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与中华新理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中华论文,华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1)04-0025-05
中华学是中华民族自己认识自己的理性结晶，是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反映和典型代表。那么，什么是中华新理性主义？中华学与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关系何在？揭示中华学的理性主义特征有什么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提出一管之见，就教于诸位同仁。
一
一种思潮，一种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文明富强进行理性求索的思潮，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理论界悄然兴起，并伴随着中华民族跨入21世纪的钟声，敲响着催人的鼓点。惟其主体和对象是中华民族，方式是深层次理性思维，背景是中国迈向新的21世纪，目标是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这种思潮可称之为“中华新理性主义”。
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既是“实然”，也是“应然”和“必然”。说其为“实然”，因为它绝不是笔者的主观虚构，而是已经展现于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客观存在；说其为“应然”，因为它恰恰是中华民族进入21世纪所必需的精神面貌，是实现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理论准备和先导；说其为“必然”，因为它的出现和必需，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华新理性主义是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出现的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进行理性反思和自我认识的思潮，它成为中国迈向21世纪的理论先锋，并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中华新理性主义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核心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旗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学说，内在精神是民主和科学，主调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中华新理性主义可以用以下几句话加以概括：它是中国迈向21世纪涌现的社会理论思潮，是对道德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扬弃，是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深层次批判，是对“五四”民主与科学传统的时代弘扬。
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出现，符合当代世界理性的发展趋势。人类自然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是，它必须同时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推动历史朝合理性、合目的性方向发展。在当今世界，人类理性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和趋势：(1)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不符合人类理性和终极利益。(2)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各国之间的竞争又是激烈的，地区、民族、宗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引发局部的战争。因此，国家利益、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升为显性的、首要的因素。(3)科技革命、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发展科技和教育，注重人与自然资源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和发展战略。(4)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意识，使人们愈加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关心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和互助，反对霸权主义。这就表明，在当今的世界，人类在处理自身的问题的时候，愈来愈反思过去的行为，朝理性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出现，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必然产物。
正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突出民族特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理性也是具有民族性的。中华新理性主义冠以“中华”，就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而成为中华民族迈向21世纪并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论准备和指导。中华新理性主义的民族性，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中华新理性主义在世界理性主义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独具特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华新理性主义之“新”，在于它一方面扬弃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实践理性主义，其主要任务是用科学理性改造实践理性；另一方面也扬弃了西方工具理性主义，其主要方向是崇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把自然之理、社会之理和人之理有机结合。中华新理性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反思，以及对世界各先进民族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借鉴，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基础上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理性认识，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如果说，中华新理性主义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中华进行理性探索的思潮，那么，中华学就是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学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由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江三角洲学者提出的对“中华”进行理性研究的新学科，它是对“中国特色”问题的理性探索，是以新学科的形态出现的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中民族特色和理性特色都十分浓厚的内容。
首先，从本质上看，中华学是对“中华”的理性认识，从而使之纳入到理性主义的范畴，并成为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内容。如果是从感性的方面，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研究中华，研究中华的某个问题，某个局部，虽然是重要的，但从深层次对中华进行系统的理性的认识，却是更加必须。中华学对中华理性认识的特点，是将研究中华的诸问题构成一个新的学科，深入到研究中华及其存在发展的规律，从而使深层次认识中华有了一面旗帜，有了一个阵地，有了一个体系，也就是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而且，由于中华学是对中华的理性认识，它的结论就更具有科学性、稳定性，这种正确的理论有利于指导正确的实践。这正是新中华理性主义的重要表现和任务。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华学研究中华自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研究中华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是中华新理性主义的重要方面。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中华学只是其中对中华自然、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自身进行研究，进而阐发出中华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因此，它在中华新理性主义流派中，内容的聚焦点是“中华”。也就是说，中华学不是一种“泛理性主义”，而是有具体内容的理性主义，这是中华学与一般的理性主义相区别，同时又与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相一致的特点。从内容上，中华学是中华新理性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是中华新理性主义中对中华及其生存和发展的规律进行专门理性研究的一门学科。
