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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4-0114-11 一、前言：探索文学动力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主导下，“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千姿百态，无数被压抑的作家与社团浮出地表，文学地图日益复杂，如“双翼齐飞”①“民国文学”②“多元一体的文学结构”③或“多元共生体系”④等论述呈现话语繁盛、学派纷呈的态势。这样的成就来之不易，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改写“革命”正典、回归文学与尊重历史的结果。尽管如此，迄今在有关现代文学“起源”方面，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似有一种“过犹不及”的有趣现象。所谓“过”即把“起源”追溯到晚清，具代表性的如严家炎先生提出现代文学应当起始于188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言文合一”的主张。⑤另一种“不及”基本上则属于主流书写，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数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律标明把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起点。⑥其实这两者并无不同，都以白话的迷思为基础。 由1917年所标示的“五四”，照今天理解是个多元杂糅的文学复合体，而对白话的强调也是一种较为中性的语言立场，却仍然是个“迷思”，它延续了现代与传统、白话与文言、新与旧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而且排除了从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文学，由是不可思议地错失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节点：一是在世纪初，空前的民族危机见证了一场辉煌的文学动员与理论建构；另一个在民国初，东亚第一个共和国的开创给文学带来了深刻转型。这两个节点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相当于危机与复兴的寓言，这不光是政治上，更是文学上的，其历史意义在很多方面并非“五四”思想所能涵盖或比侔，而它们遭到排斥，主要因为发生于白话文运动之前，或者说是出自对文言的心理障碍。 众所周知，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呼唤“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文学被召唤到救亡变革的前台，此“诗运”与“国运”密切相关。嗣后短短数年间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周氏兄弟、黄人、徐念慈等一一亮相，他们的论述在语言改革、文学的情感与审美功能、小说的现代身份、以文化本位融合外来文化以及文学传统内在的创新转化等方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创发了一个精彩的开端，而这一令人瞩目的理论景观是通过文言得以呈现的。虽然现代文学史在叙述晚清这一段时，一般都会论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却不会与他的“古雅”主张相联系；或高度评价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早期作品，然而很少关注他的古奥文言与“复古”思潮之间的关系。对于民国初年这一节点笔者最近有所论述，⑦因此本文仅对于20世纪初的文学理论建构作一种历史脉络化的描述，在知识社群与报纸杂志所形成的竞争场域中考察各种文学话语，而在各种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通过程中显示出各自对于国族想象、学术谱系与美学趣味的不同取向。富于启示的是，由于国族危机的逼迫，在临危受命之际，中国文学跨入了现代，但是文学的根本使命不仅在于应付危机，而在建设和谐社会与美善人性方面被赋予更高更富远见的使命。 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所汲取的历史资源是什么？是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就改革开放的精神而言，这与其说拜赐于“五四”，毋宁在接受和消化20世纪初所奠定的理论遗产。首先从语言上看，20世纪中国有两次语言转向，一次是五四时期由“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所造成的语言转向，80年代以来出现又一次以“汉语”为中心的语言转向，如申小龙对《马氏文通》以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唯西化是从的反思、⑧柯灵的白话“后遗症”批判和周汝昌的文言“决非‘洪水猛兽’”的呼吁、⑨郑敏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语言暴力特征及其“二元思维”定式的揭示，⑩由是从语言学、文学创作与理论等方面形成了以逆袭白话为特征的又一次语言转向。比起某些情绪化批判更为硬性的标志是官方放弃了语言改革最终目标的汉字罗马化方案，同时民间出现以“汉语”为中心的强势论述，在创作上破除“普通话”典律，迎来了语言实验的千姿百态，这些看似与国际“后学”遥相呼应，实际上也出自接续断裂已久的文化传统的自觉要求，通过强化汉语意识来汲取本土语言资源、重新动员与凝聚民族感情，藉以对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压力。(11)与语言有关的民族尊严、纯文学及传统美学等议程不断被激活，这种文学与文化的新方向固然受到多元竞争的全球文化潮流的影响，其实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内在调适功能的体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与世纪初的文学与文化趋向接上了血脉，这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国粹”“复古”及语言张力。 白话创造了“新文学”，也造就了现代生活，这毫无疑问，至今我们身在其中，但是长期以来“文言”和“白话”成为人为对立的标签，深深印刻在集体无意识之中。虽然“重写文学史”不再以“革命”为“正典”而走向多元和世界，但把白话简单地等同于“现代”仍是个普遍现象，结果文言仍被视作“旧传统”或“保守”而被遮蔽、被排斥。某种意义上本文旨在确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文言的合法性，同时针对至今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的白话迷思。所谓“源起”不在于追溯某个“起点”，而在于建立一种文言与白话的辩证关系，即文言与白话处于同一文化传统里，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开展中，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条件的制约，两者之间呈现或张或弛的协商、转换的态势，却始终是造成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确立20世纪初为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奠定的“理论基础”，对于“五四”之后文学语言的辩证运动会有一种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文学史书写更为全面与深入。 