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东地区经改的经验教训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教训论文,启示论文,地区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激进改革路线的巨大恶果
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普遍采取了激进的改革路线。新执政者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缺乏认识，认为只要全面效仿西方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实行的经济改革方案，是邀请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政府顾问直接参与制订的，其特点是完整地遵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价格理论和产权理论，力求短期内彻底破坏旧的经济体制，“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规范作法，因此，经常被人们称为“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全面放开价格、工资“一步到位”，以消除价格信号的扭曲，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供求；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对原来国营企业的贷款，以抑制通货膨胀；财政改革方面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彻底明确企业的产权界定，以求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立即实现统一汇率，外汇自由兑换，全方位对外开放。这种作法从理论逻辑上看很完美，可以实现微观体制转轨和宏观控制的同步化，似乎实践中也应该取得更好的效果，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曾许诺：“半年内控制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增长”，可惜事实却完全相反。
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独联体、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实施了“休克疗法”，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物价飞涨、经济衰退、工人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后，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均遭受到破坏性打击，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90年初开始，俄罗斯经济连续多年大滑坡，到1993年为止，工业生产下降为1989年的58%，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为1989年的53%，固定投资总额下降为1989年的49%。1994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又分别下降了17%和27%。迄今为止，俄罗斯经济的下降幅度虽然有所缓和，但始终未能扭转衰退趋势，1996年上半年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继续下降了4—5%。俄罗斯放开价格后，通货膨胀率连续数年高达1000%以上，物价上涨了数十倍，因货币贬值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广大人民数十年的劳动积蓄化为乌有。改革后俄罗斯取消了对农业的优惠补贴，推行土地私有化，原来机械化作业的配套服务体系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持续下降，1991年下降了5%，1992年下降了8.9%，1993年下降了4%，1995年下降了8%。5年来，俄罗斯的粮食生产下降50%，牛的饲养头数减少23%，猪的饲养头数减少35%，农用拖拉机减少30%，收割机减少40%。由于国家对农工综合体的投资减少了95%，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在通货膨胀中不断扩大，数十万农民不能购买足够的化肥、燃料和机械，农业企业欠款多达380万亿卢布[①a]。
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政策的主要微观组成部分，就是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其失误也是造成俄罗斯的经济灾难的重要原因，我们将对此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是以西方产权理论为依据的，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推行，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众多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向全民无偿发放近1.5亿张可以出售和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等等。据俄官方称，至1994年底，70%的工业企业已实行了私有化，4000万人成了股东，100万人成了小业主。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由于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更重要的是，私有化企业的效益并未好转。据俄罗斯官方机构称，对许多实行私有化的原大型国营企业的跟踪调查表明，这些企业的经营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高层经理们利用新权力给自己规定了高额报酬，对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熟视无睹，却忙于同可疑的私营企业作交易，叶利钦表示对此非常气愤，但却毫无办法。据统计，由于俄罗斯大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不好，经营面临困难，拖欠职工工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目前总额已高达20万亿卢布[②a]。
根据西方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唯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不同的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政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上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俄罗斯官方承认，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的私有化了的原国有企业和银行。黑社会和投机集团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的大出血。这种变态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很难纠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长期性的。由于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为了恢复民心，被迫解除了私有化部长丘拜斯的职务。
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特别应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度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1994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做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由于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政策，还给人民生活、社会保障与治安方面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苏联曾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相对比较落后，但是，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供应的，相当多的家庭拥有小轿车和郊区别墅，交通、水电、房租收费低廉，有比较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苏联解体后，尽管大量进口消费品很快充斥市场，但是，物价飞涨令普通人民难以问津，广大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大为降低。社会分配两极分化严重，10%左右的俄罗斯新贵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大发横财，60%以上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40%的人口陷入贫困之中。一位俄罗斯著名科学家对我国访问学者称，他以前的每月收入约折合1000美元，开支后有大量节余，如今每月收入仅折合50美元，而且已经三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了。由于物价猛涨而收入拮据，俄罗斯居民的营养水平从80年代居世界的第7位下降到目前的第36位。俄罗斯虽然效仿西方广泛征收高额增值税、所得税，但是，由于企业效益严重滑坡和逃税现象严重，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预算收入不到预算开支的一半。俄罗斯政府总理、副总理前不久谈论经济形势时承认，1996年总统大选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有限的福利计划难以对付广泛的社会灾难和贫困，拖欠居民的工资、养老金、福利费等各种现金债务高达60万亿卢布（约合150亿美元）。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恶化和医疗保障体系遭到瓦解，俄罗斯居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恶化，以前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如麻疹、哮喘、结核、梅毒等有了惊人的发展，1990—1993年间，几种疾病的发病率分别上升了142%、72%、34%、300%，甚至以前消失的霍乱、白喉鼠疫等恶性传染病也死灰复燃。苏联以犯罪率低而闻名，但是，如今俄罗斯却到处黑手党猖镢，从事贩毒、走私、盗窃、敲诈等各种犯罪活动。据法国中央银行的调查，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黑社会流入法国的资金大约有100亿美元，而这只是能查出的一小部分。黑社会与腐败官僚相勾结，大规模参与证券市场投机，大约骗走了普通居民60万亿卢布的钱财。黑社会力图敲诈、控制的重点对象是银行家、企业家，几年内大约有50多位银行家遭到谋杀，新兴富人阶层对自身安全时刻提心吊胆，被称为“可怜的俄罗斯富人”。60年代苏联曾以世界上人口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疾病和凶杀等使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俄罗斯居民的人均寿命下降了三岁，这种恶劣情形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著名的“民主斗士”索尔仁尼琴也认为，“今日的俄罗斯处于巨大的灾难之中，到处是痛苦的呻吟”[①b]。
