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与他的功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臣论文,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刘秀本身的素质
刘秀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他的四世祖刘买为春陵节侯，曾祖刘外曾任郁林太守，祖父刘回为钜鹿都尉，父亲刘钦任南顿县令，家庭的条件比较优越。刘秀在28岁起兵反王莽前，已有很丰富的社会经历。曾在家经营过田业，“勤于稼穑”〔1〕，故“南阳旱饥， 而上田独收”〔2〕。还经过商，“曾卖谷于宛”〔3〕，并打过官司，为其季父春陵侯家“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
钱若千万。”〔4〕而更重要的经历是他曾去长安入太学， “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5〕但刘秀在太学并没有死啃书本，而是“太义略举， 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且知间里奸邪、吏治得失。”〔6〕这就说明刘秀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关心时事政治，并且还喜欢交结游侠之士，南阳的上层人物来长安，刘秀都热情接待，“为之邸，闇稽疑义。 ”〔7〕这都说明刘秀与“能为产业”〔8〕的刘邦哥哥刘仲不可同日而语。
从以上的经历来看，刘秀是一位社会经验丰富又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具有大学学历的人，这就塑造了刘秀是一位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具备了创造出中兴汉业的杰出素质。
谈刘秀的素质，不能忽视他的“柔”与“刚”的两面性。
先谈刘秀的“柔”。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间的一次家族宴会上，刘秀的伯母婶娘喝的酒酣耳热异常高兴，相互间都提到刘秀青年时的情况，说：“文叔（刘秀字）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刘秀听后笑着回答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9〕刘秀的宗室诸母所说的“直柔”，就是正直、柔和，是作为人的性 格、品行来说的，刘秀所说的“柔道”，则是指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指导思想来说的。所谓“柔道”，实质就是“儒道”，也就是儒家所行的“仁政”。在刘秀的一生政治生涯中，确实始终贯穿这种“柔道”精神，这与他在太学生时期所受的儒家思想熏陶是分不开的。
刘秀对儒学的重视，虽在战争期间也没有改变。史称“及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10〕又说：“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11〕还说“初，军旅间贼檄日以百数，上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12〕刘秀在当了皇帝之后更加重视儒术。他“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上前，常连日。”〔13〕刘秀这样不辞辛劳地宣扬儒道，使太子刘庄感到“有失黄老养性之道”，劝他“少省思虑，养精神”，刘秀回答说：“我自乐此。”〔14〕这就说明刘秀对“讲经听诵”已到了乐而忘疲的程度，与刘邦侮辱儒生、贱视儒术形成显明的对比。
刘秀讲经重道并不是崇尚空谈，而是“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15〕即重视实践。刘秀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一贯坚行柔道、坚持仁政。如刘秀初到河北时，赤眉军在河东势力强大，对他很有威胁。刘林对刘秀说：“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16〕刘秀并没有接受这一灭绝人性的建议，而离开邯郸，另谋发展时机。另外，刘秀“制御臣下，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也应是柔道的体现。还有，刘秀在建国后多次下诏减免租赋，释放奴隶和禁止虐待奴隶，也都是坚持以柔道治理天下诺言的实现。
再谈刘秀的“刚”。“柔”是刘秀的“软”的一手，“刚”则是刘秀的“硬”的一手，刚柔相济，才是刘秀治理天下的真正手段。
