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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州徽商与长崎
1、苏州与日本的经济、 文化联系（注：关于苏州与海外的经济、文化关系，目前的成果：徐吉军《吴地文化与日本》，载《吴地文化一万年》，潘力行、邹志一主编，中华书局1994年9月版， 页364 ～375；黄锡之《历史上苏州海外贸易》，载《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苏州是东南一带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虽然明初的一系列政策曾导致姑苏闾里萧条，生计凋敝。但自从成化以后，随着徽商等各地商人的纷至沓来（注：关于在苏州的各地商人的活动，范金民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 月版）中有详尽的研究。），苏州日趋繁盛，吴俗奢靡，号称天下之最。明代中叶以还，“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注：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页33。）。 这种东南地区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及至清代仍然牢固地保持着。清人金安清曾说：苏州铜商与扬州、汉口之盐商、广东之洋商以及江苏的州县，“其挥霍大半与河厅相上下”（注：《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页41～42。）。 河厅是指设于清江浦（今江苏淮阴）的河政衙门，当时奢侈之风极盛，史称“南河飞气”；扬州、汉口盐商的生活方式，史称“扬气”或盐商派”（注：参见拙文《两淮盐业与明清扬州城市文化》，《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4月版；邹逸麟、 王振忠《清代江南三大政与苏北城镇的盛衰变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而铜商与之相颃颉，足见其可与盐商、河政之相提并论。
在明清时代，苏州之“苏”（亦称苏意），本身就是江南时尚的代名词。早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张翰（1510—1593）就指出：“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注：《松窗梦语》卷4《百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页70页。）及至清乾隆年间，社会上流传着“苏州样，广州匠”的谚语。所谓“苏州样”，是指苏州手工业产品式样新颖，深受全国各地人们的喜爱（注：邓淳：《岭南丛述》卷32，页10，转引自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页115。）。“本号向在苏州”，历来是商品货真价实的商店之代名词。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悉心模仿中国文化。因此，苏州在他们的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户中期的地理学者、长崎人西川如见（1648—1724）在所著《增补华夷通商考》中，将苏州所在的“南京”（即南直隶）称为“唐士第一の上国也”；对于苏州，则状摹为“城廓民家繁荣の地”（注：《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西川如见著，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岩波书店1997年3月， 页73、75。）。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江户后期的历史学家、儒者赖山阳（1780—1832）西游长崎，作有《中秋后一日，杨西亭馆，举观月会，闻西亭新娶》（注：《赖山阳全书·诗集》卷11，文政元年，德富猪一郎监修，木崎爱吉、赖成一共编，国书刊行会1983年10月发行。页232。）诗曰：“旅馆良宵且宴娱， 红灯绿酒小姑苏。对门秋柳笼烟月，忆到云鬓香雾无。”“小姑苏”亦即“小苏州”。以往常常将一地繁华比作“小苏州”或“小扬州”，这里显然是形容长崎唐馆的繁华，由此亦可折射出苏州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注：长崎寄合、丸山两町的游女“有通华音能昆曲东者”。 （《野语》卷8，转引自中村久四郎《唐音考》第2回，载《史学杂志》第28篇第12 号，1917年12月）日人武元质《琼浦竹枝词》有诗曰：“十三入馆学吴声，清客多情苦教成，婉转歌喉桃萼绽，鲜花一朵可怜生。”