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硇洲海岛社会历史族群构成的人类学考察
林春大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 硇洲岛处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地带，也是南海海域社会网络组成部分之一。重要的海域区位赋予了硇洲海岛社会历史上多元的族群互动与族群构成，也形成海岛社会独特的文化体系以及地方性知识运作文化逻辑。同时，闽南人、疍家人、广府人等海岛社会历史移民对于海岛社会的历史建构过程，也是海岛社会参与国家文明体系建构中在“化内”与“化外”之间政权管辖波动的过程。
关键词： 硇洲；海岛社会；历史开发；族群互动
一、硇洲海岛社会简况
硇洲海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位于广东省湛江东南部。硇洲镇是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的行政镇，辖5个村委会(分别是宋皇、孟岗、谭北、北港、南港)、3个社区居委会(分别是红卫、津前、淡水)，总人口 4. 9万人，“其中渔业人口21080人，出海劳力7886人。硇洲主要是汉族人口。语言主要是雷州方言和粤语方言(广州方言)。”[1]在硇洲镇主要分为两大类型的生计模式，一种是以农为生的农民，主要是居住在海岛的中间一带，据当地人所说，居住在海岛中间一带的村落都是来硇洲岛比较早的，因为土地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意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般移民较早的先民所占有土地的位置比较优越、面积也比较大，而居住在硇洲岛海边的3个社区居委会的村落很少或者没有土地，这也是硇洲岛第二大类型的生计模式，即靠海为生。近年来，随着硇洲岛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计方式趋于多元化。
此外，硇洲岛是南海大陆架的一个肥沃渔场，盛产名闻世界的硇洲鲍鱼、龙虾等名贵水产。自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来，雷州半岛的徐闻港发挥着前往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始发港的优越条件，因此硇洲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海路航行的一个关联点，商业交往、人口的流动性、族群的多元性在这个岛上有着较为明显的社会文化特征。作为海岛，在长期的历史交织与发展中，硇洲岛内社会形成一个与大陆架文明相异的社会文化体系与独特的文化样态。此外，作为历史上不同族群向东南亚地区流动的一个暂居地，硇洲岛族群的流动可与中国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中国人流向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相关联。
“至少，在S看来那个女人就是这么好，他们的爱情就是这么好，简单，直接，毫无保留，又狂野又纯真。她瞧得上的男人没几个。她不是省油的灯，跟S一样，阅人无数而又不屑一顾。他们曾像两朵飘荡的云，像随心所欲的风，没有障碍和负担，各自越过了河流、树林、沙漠乃至国境线……跟虚空融为一体。天空那么辽远广阔，这两朵云却狭路相逢，猛然相撞，迸发出了雷霆和电光。于是风起云涌，山河为之变色，草木摧折，暴雨骤至，粗大的雨柱如巨人挣断的锁链，从天而降，撒落了一地，天空和大地都被一片白茫茫的雨幕所覆盖。那个女人在S的怀里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正是她泪雨滂沱的脸庞让S想起了被暴雨洗劫的夏日天空。”
4.滞后签合同的现象仍然存在。先干活后补合同、合同签订滞后等问题仍然存在，这种为了到财务部门结算挂账而签订合同的现象大大削弱了合同对对方当事人的约束作用，使合同无异于一纸空文，失去了依据合同及时监督对方当事人的履约作用，增加了形成民事纠纷的可能。
二、硇洲居民的历史渊源与族群构成
(一)被王朝体系“边缘化”的古越人