从历史事实考察，刘秀在起兵以前，也并不像宗室诸母所说的“唯直柔耳”，更不像《东观汉记·世祖光武皇帝记》所说的“在家慎重畏事”，倒是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道出了刘秀的另一面真象。她说：“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到门。”〔17〕看来刘秀在参加反对王莽斗争前，在地方上就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物。湖阳公主的话应该是可靠的，这与“慎重畏事”的刘秀判若两人。其实这正是刘秀“刚”的一面、“硬”的一面的真实表现。在昆阳之战中，刘秀一马当先，英勇杀敌，就是刚的表现。有人评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18〕其实并不可怪，见小敌怯是刘秀的谨慎，是柔的表现，见大敌勇，是刘秀的果敢，是刚的表现。在刘縯被杀之后，刘秀在刘玄面前引咎自责，而不敢宣扬昆阳的战功，则是其柔的表现；到河北后独立行动，不听刘玄的调遣，又是其刚的表现。如在进行统一战争中，对东方的刘永、秦丰、李宪、张步等，则采取刚的一手，硬的一手，坚决用武力解决，一一消灭之，而对西方的隗嚣、公孙述则采取优容、安抚的态度，这又是柔的一手，软的一手的表现，及至消灭东方割据势力以后，马上就调转兵锋，坚决平定陇蜀，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又是刚的表现。
这也就是汉武帝所确立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只是由于刘秀具有家庭出身、社会经历、文化素养等优越条件，使他对这一套统治术运用的更纯熟，更得心应手罢了。刘秀的柔，是为了以柔克刚，刘秀的刚，则是无坚不摧。柔与刚的两手相互为用，使刘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刘秀笼络部下的策略
刘秀在起兵反莽之初，在群众中的威望并不很高，但是，由于有三次机遇，显示出刘秀治军、治政的卓越才能，才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崇敬。第一次是昆阳之战。由于刘秀的运筹帷幄及敢打敢拚的大无畏精神，才能以少胜多，打垮了王莽的百万大军，使起义军转危为安，取得了反莽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从此刘秀初露锋芒。第二次是洛阳入城式。刘玄迁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如妇人之袿衣），绣
（半臂、坎肩之类），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19〕更始政权迁都洛阳的入城式，又一次显示刘秀的领兵治政才能，使人对他产生了向心力。第三次是刘秀到河北。刘玄定都洛阳后，乃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镇慰河北诸州郡。刘秀一到河北，即“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20〕刘秀在河北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符合了“人心思汉”，反莽苛政的要求，再一次显示刘秀的政治才能，并赢得了吏民的信任，给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昆阳之战，洛阳入城式，在河北的种种措施，都显示出刘秀治军治政的杰出才能，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追随他的部将中，树立起对刘秀值得依托、敬仰的光辉形象。这些可以说都是由刘秀本身素质所决定的。当然，刘秀单凭本身素质，还不足以扩大实力，还要有一些“帝王之术”以笼络部下，才能团结住一大批人，为他复兴汉业竭尽忠诚。
刘秀笼络人的手段，主要是一个“诚”字，对人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以此得到部下的真诚拥戴。如刘秀攻下邯郸诛王郎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21〕刘秀这一招确实高明。他绝对不能看那些反对他、毁谤他而暗中投靠王郎者的信，一看真象大白，那些人也就无法自容，必然叛逃离散，刘秀的军队就会倾刻瓦解，他不看，就不知道哪些人暗投王郎，从而使那些人可以感到安心而又自愧，促使他们幡然悔悟，并感激刘秀的宽容大度，甘愿为刘秀出力卖命。刘秀这种以“诚”待人的态度，大大增加了凝聚力、向心力，使自己的势力迅速得到扩大。