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辽金西夏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史研究论文,年辽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的辽金西夏史研究可谓收获颇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出版的学术专著就达30余部，墓葬、壁画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尤为突出。墓葬及壁画方面有：李清泉著《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文物出版社），张鹏著《辽墓壁画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孙建华、杨星宇著《大辽公主——陈国公主墓发掘纪实》（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刘海文主编《宣化下八里Ⅱ区辽壁画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科学出版社），宋晓珂编著《朝阳辽代画像石刻》（学苑出版社），钟侃、钟雅玲著《东方金字塔——西夏皇陵》（天津古籍出版社）。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有：李晓峰等著《契丹艺术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李艺著《金代词人群体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邓子勉著《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胡忌著《宋金杂剧考（订补本）》（中华书局），王树林著《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中华书局），左洪涛著《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以全真教王重阳和全真七子诗词为中心》（人民出版社），宋洪民著《金元词用韵与〈中原音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他方面的专著有：孙伯君、聂鸿音著《契丹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善军著《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人民出版社），陶晋生著《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宋德金著《宋德金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浦江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景爱著《历史上的金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孔凡礼编《元好问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建筑文化考察组编著《义县奉国寺》（天津大学出版社），屈文军著《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游彪、尚衍斌、吴晓亮等著《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人民出版社），杨蕤著《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景永时编《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韩小忙著《〈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7、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下就2008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做简要介绍。
一、政治史 制度史 人物研究
政治史。王善军《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学术月刊》第2期）阐述了耶律乙辛的起家与擅权之背景、耶律乙辛集团成员状况及主要政治活动，分析了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政治格局变化的内在联系。董四礼《也谈金初建国及国号年号》（《史学集刊》第6期）针对刘浦江先生关于金初开国史事的不同见解，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金史》所记金开国史，即金于1115年建国、国号金、年号收国，是值得采信的。李秀莲《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史学月刊》第6期）回顾了史学界关于都勃极烈问题的论争，认为“天辅”是金朝真正的开国年号，而“收国”是后代史官的追记，时人并未真正使用过。相关论文还有宁波《浅议金代致仕官员重新被起用现象》（《北方文物》第2期）、李浩楠《论金代的忠孝军》（《北方文物》第2期）、彭向前《谅祚改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
制度史。杨福瑞《辽朝推行州县制过程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辽朝州县制的推行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反映了辽代民族融合、经济结构转变、一国两制政体确立、社会变革等诸多内容。杨福瑞的另一篇论文《试论辽朝对辽东地区的经略》（《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主要研究了辽朝在辽东地区的行政设置及兵力布防情况。周峰《辽代治边三题》（《赤峰学院学报》第4期）主要研究了辽代“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治边机构和边防城设置。杨清华《金宣宗朝行六部设置考》（《学术交流》第8期）重点考证了金宣宗时期行六部的设置情况。陈志英的两篇论文《社会变革过程中政治制度的选择——金五京路转运司建制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兰州学刊》第5期）以转运司为核心，主要研究了上京、辽东、北京、西京、南京诸路转运司的设置及沿革过程，认为金代的转运司设置经历了由无意识地沿袭到有意识地确立为制度的过程。夏宇旭《初探金代契丹人猛安谋克组织》（《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研究了金代不同时期契丹人猛安谋克组织的变化情况。他的《浅析金代契丹人的群牧组织》（《黑龙江民族丛刊》第5期）认为金代契丹群牧从名称、分布及管理上基本与辽朝相同，群牧所中的契丹牧民为金朝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牧民起义也给金朝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王艳云《金代御容及奉安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主要研究了金代御容创作、供奉、迁安制度。曲淑华《论金代社会治安管理制度》（《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第6期）分析了金代的社会治安秩序管理、市场经济秩序管理、户籍管理、交通安全管理、消防管理等专项治安管理制度。崔红芬《再论西夏帝师》（《中国藏学》第1期）对西夏的五位帝师进行了重新考证。此外，黄震云的两篇论文《辽代流刑考》（《延安大学学报》第3期）、《辽代法令考》（《北方文物》第4期）着重研究了辽代的法律制度。