这不是新问题，事实上始于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人谈”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在东西文化撞击的格局里把中国现代文学从“政治”切换到“文化”面向，前瞻地建构了具世界眼光的“现代”视域，且有意跨越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分期，时时关注文学发展的“整体性”。(12)这个整体视域极其重要，其中谈得很多的语言中介问题，在“三人谈”之后发生了很多戏剧，至今仍在上演，如果单从某一文学分期就很难讲得清。 章培恒在1999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一文中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人间词话》作为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典范探讨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归结为四点：文学的审美本质、感情功能、历史发展中的人性和文学形式，然后说：“它与大陆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用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颇有不同之处，而与王国维、鲁迅在本世纪初所持的文学观念则在基本点上是相通的。”(13)稍后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也把20世纪初确定为现代文学的“分期”，在具体论证时指出，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中已凸现“人性的解放”的思想根源。另外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徐枕亚的《玉梨魂》都作了高度评价。(14)章先生以马克思的“人性”论述作为他的“文学观念”的出发点，在中国语境里由王国维、鲁迅等人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树了一个足具范式的“开端”，这番阐述相对于5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拨乱反正的意味。从语言角度看，这些晚清文本都用文言写成，无论王国维的“古雅”与鲁迅“佶屈聱牙”的古文，还是梁启超的“报章新文体”和徐枕亚的“骈体小说”，处于中西文化交通前沿的文言呈现多种样式，已是在现代激荡之下求新求变的产物。 近年生长起来的“清末民初”研究似游离于“近代”或“现代”的价值指向而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却在文言与白话的断裂中发现了历史连续性。正是基于大量经验分析，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学界不胫而走，而“被压抑的现代性”仍须发掘。他在《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一文中指出，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黄人、章太炎、周氏兄弟的文学理念呈现多样性，“基本上都已经对于西学有所呼应，无论是正是反，企图在这个时代为文学的定义重新开出一个新的局面”，并建议“我们今天看待文学史的论证理念的发展，不必只集中在一个点上”。(15)现代文学开端不止一个点，但各个点辏辐交汇，显出新时代来临的势不可挡，该文最后讨论到“旧体诗宋诗派的代言人”陈衍及其后续的钱锺书，提出“传统的诗词在现代文学里，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如何把“宋诗派”纳入文学整体，须克服与“旧”有关的成见。针对研究盲点，学者强调尊重历史，如陈思和为《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一书所作的序文，也是有感而发：“作为科学，第一步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存在，对于曾经存在过，并且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被人为因素所遮蔽的文学现象，都应该以充分的尊重的态度来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恢复这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面貌。”(16) 二、国粹与复古：文学观念与政治、学术分野 20世纪初数年间，思想领域里派别林立，精粹云集，由革命、光复、立宪、共和、无政府主义、女权、暗杀等关键词所引领的话语实践交相错综，与之扣联的文学场域也众声喧哗，竞相争胜。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笔带感情饥不择食地介绍各种代表“欧洲真精神”的人文学理时，动辄诉诸“四万万”目标读者，正是由于小说、报纸杂志的现代传播功能激发其对新中国的未来想象。这也是当时公共话语的普遍特征。在民族救亡的危机时刻，文学被召唤到前台，但是对于什么是文学、未来中国视域中文学的角色定位众说纷纭。自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之后又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导“小说界革命”，一时间风起云涌，其“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语对于颠覆传统文学秩序而确定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龙头地位仿佛一锤定音。他在“诗界革命”期间已显出提倡“俗语”倾向，而随着小说创作与报刊传媒的扩展，其“言文合一”的语言改革主张也愈益展示活力。几乎同时，从事反清革命的章太炎一派在文化上以“复古”“国粹”为号召，以恢复“汉家威仪”为出发点，首先肯定汉字传承历史文化的本体地位，而对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推尊洗发含有传统自身的内在创造转换而与现代普世人文价值接轨的意涵，同时在文学上强调感情功能，崇尚汉魏风骨与六朝抒情美文传统。在他们看来，梁启超捡拾欧日学术皮毛，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因此文学立场不仅取决于政治立场，也与语言、学术等要素相关；在章、梁之间存在古文学与今文学的不同学术谱系，语言方面章氏极力反对汉字拉丁化。另如王国维对于革命派与改良派都表不满，政治上取体制内改革姿态，其文化本位渗透着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教分离的观念，他重视文学的美育功能，具有现代专业主义倾向，无怪他的许多重要论述发表在以“业务救国”为宗旨的《教育世界》杂志上。 “纯文学”这一概念最初由王国维在1905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提出，(17)根据德国美学理论，王氏指出文学属于感情、审美的领域，应当不带政治或功利的目的，而成为一门独立研究的学科。这一观点贯穿于《红楼梦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论近年之学术界》等文中。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已故米列娜(Milena