雷州半岛地处在中国边陲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中央王朝权利控制区域而言被视为“边缘地带”(亦称“化外之地”)。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蛮夷被王朝统治者称之为“野蛮人”，视为“边缘群体”。大量地方史料对雷州半岛古越人作为当地土著居民都有记载。由于居住在沿海地区，百越民族在对自己所熟知的生态环境空间进行文明构建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他们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海洋性”特征。据史料记载百越土著先民能“善于用舟”、“海蛤蝉蛇”，舟楫、渔猎、珠贝是他们具备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体现。《淮南子》亦记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2]。另据《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生活在雷州半岛的古越人正因为依海而住，靠海而生，以舟楫为车马，以海域作为道路，因此他们常常来往于附近的海岛与海域间，成为海岛社会最先居住的先民。
Piernas-muoz等[24]以Na0.75Fe2.08(CN)6·4H2O为正极材料，分别以 NaClO4和NaPF6为钠盐，通过使用不同的有机溶剂，如表4所示，对比发现：1 mol·L-1 NaPF6 的钠盐，有机溶剂配比为 EC∶PC∶FEC=49∶49 ∶2的电解液所展现的性能最佳。稳定电压平台在 2.4～4.2 V，在 0.1 C 充放电40次后充电容量为130 mAh·g-1，保持着 99.5% 的充放电稳定性以及87%的容量保持率。而且，实际应用中，以NaClO4为钠盐的有机电解液有爆炸的危险。因此，以NaPF6为钠盐的有机溶剂电解液相对合适。
硇洲岛距离雷州半岛很近，古越先民“善舟楫”，来往于硇洲岛与雷州半岛之间，成了硇洲岛早期族群主体。“早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居住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先民就开始掌握渡海技术，开发和利用海洋蛋白资源。至今尚存的大量贝丘遗址为我们诉说着当年人类与海洋亲密接触、依海为生的历史”。[3]据吴义明《硇洲，粤岛璀灿的明珠》一文所载“大约于战国时期开始有人从福建、徐闻等地搬迁到硇洲居住。”[4]这在考古方面得到了印证，“在这片土地上，曾出土战国时期青铜剑、青铜匕首、水波纹弦纹陶盖罐、清代翡翠鼻烟壶、金耳挖、朝珠、玉璧等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战国水波纹弦纹陶盖罐、清代翡翠鼻烟壶两件文物经国家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战国水波纹弦纹陶盖罐，1975年12月出土于硇洲宋皇乡扫屯村，为硬灰陶质，扁圆形，鼓腹，器盖和罐身刻有水波纹、弦纹，器物造型优美，器形规整，纹饰清晰，线条流畅，尺寸不大，通高9.5厘米，口径7.8、底径6厘米，制作十分精细，显示了远古年代陶艺工匠高超的制陶技艺。1986年入藏于湛江市博物馆。”[5]“水波纹”陶罐也是雷州半岛一带海洋性特征的体现，因此，在硇洲岛所发现的战国时期水波纹弦纹陶盖罐，可以作为古越人在硇洲岛进行海洋性活动的重要证据。由此可见，生活在雷州半岛的古越人在先秦时期就参与到了硇洲海岛社会文化与整个南中国海海洋文明体系的构建中来。
(二)闽人南迁
雷州半岛在历史上被统治者视为“南蛮之地”，由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整个雷州半岛。先秦时期生活在这一带的人群主要是以古越人为主。“自秦谪徙民赴粤(前221年至前206年)，为汉种入粤之始。唐宋时代，中原人士多避乱岭表，自是汉种盛而粤种逐衰。”[6]其中，这里所说的中原人士大多指的是闽浙一带的居民。
福建移民是雷州半岛移民的主体构成之一。福建是一个多山地带，自古以来有“东南山国”，可耕地面积相对于平原地区小很多。人多地少成了历史上福建地区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且明统治者在税收方面却丝毫没减。清代《福建通志》卷69有载：“田地七百八十四顷，粮米五千余石，盐额正耗五千余斤，夏税秋租为钱三十余万文，鱼课二千余担”。在高税收、宽范围征收的压力之下，加上农民在生计劳作上的破产，很多农民不堪税收的压力，只能南迁另谋生计之地，有些还被迫沦为“盗寇”，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隐患，以致当时的官员也直叹：“官府催科而日敝，一穷佃而田主两三人蚕食之，焉得不去为逃徒盗贼乎！”(明代《龙溪县志》卷4)