人物研究。孟凡云《辽述律后的“人神合一”活动及其采取的宗教形式》（《北方文物》第2期）指出，在太祖去世后，述律后运用多种宗教思想和实践模式，推行了一系列神化自己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契丹政权的成功交接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但由于时机选择、目标定位等方面的错误，最终走向失败。王禹浪、石艳军《辽懿德皇后萧观音之死与辽朝的灭亡》（《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提出，辽朝末期一系列宫廷斗争和政治腐败，皆因懿德皇后萧观音案而引发，它加速了辽朝的灭亡。张志勇《论金世宗以俭治国的思想与实践》（《东北史地》第4期）详细阐述了金世宗以俭治国思想的成因、措施及具体成效。李宛真《金代两朝宰相张浩考》（《黑龙江史志》第23期）总结了张浩在政治上的作为。梁松涛《“圣明皇帝”为西夏仁宗考》（《敦煌学辑刊》第1期）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和考证，认为“明王”、“圣明王”、“圣明皇帝”等尊号应该指西夏仁宗。彭向前《西夏“李王”为“孛王”试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蒙元史料所称西夏“李王”，其实皆“孛王”之误。
二、经济史
本年度经济史成果相对较少。关于辽代经济，主要有张国庆《辽代理农使职考略》（《中国农史》第1期），该文对劝农使、屯田使、营田使等专门理农的职务和节度使、安抚使、统军使等兼管农事的职务做了详细研究。张志勇《辽朝畜牧法与渔猎法考述》（《东北史地》第1期）对辽代的渔猎法、畜牧法做了深入分析。关于金代经济，孙文政《试述金代黑龙江流域的农业》（《古今农业》第2期）从考古资料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分析了金代黑龙江流域开垦土地、改进农具、迁入人口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吉成名《论金代食盐产地》（《盐业史研究》第3期）详细列举并分析了金代海盐、池盐、土盐、井盐的具体产地，归纳出金代有海盐产地29处，池盐产地9处，土盐产地13处，井盐产地1处。王德朋《金朝铜钱的铸造及管理》（《中国钱币》第3期）着重研究了金朝铜钱用料及成重、铜钱种类及铸造数量、钱监的兴废及职官设置问题，他的《金朝铜钱及铜钱制度的演变》（《博物馆研究》第3期）分析了金朝先发行纸币后铸造铜钱的原因，探讨了金代铜钱短缺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总结了金代禁用铜钱的过程及原因。徐立亭《“隆安府合同”印章的发现与金代“合同交钞”问题》（《东北史地》第2期）认为，新近发现的金代隆安府合同印章，填补了金代货币研究史空白，为人们深刻理解合同交钞提供了实物证据。吴树国《金代杂税新探》（《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认为，金代杂税沿袭了以往杂税的形成路径，在税制运行中表现出杂税的合法性趋向以及临时性杂税向固定性杂税转变等特征。关于西夏经济，姜清基《西夏河西人口》（《新学术》第2期）认为西夏时期河西人口总数为80万。崔红芬《西夏寺院僧人赋役问题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一般西夏僧人需要缴纳租赋，承担兵役和徭役，因而不能笼统地将西夏僧尼都称为“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崔红芬的另一篇论文《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将西夏寺院的经济来源分为不同阶层的施舍、寺院买卖兼并土地、从事高利贷经营、从事宗教活动所得、纳钱度僧的收入、亡故僧尼财产施入寺院等六个部分。左长缨《以榷场贸易为主的西夏贸易》（《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左长缨与祁伟合作的《论西夏时期的对外贸易》（《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对西夏开展榷场贸易的背景、特点、作用，榷场贸易中的商品种类，榷场贸易与其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三、社会生活史 思想文化史
社会生活。近年来，张国庆在辽代社会史研究方面用力甚勤，他的《辽代丧葬礼俗补遗——皇帝为臣下遣使治丧》（《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分析石刻史料，提出官员去世后，“总襄事”襄理丧事、护灵官礼送灵櫬、敕祭使祭奠赙赗等繁缛程序已成为辽代丧葬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儒家礼仪文化已为辽朝各阶层人士所接受。他的《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北方文物》第4期）通过分析有确切享年记载的墓志史料，得出辽代不同性别、民族、职业、时段、地域墓志人的平均年寿，作者还详细分析了造成不同墓志人平均年寿差异的原因。任爱君《契丹社会风俗观念释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分析了10世纪以前契丹人的社会观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观念。孙科丽《辽代贵族联姻关系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分析了帝、后二族两姓通婚制以及辽与周边其他各族的联姻情况。周淑舫《论辽朝宫廷女性尚武崇文之风》（《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指出，辽朝宫廷女性或参政、议政、摄政，创立辉煌的人生功业，或通过诗、文创作，凸显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两者可谓交相辉映。王玉亭《从辽代韩知古家族墓志看韩氏家族契丹化的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以发现的韩氏家族墓志为基础，通过分析韩氏家族的契丹姓氏情况、韩氏家族与契丹通婚情况探讨了韩氏家族的契丹化程度；此外，该文还通过分析韩氏家族不同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出任官职的情况，探讨了契丹上层对韩氏家族契丹化的认同程度。