-Velingerová)指出，清末民初时期不光是王国维，还包括鲁迅、周作人、黄人、徐念慈等人，皆一时才俊之士；在涵泳贯通欧美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他们摆脱了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论的羁绊，十分重视文学的自主性，强调作家感情的自我表现与作品的美学价值。然而稍加观察，这些作者的文学理论都发表在1904-1908的短短几年间。再把镜头拉近，那时周氏兄弟不同程度地披上章太炎的“文学复古”的色彩，也牵涉到1905年邓实、黄节创办的《国粹学报》，实即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的大本营。《国粹学报》也是酝酿“南社”的基地，(18)黄人、包天笑、王蕴章等皆属南社前辈，分别是《小说林》《小说月报》和《小说时报》杂志的主编，在清末民初文坛皆属上乘。 木山英雄对于章太炎、周氏兄弟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了富于卓见的讨论，并指出，“与排满宗族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晚清‘文学复古’潮流，可说是‘文学革命’前史的一个侧面”，“这一现象至今依然使人兴味盎然”。(19)事实上近年来关于章太炎、国粹派及其文学方面的研究纷至沓来，但尚未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视野，如果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革命”相映照，那就不仅仅是“前史的一个侧面”了。无论是王国维的“美术”和“古雅”论述或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所掀起的“国粹”“复古”思潮，都对晚清“文学革命”作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其核心是语言问题。章太炎等革命派自不消说，即使是对清王朝有所眷恋的王国维，也觉得传统的纲常制度无可挽救，而在殚精竭力集中世界文明之经验来为未来中国设计完美的制度与秩序。这班出类拔萃之辈却在争论一些看似与“救亡图存”不那么紧迫实用的问题：汉语是否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要不要保存？到底有何价值？怎样翻译？怎样对待日益侵入的外来“新名词”？怎样对待外来文化？用什么方法？“言文合一”会产生什么问题？什么是文学？在对待这些问题时，他们无疑站在“文言”的精英立场上，政治上倾向于共和或立宪，热望中国走向现代和民主。在应对现实危机、接受和融汇外来文化时，文言象征着汉语精粹、个人尊严、民族主体、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在语言本体与文化主体等方面，他们的思想话语很多地方比康梁等人的显得更为深刻、细密，且更为系统、周详；尤其对于物质主义、进化观念及盲从欧化、日化等思想时尚痛下针砭，对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前景看得更远、想得更多，在今天仍光景弥鲜，足资启迪。 如近时一些研究所示，章太炎对于清末民初政治、思想及文学等领域所起的中坚作用殆无可疑。1903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1908《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两文可说是标志性的。前者表明排满革命的目的在于结束专制而朝向“民主共和”政体的方向，后者驳斥吴稚晖等人认为“史传”“文辞”都属于无用之物而“悉弃捐可”、并以世界语取代汉字的论调，说明一国语言与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血肉相连，要中国人把世界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必然格格不入。而且汉字中储存着延绵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因此坚持汉语对于民族认同及其在未来的角色担当更为重要。这些主张体现了章氏在中外文化冲撞交汇中对于中国文化前途、对于当时崇拜西方和进化论的风气所作的深一层思考。 1905年邓实等人创办《国粹学报》，标榜“学亡则国亡，国亡则族亡”，(20)在“种族革命”声中展开了未来社会的新文化秩序的想象。一面发扬明末遗民的爱国精神，一面回溯先秦诸子的学术成就，立足于本土传统、首先在“文言”基础上重建文化主体。(21)该刊主要撰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认为像16世纪欧洲一样，近代中国俗语进入文学，合乎“文字之进化之公理”，中国急需“文言合一”来推广教育，开启民智，另一方面崇扬国粹发挥了阮元的“文笔”说，所谓“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突出文学的审美特性，甚而宣称“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因此他主张雅俗分途，既要遵循文学进化，“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22)所谓“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多半针对梁启超一派热衷输入西学、尤其以日本为榜样而把本土文化普世化的路数。 学者纷纷指出在王国维、黄人、徐念慈、周氏兄弟等人那里，多少分享了关于文学或小说的“审美”特性或“纯文学”的共识，(23)看似涓涓细流，在世纪回眸里却十分抢眼。其中具持续影响的，当推王国维。1904年他在《汗德之哲学说》一文中介绍了康德的“理性之批评”，包含“理论的(论知力)、实践的(论意志)、审美的(论感情)”的范畴。(24)根据这一分类，王国维把文学归入“美术”，(25)属于感情、审美的领域，并强调其非功利性。同年以叔本华哲学诠释《红楼梦》的悲剧性，提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因其最能体现“美术之目的”，给痛苦的人生带来“解脱”与“慰藉”，所谓“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我与物之关系”。(26)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恉，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27)所谓“惩劝”不免伦理的成分，但这说法对于中国传统文论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 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里把真正的美术作品称为“天才之制作”，且那种完美的形式只能用“古雅”一词来加以形容。(28)这种崇古倾向与国粹派的“复古”有重合之处。有趣的是不同报纸杂志为话语的流通造成对话的平台，常闪现思想交锋的火花。1907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由“文笔”等问题与章太炎明争暗辩时，在《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中说：“盖美术以性灵为主，而实学则以考核为凭。若与美术之微，而必欲于征实，则于美术之学，反去之远矣。”在这里刘师培少有地借用了当时流行的“美术”这一新名词，把文学之文与学术之文区分开来，这种“纯文学”倾向是章太炎反对的。(29)而章的《文学论略》在力斥“学说在开人之思想，文辞在动人之感情”时，突然插入“或云壮美，或云优美，学究点文之法，村妇评曲之辞，庸陋鄙俚，无足挂齿。而以是为论文之轨，不亦过乎”，好像在恶骂王国维，(30)由此可见同属文言趋古一路，在语言观念与实践上却殊途。