原注曰：“一朵鲜花，姑苏新曲。”（《诗集日本汉诗》第15卷，汲古书院1989年12月，而324）“一朵鲜花”， 当指辑于乾隆中叶的《缀白裘》打花鼓小戏中的“一朵鲜花”，日本人据此演绎成和式的“唐人踊”（唐土俗谣“九连环”），参见浅井忠夫《唐人呗ょ看看踊（附田边尚雄述〈九连环之曲ょ看看踊〉）》，载东亚研究讲座第54辑，东亚研究会1993年12月发行，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藏书。参见青木正儿《本邦に传入らわ る支那の俗谣》，载《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页253～265。）。
当时，虎邱山塘有嘉惠局，管日本铜务。关于苏州的对日铜务，清代中叶翁广平（1760—1843）在《吾妻镜补》中也记载道：“自康熙六十年间，定例于苏州立官、民两局。其领帑银以采铜者，曰‘官局’；其以己财、货物易铜而转售卖苏局以资鼓铸者，曰‘民局’。各造四大船，每船约容万斛，于嘉兴乍浦所开船，每船办铜千箱。……（注：转引自冯佐哲、王晓秋《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原文载《文史》第15辑，收入冯佐哲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页110。另，金安清《东倭考》亦曰：“一曰官局，二曰民局，皆归苏州府及总捕同知管辖。”（转引自同书，页115 ）另据松浦章《清代前期の浙江海关ら海上贸易》表1“浙江海关、 乍浦搬入货物表”，从中可见，日本的东洋铜、洋货等，都是从乍浦经苏州转往各地的。）”当时，许多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苏州，故而有“苏州铜局商人”的惯呼（注：道光《厦门志》卷八《番市略》。），而苏州亦遂与日本产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享保元年（1716年，康熙十五年）撰成的《崎阳群谈》（注：中田易直、中村质校订，日本史料选书，近藤出版社1974年12月刊。）卷8 有“中华十五省府县等之大概”，其中的“南京”（按：指明代的南直隶，清代的江南省）条下列有苏州的物产：“小间物道具（引者按：“小间物”指妇女用的化妆品小百货）花细 绫机 木棉 锦 闪段 织物类 药 种 栉 扇子针”。江户后期的汉学者大田南亩（1749—1823）在所撰随笔《一话一言》卷21“茶膏”条中记述：“长崎より茶膏た赠る箱の中に”。“姑苏南濠南新苍底顾蕴玉秘制槿花茶膏工味精奥四远著名已久，近有棍徒将麽料混充发卖，今特刻此，庶免士商致误。”“又香囊の箱の中の纸には／不二价……”。“不二价”，昔日徽商竖立起的金字招牌，迄今在皖南的屯溪老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而且，至迟自明代中叶便是苏州的商业招幌（注：如苏州商人吴宽“亦尝与人贸易，物无二价”。转引自上揭坂元晶氏论文，页80，注（26）。）。另外，这也是长崎贸易中商人们所惯用的口号。如《明安调方记》中出现的长崎“恒兴字号”，就有“王万丰／不二价”的字样（王万丰当为商人或商号的名字）（注：《长畸县史》史料编第四，页497。）。
自南宋以来，中国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苏州和杭州显然也令亦步亦趋的日本人心向往之。《得泰船笔语》中有一段苏州人江芸痴（当为徽商，详下文）与日本儒者野田笛浦（秋岳）的对话：
[芸阁云]：山水之胜，莫过于日本矣。现在如本处琼山（引者按：即长崎）明媚秀丽，在我唐山所罕见。
[秋岳]：琼山之胜寻常耳，我邦山水，以仙台松岛为第一，比之唐山西湖，未知孰刘孰项也。
[芸阁云]：可恨可恨，贵邦邦禁森严，不能一游其地，（医烟霞疾）也。
[秋岳]：西湖之胜，淡妆浓抹，好于晴而奇于雨，髯太守岂欺我哉！仆曾垂延（涎）于其地，而奈官森严，虽欲从之，未由也已。我邦松岛八十八岛，而每岛一奇，奇一一出意外，若使先生观之，山增其高，而水加其深耳。然先生之不能到松岛，犹仆之不能到西湖，抑亦二家阙典也！（注：《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关西大学出版部1986年3月发行，页524～525。日本多有“小西糊”之称， 《鸭东四时杂词》第一首“赋鸭东水第四桥景致”就有：“水明山媚夹名区，一带烟岚入画图，也是销金锅上景，不妨呼作小西糊。”鸭东在京都。“上野为东京五公园之一，园侧有湖广数十亩，残冬水涸，土人名曰小西湖。”（何如璋《使东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282a）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西湖的艳羡。）
