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阐释：中国古代语言学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之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之学，其缘起不外乎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以及语言在逻辑思辨中的功能。在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语言的时空变异总是表现为经典语言和世俗语言的对立；语言的思辨功能又总是表现为语义辨析与政治阐释的统一。
书面语言和口语的日渐脱离，在许多古老民族的语言都发生过。书面语言意味着历史和传统，它往往以经典的形式凝固为宗教语言。古印度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吠陀》(Veda)，就是印度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它产生于公元1500年左右，记载着关于神的颂歌和祷文，关于宗教祭祀仪礼的说明以及在这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为了便于传诵，它的语言具有丰富多彩的韵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公元8世纪它被一种从闪族人那儿借来的天城体梵文字母记载下来时，这种古老的诗体语言与口语——柏拉克里特语(Prakrit)的脱节已使人们深感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古老的圣歌将有越来越多地方不能为后人所了解，而圣歌的宗教意义及其对诸神的召唤力量，正取决于它的文句和发音的一切细节都真实和准确。于是，对其语言作精细的研究和描写，就成为经典传授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古代阿拉伯人一方面要把外来的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改编成易于为穆斯林理解和掌握的经典，一方面又须捍卫古典语言免受众多的阿拉伯方言和外国穆斯林的语言的影响，这也促使他们去研究和描写本族语的结构形态。
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起源，没有古印度和古阿拉伯那种宗教诠释的气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典阐释。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是诸侯割据，王权旁落，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科学发展，在文、史、哲和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典籍，都有新的建树。然而，思想意识的传播要求有统一、规范的语言媒介，而社会动荡变革本身却引起语言的急剧变化和失范。由于诸候割据，方言土音在相对封闭的政治地理环境中异常活跃起来，大大削弱了王都之音的交际效能；当时的标准语“雅言”也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而出现巨大的差异。从夏初用文字记录语言始，至春秋战国，历时千几百年，大量的典籍都因语言文字的演化变异、兴废损益而难以为当时的人理解。正是这种语文演变上的字词孳乳，称谓改易、假借纷纭、句法变异的千余年涓涓细流，汇成了春秋时代文化变革、整合、维新的巨大的语文障碍。于是，文化的发展便以语言的清理条梳和现代阐释为先声。春秋战国时代阐释和传播着大量典籍，孔子为此创立私学，编辑整理文化典籍，删定了“六经”。荀子曾高度评价六经的文化涵摄力：“《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荀子·劝学》）而要掌握经典的文化内涵，就必须如孔子所说“熟知其故”（《庄子·天运》）。这里的“故”，既指“故事”，更指“故训”。训诂是古代历史文化及其语言演绎的统一，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端奠定了一个文化阐释的框架。
“训诂”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种基本范式，历代语文学者对它作过深入的解释。许慎《说文解字》云；“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教化功能。孔颖达《毛诗·周南·关睢诂训传疏》云：“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解释功能。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云；“盖诂训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这种理解强调了“训诂”的解经功能，并对解经的方式作了经内（诂训）、经外（传），字内（诂）、字外（训）的层次区分，而各种方式都可以“通”在“训诂”的大范式之下。近人黄侃云；“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黄耀先《训诂说丛》）这种解释强调了“训诂”的系统规范功能和学理性质。
以上对“训诂”的诸种说解，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语文传统的基本形态及其特征：它脱胎于春秋战国时代对经典著作的文化阐释，它的基本形式是解释性的，基本运作是说经，基本功能是教化，而它的基本原理是系统的。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这样一种东方语言研究的范式，使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后来两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系统条贯的语义解释参与时代的文化建设，并在这种自觉的参与中把握语言文字问题的本质，发展语言文字研究的学理的悠久传统。
作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经典阐释已形成初步的类型。首先是“传”。“传”是解释经文的书。它不仅解释词语，而且阐述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因而“传”有传达的意思。“《周礼·掌节》：‘必有节，以传辅之’。传者，以符节递达者也，引申之，以言语递达者亦谓之传。”（胡韫玉《古书校读法》同时，“传之解经，随条即释”。（《春秋谷粱传序疏》）因而“传”又有“专”（记事簿）的意思。“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先秦时《周易》有经有传。其传由十翼组成，取羽翼辅佐之意，主要解释卦辞和爻辞。其中颇有“训诂”之意。如需卦彖辞：“‘需’，须也。”师卦彖辞：“‘师’，众也。‘贞’，正也。”孔子在给他的学生讲授《春秋》时，也阐发了史官记事在“徵实”之外所含的“劝惩”意思。这种“训诂”之意在孔子弟子分别为《春秋》作的“传”中体现了出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左传》中就有“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左传·桓公二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左传·庄公三年》）等的词义训释。成书于汉的《公羊传》和《谷粱传》更以阐发词的微言大义为重点。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夏小正》，它的经文记夏历的月令，传文对经文详加解释，不仅解释词义，而且解释句法。如：“五月。乃瓜。……匽之兴……望乃伏。传曰：乃瓜。乃者，急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谓之伏。”（《大戴礼·夏小正》）传文中将前一个“乃”释为急辞，将后一个“乃”释为“而”即缓辞。