从实际出发，反对照搬照抄
前苏联、东欧国家推行激进改革路线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经济改革有许多的宝贵启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启示之一是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潜伏着巨大风险，如果不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很可能带来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灾难性后果。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于经济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人们普遍有了充分的认识。但是，对于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我国许多人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认为只要效仿西方的规范经济模式，就能够顺利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由于我国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仍面临较多的困难，许多人因此而轻视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功经验，希望效仿俄罗斯的激进改革路线，全面地、系统地引进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规范作法，以期彻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访华的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强烈不满本国的错误经济改革政策，表示希望借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却惊奇地发现许多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深感兴趣。
上述错误思潮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对国际经济比较和经济制度变迁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某些西方国际组织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派，曾大肆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数年内即可达到西欧国家的富裕水平，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于致富心理，误导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错误政策。事实证明，俄罗斯非但没有因此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善良愿望被自私的政客愚弄了。苏联曾经是一个能够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如今却沦为一个自顾不暇的衰落国家。我们应该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惨痛代价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复辙。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上百年，西方列强再也无法用军事强权威胁我们的民族生存，也无力支付封锁遏制中国的巨大代价，只能寄希望于通过“西化”战略，让我们因急于致富和判断失误而自乱阵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闭关锁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缺乏清醒的头脑，同样可能出现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崩溃的巨大灾难，从政治、经济上再次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基础比苏联更为薄弱，这种灾难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打击，无疑将大大超过苏联解体带来的损失，这种局面也许正是某些西方列强所盼望而无法用枪炮得到的结果。
正如我们的前述分析，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如人民生活贫困、缺乏社会保障及黑社会犯罪猖獗等等，同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惊人的相似，实际上并非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短期阵痛，而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时期，其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以保证私人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度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之后，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有充足的财力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虽然令人羡慕，但这些是经过漫长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积累，掠夺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资源财富基础上建立的。台湾、南朝鲜在殖民地时期非常落后，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封锁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向台湾、南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待遇，如果没有中国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强大压力，从来自私自利的西方列强决不会变得慷慨大方，台湾南韩也难以获得如此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许多人认为解放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解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用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的居世界第40多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8位。解放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巨大，以至于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但是，今天这种差距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缩小，以至于西方列强再也无法依靠经济军事强权直接威胁我们，而且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而感到忧心忡忡。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盲目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对市场经济的利弊缺乏辩证的观点，不珍惜自己取得的巨大成果，甚至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样就很可能重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复辙，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无疑将更为严重。近年来，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停产、半停产的职工生活困难，卖淫、贩毒现象死灰复燃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顽症，应该及早引起注意，认真进行有效治理，否则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
警惕西方经济理论的误导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带来巨大恶果，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照搬西方规范经济理论，不能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出发，特别应警惕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我国经济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一般是建立在许多抽象假设基础上的，不仅难以反映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更是南辕北辙。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倡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还直接服务于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一直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名为奉行不干预经济政策，实为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借助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国家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一些西方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置之不理，最终因社会动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因此声誉扫地，曾经长期一厥不振。