还有刘秀在濮阳大败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军，并受降收编了这些军队，而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仍不自安，刘秀深知其恐惧心理，于是命令诸渠帅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至各营巡视，此举深深感动了诸营降将，都说：“萧王（指刘秀，此时被刘玄封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22〕刘秀轻骑巡营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但不如此，不能消除诸营降将的疑惧之心，正是由于这种军事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才使铜马诸军心悦诚服。刘秀收服铜马军，势力大增，“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23〕
刘秀对马援的态度，也说明刘秀对人的坦诚气概。马援原为隗嚣部下。隗嚣曾派马援出使公孙述。马援与公孙述原有旧交，但公孙述见马援却戒备森严，马援对此深感不满。隗嚣又派马援出使洛阳。刘秀则是另一种态度，于宣德殿接见马援，笑着说：“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有责备马援来迟之意）。”马援回答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马援的回答态度真诚，符合当时的情况。接着马援又说：“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刘秀笑着说：“卿非刺客，顾说客耳。”刘秀与马援初次见面，就谈得这亲切轻松，随便而真诚，一下子就抓住了马援的心。所以马援就盛赞刘秀说：“恢廊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24〕经过这次接触，刘秀给马援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所以回到陇西后，就在隗嚣面前极力赞颂刘秀。下面就把马援向隗嚣汇报见到刘秀的情况及马援与隗嚣的对话摘录如下：
（臣）到朝廷凡数十见，自事主未常见明主如此也。材直惊人，其勇非人之敌，开心见诚，与人语，好丑无所隐讳，图讲天下事，极尽下恩，兵事方略，量敌较胜，阔达多大节，与高帝等，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如所言，胜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不饮酒。”嚣大笑曰：“如卿言，反复胜耶。”〔25〕
从上引资料可以看出，马援对刘秀的钦佩已是五体投地，赞誉备至，致使隗嚣听后感到不太可信，因此才诘问一句“如卿言，胜高帝耶？”马援虽答复说“不如也。”实际借机对刘秀的优点又赞颂一通，所以隗嚣大笑说：“如你所说，不是更胜过高祖刘邦了吗！”马援对刘秀的赞颂固然有拔高之处，不过，也应该肯定马援对刘秀并无阿谀奉承之意，因为他不是在刘秀面前说的，而是对着他主人说的，不能不有所顾忌。事实上隗嚣对马援赞颂刘秀已经有些不满。只是没有怪罪他罢了。应该承认马援对刘秀的称颂自有其真实一面，如以刘秀与刘邦相比，在待人接物，经学博览，政事文辩等方面，刘秀确实优于刘邦，这也是勿庸讳言的。
刘秀以诚待人的态度，确实博得很多人的拥戴。可以想见，如果刘秀对马援不是坦诚相见，而是傲慢猜疑，马援回到陇西，就会对隗嚣发泄不满，隗嚣也不会遣子入侍，向刘秀称臣，那样刘秀就会两面受敌，至少要推迟刘秀平定东方的进程。
当然刘秀对人以诚相见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他是对于能够争取并能为己所用的人，才以诚相见，而对于反复无常的李轶，对于难以驾驭的彭宠，就要或用计除之，或用武力消灭之。总的来说，刘秀对人诚不诚，主要是看能否为我所用。能为我用，就推诚相待，不能，必除之而后快。从这个角度讲，刘秀的以诚待人，还属于策略问题，但他的策略是成功的，他的以诚待人，也换来了部下的忠诚，使一大批杰出之士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他竭诚尽忠。
三、刘秀与他的功臣关系
在刘秀复兴汉业的过程中，在他的周围确实团结了一大批军政杰出人才。史书所记的云台二十八将和三十二功臣自然都是佼佼者，另外封为列侯者还有一百余人。建武十二年（36年）四月，为吴汉平蜀召开庆功大会，功臣增加封邑者共有三百六十五人。我们要想说清刘秀与这些功臣的关系，不仅不可能，也无此必要，所以只能有重点、有选择地介绍一下刘秀与部分功臣的关系。
刘秀与他的功臣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即与亲属集团关系；与南阳、颍川家乡集团关系；与河北集团关系；与陇西集团关系，下面就按这四种关系，分别介绍如下：
