人认知；它运做作方式不是由内而外(inside out)而是由外而内(out side in)[5]。微观的认知过程和意义构建过程固然重要，但意义构建又是社会性的和集体性的。社会认知观弥补了传统认知观所缺失的社会维度，强调个体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非常态，必须使用由社会或团体维护的共有意义结构以在不同情境中构建意义并修正他们自己的概念结构[6]。
b.领域分析(Domain Analysis)一词最早用于计算机科学，通常和社会认知观一起被提及。领域分析的重点是从社会角度理解用户情报需求以及行业或学科情报系统的功能。它关注某一知识领域或不同知识领域的比较研究，在学科情境中看待单个用户。Hjorland认为，领域分析范式(Domain Analysis Paradigm)有三层涵义：首先，领域分析范式是一个社会范式，情报学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其次，从机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的角度来看，此范式试图理解信息和交流的显在功能和潜在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信息行为的潜在机制；第三，不同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此范式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它试图通过用户个人主观感知的外部因素来寻找情报学的基础[7]。在第三层涵义的基础上，Hjorland批评了传统认知论将实证主义观点看作硬性、客观(hard and objective)而将人文学科与柔性、主观(softness and objectivity)联系起来的倾向，并指出，主观与客观在逻辑上并不对立，所有认知论都应具有客观性[8]。此外，在文献[9]中，Hjorland比较了领域分析的11种方法，并总结出它们各自的优缺点。
c.认知工作分析(Cognitive Work Analysis)是一个定义框架，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分析形成人与信息互动的动力。认知工作分析将用户看成是参与所有与“工作”相关行为的“参与者”(actors)，而不只是系统的使用者，并且同时考虑参与者执行的任务、工作环境以及参与者的感觉、认知等属性[10]。Raya Fidel和A.M.Pejtersen利用一幅图来表示认知工作分析的所有维度，图中将每一组属性作为分析的一个维度，每个维度用一个圆来表示(图1)[11]。认知工作分析是一种基于宏观环境的分析方法，它与社会认知观或领域分析观所赞同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以工作为中心的分析结果比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结果更容易应用于实际，所以它在系统的设计者和学术研究者之间构筑了一座桥梁，增强了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相关性。
宏观的情报认知观为情报认知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无论社会认知观、领域分析观还是认知工作分析都拉近了认知学派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活动之间的距离，相对于传统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情报认知学而言，以社会或团体为背景，以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知识为依托，以具体工作为中心，全面考虑工作中所有因素的情报认知理论更有助于客观规律的归纳和应用。不过，在认识到这些优势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宏观情报认知观的一些缺陷和不完善之处：首先，它容易将人们带入另一个极端——过分关注个体之外的影响因素而忽略了个体自身的特性，其实我们可以从图1中明显的看到，参与者自身的特性也是认知工作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一维。其次，由于这种理论需要全面考虑所有因素的协同影响，所以它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对研究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工智能技术，但是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正如Lan Cornelius指出，这种集合认知结构(collective cognitive structure)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个推测[12]。第三、无论领域分析还是认知工作分析，都要求情报工作者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有较深入的了解，使得宏观情报学认知研究的难度增大。
图1 认知工作分析的维度
3应用研究——以“增强”人的既有能力为目标
大约40年前，D.Engelbart在谈及人与机器(计算机)的关系时，曾将机器对人的智能的支持分为增强与增长两类：增强(amplification)指既存价值或能力的提高和放大；增长(augmentation)指新价值或能力的赋予和附加[13]。根据情报学认知学派的观点，情报的查找和利用是个人基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认知能力，与情报系统交互作用，以解决当前问题为目的，以完善、改变知识结构为结果的过程，因此他们在处理情报系统与用户的基本关系时，一般将之视作和处理成一种增强，而非增长的关系，将情报系统设计的任务是设计出对增强和放大人的既存价值、能力和特长的系统，认知学派的应用研究比较明显地显示出这种特征与倾向。
N.J.Belkin通过观察、分析中介者如何通过与用户的交互作用，了解用户的知识结构(世界知识、系统知识、领域知识、问题知识、课题知识等)，识辨知识异常状态的性质，构建用户模型，并把这种机制反映到情报检索系统设计中；R.N.Oddy[14]、E.A.Rich[15]同样试图通过情报系统对用户认知模型的构建，使检索和情报提供能基于用户的知识状态进行；P.Ingwersen则强调协调情报检索过程中包含或反映的各种性质、不同认知来源的知识结构，使情报系统能发挥各种知识结构的综合效应，如对情报对象的多重表征方法，以适应用户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特征，扩展通向相关情报的路径。Ingwersen在2004年进一步提出用“认知交叠(cognitive overlaps)”[16]的方法来改进检索效果，要求综合考虑网络科学出版物的多种属性，如链接、引用、参考文献等，尝试从宏观上匹配检索者的认知结构。B.Dervin置焦点于人们在弥补或逾越认知断带，构建当前情景的意义中采取怎样的策略、利用什么样的资源(知识)，强调情报系统必须对用户在构建意义中利用的知识和策略方面予以辅助和支持。为使这种辅助和支持能为用户所用，Dervin建议使用新奇的、能够唤起信息接收者感觉的(sensation-arousing)标识来标引信息，提高用户发现与利用信息的效率[17]；B.L.Allen在分析个人逻辑推理、感知速度等认知能力对检索的影响基础上，强调情报系统必须向用户提供对应不同认知能力和风格的交互作用方式。他将个体的认知风格分为“领域依赖(field dependence)”和“领域独立(field independence)”两种类型[18]，并以实证研究方法对两种认知风格在使用搜索引擎时的不同表现进行分析，提出具有弹性(flexibility)的搜索引擎的设计思想，以适合不同认知风格用户的需要；D.Ellis则建议情报系统应能够响应用户不同知识状态下表现出的不同查找行为等[19]。此外，人类情报认知的研究成果还可作为信息可视化的依据，Sandia国家实验室根据人类认知特征开发出名为Vxlnsight的可视化数据分析系统，它将数据模拟为立体的地形分布图，以更直观的方式揭示数据的分布状况[20]。
4 结束语
情报学的对象由人和人造物及其复杂的交互作用构成，人与物的双重性是这一复杂性的根源。集注意力于双重性中的一面，有意无意忽视现象的另一面，将无法抽象出一种能有效揭示其规律、指导情报学实践的范式理论。T.Saracevic曾指出：主流派试验情报检索代表的传统情报学范式通过引进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思想和方法，使研究传统发生垂直或纵向演变，从而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情报检索—专家系统”(IR—ES)研究范式[21]。实际上T.Saracevic所描述新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问题与认知情报学研究中的概念和问题是相同或相似的。无论结果如何，情报学认知学派传达给我们的观念性信息是重要的：情报过程的主体是人，是人的知识结构及认知能力。G.Marchionini对这一问题有过精辟概述，这里转引之，以为没有证据显示人类的基本认知和情感活动由于数世纪来技术的巨变而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只是思考的对象以及表征、传递思想产品的外在工具。我们能够想象科学家设计出包含世界上所有外在知识表征的脑神经(brain)，却难以想象他们设计出代替人们解释、学习、思考和决策的心智(mind)[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