歆羡之情，溢于言表。在这种情势下，日本人甚至要求中国商人将西湖水和苏州土运来日本，以供他们作画（注：皆川淇园作诗并序曰：“偶获唐山商沈养山舶载来杭州西湖水—小壶于摄僧海音，而以其水作西湖图及他书画数十幅，为之作歌：西藩贤候（大村候）好风流，喜奇尝诿海外舟（命译司神代某令沈载来），斟来三斗西湖水，……请将此水磨墨汁，写出二堤烟柳稠。……”见《淇园诗文集》诗一，“近世儒家文集集成”9.ぺりかん社1986年版，页405； 参见藤田经世《校刊美术史料续篇》第4卷，校刊美术史料续篇刊行会1985年9月10日发行，页68，藏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参见中村久四朗《近世支那に及ぼしぃゐ势力影响》第4回.《史学杂志》第25编第7号，1914年7月。）和烧制瓷器。《长崎市立博物馆资料图录》（注：《长崎市立博物馆资料图录》iv，工艺编Ⅱ，长崎市立博物馆，1995年3月20日发行，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书。）中，就列有不少用苏州土烧制的陶瓷。
表3：用苏州土烧制的长崎龟山烧
顺序瓷 器 铭文
第13龟山烧木下逸云染付煎茶馆 庚寅秋九以唐山苏州
之土制于长崎龟山逸云
第26龟山烧苏州土梅图染付 瓶 万延二年以唐山苏州
之士崎阳龟山制
第27龟山烧苏州土 瓶 以唐山苏州土龟山制之
第28龟山烧苏州土盖物 以唐山苏州土龟山造之
第30龟山烧苏州土染付花生 以唐山苏洲[州]土崎阳
龟山作之
“龟山烧”原是十二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前半期日本冈山县玉岛市八岛龟山一带制造的无釉陶器（注：见新版《角川日本史辞典》，朝尾直弘编，角川书店1996年11月20日初版发行，页228。）。 而长崎的“龟山烧”，显然有模仿中国陶瓷的痕迹（注：参见《崎阳谈丛》“龟山烧”、“今龟山烧”条，防府史料保存会1963年8月，页8。江户时代在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九连环”曲，经日本人的消化和变异，成为大和式的歌舞，即“看看踊”，这在龟山烧中也有反映。现存有“唐人踊（龟山烧，九连环染付中钵）”。染付也就是蓝釉花纹的陶瓷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再标明是用“唐山苏州土”烧制，无疑是为了表明瓷器虽然是在本地烧制，但仍然是“进口组装”的，从根本上说还是“西来正脉”（注：大田南亩《一话一言》卷19“渡来天神赞”，“日本随笑大成”别卷第三册，页141。）！这些， 显然反映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特别是苏州物品的羡慕。当时，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中，有着不少来自西洋的影响（注：莫小也《乾隆年间姑苏版所见西画之影响》，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3 月版，页215～219。），这与中日贸易当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日本的浮世绘（特别是长崎浮世绘），更是受到桃花坞年画的深刻影响（注：如乾隆三十二、三年（1767、1768年，明和四、五年）一艘乍浦船和一艘定海船，分别从中国运往日本版画176卷和15000枚，类似的记载屡见于永积洋子编《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以上两例，见该书页153和155。）。日本师宣所作的《绘本风流绝畅图》，即模刻新安黄一明的《风流绝畅图》。
在清代，苏州与日本两地的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著有《颐素堂诗钞》六卷附《清嘉录》十二卷，道光五年（1825年）付梓，刊成于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即随中国商船传入日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顾禄远道上托人带扇头题诗及画赠予日本学者朝川鼎，并请他为《清嘉录》题词。后者积极商洽擘画，另一学者安原宽也对全书加以校订，最终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天保八年）在日本翻刻了《清嘉录》（注：《清嘉录》来新夏“前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页5；参见周作人《清嘉录》一文，载《知堂书话》上，钟叔河编，海南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132—138。另，顾禄《酒春秋》一篇，收入江户时代的《视听草》九集之十，页87。