刘秀与亲属集团关系 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通、邓晨、来歙、朱隆等。李通是刘秀的妹夫，邓晨是刘秀的姐夫。这两个人都参与了刘秀起兵前的筹划工作，也是“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刘秀当为天子”等谶语的积极宣传者，是“首创大谋”〔26〕的主要成员。由于支持刘秀的反莽起兵，李通、邓晨两家都遭到灭门之灾。这两个人都参加过更始政权。后来都投靠了刘秀，深得刘秀的信任。刘秀即位后，就征李通为卫尉，后来封为固始侯。刘秀征讨四方，就令李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27〕是刘秀最宠信的班底成员，邓晨在更始政权中任常山太守，刘秀到河北，邓晨表示要随刘秀击王郎，刘秀从战略上考虑，对邓晨说：“伟卿以一人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28〕邓晨就回常山全力支援刘秀平定铜马、高湖的战争，刘秀即帝位，封邓晨为房子侯，后又使邓晨持节监执金吾贾复等军，这是刘秀对邓晨的最高信任。
来歙是刘秀的表兄（一说为表叔），刘隆是刘秀的同族晚辈。这两个人都因与刘秀有亲属关系而受到牵连。王莽曾逮捕来歙入狱，刘隆的妻子则被刘秀的死对头李轶杀害，但他们对刘秀的支持坚定不移。更始政权败亡后，来歙就到洛阳投靠刘秀。刘秀一见“大欢，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大中大夫。”〔29〕显示出与来歙的亲密关系。因来歙与隗嚣有旧交。故派来歙与隗嚣进行外交联系，后又派来歙“悉监诸将”〔30〕征讨隗嚣，成为西方军事的最高统帅，在平定陇西、征讨西羌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后在征伐公孙述的战争中遇刺身亡，刘秀亲临吊唁、送葬，并赠封平羌侯。所受荣宠非一般将帅可比。
刘秀在河北时，刘隆不顾妻子的安危，离开洛阳，追随刘秀，在讨伐李宪和武当屯田中屡建功勋，先封亢父侯、后封竟陵侯。曾因在南阳太守任内垦田不实免为庶人。不久复封为乐乡侯，后随马援征交耻，因功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大司马吴汉逝世后，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建武三十年定封为慎侯。
刘秀对李通、邓晨、来歙、刘隆等人的信任与重用，确非一般人可比，但这也不能说是用人唯亲，而只能说是按功行赏，而他们之间的亲情，对汉代的中兴大业则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刘秀与南阳、颍川家乡集团关系 这一集团代表人物有南阳新野人邓禹、颍川舞阳人王常、颍川父城人冯异、南阳棘阳人岑彭、南阳冠军人贾复、南阳湖阳人马武等。这些人除邓禹外，都参加过绿林军和春陵军，有的还和刘秀一起参加过昆阳之战，是刘秀起家的老班底，是与王莽、刘玄、王郎及隗嚣、公孙述斗争的中坚力量。
邓禹是刘秀在太学时同学，原来就有很密切的交往，但他没参加反莽起义，及刘秀去河北，邓禹“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31〕，此后就成为刘秀的心腹和高级参谋。更始政权失败，刘秀遂让邓禹以前将军持节督诸将率精兵二万西入关，成为西方军事统帅，不久定河东，立下赫赫战功，刘秀称帝，拜邓禹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万户。以报入关安辑百姓之功。后邓禹因求战心切，被赤眉打败，回洛阳即主动辞去大司徒职务，但在建武十三年论功增封时，仍以邓禹功高，定封高密侯，食四县。刘秀常以邓禹比萧何，非常器重，并再次命其“复行司徒事”，这在功臣中是少有的殊荣，这说明刘秀相信邓禹的忠诚和才干，不以一时成败评定其部下，这是刘秀知人善任的又一表现。
王常参加过绿林军，是下江兵将领中唯一主张与刘縯、刘秀的春陵军实现联合的人。在起义军建立政权的时候，只有王常与南阳集团将领主张拥立刘縯为帝。王常又与刘秀共同参加过昆阳大战，彼此建立了密切关系，更始政权垮台后，王常“将妻子诣洛阳，肉坦自归”〔32〕刘秀则热烈欢迎，并在公卿将军以下大会上说：“（王）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33〕在另一次大会上刘秀再一次表扬王常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34〕可见刘秀是以故旧知己的态度对待王常，封王常为汉忠将军，统领诸将南征。王常在南征、北伐及西平隗嚣的战争中，效忠竭力，履主战功，是刘秀最得力的方面军统帅之一。