肖爱民、贾启红《辽朝年节刍议》（《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辽朝在保留草原传统游牧习俗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年节的部分内容，体现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夏宇旭《论金代女真人与契丹人的婚姻关系》（《北方文物》第2期）分析了金代女真上层以及女真平民与契丹人的婚姻关系。张明华《战争、战俘、文化碰撞——金国宫廷生活方式及宫廷礼仪汉化趋势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第4期）探讨了辽、宋女俘北迁与金朝宫廷制度及礼仪逐渐汉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周峰《金代的奴告主案》（《博物馆研究》第3期）认为金代的奴告主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隶的强烈反抗，金代的奴告主案还多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工具。陈杰、刘国乾《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学术探索》第3期）从西夏的两份文契入手，分析了“畜物”在西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探讨了“畜物”对西夏法律与社会的影响。赵彦龙《西夏契约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从迄今发现的西夏契约资料、西夏契约的格式及签字画押的特点、西夏借贷的计息方式以及借贷不还的处罚方法等方面对西夏契约进行了探讨。杨蕤《论西夏的基层组织与社会》（《复旦学报》第3期）指出，西夏基层社会既有汉式的乡里组织，也有部落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唐宋旧制影响、经济状况、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彭向前《西夏遗民初到保定时间考》（《保定学院学报》第1期）依据首次全文公布的《河西老索神道碑铭》和相关史籍，认为西夏遗民初到保定的时间在元太宗六年至十一年之间，极有可能在元太宗八年。此外，相关论文还有孙红梅《契丹族的族际通婚》（《东北史地》第3期），姜歆《论西夏的奴婢制度》（《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樊丽沙、杨富学《论西夏人的尚武精神》（《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宗教。温金玉《辽金律宗发展大势》（《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介绍了辽金时期律宗概况和律学大师。王建舜《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第1期）详细研究了“华严金碑”蕴藏的佛教信息、历史信息、文化信息。高桥幸吉《元好问与道教》（《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详述了金亡前后元好问与道教人士的交往，分析了元好问对全真教及全真道士的评价。何梅《〈赵城金藏〉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对《赵城金藏》的始刻年代、经卷排序，以及《金藏》缺帙待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本年度西夏宗教问题的研究比较活跃，关于宗教典籍的研究，主要成果有杨志高《英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误定之重考》（《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崔红芬《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研究》（《敦煌研究》第2期）以及《英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残叶考》（《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孙伯君《真智译〈佛说大自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为西夏译本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此外，研究西夏宗教问题的论文还有陈广恩、陈伟庆《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公维章《西夏时期敦煌的净土信仰》（《泰山学院学报》第5期）、邵方《西夏的宗教法》（《现代法学》第4期）、段玉泉《西夏佛教发愿文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1期）。
文化艺术。本年度高福顺对辽代官学教育的研究颇为引人瞩目，他的《辽朝南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辽朝中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5期），以及他与桑秋杰合作的《辽朝东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系统勾勒了辽朝南京、中京、东京地区的官学教育情况，他的《尊孔崇儒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第5期）深入分析了辽代“尊孔崇儒”政策确立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及影响辽初文教政策的主要因素。王耘《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北方论丛》第4期）对《归潜志》所载金末士人群体的组成、地域分布、文化政治认同进行了讨论。牛达生《关于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谈媒体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曲解报道》（《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介绍了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情况，澄清了媒体对西夏活字印刷方面的诸多误读。李路珂《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后期石窟装饰及其与宋〈营造法式〉之关系初探》（上、下，《敦煌研究》第3、4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榆林石窟三个后期西夏洞窟的装饰纹样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将其与《营造法式》进行了比较。此外，相关论文还有王艳云《西夏黑水城与安西石窟壁画间的若干联系》（《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陈丽伶、余隋怀《武威西夏木板画的遗存及其特征》（《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第1期），慕青藤、雷志远《解读西夏佛教中的版画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第5期）。
