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2—0023—08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产业分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中劳动力的比重快速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明显上升，是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
但是，劳动力的部门构成与社会总产值的部门构成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简单的一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会受到国家选择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作的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把农业部门所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业，同时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促进“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①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对工业化进程中， 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顺利，既有改革开放前的相对停滞，也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快速发展，直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只有40％多一点，比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到20个百分点，中国仍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多年来形成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业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制约因素。概括起来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就地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主要是向乡镇企业转移；二是进城打工就业；三是向城镇迁移成为市民等等。
近些年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党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进行回顾，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必要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行严格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以户籍制度为骨架的严格的城乡隔离制度，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农业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严重的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全国解放前夕城市失业人员达400万人，相当于1949年底在业职工人数的一半。 农村破产的农民有几千万人。③ 虽然农村完成了土改，城市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一五”计划末期国家暂时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但也遗留了很多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是从“一五”计划正式开始的。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本来希望“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④，然而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却很不理想。
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时，基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党和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而，新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很低的。1949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美元，中国现代产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85％以上⑤。
在这样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必然要求采取非常的措施和手段，为重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一方面国家像苏联一样通过低价方式从农业转移经济剩余，同时对农业课以轻税。另一方面在工业得到高额垄断利润后，以利润上缴的方式转化为国家的财政资金，国家再以这些财政资金进一步推进重工业的发展。国家在由农村向工业和城市大量“输血”的同时，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以户籍制度为骨架的城乡隔离制度，以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进一步强化了业已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大跃进”对城乡人口控制的冲击。三年“大跃进”期间共招收职工2500多万，其中来自农村的有1430万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由于大量从农村招工和大量职工家属进城，这一方面削弱了农业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重了国家的商品粮供应负担。农业形势急剧恶化，粮食库存急剧下降，出现了全国城乡的危机。最后，国家不得不下决心精简城市人口。1961年1月开始到1963年6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其中回乡务农的达1300万人之多⑥。
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发展资金约为4500亿元⑦。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从全局来看是必要的，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70年代末，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较早地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跃升。在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占70％，工业产值占30％，到1978年这个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有70％是由工业提供的。中国的产业结构接近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国家。⑧
但是，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一方面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改善，使本来落后的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农业生产率得不到有效的提高。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⑨。
另一方面，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53年至1978年26年间，我国农地资源增加不到3％，但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翻了一番多；同期，农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从57％减少到32％，下降了25个百分点，但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从88％降为76％，仅减少12个百分点⑩。1949年到1978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从89.4％下降到82.1％，30年只下降了7.3个百分点(11)。就业结构的转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仍占全国总劳动力的绝对多数，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 美元的国家相近(12)。
50年代中期，我们党努力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对苏联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农民挖得很苦，有深刻的认识，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就告诫全党：“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要在农村发展工业，加速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办工业，毛泽东评价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13)。他指出，我国有一个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涌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14) 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但其中包含着真理的成分。
经过多年的努力，社队企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1978年，社队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52万个，吸收农村劳动力2827万多人，总产值达到515亿元(15)。社队企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也是后来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
综观建国后的近30年，党和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虽然有所认识，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动，农民向城镇迁移和就业基本停滞。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格局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日益强化，沉重的农村就业压力问题就这样一直被拖了下来。
二、80年代党提出必须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定了“离土不离乡”的方针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按照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顺序发展经济，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效率，更加重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调节作用，更加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开始起飞，生产要素实现了合理流动。在党的“离土不离乡”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农村劳动力快速流向农村二、三产业，主要流向乡镇企业。
到了70年代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实行战略性调整。新时期政策调整首先指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逐渐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提价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1979年至1984年，农业出现了持续6年的超常规增长。农业总产值1984年比1978年增长了55.4％，平均每年递增7.6％，大大高于1952年至1978年间的2.7％的年均增长速度。1978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近14.9％。这两项都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16) 农村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少部分人开始走向富裕。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大幅度提高，粮食商品率摆脱了长期在20％上下徘徊的局面，达到33％(17)。这些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初始阶段，原有的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并没有松动。为了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甚至还对流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清退。