王国维趋古而顺今，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认为从日本引进的大量“新名词”并非尽善尽美，但“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由是他批评严复所翻译的《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31)这批评对于章太炎的文言书写大约也说得过去。 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里，王国维主张“哲学”和“文学”都是“无用”的学问时，严厉批评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把孔子学说当作宗教，“大有泛神论之臭味”，而谭嗣同的《仁学》则“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两者都谈不上学术，都具政治目的。又说：“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32)这指梁启超发动的文学革命，同样是为了政治。“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和改良派、国粹派相比，王国维更科学、更现代，也透露出他的维护当局体制内改革的政治立场。说到“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即亡命之逋臣也”，对于当时热火朝天的政治话语，他是一概排斥的。 一般我们把王氏的“纯文学”作为文学观念来讨论，而在更大的语境里，他不仅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启蒙时代以来世俗化了的人文传统，包括独立自主的大学教育，由各门学科构成整体的知识系统发挥其社会功能。有学者指出清末民初除了“革政、革命、国粹、虚无”四大思潮外，许多“业务救国”的“专业化报刊”也是一大思潮景观，(33)王国维即属这方面代表。文学属于感情、美学，其作品产生解脱、慰藉功能，同时文学也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种知识具有教育功能，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教育者，非徒以书籍教之之谓，即非徒与以抽象的知识之谓，苟时时与以直观之机会，使之于美术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识，此亦属于教育之范围者也。”(34)自然的，这一认识也付诸实践。1904年由张之洞等人拟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得到清廷的批准而加以实施，王国维作《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之后》一文，(35)主要是批评该《章程》中不设“哲学”科目，关于文学方面他所建议设立的科目要比《章程》系统、现代得多。(36)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初“纯文学”观念在中国的接受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至关重要，它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接受，而是被机制化并付诸实践的，如黄人于1904-1907年间在东吴大学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在“保存国粹教育”的思想指导下，体现了学科分类，与科学、哲学、政法学伦理学相对，“文学则属美之一部分”。(37)1907年他在主编《小说林》杂志时贯彻了同样的文学主张。 由《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之后》一文可见，王国维要求增设“哲学”的科目仅是全盘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的冰山一角，该文说：“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政之时代。”这么声称时，他心目中的大学制度似乎与立宪政体、教育系统、科学自由等观念联系在一起，蕴含着将欧洲数世纪里形成的社会制度作为整体移植到中国，这种愿景是相当激进的。(38)对王氏而言，文学应起情感的调适功能，在大学中则是自由研究的学科，这也是伴随欧洲工业革命按照资产阶级愿景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如他在1906年的《去毒篇》里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不寄以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39)他不喜欢“革命”，即使像梁启超他们鼓吹“文学革命”，把文学当作政治手段，也引起他的反感。同样“纯文学”观念的移植也具激进性，不仅王国维、徐念慈从德国哲学引进文学审美的观念，在周氏兄弟的文章里来自欧美文学的论述可说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在黄人那里也是如此，据米列娜的研究，其文学审美理念来自英国的理论资源。有趣的是，他们不约而同的表述犹如博览会展示出关于人类感情与审美的精神结晶，具有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意义，蕴含着天真和理想主义。事实上“纯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传统存在巨大的落差，在后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中历尽沧桑，就像大学的文学史教育，如1904年起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仍紧守儒家“文以载道”的思想，(40)与黄人的教法有新旧之别。 三、小说与纯文学 关于“小说界革命”所带来小说观念的转变及其文学理论建树方面，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一个有趣现象是，对于小说观念作出突出贡献的是把“古雅”作为理想文学风格的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把小说和戏曲提到“纯文学”的高度。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红楼梦》斥为“诲淫”，在改良派内部引起争论，但谁也比不上王国维的前卫性。另如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以“文学复古”为号召，在世界格局中以汉语本位重新界定文学观念，借助外来文学理论来加强本土主体，与民族精神、文学传统、教育机制与语言改革相关，且涉及知识转型与学科分类的问题。尽管往往针对梁启超一派的文学功利倾向，但不无吊诡地，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小说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结果却是引导小说向上一路发展，确立了它在现代文类中的龙头地位。 与“同光体”“桐城派”等晚清诗文团派有所不同的是，(41)“复古”话语紧密切入当代文学文化的走向，在促使“小说”成为现代文类方面贡献甚大。在梁启超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后，“新小说”创作繁盛，成就卓著，但小说要成为文学之冠还得取决于文学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因此王国维的“纯文学”与章太炎的“齐雅俗”观念无异于在“大传统”里从小说自身的思想与艺术特征赋予其作为现代文类的合法性，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对于小说语言，他们不认为“言文合一”是唯一选择，按照章太炎称《阅微草堂》为“雅”的小说，古文小说也可表现现代生活与感情。