《柳桥诗话》卷下：“清人顾铁卿寄贻善庵先生诗扇，曾蒙借观，背写牡丹一朵，著色轻松，雅致可掬。盖顾氏临池绘事之妙，可并见焉。”并录其近制诗一首，见页418—419。其实，早在和刻本《清嘉录》刊行之前一年，日本人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引用到《清嘉录》了。《柳桥诗话》（序于天保七年，1836年， 道光十六年）卷下， 页414：“和合神图，昉于近世，家家挂壁， 褥祀维虔焉。或云：顾铁卿《清嘉录》所谓和合寿星，即此也。不知然否。”）。今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古籍部，就藏有和刻本线装书《清嘉录》（江户下谷御成道书肆青云堂英文藏梓）。其书扉页上右题“方斋安原先生校”，中题书名“清嘉录”，左则有一段日文，大意是说：此书记述唐土年中行事，民情风俗，一一可见，与《清俗纪闻》颇相类似，对于治学和作诗均颇有助益。此则广告式的说明，也见于江户时代的其他出版物上。《清俗纪闻》成书于宽政年间（相当于清乾隆时代），是记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南中国庶民日常生活和风俗文物的重要史料，深受日本人的重视。此外将《清嘉录》与《清俗纪闻》相提并论，足见日本人对吴趋风土民情的向往。对此，日本大洼行（天吉）诗序云：
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己！
另外，日人田穀（稻香）亦作诗曰：“翻得新编阅未休，居然岁月观苏州，……柳风春暖扶桑晓，一枕亏君到虎丘”，表现出对苏州的无比艳羡。此外，贞享三年（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日本水户藩甚至委托中国商人到苏州招聘儒者（注：参见徐邦庆《近世中日文化交流探微——以〈存诚长崎笔谈〉为中心》，载《华冈外语学报复刊号》，1994年5月。长崎县立图书馆藏抽印本。）。在大阪， 也出现了刻意模仿苏州的景致，诗曰：“夜半乌啼月落后，闲床美睡梦将回。吾侬不是枫桥客，何厌钟声枕底来。”这明显是用唐诗《枫桥夜泊》的文意。注云：“寒山寺在福岛东北，……盖用姑苏城外之寺名者，以有古钟也。”另外，日人田中乐美、田中显美所撰《大阪繁昌诗》（注：该书脱稿于万延元年（1860年，清咸丰十年），文诉二年（1862年）增补。）卷中有诗云：“碧水分流十字中，东西南北四桥通，家家列肆沽烟管，常唤往来田舍翁。”注曰：“……桥南卖烟管，然竟买者非都人士，特村汉野主矣已。一肆招牌，有清人程赤城笔（此烟管肆，在桥北）。”
烟草原产于美洲大陆，当地原住民自古以来作为药草使用，吸烟是宗教仪式的一种。庆长年间（1596—1615年，明万历后期）传入日本，后来又由日本传到朝鲜和琉球。中国分别从北、南两路，自朝鲜和琉球传入烟草（注：《（缩制版日本风俗史事典》，弘文堂1994年2 月版，页399；参见冯佐哲《中日饮食文化交流述论》，原载《中华食苑》第1辑，收入氏著《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页160—161。）。在江户时代，吸烟在日本非常盛行。乾隆年间客游日本近二十年的杭州徽商汪鹏（注：关于汪鹏，松浦章的《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汪绳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和《浙江商人汪鹏ら日本刻〈论语集解义疏〉》（《关西大学文学部创设七0周年纪念诗辑》，1995年3月，第40卷第14号），均专文论及；国内唐力行亦有论及，初载《安徽史学》，后见其所著《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第六章，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页193—200。 ）在所作的《袖海编》中说：
席地而坐，通国皆然，有及阶、及席之风。屋内遍铺毯踏眠，客至无拱揖之烦。坐定，主人则以烟盘置客前，听客自取。盘列火炉、烟盒、唾壶各一，呼烟为“淡巴菇”，烟筒为“几世留”，一室中恒列数架，人各授一。（注：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页271a。日人长野《松阴快谈》卷4：“今俗人人靡不喫烟，宾客即坐，寒暄未了，袖间出烟具，喷为云雾，满塞一室。或含烟缓吐，以戏儿童，市肆制烟具，可谓极侈矣。”（“日本诗话丛书”第4卷，页431）江户时代的某些职人（即手工艺人）有たばに休”，即时时的小工休（见缩制版《江户学事典》，弘文堂1995年2月版，页243）。）