其次是“解”。解有分析的意思，因此分析语义也称“解”。先秦的《管子》一书有《牧民》、《形势》、《立政》、《版法》、《明法》等篇，又有对这些篇的解释《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韩非子》则有对《老子》的注解《解老》和《喻老》。它们不仅开训释《老子》的风气之先，而且在注疏章句的体例上也导夫先路。例如：“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无为集，以无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为之欲之，则德无舍；德无舍，则不全。用之思之，则不固；不固，则无功；无功，则生于德。德则无德，不德则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韩非子·解老》）
其三是“说”。《说文解字》：“说，说释也。”“释，解也。”《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可见，“说”是对经文意义的说明。《墨子》中有《经》，又有《经说上》和《经说下》，是对《经》的解说，例如：“〔经〕闻：传、亲。〔说〕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经〕虑：求也。〔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墨经》）《韩非子》也有《说林》、《内储说》、《外储说》。一般是先列经文，然后逐一解说，并征引故事来论证。例如《内诸说下·经一》：“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是以人主久语，而左右鬻怀刷。”
从本质上说，经典阐释是一种文化阐释。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不仅在经典阐释中萌动了汉语的解释意识，而且在百家争鸣中激发了对汉语的辨析之术。由于政治上的分裂，传统思想的失范，各阶级或阶层都力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形成了一批善于论辩，富于批判精神的著作家。他们力图从语文的辨析中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而各种辨析都是为哲理和政治而运作的，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这种带有文化阐释使命的语文辨析，同样为中国古代语言学的起源注入了血肉与生命。
古希腊的哲人也曾从思想的探究中引发语言分析的契机。在一些人看来，词由事物的本质而命名，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词由人的规定和习惯而命名，二者随意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词和事物往往有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正是这样一场争论，触发了最初的以逻辑为基础划分词类的语言学传统。但是，同样是逻辑论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古希腊的学者没有在他们的语言分析中注入象中国古代学者那样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由于语言形态特点的不同，古希腊的学者在语言分析中更多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而中国古代学者则直接作语义的探究。
先秦时期，语言分析的主要形式是词义辨析，而这种形式的主要功能是阐释政治主张和哲理、伦理。由于解释者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不一，因此对同一个字往往会有多种解释，使之具有丰润的文化内涵。例如“恕”字。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忽施于人。”这是孔子的解释。墨家的解释却是：“恕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墨子·经说上》）
又如“仁”字。《韩非子·诡使》释曰：“宽惠行德谓之仁。”《管子·戒》释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墨子·经说下》释曰：“仁，爱也。”《国语·周语》释曰：“博爱于人为仁。”《礼记·表记》释曰：“仁者天下之表也。”同一位著作家在不同的语境中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如《孟子》中对“仁”的解释有“仁也者，人也。”（《尽心下》）“仁，人心也。”（《告子上》）“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人之安宅也。”（《离娄》上）“夫仁，天之尊爵也。”（《公孙丑上》）
中国早期的著作家还十分重视用词的“名分”之辨演绎“礼制”。从天子到庶人，呈严格的阶梯状辨析。例如：
“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士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敌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摈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摈者曰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孽，士曰传遽之臣，于大夫曰外私。（《礼记·玉藻》）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礼记·曲礼下》）
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公羊传·隐公十一年》）
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公羊传·庄公二十三年》）”
礼制的语文演绎不仅表现在不同地位之人的称谓上，而且表现在不同环境中人的称谓上。对于天子来说，“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临诸侯，畛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礼记·曲礼下》）对于诸侯来说，“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嫡）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礼记·曲礼下》）对于士大夫来说，“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于外曰子，于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礼记·曲礼下》）对于诸侯的配偶来说，“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季氏》）
礼制的语文演绎还表现在社会、政治活动本身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名分”上。就“时”而言，“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
曰视。”（《周礼·春官·大宗伯》）“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苗，秋曰尝，冬曰狩。”（《礼记·王制》）四时的田猎活动也有区分；“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谷梁传·桓公四年》）
就“地”而言，“女在其国称女，在塗（途）称妇，入国称夫人。”（《公羊传·隐公二年》）“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左传·文公七年》）“地”与礼制的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只是各种古籍所述并不一致。《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国语·齐语》云：“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