周氏兄弟以古奥文字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可从这一语境来理解。鲁迅的《怀旧》发表于1913年《小说月报》，是一篇古文小说，普实克评论：“一种新型文学的兴起的根本条件，并不像胡适所认为的那样取决于语言。”(42)这也是章太炎所说的以“法则”而不是以语言来决定雅俗的意思。这一时期与“复古”风气有关的小说写作，林纾的翻译厥功甚伟，1899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启了翻译之风，以史迁般优美雅致的古文翻译了百余部外国小说，对于国人所起的启蒙作用难以道里计，反过来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茶花女遗事》不仅唤醒青年们对爱情自由的渴求，而且大量林译尤其在“言情”类型上对于古文小说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最明显的是在民国初年大量出现而遭到梁启超怒斥的“艳情”小说，其中不少诉诸骈体的形式，这令人想起刘师培以“六朝骈体为文学正宗”的看法，确实也是其“国粹”的渊源所在。但刘师培虽然主张文言与俗语分道扬镳，其实“正宗”不必排斥小说，如《燕山外史》之类的“骈体小说”古已有之。 以“提倡国粹”著称的章太炎是《国粹学报》的精神支柱之一，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如《论文字语言之学》《文学论略》等文阐述了以小学为根底、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他反对“以口说为文辞”的说法被认为“文学复古”，其实是误解。所谓“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即不以文体高下、以“才调”和“轨则”作为衡量标准，因此诗词未必一定高雅。他也“师法魏晋”，因魏晋文章兼具风骨与文采，但不像刘师培那样视之为“文体之正宗”。另一方面小说也未必低俗，认为“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43)章太炎以“文”总括一切文本，是与他的借汉字载传历史与文化的革命立场相一致的，所谓“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以“法式”——包含“才调”和“轨则”——来评判“文”，是着眼于书写实践与文化整体的关系，旨在破除概念的言筌、直达文的实质，而成为发扬民族精神的载体，其实是很深刻的。章氏的根植于“国粹”的文学理论激起反思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历史的热潮，而且摆正了与外来资源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清末学界重建文化秩序的潮流中，有一种把文学纳入现代学科分类的倾向，与教育体制扣联，因此他的“文”的观念并未被普遍接受，而刘师培的“文笔”说则引起更多的响应。 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是从文学“复古”立场对“小说界革命”的一种回应。鲁迅用“佶屈聱牙”的古文与“直译”方法，都属章太炎的“小学”家法，如拥护“共和”而反对“专制”，甚至反对清廷新政的“代议制”，这些地方可见政治上他是紧跟章太炎的，(44)尤其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显然来自章的思想激励，鲁迅已自居于当代思想潮流中，以个人或人性为基点寻找中国文化精粹的源头，并反对儒道传统、欧化、进化论及物质主义等，对于《新民丛报》、严复、林纾等都持自我反省的批判态度。这里想强调两点，一是他在《域外小说集》中声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对于后来具某种范式的意义。从复古立场实行“拿来主义”，即《摩罗诗力说》说的“别求新声于异邦”，或《文化偏至论》中，“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责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合乎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中的说法：“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也。”另一点是确认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摩罗诗力说》所呼唤的“诗人”是“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的“精神界之战士”，大致合乎章太炎的宽泛的“文”的观念，也确定了鲁迅自己以文学拯救“国民性”的使命。针对改良派在文学上的功利倾向，鲁迅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亦当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诚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所谓“兴感怡悦”着重“文章”的审美功能，与章太炎的“论文学者，不得以感情为主”的论断不合。如果把“纯文学”“美术”等词和王国维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1905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相参照，(45)可发现某种“互文性”。事实上以域外资源来界定文学，突出其审美特性，在清末成为某种时尚，涉及到知识谱系与学科分类的现代转型，《摩罗诗力说》大量援引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例子，已属于这方面的努力。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在《摩罗诗力说》稍后发表，在宣称“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批判儒家的“束缚人心”以及“实利之祸”等方面与鲁迅如出一辙。总结“文章使命”在于“裁铸高义鸿思”“阐释时代精神”“阐释人情以示世”“发扬神思”等方面，并没有把情感与思想分家，同时也倾向于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如“迨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矣。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而感人则一”。(46)周作人用拉丁文literatura来翻译“文章”，广征博引欧美文论，却饶有意味地具体落实在小说上。他声称：“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以此为标准，批评当时林纾等人翻译中的种种谬误。 章太炎不以形式上“雅俗”之分来评判小说，不啻给小说上升为“雅”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会引起如何是及何以为“雅”的问题。周氏兄弟正遵循这个方向，其《域外小说集》不仅使用古雅的语言，且以学术考据的方式来介绍西洋小说，一反当时小说便于大众启蒙的观念，结果营销上一败涂地，显然那时的鲁迅既没有考虑小说的受众，也不谙市场的运作，这也是文言立场所决定的。其实周作人通过对世界“文学”观念的梳理来为“小说”正名，他认为文章应当含有三要素：“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再联系到“文章使命”，那就把小说的思想和审美的要求抬得很高。他对于当时流行小说的种种批评，意味着小说是思想家、学问家的高尚事业。 另一方面，在“新小说”运动中，同样在刊物与社团之间存在不同的政治与学术分野，对于“小说”争论不断，而文言也为小说“纯文学”身份的形塑发挥作用。这里举两例。