《清嘉录》的作者顾禄，还和褚逢椿合著《烟草录》（注：《烟草录》为《颐素堂丛书》之第四种，见宇贺田为吉著《医学烟草考》，1934九年12月隆章阁，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洋学文库”。），在日本也相当著名。清道光五年（1825年，日本文政八年），得泰船从浙江乍浦港出航，驶往日本长崎，途中陡遇风浪，被迫漂流到骏河口远州榛原郡下吉田村（今静冈县），当地官员骏府知事羽仓外纪（名简堂）与得泰船上船主杨启堂、财副朱柳桥和刘圣孚等人笔谈，谈话记录即著名的《清水笔语》（注：《视听草》二集之六，页162。）， 其中有如下这番对话：“水烟筒新制？[简] 有来已久。[刘] 水烟筒为杀烟毒么？[简] 食水
清心明目，而无火毒。[刘] 烟草出何州？[简] 烟草出于兰州、广东二处为佳。[朱] ”这大概说明，烟草虽然来自美洲，又传自日本，但当时中国出产的烟草和水烟筒，似乎都比日本出产的要好，中国人的吸食方式也为日本人所摹仿。于是，我们在诸多日本浮世绘中，都能看到中国人叼着烟管的形象（注：如樋口弘编著《长崎浮世绘》（味灯书屋1971年6月版） 242 “大清人散步の图”、270“老若の唐人”、300“清朝人の图”等。）。而上述为大阪烟管肆题写招牌的程赤城，应当就是一名徽州商人。
2、中日贸易中的苏州徽商
关于程赤城，松浦章作有《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汪绳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注：载《咿哑》1978年6月30日。），本文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勾稽史料。
程赤城，经常自署为“吴趋（有时误为吴超）程赤城”（注：《长崎名胜图绘》（饶田西畴文、打桥竹云图）卷4.有《（天凡山）和韵》一诗，作者题作“吴超程赤城”，“吴超”当是吴趋之误。《长崎名胜图绘》为朝仓治彦所编，“日本名所图会”15，角川书店1983年8 月发行，页183。），吴趋是苏州的吴趋坊，此处代指苏州。 此人是苏州铜商，在江户时代的日本非常活跃，也大名鼎鼎。不仅大阪有他书写的匾额，而且，他还为日本学者长久保赤水等人的著作作序，是个典型的亦儒亦贾的商人（注：参见周振鹤、鹤间和幸《长久保赤水和他的中国历史地图》，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在不少日本人眼中，程赤城俨然是个饱读诗书、见多识广的大儒。皆川淇园在《书程赤城画竹赞及谢角鼎治疾牍后》一文中指出：
阿波大谷子顺所藏吴超程赤城书二纸，其一竹赞，……余闻程航海来者有年，初未能书，居长崎学书，后大进。今观此卷，真贾舶中之铮铮者矣。（注：《淇园诗文集》卷7，“近世儒家文集集成”9.づんかり社1986年版。）
当然，对于程赤城，也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来舶诸人不过是些商贾，程赤城也不例外。长野確《松阴快谈》（序于文政庚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卷之二曰：
新井白石经世之才，可比贾太傅、陆宣公，如诗文，特其余事耳。著述赡富，皆俚言国字，而识见超卓，考据精博。其豪迈英特，盖千古一人耳。岂可与世之龌龊腐儒，同年而谈焉哉！西土舶商来长崎者，动辄欺瞒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长崎译官问赤城曰：“贵国近日有何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榄鸟，形状大小皆似橄榄，因以得名。”译人咤以为奇，因屡托赤城舶载。赤城笑曰：“聊相戏耳。”先是，林珍、何倩、顾长卿共来长崎，时有大高坂芝山者，质以文章，皆曰：“子之文，韩（愈）、柳（宗元）不能过焉。”是其为侮弄也明矣。大抵渠黠者蔑视我，以为不学无知，因侮弄以供笑资。邦人不察，扣以诗文，奉其言以为金科玉条，岂不谬哉？近舶商某生，亦颇黠者也，极口讥物服诸子之诗。其言妄诞无据，其所作亦拙劣，不足为物服之奴也。邦人之寡陋者，妄信之，以为是西土之人言，必有据矣，是弗察之甚者。夫唐宋元明名家论文，犹未免有差谬，明桑悦、祝允明论文，皆肄口横议，历抵韩（愈）、欧（阳修）不遗余力。闻者但嗤其妄而已。况舶商海贾，岂可信哉？——西土书生犹且陋劣如此，况商贾哉？（注：“日本诗话丛书”第4卷，页385。）
程赤城在享和三年（1803年，清嘉庆八年）曾招他的同乡胡兆新来日，从胡、程二人的姓氏及同乡关系来看，胡兆新当系侨寓苏州的徽州人。关于后者，据日人西琴石所著的《长崎古今学艺书画博览》载：“胡兆新，清人，与稼圃同来，亦善书画。（注：《长崎古今学艺书画博览》，艺苑丛书，明治十三年（1880年）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页30。关于胡兆新，佐藤成裕《中陵漫录》卷12，有“清医胡兆新”条，见吉川弘文馆“日本随笔大成”第三期，页271。另.《西游日簿》（稀书复制会1926年5月印刷， 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书）中有程赤诚的对话：“余姓程，名霞生，字赤城，号柏塘，唐山江苏人也，在此贸易已历十六年。”）”