就“事”而言，“凡胜国曰灭之，获大城焉曰入。”（《左传·文公十五年》）“（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左传·闵公二年》）“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周礼·夏官》）
就“人”而言，“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公羊传·隐公五年》）
从现代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的词义辨析在方法上已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这主要表现在词义的逻辑分类和词义与词形的关系辨正上。词义的逻辑分类是词汇研究由单字进入系统的第一步。先秦诸子对词义的逻辑分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分类的尺度很不一样。最直观的是根据词义的所指来分。如《尹文子·大道上》认为“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黑白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贫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愚贤爱憎是也。”进一步，则是根据词义的抽象程度来分。如墨子将事物的名称分为三类：一是达名即通名，例如“物”。一是类名，例如“马”。一是“私”，即专有之名，如“臧”。荀子又进一步认为“共名”“别名”有内部层次之分。“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荀子·正名》）事实上，在先秦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词义逻辑分类的实践，即寻找词义之间的共同点，以共同点类聚词汇，并加以解释。《尸子·广泽》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博、介、纯、夏、
、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很强调“裁物以制分”，认为“以实覆名，百事皆成。”然而在尸子看来，“实”不仅指“达情见素”、“复本原始”，回到事物本身，而且指人类认识事物时对事物属性的某种心理类推。所以“天”“帝”“皇”“后”“辟”“公”就有了与“弘”“廓”“宏”“博”“介”“夏”等共同之“实”——“皆大也”。
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先秦的词义辨析中已有反映。《墨子·经下》作过细致的论述：
同音异义。“橘、茅，食与招也。”“橘”乃“茅”字之讹，指木瓜。而“茅”是古人用以招神的。茅、茅二字音同而义异。
同字异义。“为丽不必丽”，上“丽”训偶，下“丽”训佳，偶丽不必是佳丽。“为暴不必暴”，上“暴”训恶，下“暴”训暴露，为恶者不必暴露出来。
一词多义。“为夫以勇，不为夫”，前一个“夫”有“大丈夫”的意思。后一个“夫”是“夫妇”之“夫”。
同字异词。“为屦以买不为屦”。言制屦而从人买得。前一个“为”是动词，后一个“为”是系词。
义素异同。义素是一个词的意义构成中最基本的单位。“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二”与“斗”都含有“二”的义素，因为斗必俱二人，但“二”并不含有“斗”的义素，二人俱却不一定“斗”。所以说“二”与“斗”的义素重合在“斗”，不在“二”。
在先秦的词义辨析中，还透露出语音、文字、语法方面研究的消息。而这一类研究同样是在经典阐释的框架中生发的。
从语音的方面来看，先秦的词义训释广泛使用了同音或音近相训的方法。沈兼士曾云：“夫训诂之法有客观的与主观的区别。前者为以凡通语释古语或方言，如《尔雅》《方言》之属是也。后者为训诂家本个人之观察，用声训之法，以一音近之字细绎其一事物之义象，如《白虎通》、《释名》之属是也。”（《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然而张世禄在《中国音韵学史》中则指出：“古今方国语言的演变，大部分以音韵为枢纽，所以要‘通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也大都以音同或音近之字相诂。”这就在词义训释中展开了语音的考究。其方法主要有：
本字相释。如：“蒙者，蒙也；比者，比也。”（《易·序卦》）“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礼记·祭统》）
声旁相释，如：“仁者，人也。”（《礼记·表记》）“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尽心下》）
同声符字相释。“富也者，福也”，（《礼记·郊特性》）“泽者，所以择土地也。”（《礼记·射义》）
同音异字相释。“德者，得也。”（《礼记·乐记》）有时被释字与训释字是初文和后起字的关系。如：“成者何？盛也。”（《公羊传·庄公九年》）“兑者，说（悦）也。”（《易·序卦》）
音近字相释。“义者，宜也。”（《礼记·中庸》）“祈，求也。”（《礼记·射义》）“乾，健也。”（《易·说卦》）
词义训释中语音的考究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词与词的同源关系，并且提供了古音系统的消息。王力曾指出，《尚书大传》以鲜方训西方，可见“西”字在上古收音于[-n]。《说文解字》以
训火，可见“火”字在上古属微部，以准训水，以推训春，可见古韵文微对转。（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从文字方面来看，先秦的词义训释偶尔也采用字形分析的方法，并且也有很强的劝惩意味。例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在秦国求医。医者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晋相赵孟问医者：“何谓蛊？”医者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毂之飞亦为蛊，……皆同物也。”把“蛊”分析为器皿中的毒虫，形象地解释了“蛊”的词义及晋侯“惑以丧志”的病根。由于过去功利的政治阐释和当时对文字结构认识的局限，先秦的字形分析往往与造字理据相距很远。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回答潘党“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的谏议时，认为武之德在“戢兵”，他的根据就是“夫文，止戈为武。”然而从造字原理来看“止”是“趾”的初文，表示脚的动作，并无停止的意思。类似的字形分析还有“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从语法方面看，先秦的词义训释涉及不少虚词的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例如《墨经》释“且”：“且，言且然也。说曰：且，自前曰且，自后曰已，方然亦且。”这就是说，事件未结束时用“且”，事件结束则用“已”，两个事件并列也有“且”。又如《左传·庄公七年》释“如”：“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表明“如”当作“而且”解。在对一些虚词的解释中依然贯注着政治阐释的精神。《公羊传》在解释《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一句时这样释“及”：“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由于“及”体现主语的施事意志，因而“及”字在先秦的语文分析中被视为划分尊卑轻重的界线。“及”之前为尊，为主，为重，“及”之后则反之。由于“及”在语义上的这种倾斜标志作用，它在语法上往往由表示平等关系的连词向表示动作对象的介词转化。
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一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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