1904年创刊的《时报》属于江浙立宪派的喉舌，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辟某种“中间地带”的政治话语，(47)次年6、7月该报主笔陈冷发表了《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48)显然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抬杠，一面主张小说的娱乐性，一面鼓吹以“复仇之风”来改造“国民性”，正当邹容因“苏报案”死于狱中不久，显然与仇满思潮互通声气。同时他强调小说应当“有益”“有味”，对于“放纵之事”“委靡之事”“残酷之事”“淫荡之事”的描写都合乎现实生活的需要，所谓“提倡小说者之善察社会情形而已”，如果以道德立场“矫枉过正”，也会产生“流弊”。事实上陈冷发表了大量小说翻译与创作，他与包天笑为《时报》开辟了“余兴”副刊，都注重小说趣味，商业导向中不乏小说形式方面的实验，对于现代文学有另开风气的意义。1907年见世的《小说林》杂志，其核心人物黄人为小说潮流注入“国粹”精神，批评“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针对“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的高调倾向，声称“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49)即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宣传的附庸，而要求文学回归情感与审美特征，与这要求相一致，这篇《发刊词》文采斐然，带骈文风格，也是一种美文实践。对小说语言美的要求也见诸次年3月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一文中，在专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时说：“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他称道林纾“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50)说明由于语言质量体现的文学价值，就能获得读者的青睐。 四、语言批评的新世纪展望 谁也不会否定汉语现代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至今仍处在“全球现代性”的复杂演进之中。本文所说的辩证语言视角并非怀旧，更无“开倒车”之意，为的是开拓视域、繁荣学术、看清走过的脚步，更好地规划将来。这数十年来在文学回归自身与尊重历史的学术共识指导下，基本祛除了现代文学源起于“五四”的迷思，然而对于文言现代性还缺乏一种历史辩证的思维，还伴有心理障碍，没有完全摆脱“革命”“进化”之类观念的阴影。因此以语言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不仅有助于透过这一灿烂丰富的开端更能看清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也有助于使文学史书写更为全面、复杂、客观，更合乎文学的历史真实。具体来说有这么几点： 首先，20世纪初以文言为核心的文学话语具系统性，与晚清“文学革命”并驾齐驱，提供了为后者所缺乏的诸如语言本位、个人、纯文学、感情审美等观念，通过当时一流的中西文学与人文资源之间的协商和验证，成为重建民族精神的永恒价值指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不乏如詹明信关于“民族寓言”或夏志清“情迷中国”的论说，固然富于卓见，却也都是以“五四”新文学为依据而作出的不完整评估，如果充分认识这个现代文学的源起以及20世纪文学中语言的辩证运动，可见政治、美学与完善自我的文学表现是多元共生、千姿百态的。 其次，确立语言辩证的观点能使文学史叙事更具科学性与历史性，结构上更具整体感与动态感。近年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如贺麦晓提出“平行阅读”的方法，把“文学场域”中不同期刊杂志所呈现的竞争的话语形态及其不同“风格”的意涵进行解读。(51)事实上这一解读方法已被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在1905年《教育世界》上发表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王国维批评《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遂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这对于我们理解王氏学术与政治立场以及当时期刊文化形态都很重要。同时它有助于进入历史脉络重现文学现场，对文学现象浓描细写，也能摆脱二元思维而分辨复杂的关系，深入到不同文学话语、社团、人脉、传播、象征资本与权力关系等层面，免于陷入笼统概念的先入之见。 其三，近来“抒情传统”论述在学界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呼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52)同时把20世纪旧体诗文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呼声愈益急切。在诗歌方面不光是“同光体”等诗派，出自许多新文学、左翼文人的旧体诗写作见证了革命与文学的吊诡，也更能满足一己抒情的需要。(53)正确对待文言能打开照亮文学史的一些死角和块面，使文学史叙事更具张力与连贯性，对于文言的评价更具“正能量”。如南社的诗歌创作在保存国粹的前提下形塑了某种现代性主体，同时展示了“抒情传统”在调动、构筑民族的“情感结构”的潜力与极限，如苏曼殊获得一致推崇，乃因其体现了革命与浪漫、国粹与西化的人格典范。又如在国粹与南社的脉络里方能更客观地看待1910年代的文言小说与《礼拜六》等都市大众文学所实践“共和”文化政治以及文言与白话“新旧兼备”的文学方针及其演变与转向。 其四，近年来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如陈思和指出局限之一是“论证白话文的合法性”。(54)这方面注重白话与文言的关系而超乎“局限”的研究，如对于晚清至现代由文言转向白话的种种争论，胡志德运用罗兰·巴特的“可读性”和“可写性”概念提出两者转换的“代价”问题，且作了精辟而启发性的分析。(55)另如郜元宝对于白话与工具理性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于现当代作家的语言表现及其张力作了大量解读与研究，并提出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56)他们的研究堪称典范。的确，突破白话的迷思才能真实揭示现代文学的语言辩证运动，如鲁迅和周作人关于语言问题的诸多表述可见文学语言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白话与文言各有演变线路，也互为交错，常常是边界模糊。“旧派”作家包天笑、周瘦鹃、徐卓呆的白话不同于新文学的白话，他们之间的白话也各有不同。关于“大众语”和“通俗化”的讨论并未限于“左翼”阵营，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就文言方面而言，从民国时期文学教育到文学经典的出版，从来没被打倒，某种意义上从京派、新感觉派到钱锺书、张爱玲在文学语言中的表现，更多得益于古典文学传统。 “汉字不死，中国必亡！”这句话常挂在钱玄同、鲁迅等人嘴边。他们相信中国文字拉丁化是“救救孩子”的根本之道，能使他们免受旧文化污染而进入民主、科学的大同之域，但半个世纪之后，这一梦想突然化为乌有，具象征意义的是1980年代中中国政府的文字改革机构已放弃拉丁化目标。(57)面临全球价值流通的挑战，一种新的“汉语”神话被唤醒，一面追求开放多元，一面要保持本土语言纯洁性，充满张力和活力。语言渐渐松绑，文学界、批评界与语言学界对于文学语言的历史与现状的反思，久遭压抑的文言似王者归来，挟持着全球经济的憧憬与焦虑，在新一轮民族文化重建和调适过程中，扮演着动员传统资源、凝聚民族共识的角色。