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王莽末年任颍川郡掾，出巡时被刘秀抓获。冯异对刘秀说：有老母在城中，愿以属下五县归顺，以效功报德。刘秀相信了冯异的话，释放了冯异。冯异没有食言，果将五县献给刘秀，从此就建立了君臣互信不疑的亲密关系，冯异也就成为刘秀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更始派刘秀北徇河北，本来犹豫不决，刘秀用冯异计才得以成行。刘秀初到河北，几经磨难，都因得到冯异、邓禹的忠心卫护才逢凶化吉，在河北站稳脚跟。冯异也是最积极热心拥护刘秀称帝的人，所以刘秀称帝后，对冯异也倍加信任。当邓禹在关中失利后，就派冯异接替邓禹为西方统帅的职务。冯异不负重托，在渑池大败赤眉军。冯异坐镇关中，政绩显著，百姓归心，有人造谣中伤，说冯异要当“咸阳王”，冯异惶惧上书求退，刘秀回答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35〕表示对冯异的忠心坚信不疑。不久冯异回家，刘秀对公卿说：冯异“是吾起兵时主薄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36〕并给予重赏。刘秀不忘旧谊，使冯异更加鞠躬尽瘁以报刘秀的知遇之恩。
岑彭，王莽末年曾任棘阳县代县长，战败后投降更始，赖刘縯说情不仅没有被杀，反被封为归德侯。刘秀到河北遇到岑彭，岑彭表示不忘刘縯救命之恩，愿出力效命，遂成为刘秀心腹战将，后升为南方军事统帅。在与吴汉讨伐公孙述时，反对吴汉取消荆门六万水军，得到刘秀的支持。刘秀回信说：“大司马（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纪南公（岑彭）而已。”〔37〕充分说明对岑彭的信任与器重。岑彭在攻蜀战争中，军纪严明，进展神速，很快打到成都附近。公逊述惊恐万分，遂派刺客刺杀岑彭。岑彭虽死，但已奠定了灭蜀的胜利基础。
贾复，少好学，习《尚书》，王莽末为县掾，聚众数百人起义于羽山，自号将军，后归附更始政权，不久去河北投靠刘秀，刘秀称为奇才，拜破虏将军，并赠以良马，有人建议贾复调为鄗尉，刘秀说：“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不得擅除，”〔38〕说明刘秀对贾复的重视，一次贾复在战争中受重伤，刘秀闻讯大惊，除下令慰劳外，还说：“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39〕一个君主能如此关心部下实属难得，故贾复伤愈后为刘秀冲锋陷阵，一无反顾。刘秀因知贾复敢于深入歼敌不顾安危，故不让贾复独力远征，因此贾复“少方面之勋”〔40〕诸将多争功自伐，贾复从不自表其功，刘秀却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41〕建武十三年论功行封，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恩宠在列侯之上。
马武，早期参加绿林军，也参加过昆阳之战，因功拜振威将军，后奉刘玄之命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灭王郎后，刘秀有意拉拢马武，说：“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如何？”马武自谦“弩怯无方略”，婉言谢绝，但马武已视刘秀为知己，“由是归心。”后刘秀诛谢躬，马武驰至射犬请降，刘秀遂置左右，随军作战，常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深得刘秀赞赏。马武阔达敢言，无所避忌，刘秀则故意放纵他，“以为笑乐”〔42〕，显示出君臣无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刘秀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的驾驭手段，运用之妙，叹为观止。
刘秀与河北集团关系 这个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阳宛人吴汉、扶风茂陵人耿弇、上谷昌平人冠恂、信都人邳彤、钜鹿宗子人耿纯等。这些人无论其家乡在何处，都是起家于河北，他们都是慕刘秀的声威，而投靠刘秀的，用刘秀的话说，这些人都是他的“北道主人”。刘秀以特有的素质，高超的驭人才能，赢得了河北集团杰出人物的忠心和支持，他们是刘秀复兴汉业的重要支柱。
吴汉，在王莽末年因宾客犯法，由南阳逃至渔阳，更始政权建立，以吴汉为安乐令，成为渔阳太守彭宠的下属。刘秀到河北，吴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43〕遂说服彭宠派精兵支援刘秀。彭宠派吴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助刘秀共击王郎。刘秀拜吴汉为偏将军。后刘秀想发幽州兵，而得不到满意的统帅，邓禹推荐吴汉，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44〕遂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刘秀对于不是自己嫡系成员，敢于委此重任，说明刘秀确有用人不疑的果断精神。吴汉也不负刘秀重托，在幽州智斩幽州牧苗曾，尽收幽州军队，壮大了刘秀势力，灭王郎后又击杀更始尚书令谢躬，接连拔除河北的三个劲敌，为刘秀平定河北，称帝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秀称帝后即拜吴汉为大司马，封舞阴侯，成为刘秀军队的最高统帅。以后扫除河北农民军残余势力，东击刘永、董宪，西平隗嚣，入蜀灭公孙述，为刘秀统一全国做出了卓越贡献。虽然吴汉灭蜀时“燔烧百姓， 纵兵大掠”〔45〕，遭到刘秀的谴责说“闻之可为酸鼻，甚违吊民之义”〔46〕， 但并没有影响对吴汉的倚重和信任。
