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驷马桥彝人果商群体为例
刘 佳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摘要]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日益增多，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现今，大量的彝族同胞也选择进入城市务工或者经商。在这个过程中，彝人如何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和流动性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将通过考察成都驷马桥市场彝人果商群体，来探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彝人群体是如何调适和应对城市生活的，既有利于加强民族和谐又能有效地提出优善建议来改善城市少数民族的管理工作，也为今后少数民族移民城市等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考纬度和参考经验。
[关键词] 彝族研究，研究必要性，城市管理
现代性的变迁以及社会文化适应的问题，是当代人类学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人类学要看到的是观念逻辑，具体即指地方的人是如何运用地方逻辑和社会文化来应对现代性的变迁。少数民族应对现代性的变迁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海外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研究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近20年来，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西南的研究，从民族认同到历史记忆、文化展示等均有涉及。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艾瑞克·缪格勒（Erik Mueggler）曾在云南直苴村做了两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就当地“倮倮族”是如何应对现代性写了《野鬼的年代》（The Age of Wild Ghost）1。中国学界马长寿、林耀华以及本土彝族土司岭光电等，从历史角度、材料收集以及风俗展示的角度，在各自的作品中详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彝族光景。台湾年轻女性人类学者刘绍华也曾深入到海洛因与艾滋病重患腹地，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田野调查，《我的凉山兄弟》2再现了现代化浪潮中凉山诺苏兄弟眼中现代与传统的交织。
因此在探讨城市中的彝人群体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遵循这个思路。四川成都市驷马桥市场曾是彝人果商流动聚居的地方，在这里经营贸易的彝人很多，是彝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据点。果商只是彝族流动群体在城市中的部分代表，受退耕还林的政策的影响，政府鼓励他们种植核桃树并统一上市，当地销路有限促使他们来到成都，找到这么一个市场，并一个带一个最终形成了驷马桥果商圈子。在关注城镇化过程中，驷马桥市场一直是人类学相关研究的重点。马林英老师曾就驷马桥市场彝族果商的形成原因及社会影响在民族学刊探讨了城市管理工作中涉及少数民族管理的可行性建议3。除此之外，国内外还有相当多的著作讨论了现代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城市治理、区域治理、政府与区域组织统合以及社会民主协商等其他方面，比如荷兰学者曼纳·彼得·范戴克（Meine Pieter van Dijk）谈论了关于新兴经济中的城市管理，庞正讨论了社会组织的法治功能研究，常兴华讨论了关于共同富裕中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等现实问题，这些都是现今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彝族同胞转战城市，作为现代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必然面临着很多现代化引起的问题。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与城市市民打交道，果商群体与城管之间，甚至是在买卖过程中彼此之间竞争产生的矛盾，都是他们需要处理的问题。考察发现，文化差异还不算是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首当其冲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差异矛盾。乡村到城市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冲突不可避免，冲突发生后的后续处理才是民族文化的差异体现。比如说他们操作违规了被抓到派出所，放出来之后，也许彝族以外的人就完事了，灾祸事情到此为止，但彝族人不是这样。大多数彝人会选择传统的办法：做“反咒”仪式。“反咒”仪式本质上是彝族社会中一种常见的“送鬼”或者“咒鬼”巫术，是一种临时性的危机性禳解仪式。目的之一在于驱鬼禳邪以求平安，又或者是用来预防自己被咒或是别人家所驱咒的鬼来到自己家；其二，对他们来说，身体虽然出了牢狱，但是他们的灵魂受到了惊吓，作为祖灵信仰的民族，灵魂受到伤害惊吓代表祖先庇佑不到自己，做个仪式来补救自己与祖先的关系，使自己的灵魂随时与祖先保持良好关系，给自己带来一种被庇佑的安全感。由此可见，实际上“反咒”仪式既是他们应对现代性的一种策略，又是他们传统文化逻辑的体现，既蕴涵着变迁也存在着延续，以仪式来不断解释生活的种种不顺和难关，在化解身心遇到的危机和压力的同时，也在强化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和重新构建宇宙秩序，使生活世界回归正常。
全球化的兴起和现代化的发展使得社会人口流动加剧，经济发展更是让各民族紧密联系。在对少数民族城镇化管理的过程中，总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治理角度，也许尝试着通过探究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资源，以由内而外的全新视角来进行透视调查会有意外的收获。民族工作无小事，需要以本土文化去关怀，将心比心地去细致落实民族工作。通过少数民族自己的内部文化逻辑，更有助于提出合理的城市管理规划建议，尤其是像成都这样多民族融合的城市，实现民族团结更能优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治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大环境里，彝人流动群体的社会适应，必定会牵涉到城市管理、人口流动、隔代教育等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集合都将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了解他们是如何去策略性调试和应对现代化生活，有利于构建一种和谐的民族共生关系，与此同时也极大地帮助彝族同胞们去享受现代性的生活，而非仅仅担当着现代性发展的受害者角色。驷马桥市场只是少数民族进驻城市的一个缩影，无论时空怎么转换，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逻辑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会出现触动根基的变化，因此了解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也是对他们的社会文化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注释：
①参见[荷兰]曼纳·彼得·范戴克, 新兴经济中的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 in Emerging Economics)[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庞正, 法制的社会之维:社会组织的法治功能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9；常兴华, 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中的收入差距[M], 北京:中国水利出版社,2004.3.
参考文献：
1.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1.
2.刘绍华, 我的凉山兄弟[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马林英, 少数民族商人城市文化调试与城市民族工作方法的创新——以成都彝族果商的形成、影响为例[A]. 民族学刊(总第32期), 2015.06.
作者简介:刘佳(1990.01.18——)：27岁，女，布依族，籍贯江苏，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2015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论文作者:刘佳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5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8/29
标签：彝族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现代性论文; 城市论文; 驷马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论文; 《文化研究》2017年5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