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二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简介：
吴易风，男，汉族，1932年4月生，江苏高邮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从事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84年经教育部特批破格晋升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吴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理论经济学。他的论著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四个方面，主要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64年）、《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简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合著，人民出版社1975年）、《空想社会主义》（北京出版社1980年）、《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合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总纂者，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现代西方经济学》（合著，上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1990年）、《凯恩斯学派》（合著，武汉出版社1996年）、《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研究》（合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西方经济学》（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当前经济理论界的意见分歧》（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他的译著主要有艾伦《数理经济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8、1990年），他是霍尔和泰勒《宏观经济学》、凯斯和费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全书校译者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部分校译者。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副部级城市报纸优秀论文一等奖。
吴教授少年时代读过多年私塾，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唐代韩愈《进学解》中的名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几十年来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他，成为他多年来的治学格言，也是他的人生体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80(2001)01-0002-03
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得失问题是全世界不断争论的一个大问题。进入新的千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对全球化的争论出现了新的高潮。
今年4月13日，德国《世界报》发表一篇题为《全球化及其反对者》的文章，讨论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得失问题。文章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个景象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这是一支由许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队伍，他们中有环境和消费者利益保护者、社会活动家和工会组织、宗教界领导人以及呼吁和提供发展援助的人。”（《全球化及其反对者》，[德]《世界报》2000年4月13日）
关于上述人士反对全球化的原因，《世界报》说：“他们反对全球化。他们说，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世界报》对全球化的反对意见进行了批判，断言全球化利大于弊。
过了10天，即4月23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题为《防止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视为对德国《世界报》那篇文章断言全球化利大于弊这一观点的回答。《世界日报》的这篇文章谈到不久前大批示威者从各地结集华盛顿反对全球化一事，说：“示威者最大的口号是抗议全球经济一体化（此用语在这里实际上是指经济全球化——引者》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该文还谈到在这之前超过万名劳工在美国国会前示威一事。文章说：“上述这些事件打破了由高科技和资讯（信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和隐藏的社会动荡因子。”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对什么是全球化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世界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世人所期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家的共同繁荣，是利益和资源更平等的分配，能够使人权和生存尊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可是，事实与人们期待的正好相反。“人们越来越看到世界经济议题背后的虚伪和不平等，以及世界经济体系背后日益严重的南北问题与贫富差距。”正是这些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人们大规模的示威和强烈的抗议。《世界日报》的这篇文章揭示了去年西雅图抗议和今年华盛顿抗议的共同主题：“抗议人群呼吁的是，世界经济强权正和一小部分跨国公司联手，打着帮助贫穷国家建设的招牌，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落后国家接受改头换面的金融殖民、技术殖民，并把环境危机等转嫁出去。”（《防止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美]《世界日报》2000年4月23日）
德国《世界报》和美国《世界日报》的文章只是许许多多讨论全球化的文章中的两篇。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问题，我们既不一般地造成或反对全球化利大于弊的论断，也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全球化利小于弊的论断。问题在于，利和弊都是对特定的主体来说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对谁利大于弊，对谁弊大于利。人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代表着西方强势力量来领导这个一体化运动的正是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止全球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美]《世界日报》2000年4月23日）。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给它们本国带来了巨大利益。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说，确实是利大于弊。
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还无法证明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像美国《世界日报》所说的那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些不利影响包括“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金融殖民”、“技术殖民”、“转嫁环境危机”等。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对全球化的论述，往往比发达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评论家等对全球化的论述要符合实际。
这里不妨看几个例证：
据路透社吉隆坡今年2月24日电：“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今天说，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变得贫穷，富国更加富有。”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高级公务员会议上说：“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发展中国家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富国越来越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拥有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位马来西亚的领导人说，信息技术时代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威胁——巨大的联合企业能够吞掉整个经济。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将全世界变成殖民地。”
韩国总统金大中关于全球化的先后两次谈话很发人深省。法国《快报》周刊1998年4月15日一期报道了金大中满怀信心地表示要“融入全球化”的谈话。金大中说：“在经济方面，我准备坚决实行自由经济。我们决心继续积极努力，把我们的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更大地敞开大门欢迎外国投资者。”可是，事过两年，金大中在今年5月15日的讲话中则强调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他说，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露出来，对此必须加以警惕并预先采取措施，否则“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和灾难。”