耿弇，“少学《诗》、《礼》，明锐有权谋”〔47〕，随其父朔调连率耿况住在上谷。更始政权建立后，耿况自以为是王莽所任命，心不自安，遂派21岁的耿弇去长安见刘玄，以求自固。时值王郎起兵，耿弇遂改投刘秀。并主动请缨，“求归发兵，以定邯郸”。刘秀一听很是赞赏，笑着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并称耿弇“是我北道主人也。”〔48〕后耿弇北归发上谷、渔阳突骑，配合诸将屡立战功，并最后攻下邯郸。刘秀在河北势力壮大后，刘玄就想给刘秀一个“萧王”头衔，调回长安，并以苗曾为幽州刺史，重新安插自己势力。弇闻讯后，直见刘秀陈说利害，并表示“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大计”〔49〕。刘秀接受了耿弇的意见，乃拜耿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共发幽州十郡兵，很快平定了河北的各种割据势力。刘秀即位，拜耿弇为建威大将军，明年封好畤侯。
耿弇为刘秀冲锋陷阵，从无顾忌，但在讨伐彭宠时，由于他和他父亲耿况与彭宠有过密切关系，而产生顾虑，遂上书要求调回洛阳。刘秀虽极力慰留，但也没有让耿弇直接进攻，而是命令耿弇“且与王常共屯涿郡，思勉方略”〔50〕，及至耿况把三子耿国送至洛阳，才让耿弇进军。说明在关键时刻，刘秀还是要留一手，以防不测。及平定彭宠，刘秀对耿况、耿弇父子都特加恩赏。耿弇也就更为刘秀南征北战，竭尽忠心。在平定张步后，刘秀亲至临淄劳军，在群臣大会上，刘秀高度评价耿弇灭张步之功，认为其功超过韩信平齐。说明耿弇在刘秀心目中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寇恂，原为上谷郡功曹。王郎起兵邯郸，遣将催促上谷郡发兵，寇恂劝说太守耿况，不要听王郎调遣，而归附刘秀，并建议东联渔阳彭宠，共发精兵助刘秀。消灭王郎后，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刘秀定河内，问邓禹谁可以镇守河内？邓禹说：“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51〕寇恂没有辜负重托，镇守河内，保证军资供应，为刘秀平定河北奠定了基础。因此刘秀多次策书慰劳。有人发现这是刘秀对寇恂不放心的表现。就建议寇恂效仿萧何，送子弟随刘秀出征，以安君心。寇恂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为刘秀前锋，从此刘秀对寇恂更加信任、重用。史称寇恂功勋卓著，“经明行修，名重朝廷”〔52〕。
邳彤，王莽时任和成卒正，刘秀至下曲阳，邳彤以城降，当时河北诸郡县多附王郎，只有和成、信都支持刘秀，势力薄弱，有人建议用信都兵送刘秀回长安。邳彤坚决反对，并对刘秀说人心思汉，大有可为，王郎乃乌合之众不足惧。刘秀接受邳彤的意见，留在河北，即日拜其为后大将军，自此经常随刘秀征战。后王郎攻占信都，抓到邳彤的父弟妻子，写信给邳彤说：“降者封爵，不降族灭。”邳彤不顾王郎的威胁，而对刘秀表示“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邳彤这种舍家为国的精神，感动了刘秀，故在平灭王郎后，即封其为武义侯，后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定都洛阳，邳彤先后任太常、少府、左曹侍中，并常从征伐，成为刘秀的贴身侍卫和得力战将。
耿纯，钜鹿大姓，投靠更始政权后，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辑赵、魏。刘秀至邯郸，耿纯主动谒见，见刘秀官属将兵法度严整，遂诚心归附，刘秀也深相结纳。王郎起兵，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追随刘秀，拜为前将军，封耿乡侯。当时郡县多降王郎，耿纯恐怕宗族心怀二意，遂派人归烧其庐舍，刘秀问为什么这样干？耿纯答曰：“绝其反顾之望。”〔53〕刘秀对耿纯的忠心深为感动。后耿纯随刘秀平王郎、破铜马屡立战功，还两次出任东郡太守，政绩显著，吏民悦服。刘秀有这样文武全才的人的忠心拥戴，焉能不成就中兴大业！