即便如此，党对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基本上采取了正视的态度，积极寻求解决之道。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通过“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对农村的支援”，加快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18)。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指导方针，主张通过开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为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到了80年代中期，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越来越迫切了。此时，城镇就业问题基本解决，城镇就业压力的减小，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国民经济也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城镇就业的机会增多。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不满足于温饱的农民开始向农业、农村之外寻求就业机会，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农村出现的这种新趋势，并作出了一系列指示。1980年5月，他指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可以搞多种经营，搞林、牧、副、渔。还可以搞农田基本建设， 修建大型水利工程。1983年8月在视察黑龙江垦区农场时，邓小平指出，你们分离出这么多劳动力， 要注意大搞多种经营。1985年11月，他在谈话中强调社队企业也要办，有个就业问题。1987年3月在会见外宾时他说，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 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19)
198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不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富裕不起来，国家富强不起来，四个现代化也就无从实现”的重要论断(20)。党的十三大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21)。这标志着党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首次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制定了以下一些政策措施：在农村管理体制上，1983年开始撤社建乡，撤销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创造条件；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采取措施扶持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乡关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由过去的严格限制，开始向允许甚至鼓励流动转变。比如，1984年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5年的一号文件又提出，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政府还允许国营企业招收农村工人，允许农村集体企业和农民个人从事长途贩运，支持和鼓励农民兴办交通运输业等。
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措施，80年代中后期遂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黄金时期”。在农村内部，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加速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由5208万人增加到954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84万人，年均递增16.4％。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接近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9984万人）(22)。在农村以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流动，寻找到了新的就业空间。至于具体数字很难统计，一般估计1988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也已经达到或超过2000万人(23)。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开始启动，城镇人口由1978年1.7亿增加到1989年的2.95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26.2％，11年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24)。
邓小平对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有效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87年6月，他高兴地指出，农村改革中，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25)。
80年代，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指导方针是“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就地向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这一方针主要优点是：80年代，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强，城乡都存在严重劳动力过剩，提倡就地转移，以比较小的代价解决了比较严重和突出的问题，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不足之处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向小城镇聚集的趋势，使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户家庭企业则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城乡之间的隔离仍然存在，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不平等仍然很深。1988年后的经济调整中，乡镇企业就受到很大冲击，1989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数量比1988年减少179万人，1990年又比1989年减少102万人(26)。大量转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被清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再次陷于停滞。
三、90年代以来继续贯彻“离土不离乡”的方针，同时对农民跨地区流动就业提出要加强疏导和管理
进入90年代，一方面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它为农村劳动力加速流动准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体制基础；另一方面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调整一系列利益格局，这就向党提出了在加速改革和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在延续贯彻执行80年代有关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党也在积极探索新的解决之道。
90年代初，鉴于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党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十分强调要把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在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时，党接受80年代中后期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教训，突出抓了两点：一是抓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二是抓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没有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带来的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国民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社会就不能保持稳定；然而没有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也就没有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状况成为党制定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党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重要依据。
90年代以来，摆在党和政府面前，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民工潮”发端于80年代末，是农民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自发地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寻求就业机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农民增产不增收；其次是由于农村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再次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78年为2.4∶1，1985年缩小为1.7∶1，1994年扩大为2.6∶1。(27) 这些变化将许多农民从农村拉了出来，向发达地区和城市推进。
90年代前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民工潮”，社会上议论纷纷，褒贬不一。各地政府也显得准备不足，多用老办法进行防、堵。
对“民工潮”问题，到底怎样看？这是党和政府制定农村政策的起点。1995年江泽民在视察江西、湖南谈到“民工潮”时指出，对于农民流动，持两点论，要防止盲目流动，要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来解决。两点论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转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人口大量流动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28)
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政策走向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应向农村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强调加强农业的综合开发，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这实际上仍是80年代以来政策的继续，现在执行起来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就地转移的主渠道——乡镇企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接纳不了源源不断地从田地里走出来的劳动力。
二是对一部分跨地区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主张要加强疏导和管理。为此还制定了以下政策措施：进行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为农村劳动力的开发利用进行探索；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序化，以克服“民工潮”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具体内容包括输出有组织、输入有管理、流动有服务、控制有手段、应急有措施等；逐步实行城乡劳动力统筹管理；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和开展职业培训等。实施外来人员就业证和登记卡制度，制定外来人口暂住政策以及春运期间限制用工政策等。这些政策措施的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民工流动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序化了。
这一时期，由于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沿海地区和城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流动就业机会，政府又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从而使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1992 年至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5.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1993年的1∶2.53缩小为1996年的1∶2.27。(29) “民工潮”的压力，被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多逐步化解。
到了90年代后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又变得越来越大。此时，国民经济进入紧缩期，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收入增幅出现持续下降，1997年至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持续下降（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体）。乡镇企业是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大头，但自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乡镇企业也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阶段，因此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也在下降，对农民来说，外出打工的收入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许多城市制定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使农民依靠打工增加收入越来越困难。
党和政府对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农业生产甚至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不利影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30)。中央审时度势，于1999年在部署农村工作时，作出了重要判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供给从长期全面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需要则日益转向多样化、优质化新阶段。提出解决新阶段的农村问题要有新思路、新办法。