稼圃即江大来（字泰交，稼圃是他的号），“清人，文政五（年）来，一洗书法时习，本帮南宗中兴”（注：据长崎县教育委员会1989年3月发行的《中国文化ら长崎县》页146—147， 江稼圃于1804年（文化元年，清嘉庆九年）初次来日。）。据《长崎事典》风俗文化典载，江稼圃是长崎画派中南宗的开山祖，长崎画系中有江大来一系。当时，中国船主经常根据日本人的要求从江南招来各种人才，而同乡往往是船主挑中的上选人物（注：根据乾隆晚期李斗《扬州画舫录》的记载，徽商往往从家乡请来画家、文人。后者受徽商的资助，并为他们作画。例如黄山画派的代表画家石涛在扬州居住期间（ 1692 —1702），就有歙县丰南人吴炤吉（字尚中，号晴岚）和歙县岑山渡人程浚（号肃庵）为其经济后援人。（参见新滕武弘《在日本的黄山画派作品及其研究》，载《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朵云》编辑部选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9月版，页776）这种情形，在当时长崎的商人中应当也不例外。）。江稼圃与胡兆新同船抵达日本，从其姓氏来看，此人似乎也应是徽州出身者。对于江稼圃，野田笛浦所著的《得泰船笔语》中有一段对话曾提及：
[秋岳云]：“余闻之于崎人，江稼圃本武人，破产不为家，遂经商于长崎。”
[（朱）柳桥云]：“非武人也，稼圃家本饶裕，（后）因消乏，于六旬时，始往长崎经商，然非其宿志也。”（注：《文政九年远州漂着得泰船资料》，页506。）
对于江稼圃的籍贯，《长崎画史汇传》（注：《长崎画史汇传》，古贺十二郎著，大正书堂刊，1983年发行。）说：他自己记作是苏州人，而《古画备考》又说他是杭州临安人。在明清时代，由于“占籍”和“商籍”情形的存在，徽州商人常常往来于江、浙一带，所以文献叙及某人籍贯时，便经常会出现歧异。如歙县大阜番氏，既有商籍杭州者，又有著藉苏州者（注：《大阜潘氏支谱》（潘志晖、潘承谋编辑，1927年铅印本，16册，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卷首“凡例”：“我家原籍歙县，迁居吴郡。谱中于两省地名，但注某州县，不注某省，明著籍也。至先世以业鹾试杭州商籍，只属寄籍，遇浙江地名仍系以省。”参见该书卷4“世系考”各传文。）； 嘉道年间扬州盐务总商黄至筠，其籍贯也有甘泉和仁和（甘泉、仁和分别系江苏扬州府和浙江杭州府的附郭县之一）的不同记载（注：关于徽商户籍的变动，臼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和《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已有涉及。参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页39和页55注（76）。）。从这一点上看，江稼圃情形与此颇相类似。另外，《长崎画史汇传》曾记载说：明治五年（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长崎人冈田篁所在上海逗留时想知道江稼圃是否仍有子孙健在，经查访找到苏州人江子山。他与江子山的对话收在《沪吴日记》明治五年三十二十日条：
昨日传者云：子山先生即是江大来先生之令孙，敢问果然否？（篁）
大来先生，却不晓得。敝处本家在吴地，止有一支，合族在安徽歙县。意大来先生，是系于金陵之江姓者，恐昨传者之误。（江子山）
江子山认为，“大来先生同出生同姓，则固是一系也。”（注：《长崎画史汇传》其五“来舶诸家”，页530—531。）虽然他“不晓得”江稼圃是否是自己家族一支的成员，但既然在苏州江氏只有一支，而且是出自徽州歙县的，而江稼圃又的的确确是苏州人，所以出自徽州的可能性应当是很大的（注：江是徽州的一个大姓，江南一带的江姓，大部分是从徽州迁出来的。美国学者何炳棣曾经根据自己对徽商的研究以及胡适的看法指出：“汪氏、鲍氏、程氏和江氏，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大部分，无论官方注籍何处，很可能都是来自徽州地区。”见《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Social mobility,1368—1911）第六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参见拙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年6月版，页305。 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唐人町についこ——近世初期の支那人来往归化の问题》（载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历史》1947年10、11、12号）一文载，日向（今宫崎县）都城唐人町内，正保年间（明清之际）入津的唐人子孙，有济阳惣左卫门；幕末在住者，则有济阳八十八、济阳银助、济阳兵藏、济阳十助、济阳休右卫门和济阳松太。