由于南宋大量政治流官曾在硇洲岛暂居，如今在硇洲岛有大量的有关其传说与相关古迹，如宋皇井、祥龙书院、调蒙庙、平天庙、高岗庙等。南宋军队南下，有大量的闽、浙、粤一带的民众也跟随着军队南下到雷州半岛沿海一带谋生。“据 2003 年版《湛江市志》记载，南宋景炎二年(1277)，受元兵追击的南宋军队约 20 万人，另有 10 多万百姓从莆田、福州、潮州等沿海岸线相继逃到大陆南部，其后散居于雷州半岛及北部一些地区。”[10]在宋军离开硇洲岛迁往新会崖山一带后，很多居住在雷州沿海一带的渔民迁入硇洲岛居住。
几年后，王经理的妻子调到哈西爱达·88项目施工，有几次上下班接送这妻子，明明一条路就能回到租的房子，他却总是拐上几个弯，被纠正时总是说“只认识这一条路”，后来尊御开工后，妻子上班下班时总习惯沿着88和尊御走一圈，渐渐理解了丈夫，顺着丈夫的路线，爱达壹号、尊御、88、九溪一路都是自己的项目，虽然已经到分公司工作了，几个项目的施工情况，大概走一走，心中也了然。路过哈西万达的时候，总也会说上几句“当年我们做哈西万达，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妻子再也不会骂他是路盲、是笨蛋。
(三)王朝政治流官
历史上，硇洲岛是一个“客地”，由于湛江一带的商贸体系得到逐步发展起来，而地处南中国海优越位置的硇洲岛周边海域总有许多渔船、商船、洋船穿梭经过，因此在硇洲岛上暂居或者长居的人群族源众多，姓氏各异。
值得一提的是，现居住硇洲红卫社区居民，主要以疍家人为主，他们使用的语言为咸水白话，他们参与到硇洲海岛社会的族群建构跟其他疍家人相类似，由一开始被硇洲优质渔场吸引，以舟楫为家到上岸集中居住，形成了硇洲海岛社会主要两大族群构成之一。
“历史上，广东高、雷、廉、琼诸府滨海，海盗陆贼横行，战争频仍，人口严重消耗，为大移民提供了机会”。[7]因此，在中原战乱纷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闽人大量入迁雷地。苏辙被贬经过雷地暂居时择文谈到“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8]到了南宋末年，中原被元兵占据，闽浙与粤土大部分也沦陷与元兵掌控之中。南宋皇帝南迁之下硇洲岛建都，很多闽人跟随南下。在宋朝灭亡后有部分闽人留在硇洲岛生活，也奠定了现在硇洲主要以闽语为主的方言分布格局。
(四)经商与硇洲海岛社会建构
硇洲岛在历史上曾经见证了南宋王朝走向灭亡。硇洲岛在南宋的版图上几乎无迹可寻，但是恰好是在这个小岛上写下了宋元王朝交替的关键一笔。由于当时南宋皇帝带领成千上万的兵马登陆到硇洲岛上建都生活，硇洲岛也成了南宋最后时期庞大王朝政治流官的见证地。
特别，若ai=0,bi=+∞，则C={x∈Rn:xi≥0}。对∀u∈Rn，PC(u)=(max(xi,0))i。
严姓与凌姓在硇洲岛都是人口比较少的姓氏，不过根据他们的回忆，他们祖先来硇洲岛到现在也已经有十一二代了。YHT爷爷告诉笔者：“我们严姓祖宗是在福建莆田，不过我们来硇洲岛的祖宗是从化州那边过来的，化州那边的祖宗也是从福建莆田那边一步步迁过来的。我们祖宗从化州迁过来硇洲(岛)过程中没有在东海岛这边逗留，是直接过来的。我们这些移民的人口和疍家人是一样的，哪里好过生活就会往这个地方去居住生活。”对于凌姓，当地一位凌姓老人告诉笔者：“凌姓‘祖公’来硇洲岛现在已经十代了，不过人数还是比较少。以前我的‘祖公’两兄弟来到硇洲岛这边，其中一个捕鱼死在海里，剩下我的‘祖公’。他们一开始他们搬到港尾那边，那边就接近上街商业中心。后来才搬到津前这边来。我听说在雷州半岛不知道哪个镇有几个村庄都是姓凌，有三千多人，跟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两地经济水平的差异也是影响着移民迁移入岛的因素之一。硇洲津前村的李姓就是一典例。根据居住在硇洲岛津前村北的LZH所说：“我原来家里是在(雷州市)东里(东海仔)后葛村，后来才搬移到硇洲这边。我父亲过来时是在日本战争时期，还没解放。来到这里没有土地，后来在这边买了土地居住。首先是我的伯伯过来这边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我父亲才过来这边。以前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人都下南洋，但是我们家迁移到硇洲岛。其实我们迁移到硇洲这边生活，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战乱，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硇洲这边也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雷州东海仔那边生活水平低、生活困难。”可见，LZH“祖公”是在近代解放前才迁移到硇洲岛，促进他们迁移到硇洲岛主要是因为“公祖”在雷州和硇洲海域捕鱼作业，发现硇洲周边的渔场海产资源丰富，硇洲岛这边人们的生活过得比“东海仔”好，一开始是伯伯先过来，后来让他弟弟一家一起过来。在调查中还看到部分妇女年轻时从雷州半岛过来硇洲岛补渔网，看到这边生活不错，就嫁到这边来生活。可见，区域经济差的存在也是影响移民迁移到硇洲岛的其中一个因素。