为了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党和政府决定把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摆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1998年秋，取消了农民工暂住费等7项收费。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1998年12月，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
这些政策调整，改善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环境，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由1988年的约2000万，增加到2000年的大约7800万人左右(31)。城镇人口也由1989年的2.95亿增加到2000年的4.56亿，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26.2％上升到36.2％(32)。从而使得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和打工收入逐渐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1997、1998、1999、2000年农民的非农产业和打工收入分别为515元、847.2元、1030.3元、1128.1元。1998年以后，正是由于农民来自非农业和打工收入的增长，才维持了农民收入的缓慢增长。(33)
进入新世纪，无论是从国家的经济基础、体制基础，还是从全社会对城乡关系、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深化上来看，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为顺应时势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制定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指导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又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有：一是提出取消城乡就业方面的各种不合理界限，改善农民进城就业、创业的环境，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二是进一步放开户籍管理，积极稳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速度正在稳步加快。
四、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的特点及其重要意义
建国后50多年来，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由前30年的严格控制，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不断放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由停滞不前到不断扩大与提高转移的规模和水平，其间有许多规律和特点值得总结，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党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前30年中，党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对资本需求巨大，而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小。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使城市的就业变得十分困难，就难以顾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闲置不仅使农村劳动生产率很低，也使农产品的商品率变得很低。为了防止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给城市就业和商品供应造成冲击，就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了严格控制的政策。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发展经济。农业、轻工业的优先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善了市场供应状况，多种经济的发展也使城乡就业紧张的状况稍有缓解；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进一步暴露了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状况，促使政府认真考虑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合理利用的问题，开始制定相关的政策。
二是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对经济体制形式的选择。前30年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体制下每个农民都被束缚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内，生产甚至生活都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谈不上什么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劳动力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为此必须改革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首先结束了束缚农民流动的公社体制，赋予农民生产、农产品流动的自主权；其次逐步打破城乡、地区壁垒，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流动的政策，使得农村劳动力自身也得以进入市场，按照市场的需要实现转移。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正在建设之中。
三是政策的制定与怎样正确对待农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前30年中，我国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很难说他们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和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出地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了出来，指出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充分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三中全会后，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对农民发展经济的一系列创造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为之提供服务和保障。从肯定包产到户到支持发展多种经济和发展乡镇企业，从肯定“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到肯定农民的跨区域流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总是从尊重农民意愿、关心农民利益出发来制定相应政策，从而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得到了比较好的保障和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从尊重农民意愿、关心农民利益出发，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广大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农民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是开拓出了一条城乡一体化的崭新道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存在着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有效地冲击了这种二元结构，使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被突破，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商品和生产要素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自由配置和组合，城乡正在向一体化的道路上迈进。党的几代领导人提出的设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多项研究表明，低廉、素质较高且源源不断供应的农村劳动力是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沿海地区和城市实现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民打工带回的资金和技术是推动内地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利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是广大农民实现了新的解放和发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对自己有了真正的支配权，获得了又一次的解放。在城市里，农民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不仅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提高了素质，许多人还学会了新的知识和技能，一大批农民工成长为有一技甚至多技之长的人，实现了新的发展。新一代农民正在成长。只有农业、农村和广大农民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指日可待。
总之，从50多年来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及其实施效果的对比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新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相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继续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发展，必将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创造出新的奇迹。
注释：
① 韩俊：《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页。
③ 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新中国劳动经济史》，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⑤ 胡鞍钢：《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 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第137页。
⑦ 《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⑧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72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8页。
⑩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1) 《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
(12) 祝慈寿：《中国现代工业史》，第972页。
(13)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
(14)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15) 《奠基——新中国经济五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16)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141页。
(17)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页。
(1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8页。
(19) 《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20)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2～233页。
(21)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22) 刘江：《21世纪初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第592页。
(23) 宋洪远等：《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24)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4）》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9页。
(25) 《邓小平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26) 刘江：《21世纪初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第592页。
(27) 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2月27日）。
(28) 李鹏：《政府工作报告》（1997年3月1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8页。
(29) 王梦奎：《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3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31) 《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学习问答》，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
(32) 魏礼群：《科学发展观和现代化建设》，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33) 刘斌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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