“济阳”是江氏的郡望，中国人将江改作济阳，是为了入乡随俗，归化日本，此乃当时的一般惯例。（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待刊稿《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围绕着日本汉文小说（孙八救人得福）的历史民俗背景解读》）徽州江氏，比较著名的族谱有歙县的《济阳江氏族谱》（道光十八年刊本），乾隆年间烜赫一时的扬州盐务总商江春，就是该族成员。从事长崎贸易是具有厚利可图的一项事业，大抵中国物品一成，到日本可以取得五成的价格；及回舶所载货物，又可以一成换得二成。“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东倭考》）据冯佐哲、王晓秋的描述，“乾隆五十一年开始，清政府决定对兼营盐、铜的商人，每一盐引免收二钱银子，用来作为到日本办铜的奖励”（见《从〈吾妻镜初〉看清代中日贸易，页110 ）。于是，扬州盐务总商汪、程二姓，其族人都纷纷涉足办铜事务。从这一点上来看，乾隆年间盐务总商江春，应当也有族人从事该项事务。事实上，江春与中日贸易应当不无关系。他本人著有《随月读书楼时文》，“随月读书楼”是江春在南河下街（徽州盐商聚居区）所建的书楼，他的甥孙、乾嘉学派主将——阮元，就是在随月楼中看到舶载而来的《七经孟子考文》（日本人山井鼎所作，据徽商汪鹏《袖海编》称，此书是他从日本购得，“传之士林”，后来又收入《四库全书》）。）。江稼圃“世舟以为舶来四大家”（另三人为伊孚九、费汉源和张秋谷）之一（注：《长崎画史汇传》其五“来舶诸家”，页518。）， 他的作品为日本人大量收藏（注：详见《青湾茗宴图志（附：书画展观录）》，4册， 明治八年（1875年，清光绪元年）镌，山中篁村堂藏版，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书。据新藤武弘的描述：“在日本，京都的住友泉屋博物馆，以及大孤高槻市桥本末先生为首的各位收藏家们所藏的明清绘画中，有不少是黄山画派画家们的优秀作品。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人员把这些画家称之为新安派、安徽派，或者是黄山派画家，并在艺术上给予高度的评价。见《中国绘画研究》页767。）。
在江户时代，江稼圃的弟弟江芸阁也相当著名（注：《视听草》九集之七，收有《唐馆笔语》（戊子九月十日），一位日本人说：“余在江都（即今东京）闻江芸阁先生之名， 仰慕非一日。”（页577））。《长崎古今学艺书画博览》页30载：“江芸阁，清人，诗书家。”江芸阁，名辛夷，字芸阁，号大楣，苏州人，从文化到天保初年（相当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作为船主来长崎。据说，他的绘画不怎么样，但书法很好，字是学董其昌的。有一幅图片描摹长崎的“唐人及其书画清谭会”（注：越中哲也、大户吉古编：“江户时代图志”25《长崎·横浜》（1976年10月15日），页122“长崎书画展观册”。 《竹田庄师友画录》卷上：“崎镇每岁春秋两次修书画会，一时善书画者，无士女少长咸到，如各国文人逸士亦闻风来会，满堂喧填，云蒸霞蔚，大极一日之欢矣。日后收所获之诸幅，著录作者姓名籍里，更为一册，锓梓分送四方也。……”（转引自古贺十二郎《丸山游女ら唐红毛人》前编第二章第三节“丸山游女及其附近”，长崎文献社1995年8月再版本，页139）。此段资料所述年代为天保元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正是江芸阁活跃的时代。），从中可以看出，“姑苏城外人”江芸阁的行书非常有名。他是长崎一带最著名的中国商人之一，又是一个风流才子，与长崎游女（也就是日本妓女）——丸山花月楼之袖笑的交往，为世所艳称（注：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赖襄西游长崎，逗留当地三个月，作《次韵江大楣（芸阁）邹星岩诗》等诗，见《赖山阳全书》诗集，页232—233。参见增田廉吉《长崎におたる赖山阳ら江芸阁》，《长崎谈丛》第8辑，1931年4月；古贺十二郎著《丸山游女ら唐红毛人》前编前三章第六节“唐人行の游女”，页662—665；上野日出刀《长崎に游んた汉诗人》，中国书店1989年4月版。）。在日本人心目中， 江芸阁还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物。名越左源太所著《南岛杂话——幕末奄美民俗志》前篇，就讲到二种植物（真珠兰和柘楠木）以及一种乌类（韦贵由奴），都说是由江芸阁鉴定的（注：国分直一、惠良宏校注，平凡社出版。）。