刘秀与河西集团关系 此集团以窦融为首，包括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大守厍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率辛肜等地方实力集团。这个集团原与刘秀并无联系，只是在刘秀与陇西隗嚣、成都公孙述斗争时，主动倒向刘秀的。
窦融，扶风平陵人，出身于官僚世家。曾随王邑东征，大败于昆阳。更始政权建立，欲任窦融为钜鹿太守，窦融不愿出关，遂改任张掖属国都尉，即举家迁居河西。更始政权垮台后，窦融被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厍钧为金城太守，形成河西实力集团。当时全国处于战乱之中，唯河西保境自安，在刘秀与隗嚣、公孙述的争夺战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窦融对争夺帝位的刘秀、隗嚣、公孙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54〕。于是窦融决定倒向刘秀，并派使者去洛阳表示归附的决心。刘秀早有招附河西之心，一见窦融使者非常高兴，立即任命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此后窦融一再派使者上书表示忠心，并写信给隗嚣，谴责他不忠、不义、不仁、不智，擅自发动战争，造成陇西的灾难。刘秀对窦融的态度非常赞赏，并优礼相加。在刘秀平定隗嚣的战争中，以窦融为首的河西集团作出了巨大贡献。刘秀为了表彰河西集团的功绩，乃封窦融为安丰侯，梁统、史苞、厍钧、辛肜、竺曾均封以侯爵，并让他们继续镇守河西，直到平定公孙述之后，刘秀才接受窦融的一再申请，把窦融及五郡太守调离河西，另行委任。以上情况说明，在战争的年代里，刘秀与河西集团始终保持着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是由于：一窦融没有称帝野心；二刘秀有笼络河西的高明手段，因此保证了刘秀统一战争的胜利完成。
四、刘秀对功臣的安置
历代的开国君主，为了保住其至尊的地位，对于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功臣，不外采取两种处置办法：一是采取屠杀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与他共过患难的功臣；二是采取措施，剥夺或迫使功臣交出军权、政权。前者如刘邦、朱元璋可以算做典型；后者如赵匡胤可以算做榜样。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使他的功臣宿将保住了荣华富贵，传为千古佳话。刘秀没有搞“杯酒释兵权”，但他却采取措施，让功臣“主动”交出军权。同样保住了功臣的爵禄和富贵，收到了异曲同工之效。
在战争期间，刘秀对功臣的封赏是比较大方的，该封的封，该赏的赏，终建武之世，功臣封侯者百余人。邓禹、吴汉等封至四县。博士丁恭提出反对意见说：“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回答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亡者。”刘秀也希望他的功臣能够保住禄位，传之无穷，所以他在封功臣的策文中说：“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他还警告诸侯说：“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功业远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55〕刘秀的策文和告诫，对功臣既有爱护之心，也有防范之意，警告功臣要满足现实，不要有非分的妄想。
全国已经统一，刘秀还要防范什么呢？就是防范诸侯军权在握图谋不轨。对此贾复了解得非常清楚。《后汉书·贾复传》说：“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术”即放弃兵权，不干预政事。刘秀对于贾复的行动非常赞赏，让贾复率先垂范，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以示尊崇。这是一种政治导向，从此诸侯纷纷交出兵权，远离权势，以列侯就第。其中窦融最为典型，他不仅多次上书辞谢爵位，而且还向刘秀表示：他对十五岁的儿子“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即不想把列侯爵位和国土传给他的儿子〔56〕。其实窦融也过于诚恐诚惶了。刘秀只是要求功臣交出军权，不干预政事，以侯就第就可以了，然后还要给予特进、奉朝请等荣誉头衔，去安享富贵。
史称刘秀“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57〕在建武初年，“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58〕实际邓禹、李通、贾复三侯对此殊荣并不轻松，而是战战兢兢一再推辞，最后都是以侯就第，去享受“特进”、“奉朝请”的恩宠了。