从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促进移民迁入海岛的动力在于硇洲周边传统渔场的“拉力”而使他们最终定居在硇洲岛生活，进行海上捕捞。而一开始迁入，他们都注重宗族意识，与迁出的地方或者同姓的村庄联系，不过后来慢慢失去联系。这跟硇洲岛津前村的林姓一样，根据LBW所传达的信息得知“我们林姓在津前村是属于大姓，有两千多人，是从湛江乾塘石头村那边迁移到硇洲这边来。在石头村那边是有祠堂的，都记载着我们祖公的名字。以前石头村那边每次到‘做歌’(酬神演戏)的时候都会到我们这边来收钱，不过现在不来了。”此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族源追溯都是放在福建莆田一带，但是在他们的阐述中表明，“祖公”从海路迁入海岛并不是直接从福建过来，而是迁移到一个地方暂居一段时间再继续南迁。这从津前村知识分子HG对黄姓祖先的迁移中可以很直观看出黄姓祖先在南迁的迁移路线为：“黄姓因战乱原因——南雄珠玑巷—东海岛—北港黄屋—硇洲津前”。从凌姓祖先在硇洲岛的迁移路线来看，先是在上街商业中心，再到港尾，最后才迁移到津前村，可见硇洲岛商贸体系的建构与繁荣是促使移民迁入海岛居住不可忽视的一种因素。
“据《宋史纪事本末》、《高州府志》等记载：景炎三年(1278年)春，宋端宗(赵昰)由陆秀夫、张世杰率官兵保护航海西走，漂泊至广东吴川之硇洲岛。”《宋史·二王纪》有载：“景炎二年三月(1277年)昰硇洲。四月，昰殂硇洲，众立卫王昺为主，升硇洲为翔龙县”。宋军抵达硇洲后，“张世杰命令当地百姓大兴土木，为皇帝、太后建宫。据载，相随到岛上的朝臣、官兵、船民、宫女、太监达十万之众，遂‘伐木建行宫……处之行朝草市，百官有司皆具，造军屋三千余间’，故名‘宋皇村’，也叫‘宋皇城’。”[9]
三、硇洲海岛社会的历史开发与族群互动
孙姓是硇洲岛津前村的大姓，主要是聚居在津前天后宫的后边及周边。当地渔民SXM谈到：“我们孙姓是在清朝乾隆时期从吴川直接过来津前村的，我们津前孙姓跟硇洲岛其他村的孙姓是不同一个‘祖公’(即祖先)。我们孙姓在吴川是有祠堂的，三十年为一代，我们孙姓现在有十一代了”。对于孙姓来自“吴姓”的记忆，在另一位姓孙的津前人那里得到印证。SGE伯伯提到：
(一)硇洲岛移民与海岛开发
据在硇洲岛发现的考古器物资料显示，在硇洲岛最晚是在战国时期就有先民涉足海岛，并开展了一些与生活有关的活动，这与硇洲岛津前村的大事记相符。大事记所载：“春秋战国时期，津前先民乘船初登岛上，散居海滨成村落雏形......宋时，闽人第二次南迁，部分移居津前，形成村落”。据津前居委会ZJ副书记的阐述：“以前硇洲岛是个荒岛，但是后来从福建的渔民迁移到这里，看到这里容易生活，他们就扎居在这里生活下来。”ZJ副书记的阐述与当地老渔民YHT爷爷相似：“过去说硇洲是养穷人的地方，因为很多穷人在自己的家乡生活困难，经常是来到硇洲岛地区捕鱼，看到这里的鱼很多，容易生活，然后就迁移到硇洲岛(地区)生活。”从当地这两个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硇洲岛移民最早的开发模式是与大多数的岛屿开发模式是一样的。而LS爷爷对于移民最早的开发给出了另外一个民间版本：“以前硇洲岛是无人住的地方，国家派一些犯人流放到硇洲岛北港地区做盐田，不过由于这边的鱼比较多，很多从事海上捕捞的人看到这里容易生活，慢慢地定居在这些地方，从东海岛、雷州、还有硇洲岛以上的一些地方的渔民都迁移到这边来居住，这个岛的人口才逐渐增多起来。迁来早的人不但可以从事渔业劳作，也有田地来种植粮食，来得晚的只能靠近海边住下来，没有田地，只能从事海洋捕捞业。”这一版本与当地津前村的知识分子HG爷爷给出的说法相似：“以前硇洲岛是个荒岛，犯人流放的地方，后来很多人在这边开垦，发现这边的可以种田和捕鱼的地方，后来她们很多亲戚也过来住了。所以一开始他们过来主要是住在北边的沿海地方，我们津前村是后来的人才过来的，所以没有土地，只能以海为生。”于此，我们暂且不是评论哪个版本更准确，不过从当地人的逻辑思维中，他们对海岛开发的模式分析都是建立在区域社会与生计模式的视角，他们既将雷州半岛以前被当做“犯人流放”的边陲之地的历史整合在一起，也承认海岛开发的主体族群是从事渔业生计劳作的群体，而非以农为生的群体达到海岛进行农业种植，而是认为是硇洲岛周边传统渔场的“拉力”成了渔民最终居住在硇洲岛进行开发海岛的主要原因。