在今天的大陆，诗社林立，年轻人写旧体诗增多，要求现代文学史容纳旧体诗的呼声愈高，而扬州瘦西湖畔世界诗人聚集一堂，模仿传统文人“修禊”的雅事，即便这离不开全球经济与文化资本的运作。 对“五四”白话运动提出质疑，无论是柯灵慨然指出“五四”为了使白话立足，不惜将文言斩尽杀绝以致“后遗症”严重，或是郑敏痛斥胡适和陈独秀专横地宣布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其中蕴含的“二元思维”和“斗争哲学”严重戕害了中国文化的躯体，这些慷慨陈词无非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正视20世纪中国所遭遇的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断裂及其文化浩劫与心灵创伤，而近几十年来我们正是在致力于自身文学与文化传统的修复及其内在转换，重建个体尊严与民族信心，作为迎受全球化挑战的必要前提。 ①参见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 ②参见张中良：《民国文学概念与民国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有关“民国机制”的论述，参见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诠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③参见朱德发、魏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通鉴(1900-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④参见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多元共生体系的新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⑤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程光炜、刘勇、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⑦陈建华：《“共和“的遗产——民国初年文学与文化的非激进主义转型》《共和主体与私密文学——再论民国初年文学与文化的非激进主义转型》，《二十一世纪》2015年第10期、第12期。 ⑧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54—106页。 ⑨周汝昌：《白话与文言》，《文汇报》1998年6月11日。 ⑩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1)关于1990年代文学语言问题的讨论，参见陈建华：《九十年代中国“语言转向”和全球化》，《古今与跨界——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0—358页。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语言问题的综述，参见陈建华："The Linguistic Turns and Literary Field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Zhang Yingjin,ed.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Wiley Blackwell,2015,pp.295—311。 (12)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和微观研究》，《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74页。 (14)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收入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6页。 (15)王德威：《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台湾《政大中文学报》2010年6月第13期。 (16)郭战涛：《民国初年骈体小说研究》，陈思和“序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Ⅱ页。 (17)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纯文学”问题，参见陈思和：《启蒙与纯美——中国新文学的两种文学观念》，《笔走龙蛇》，台北：业强出版社，1991年，第23、30页；陈平原提出：“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理路，其中一个关键点，便是所谓‘大文学史’与‘纯文学史’之争”，参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9期。 (18)孙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关于章太炎与《国粹学报》及南社的关系，最为详尽的参见林少阳：《章炳麟と清末における“南”言説》，《華南研究》(日本華南学会會刊)第1号(2014年4月)。关于南社原始与清末革命派的关系，参见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9—40页。 (19)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211页。 (20)《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2月第1期。 (21)关于清末民初的“国粹”思潮，学者多有论述，如郑师渠认为晚清国粹派不仅不是“封建”“保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参见：《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林香伶：《历史记忆的现代性意涵——论〈国粹学报〉的史传书写》，《反思、追索与新脉：南社研究外编》，台北：里仁书局，2013年，第171—226页；Tze-ki Hon,Revolution as Restoration:Guocui Xuebao and China's Path to Modernity,1905-1911,Leiden:Brill,2013。 (22)刘光汉：《文章原始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905年2月第1期。 (23)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5—168页；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 and M.Henry Day,"Huang Moxi黄摩西(1866-1913):His Discovery of British Aesthetics and His Concept of Chinese Fiction as Aesthetic System",in A Passion in China:Essays in Honour of Paolo Santagelo for His 60[th] Birthday,eds.Chiu Ling-yeong with Donatella Guida,Leiden:Brill,2006,p.93；陈雪虎：《“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第66—67页。李贵生：《纯驳互见——王国维与中国纯文学观念的开展》，《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9年第34期。另不详举。 (24)王国维：《汗德之哲学说》，《教育世界》第74号(1904年5月)。 (25)“美术”属来自日本的新名词，关于其在清末的使用，参见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2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教育世界》第76、77、78、80、81号(1904年6—8月)。 (27)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教育世界》第99号(1905年5月)。 (28)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至位置》，《教育世界》第144号(1907年3月)。 (29)《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之不同》，《国粹学报》第3年，第8号(1907年9月)。参见王凤：《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第23—24页。 (30)《红楼梦评论》中“壮美”“优美”这一对概念属于王国维独家发明，也确实被当作“论文之轨”，因此章太炎这段话所针对的非王氏莫属。 (31)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号(1905年4月)。 (3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教育世界》第93号(1905年2月)。 (33)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1—325页。 (34)王国维：《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教育世界》第75、77号(1904年5—6月)。 (35)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第118、119号(1906年2月)。 (36)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30页。书中认为王国维对于大学学科设置所含的思想理念“对于以‘致用’为立学急务的传统士大夫而言，可能太过前卫”。 (37)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第204—211、468页。 (38)罗岗认为王国维的“哲学”和“文学”观念含有整套人文学术的制度性设计，“其实背后蕴含着相当激进的态度”，涉及到王氏对于中国文化转型的整体性想象。参见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学想象——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39)王国维：《去毒篇》，《教育世界》第129号(1906年7月)。 (40)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第45—66页。 (41)关于甲午之后“古文”“文选派”“新文体”、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围绕“文学”观念的论述与争论，参见Theodore Huters,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pp.74—99. (42)《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118页。参见张丽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6—267页。 (43)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187—229页。关于章太炎的文学思想，参见陈雪虎：《“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81、138—160页。 (44)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45)木山英雄已约略提到这一点，参见《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第224页。 (46)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参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89—714页。 (47)陈建华：《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收入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9—248页。 (48)冷：《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时报》1905年6月29日、7月10日。同年8月《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在“社说”栏目中转载此文，不著作者名。 (49)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6月再版)，第2—3页。 (50)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1908年3月)，第9—10页。 (51)贺麦晓：《文学史断代与知识生产——以“五四文学”为例》，童庆炳主编：《文化与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52)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王德威：《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柯庆明、萧驰主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陈国球：《抒情中国论》，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 (53)这方面夏中义的研究具代表性，如《当代旧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研讨平台》一文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的旧诗创作为例，力申旧诗应当被纳入文学史书写的视域，参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文化神州”的心灵史记——对〈陈寅恪诗集〉作学术思想史新解》，《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54)陈思和：《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丛书总序》，参见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55)胡志德：《重新思考中国近代“文”的简单化》，收入《区域：亚洲研究论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辑。 (56)郜元宝：《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第256—264页。 (57)可视作最近官方语言立场表述的，如2014年6月5—6日在苏州召开的世界语言大会上，在主张全球境遇中各民族语言的多元沟通和交流时，也强调加强对于汉语的语言文字的教育。参见《语言能力：沟通世界的桥梁和纽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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