历史上有人认为刘秀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59〕，是一种错误，持批评态度，而范晔却能理解刘秀的用心，认为这是刘秀的“深谋远图，固将有以焉尔。”〔60〕还专门对此问题发表一篇宏论。他说：“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若格之功臣，其创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旧恩，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答功臣，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参与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61〕范晔的话是说刘秀鉴于前朝杀戮功臣之敝，而决心进行纠正，所以虽然像寇恂、邓禹、耿弇、贾复那样勋绩显赫的功臣，也只是封以爵土，加特进，奉朝请而已，不让他们参政。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让功臣参政，犯有过失，按法律惩办，则有丧旧恩，如法外徇情，则违废禁典。如果以德来选任官吏，就不一定要有很高的功勋，如果按功劳选任官吏，则不一定保证会得到贤才，如果有条件的选任，就会有很多人得不到满足，如果让所有功臣都参政，已有前朝的弊病可以借鉴，不得不考虑谁能胜任的问题，根据事情的利害来衡量，就决定采用了以高的薪俸，优厚的礼仪，来报答有功之臣，以严峻的法律，来要束吏职，所以在建武时期，有一百多位列侯，能参与国政的只有几个人，其余的人都给予优厚的待遇，以保存其封爵和俸禄，所以刘秀功臣都能善始善终地保存了他们的功名，使他们的福庆能传至后代。范晔以上的评论，虽难免有回护刘秀之嫌，但基本论点是正确的，它与《东观汉记》中的一段话，在精神实质方面是一致的。它说：“上（指刘秀）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士，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62〕这就说明，刘秀不让功臣参政，还是从保护功臣的角度出发的，所以当列侯交出军权，以侯就第之后，刘秀则优礼相加。《后汉书·马武传》说：“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则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在历代开国帝王中，像刘秀这样对待功臣者，可以说并不多见。
注释：
〔1〕〔3〕〔16〕〔18〕〔20〕〔21〕〔22〕〔23〕〔55〕《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2〕〔4〕〔5〕〔6〕〔7〕〔12〕〔13〕〔14〕〔25〕〔62〕《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
〔8〕〔9〕《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10〕《后汉书·樊宏列传附樊准传》。
〔11〕《后汉书·儒林列传·序》。
〔15〕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版，页一二四。
〔17〕《后汉书·董宣列传》。
〔19〕《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史书对此次事件记载含混不清，如不认真思考，会认为刘秀在入关，特别是《后汉纪》有“大为长安所笑”句，更易造成误解。
〔24〕《后汉书·马援列传》。
〔26〕〔27〕《后汉书·李通列传》。
〔28〕《后汉书·邓晨列传》。
〔29〕〔30〕《后汉书·来歙列传》。
〔31〕《后汉书·邓禹列传》。
〔32〕〔33〕〔34〕《后汉书·王常列传》。
〔35〕〔36〕《后汉书·冯异列传》。
〔37〕《后汉书·岑彭列传》。
〔38〕〔39〕〔40〕〔41〕〔57〕〔58〕《后汉书·贾复列传》。
〔42〕《后汉书·马武列传》。
〔43〕《后汉书·吴汉列传》。
〔44〕《后汉书·王常列传》。
〔45〕〔46〕《后汉书·公孙述列传》。
〔47〕袁山松《后汉书》卷三《耿弇传》。
〔48〕〔49〕〔50〕《后汉书·耿弇列传》。
〔51〕〔52〕《后汉书·寇恂列传》。
〔53〕《后汉书·耿纯列传》。
〔54〕〔56〕《后汉书·窦融列传》。
〔59〕〔60〕〔61〕《后汉书》卷二二“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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