布鲁氏杆菌病由细胞内部寄生的病原菌引发，因此，普通的药物治疗无法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3]，可应用检疫或者淘汰的方法提前防治，以下有几种防治措施。
(二)从津前村孙姓移民来看硇洲岛宋明清时期的海岛开发
据清代叶廷芳《电白县志》卷14《艺文》记载，在清代之前已经有很多沿海居民移民入住海岛。一开始只是做短时寄居，后来随着寄居的人多了，而且海岛四周都是渔场，有利于渔业作业的开展，于是很多人就长时间居住在海岛上，构筑房舍，围圈菜圃，饲养猪鸭鸡狗等，逐渐定居下来。一开始，由于受到中国传统乡土观念的影响，渔民在海岛寄居后就会对海岛上的土地开发并占有。在渔汛来临时便出海打渔，而平时还可以从事农业、盐业、商业或畜牧业的劳作。随着捕捞由近海向远海的发展，海洋岛屿成为渔民打鱼避风的据点，一些人渐渐定居海岛。对于海岛社会村落的形成，在乾隆时期的《朱批奏折》曰：“广东通省自高雷廉琼以至广肇潮惠处处濒临大海，袤延数千余里，其间岛屿丛多，洲沙漫衍，民人占聚有年，俨成村落，自千百户至万户不等”。[11]一开始在海岛社会的村落聚集是聚族而居，或者在多姓氏的一个村落里，同姓都是居住在附近。后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以及受到经济和生计劳作方式的影响，在渔民群体中对身份的认同逐渐由血缘关系转为地缘关系。当然在南中国海域一些海岛也有两种同时并存的现象。
客商聚集，销售信息格外重要。阳圩的果农们非常注重信息分享，各个家庭农场自发组成一个“信息团队”，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律，统一销售价格，不压价，不坐地起价，不断优化农场芒果销路。由于品质优良，阳圩芒果的销售价格比百色市其他地区的要高出0.3-1.7元/斤，芒果亩产平均约1吨，平均销售单价在2.2-6.5元/斤之间。
“我们孙姓的祠堂在霞山那边，我听老人说，我们孙姓是被官兵从福建地区追赶到了湛江吴川地区，当时我们孙姓的男丁在官兵追杀了，剩下一个怀孕的妇女躲在水缸里，被将军找到，但是发现是一个孕妇，就没杀她，又用水缸盖将她藏在水缸里。后来我们孙姓才在广东南部这些地方开始繁衍。我们过来硇洲这边的先祖和后来生了孙德胜的先祖是兄弟，总共有四兄弟，一个留在吴川，一个去到霞山，其中孙德胜的先祖去了广西，我们这边的先祖来到了硇洲。后来孙德胜还当了越南那边的国家主席。姓谭的人是最早来津前这边的。我们孙姓来到津前这边后，通过跟姓谭的人套关系、协商，后来姓谭的人就给了我们孙姓一大块土地在天后宫的后面。现在在天后宫后面都是姓孙的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现在在天后宫后面，津前小学附近还有两座古墓，就是我们姓孙的人的祖先坟地。这是唯一两座在村里的墓地。证明那个地方以前还没有人住，我们姓孙的人来的也比较早。无论你去到哪个村庄，一般围绕着天后宫住下来的姓氏都是来的比较早的。姓谭的人过来后，可能就开始建天后宫了。现在在吴川有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姓孙。”
这是一个对津前村移民史的探讨很重要的民间有关族源与血缘的文本。SGE为我们阐述了当地两条有关移民入岛与形成村落时的地方性规则：一是最早的移民群体入岛都是聚族而居；二是来的最早的姓氏一般都是分布在村落寺庙的周边，并最早参与到村落地方性神灵的构建中。
在硇洲岛除了红卫社区基本是疍家人在解放之后上岸聚居住在一起，并与咸水白话作为母语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是以“闽南语”的雷琼语支作为母语。不过在访谈中笔者发现，无论是疍家人还是以雷琼语支为母语的群体，他们都将自己的族源追溯到福建。而SGE对孙姓族源所给出的民间文本跟其他姓氏一样，都是在阐述他们的族源来自福建，但不是直接来自福建。但是至于里面的故事情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慢慢加入了地方性的色彩，并从地方性的逻辑出来，与吴川族谱的正式记载有所偏差。《广东省孙氏先祖迁徙录》有载：“开基祖孙梅心，字耀眼，号素庵，为乐安孙氏二十四世吴大帝孙权后裔，先祖原籍江西饶州府鄱阳县，传至孙祥，以明经入第，任福州知府，遂居古田(今天福建古田县)基港仁寿里，卜宅肇基，传至孙建传，由闽迁粤，居化州(今广东化州县)之龙塘，后迁茂名落籍，再传至孙梅心，由茂名迁居吴川油麻坡，瓜瓞绵绵，子孙尊其为吴川孙氏始祖，后裔分布奇艳水口一带。”由此可见，正规的、偏官方的族谱记载往往会将祖先纳入到王朝政权体系中来阐述自己的族群与王朝的关系。但是在民间的文本中对族源的阐释，他们往往会更愿意用一种贴近地方社会生活的表达来阐述自己的族源身份认同。