与程赤城一样，江芸阁也经常为日本人作序。江户时代摹仿袁枚《随园诗话》而作的《柳桥诗话》载：“《拈花集》一卷，凡五律百三十余，咸系唐贤集句，乃篁园野村先生所撰也，册首系以清商江芸阁、朱柳桥之二序。”江、朱二人都曾出现在野田笛浦的《得泰船笔语》中。据后者所著的《海红园小稿》序载：野田笛浦与舶来长崎的清朝商人之中的佼佼者——朱柳桥、江芸阁二人切磋学问，“终使柳桥避舍，芸阁束手，何其快也！”也就是说朱、江二人全都甘拜下风，令日本人扬眉吐气。《海红园小稿》为野田笛浦的诗文集，施加评点者仅朱柳桥、赖襄和江芸阁。其中，赖襄为江户时代著名的儒者。此书末之跋文，亦由江芸阁撰写。另外，《（日本古今名家诗文）圭玷新评》第三集《和汉诸名家评》（注：藏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其中的诗文作者都是日本著名的儒者，如野田笛浦、赖山阳等；诗文评者则首列清人朱柳桥和江芸阁，日本方面则有赖山阳、筿崎小竹、菊池五山等人。
江芸阁和江户时代的许多人都有来往。美浓人杉山千和所作的《大垣杂诗》曰：“名声昔日达姑苏，诗画双雄匹敌无。满腹经纶忧国事，果然日本女丈夫。”其下自注曰：“江马细香女史善诗画，清客江芸阁尝寄诗激赏焉。如史颇抱忧园[国？]之想，斋藤拙堂翁唤为女丈夫。”（注：《日本竹枝词集》（竹东散史校辑，1939年歧阜华阳堂刊，伊藤信编辑兼校订，藏早稻田大学高田早苗记念研究图书馆）中卷，页46b。）显然，江芸阁在仰慕中华的日本闺阁诗人中也颇有名气。另外，嘉永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镌的《浪花四时杂词》中，也有《酬江芸阁》一诗：“江称浪速最宜梅，地近伊丹殊好语，他日避秦能遂志，渔舟乘兴一寻来。”
综上所述，程赤城、江家圃、江芸阁诸人的作为，也很符合徽商“贾而好儒”的性格特征。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外，长崎的碑刻资料，也提供了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商资料。同治三年（1864年，元治元年）长崎《重修悟真寺碑序》，记载了当时参与损资者的名单：
协德号 裕泰号 （岭）南帮 程稼堂 丰兴号 益昌号 沈荣春程缦云 福泰号（裕诚）号 泰昌号 长益号 裕兴号 裕丰号 敦和号 德记号 永兴号 广隆号 陈维泽 杨应祥 森大号 冯镜如 林云逵 和四德 李南圃 黄汝烈 振成号 静远堂（修）囗视船 联兴号 恒裕号 黄汝芳 唐让臣 秦香田 何普光 吴囗山 何牧野 严槐村 叶添使 傅（筑）岩 （林）芝山 钱（艇） （夫） 张云亭王克三 徐雨亭 周彬如 叶紫廓 （傅）芝卿 万成号 万源号 同昌号 戴金炎 吴癸恬 （路）囗（香） 邓囗囗 程登囗 郑囗（喜） 陈彦囗 黄金（林） 黄（如）成 欧阳（典） 囗振囗 （林）囗（使）囗
碑末题作：“大清同治三年甲子九月 董事 程稼堂、林坤良 李白西（郑）勤（喜）囗囗囗傅从光 欧阳达三囗登囗囗囗祥”。“悟真寺”当即徽商江鹏《袖海编》提及的“吾真寺”，寺后瘗孤之所为苕溪（湖州）人钱君惠首创，可见与三江帮有密切的关系。上述碑文中，既有商号的捐资，又有个人的捐资。此外，参与“损（捐）金”的还有程振新（注：福宿孝夫、刘序枫：《长崎市稻佐山の悟真寺·国际墓地唐人にをわをわる古碑类及ひ相关资料の解读》，《长崎华侨研究会年报》第3辑《长崎华侨史稿（史·资料篇）》，1987年3月15日，页13 —15，日本长崎县立图书馆藏书；参见福宿孝夫、 刘序枫《长崎市の悟真寺·唐人墓地关系资料の补正と追录》。）。他与前述的程稼堂、程缦云、程四德和程登囗（？）等人，应当都是徽商。
长崎保存的几方墓志，也有徽商的史料（注：宫田安：《兴福寺の唐人墓地》，《长崎华侨史稿（史·资料篇）》，页87—89。）：
徽州府 皇清故汪炳君之墓 道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卒，午三番船，孝男福官奉祀。（据《灵鉴录》，为休宁县人）
安徽歙县 皇清故德昭府君项公之墓 道光十一正月念一日卒 寅十番船炮手孝男福庆奉祀。
清故观洪吴公之墓，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去世，江南徽州府歙邑人。（据《灵鉴录》，为歙县南乡人）
徽州府 皇清待赠吴四桂府公之墓 道光六年丙戍六月初三日未时卒，男寿官拜。
兴福寺即三江帮（三江指江南、江西和浙江，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隶属的“南京寺”。另外，日本学者宫田安氏《崇福寺の唐人墓地》，也收录了二方墓碑（注：载《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第2辑， 长崎华侨研究会年报1985年号，长崎华侨研究会编，长崎县立图书馆藏书。）：
江南徽州府休宁县子明除（引者按：当为繁体字孙之论）公之墓大清雍正三年岁次 乙巳仲春初三日立。（雍正三年即即1725年，日本享保十年。墓地记簿上写着：子明孙公享保十乙巳2月初7日巳3 播内中街）明 新安歙邑德光公之域 明历丙申岁
仲春望日（明历二年即1656年，当南明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