墨西哥《至上报》今年5月25日发表一篇题为《新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全球化，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的集中越来越迅速，企业家们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步迫近，他们的世界权力与其企业的兼并规模成比例的资本的大联盟由于《多边投资协定》达到了高峰。一年后，资本又在瑞士的达沃斯确立了自己的世界权力。”该报把资本的世界权力叫做“新帝国主义”，它有“两只手”：一只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另一只手是世界银行。新帝国主义“要为各跨国公司组成一个国际大商会。……全世界都要被置于跨国企业的控制和统治之下。”
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
在狂热高呼“拥抱全球化”的人看来，墨西哥《至上报》等发展中国家的报刊太左，马来西亚总理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太左，刚上任时在全球化问题上并不左的韩国总统现在也变得太左。
其实，不能埋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太左，不能埋怨发展中国家的报刊太左。如果你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看全球化，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高呼“拥抱全球化”，就会自然而然地责备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舆论太左。然而，如果你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看全球化，你就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的谈话和舆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冷静思考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全球化。应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只有利而无弊，也不是只有弊而无利，而是具有二重性：即有利，又有弊。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关于后者，人们都还记得，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金融危机。这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衷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转向于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全球化一方面可能是机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可能是风险和灾难。越来越多的人还从最近几年的金融危机的现实中认识到，机遇和利益只是潜在的，而风险和灾难则是现实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的论断是难以接受的。
前面说过，人们对什么是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人们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参加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比方说，“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的最优配置”这一定义或类似定义常常被人们所引用。可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发现，发达国家的资本这种生产要素或资本资源确实在世界范围内无拘无束地自由流动，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或劳动资源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这种一厢情愿的定义同实践中的全球化根本不是一回事。
关于什么是全球化的问题，人们大都只从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方面来理解，而很少认识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全球化，使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全球化，而且要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人权”全球化。
美国图谋垄断对全球化含义的解释权。《美国国务院1999年人权报告导言》提出了“第三种全球化”，即编织“跨国人权网”。该报告批评人们对全球化含义的片面理解，说：“今天，人们都在谈论全球化。但是，无论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还是批评者，都几乎千篇一律地将全球化说成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和技术现象。实际上，在新的千年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世界性的语言：金钱、因特网以及民主和人权。”美国国务院的这个“人权”报告对“第三种全球化”作了如下的解释：“当前正在出现许多由公私双方行为者共同编织而成的跨国人权网，这是一种未受人们注意的第三种全球化。”在这之前不久，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达沃斯就曾说：“由于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我们的相互依存要求我们想方设法迎接增强我们的价值观的挑战。”美国自封为第三种全球化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国务院在这个“人权”报告中说：“作为促进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建立跨国人权网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还说：“美国继续领导组织新的跨国人权网。”
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对全球化的解释，大大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全球化的本质的认识。全球化的严酷现实更可以帮助沉湎于幻想中的人们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何为全球化。代表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第三种全球化”以及形形色色的旨在侵犯独立国家主权、消灭当地文化、破坏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全球化”，都是发展中国家断然不能接受的。
即使就经济全球化而论，也要分清是哪一种经济全球化。例如，西方有一本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书提出，私有化、自由化、放松调控三者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这本书说：“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存在私有化的迫切需要；……存在市场自由化的迫切需要；……存在对于产业部门与市场放松经济管制（调控）的迫切需要”。（里斯本小组著：《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60页。）这种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实质相同的形形色色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主义国家断然不能接受的。
分析到这里，人们就不能理解，今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为什么在189个成员国中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相当普遍地表示出危机感。
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学和学者有时也能说出全球化的真实的一面。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布·马洛：《全球化、美国谋求霸权和基辛格的担心》，[德]《新德意志报》2000年7月22日）
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承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美]《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基辛格、塞缪尔逊等人的话并不都对，但是，从承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承认全球化“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承认全球化“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有关全球化的说法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总之，就可能性而言，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大于弊，又可能弊大于利。发展中国家期望的是前一种可能性，不愿意看到的是后一种可能性。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独立于全球经济之外；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不是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恩赐和施舍，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恩赐和施舍，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就各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取决于：一、对什么是全球化有没有全面的和足够的认识；二、对全球化给本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有没有符合实际的估计；三、对本国融入全球化有没有充分的准备；四、有没有趋利弊害的切实措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取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能否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争取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本文为作者于2000年10月26日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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