四、化外与化内：硇洲海岛社会族群的历史“灵活”建构
历史上硇洲海岛社会一开始作为古越人出海捕鱼的暂居之地，后来逐渐成为因战乱、灾害、逃税、政治原因等被迫来到硇洲，并参与到海岛社会的人文景观、地方性知识、地方区域历史的建构，同时也参与到整个环南中国海域的区域文化、商贸体系、社会秩序建构中。然而，硇洲岛处于历史上较长时间内都处于中原王朝统治的“边陲之边陲”地带，也是王朝政权体系在区域社会执行最薄弱或者盲区。正如李德元《明清中国国内的海洋移民》提到“海岛和山区是人少而资源丰富的未开发地区，又是统治阶级管理比较薄弱的环节，有利于失业农民的自由活动。”[12]“沿海社会的城乡贫民也视海岛为逋薮，航海商旅随之赀贩其上，并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于岛陆之间。”[13]因此，海岛社会作为地处边陲地带的区域，在王朝管控中总是“若离若合”。
程美宝教授提到：“‘逃离’与‘加入’，是国家扩张过程的一体两面。”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历史上有一批特殊的群体，通过移民的方式自觉加入到王朝国家“编户齐民”的管治中来。比如福建莆田人的南迁，在很多学者研究中都提到地理贫瘠、资源缺乏、人口密集、区域动荡是闽南人南迁入粤、入琼、甚至世界各地的最主要原因。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闽南先民长时间生活在沿海一带，是有独特的海洋认知体系。在笔者看来“崇商识海”使闽南人活动的空间比内陆移民更大，这也是闽南先民移民较频繁的一种重要推力。
从硇洲岛族群构成来看，主要分为以雷州话为母语的闽南移民和以咸水白话为母语的疍家人。这两个族群的文化特质中都具有海洋性的明显特质。作为移民到海岛社会生活的族群，他们有时主动地加入到王朝体系的“编户齐民”的“化内管控”中来是蕴含着丰富的生存智慧。他们通过“加入者”的身份来获得居住在固定乡土的资源。“他们通过人工围垦，在大海上生成沙田，不断扩展自己所能控制的平地边界；他们灵巧地运用国家话语(包括制度、礼仪和文辞)，运用文字制造诸如族谱契约等文献，为自己对平地的控制提供合理的‘历史凭据’。”[14]不过他们也不是安分守己，海洋的流动性赋予了他们族群在行动策略上也具备“流动性”。他们常常流动于海洋、海岛、异乡，历史上长期活动于“化外之地”，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与国家文明、地方社会博弈。他们不被动接收国家的统治，而是在游离在国家体系之内或之外来创造适合海岛地方社会的“国家秩序”。
参考文献：
[1]梁德林.硇洲岛渔民的过去和现在[EB/OL].湛江新闻网.2010-09-05.http://www.gdzjdaily.com.cn/zjnews/zjculture/2010-09/05/content_1253776_2.htm.
[2]袁康.越绝书: 卷八[M].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63册:104.
[3]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与地理格局[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舟山).2007年第3期.第1页.
[4]吴义明. 硇洲，粤岛璀灿的明珠[J].硇洲地方杂志《涛声》.1998(02)：4-5.
[5]广东省文物局、羊城晚报社合办.硇洲遗珍[D].羊城晚报.2011-10-14.
[6]黄培堃、岑锡样.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M]，广州：广州文兴学社，1908年，卷1：19.
[7]张应斌.雷州话生成的历史过程[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2(01).82-84.
[8][宋]苏辙.栾城集后集：卷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93.
[9]谢清科.南宋末代皇帝在硇洲登基[N].湛江日报.2010-04-19.第11版.