二战后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西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加强了国家的经济调节作用，自由主义理论曾被普遍认为是反动思想。但是，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趁机卷土重来，攻击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尽管在众多西方经济理论的抨击下，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显得漏洞百出，仅仅是有争议的非主流学派，但是，在西方保守政客和大垄断财团的全力支持下，居然在英美等国政坛取得了主导地位。80年代，英、美两国保守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号召，曾再度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10年中两度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原来缓和的贫富差距再度显著扩大，遇到人民的普遍反对，保守政客纷纷被迫下台。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再度流行西方之时，正值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时期，因此，对我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许多教条至今仍被有些人误认为是西方最新的规范经济理论。例如，主张经济转轨中采取“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忽视由此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危害性；反对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或认为宏观调控仅仅是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必考虑对经济发展和人民就业的不利影响；以科斯产权理论为依据，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重要经济作用，主张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主张国内一切应尽快同国际市场接轨，实行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实际上是主张复古倒退。尽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已经过时，但是，西方的垄断大财团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仍然通过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兜售，用贷款、援助附加条件的办法迫使这些国家就范；90年代前苏联、东欧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以及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也都是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药箱。这些国家普遍因采纳了其错误的政策主张，长期遭受了经济衰退、失业贫困加剧的巨大痛苦，民族工业逐渐落入西方跨国公司手中。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受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四个经济理论的误区。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但仍然没有开始复苏；例如，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总值下降了40—50%，失业率保持在16—20%，贫困率仍高达85—90%，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波兰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1995年仍高达14.9%，其中约一半是超过政府救济期限的长期失业。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第三个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保加利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俄罗斯改革盲目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受了经济长期衰退的惨痛损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连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中有许多不同，其中最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十多年改革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衡量改革的是“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而不是书本或西方国家的规范经济模式。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先试点，是否推广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否为提高人民生活带来实惠，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这种作法看似既不全面又不系统，但是，实践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逐渐地越来越全面、系统地揭示出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改革方向的规律性，而且这些规律性往往是经济学家头脑中、书本上以及外国所没有的，我国农村承包制的成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我国的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和改革实践出发，不盲目照搬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既努力保持社会主义自身优越性，又尽量发挥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因而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和拉美国家改革的痛苦代价，连续十多年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实现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我国改革初期曾成功地克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就业困难，同时避免了西方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甚至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对此深感敬佩，认为如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一成就，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国经济改革中采取的“先试点、再推广”的作法，可以说是对人类经济制度变迁方式的一个伟大创造，为人类有意识进行经济制度创新和调整生产关系，提供了“科学实验室”，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代价有着重大意义，今后我国实行任何重大改革都应坚持这种“科学”的方法。试点工作不能局限于根据规范经济理论推导出的少数改革方案，特别应重视广大群众在改革实践中创造的成功经验。尽管我国经济改革中存在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轻视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改革经验，转而寄希望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推进我国改革和克服经济困难的办法，恰恰是认真总结十多年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继续坚持那些实践中证明成功的方向，并通过实践使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经验与外国的经济规范有出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外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完全不同，照搬外国的作法可能不利于发挥本国的独特经济优势。外国许多资深经济学家都承认，各国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任何规范理论的认识范围，因此，仅仅依靠规范经济理论搞改革是非常危险的，改革最终要从具体国情出发。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不赞成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将他对产权制度的某些抽象分析归纳为“科斯定律”，并且将其视为证明私有产权优越性的“金科玉律”，他在前不久对我国访问学者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和东欧国家不应该复制和照搬西方的产权制度，而应在发展中逐步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带来的恶果，以及拉美国家推行“自由化改革”的经验教训，不仅有力地证明了照搬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危害性，而且还有力地驳斥了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为“休克疗法”的无理辩护。我们应该以这些国家付出高昂代价为鉴戒，警惕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干扰，排除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诱惑和压力，珍惜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这样才能够避免重蹈前苏东、拉美国家的复辙，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的宏伟理想。
注释：
[①a] 《民主化、人权与经济改革：中俄比较》 彼德诺兰（英），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俄罗斯农业改革步履艰难》，《中外经济信息》1996年6月。
[②a] 《警惕西方产权理论对经济改革的误导》，《经济管理》1995年5期。
[①b] 《民主化、人权与经济改革：中俄比较》 彼德诺兰（英），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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