再次，从方法上看，中华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突出以历史的、分析的、比较的眼光，以宏观的、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华，从而使中华学归于中华新理性主义的阵营。中华学不是以通俗的、描述的、零碎的方式，而是以理论的、深层次分析的、系统的方式来研究中华。即便是以中华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局部为研究对象，也必须与整个中华联系起来，做到总体与局部相结合，以阐明这一问题、局部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供决策参考。换句话说，没有结论，不是理性的研究；只有结论，而没有严密的科学的论证，也不是理性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上泛泛而谈，只重学术不讲应用，不是中华学的价值取向。
最后，从作用上看，中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华民族儿女能够以科学的理性对待中华，提高中华民族科学理性的素质和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振兴中华”，它与新中华理性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尽管对“中华”进行论述的著作多加牛毛，但大多数是通俗读物，层次较浅，可以起到宣传中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对帮助人们形成“中华”的深层次理性认识，使中华儿女能够科学理性地对待自己，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理性素质和水平，作用却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在重视普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应加大力气做深层次的理性研究工作，从深层次上解决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让理性为历史开路，让理性为民族导航。
一句话，中华学具有理性主义特征，它所提倡的理性主义，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科学理性主义。因而中华学是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中的一曲响亮的乐章，甚至是中华新理性主义思潮的典型或代表。
三
揭示中华学与中华新理性主义的关系以及中华学的理性主义特征，给我们的启示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性思维一样，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以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刻也不能没有理性。中华民族应当弘扬和发展中华理性，理性地对待中华自然，理性地对待中华文化，理性地对待中华民族，即理性地对待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与问题。弘扬中华学所倡导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科学理性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更加成熟和辉煌的重要标志。
1.理性地对待中华自然。一方面，要发挥中华自然的优势。中华自然是孕育中华儿女的摇篮，它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保证了我们中华的独立自主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休养生息的依托。因此，我们要发挥中华自然给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中华民族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要善待中华自然。中华自然的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相对的，特别在人均方面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不能盲目乐观。中华自然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自然力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边缘，我们的母亲河——黄河上游的生态破坏就是历史的明证。在现代，人口爆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矛盾，资源危机、环境污染同样存在，几大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国歌》歌词所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示，应当时刻在我们的心灵中回荡。我们如果不能理性地对待中华自然，科学理性地处理好中华经济发展与中华自然保护的关系，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无疑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2.理性地对待中华文化。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世界优秀民族之一，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内在根据，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源泉，是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我们决不能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而应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把“文化力”纳入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批判和肃清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毒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反封建的任务迄今没有完成。在现时代，中国的文明、发展、民主和进步，是与反封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反封建，就不能发展中华，就不能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是与现代文明不符合的东西，需要加以改造，如传统的思维方式，落后的生活方式等等，应放到科学理性的面前，予以甄别和筛选。总之，理性地对待中华文化，要坚持贯彻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吸取其精华，排除其糟粕”的原则，对之不能全盘继承或全盘抛弃。要让中华文化（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纳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潮流，引领世界朝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方向发展。
3.理性地对待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包括了许多方面。这里要强调两个方面。第一，必须加强中华各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汉族与少数民族可以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又要按照“多民族”的特性，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民族纷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加强中华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首要的任务。要理性地进行西部大开发，理性地完成两岸统一的大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团结的重大任务。第二，必须加大力气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许多优良的民族特性和品格，但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仍然存在民族的“劣根性”。特别是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与现代化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民族素质改造和提高的任务，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来抓。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我们应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到党的纲领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理性地对待中华民族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理性地对待中华，实质上，就是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中华。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观点，理性的也就是合理的，就是经过分析思考的，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为。用科学理性的观点，理性的也就是合符规律的，应当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规律来对待中华。如果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理性之精华，发扬科学理性之精神，理性地对待中华，探索出中华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指导我们振兴中华、发展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实践，这就是中华学的真谛。
振兴中华、发展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弘扬理性，让理性之光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因而，无论是中华新理性主义，还是其中的中华学，都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所亟须的。
收稿日期：2001-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