[10]邓格伟.粤西的妈祖信仰渊源及现状[J].莆田学院学报.2007-12(06)：83.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D].档号:04-01-30-0495-007，缩微号:04-01-03-030-1662，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闽浙总督福康安折.
[12]李德元.明清中国国内的海洋移民[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45.
[13]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03(01)：73.
[14]程美宝.国家如何“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悖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14(03).
A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Islands of Naozhou ，Zhanjiang
Lin Chunda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48，China)
Abstract : Located in the significant zone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Naozhou island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stinct location has not only endowed the island with multi-ethnic interaction and ethnic com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ety,but it also formed the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nd local knowledge oper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logic in the island society. Besides,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sland society made by the immigrants of Minnan people, Ding family members and Guangfu people, is both the process of fluctuation of regime jurisdiction betwee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when the island society constructs the national civilization system.
Key words : Naozhou; Island Societ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thnic Interaction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79(2019)05-0026-06
收稿日期： 2018-06-12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硇洲海岛社会建构的历史文本研究”(ZJ16YB19)；2016年岭南师范学院南海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立项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湛江当代族群文化变迁的人类学研究”(2016EL03)。
作者简介： 林春大，岭南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朱谷生]
标签：硇洲论文; 海岛社会论文; 历史开发论文; 族群互动论文;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