文学、史学、儒学。文学方面，本年度金代文学研究成果颇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发表这些成果的主要刊物，例如，刘达科《金人正统观及其文学表现》（《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魏崇武《也论“苏学盛于北”》（《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王永《论元好问的散文理论和记体文创作》（《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李瑞卿《〈中州集〉文章观》（《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田同旭《论金元帝王诗与民族文化融合》（《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张静《论金元时期遗山诗歌的即时传播》（《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薛文礼《金代民俗文化与赵秉文诗歌》（《民族文学研究》第3期）、王志清《宗杜论诗：元好问的意义与局限》（《民族文学研究》第4期）、牛贵琥《金代小说举隅》《民族文学研究》第4期）。此外，周惠泉《说部渊源的历史追寻与金代文学的深入研究》（《文学评论》第2期）认为，女真族的口承文学传统为后来的满族所继承，女真杰出人物的英雄事迹历经上千年之后仍然得以在满族居民中以“说部”的形式口耳相传。他的《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江苏大学学报》第2期）论述了女真文学的发展历程，提出女真口承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李静《洪皓使金与词的创作、传播》（《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阐述了洪皓使金经过，并以《鄱阳集》为中心，把洪皓的使金词分为咏梅词、节令词、咏怀词三类，分析了洪皓词对金朝的影响。王定勇《“吴蔡体”之体格探赜》（《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提出，“吴蔡体”开启的金词特质可以弥补南宋词“文弱”之不足。杜成辉《刘祁逸诗四首详析》（《北方文物》第3期）对《永乐大典》残卷中尚存的四首刘祁逸诗做了详解。
史学方面，王惠德《试探辽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分析了辽代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民族特色，阐述了辽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吴凤霞《女真贵族的史学自觉与金代实录的编纂》（《史学集刊》第2期）介绍了金代历朝《实录》的修撰过程。赵彦昌《金代修史研究》（《东北史地》第6期）主要介绍了金代利用档案修史的情况。
儒学方面，刘达科《金朝文学与儒学》（《江苏大学学报》第5期）重点研究金朝儒学概况、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儒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认为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文化生态的重要因素之一，儒学对金代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王耘《金代经筵述略》（《满语研究》第1期）梳理了金代经筵的内容、讲官的选拔及制度的兴废过程。方旭东《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学术月刊》第12期）分析了金代学者赵秉文的思想属性。杨静彦《论李俊民的儒家思想》（《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了李俊民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在作品中的体现。刘辉《金代儒学研究现状述评》（《东北史地》第2期）着重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代儒学研究状况，指出了金代儒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四、民族史 宋辽金西夏关系史
民族史。王禹浪、孙慧、戴淮明《契丹称号的含义与民族精神》（《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在列举了历史上对“契丹”一词的各种解释之后，认为“契丹”称谓的含义就是“东方太阳神”。田广林《契丹古八部质疑》（《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在契丹早期发展史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古八部或奇首可汗八部，《辽史·营卫志》关于契丹古八部的记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元人的牵强附会，而非尽属信史。李艳阳《契丹始祖奇首可汗事迹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契丹奇首可汗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驻牧地包括东楼、西楼地区，他的主要生平活动大概发生在东晋建元二年到北魏登国三年之间。刘浦江《再谈“东丹国”国号问题》（《中国史研究》第1期）从辽代石刻史料和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文献史料出发，考证出东丹国号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中的“丹国”是“东丹国”的简称。葛华廷《辽代四楼研究》（《北方文物》第4期）认为，阿保机时代辽地出现汉式建筑四楼是完全可能的，并认定辽上京开皇殿前身的明王楼即西楼，金铃阁即东楼。同时还对南楼、北楼的地理位置作了推测。赵永春《辽人自称“北朝”考论》（《史学集刊》第5期）深入考察了辽人自称“北朝”的历史演变过程及这个称呼背后蕴藏的政治含义。都兴智《试论耶律羽之家族与东丹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6期）主要研究辽代耶律羽之家族成员与东丹国及辽阳府的密切关系。王孝俊《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中州学刊》第1期）主要研究契丹耶律、萧两姓的来源及分布。都兴智《略论契丹李尽忠之乱》（《东北史地》第2期）主要研究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在辽西地区发动叛乱的经过及影响。任爱君《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主要讨论了唐代契丹羁縻州的建立经过及类型、契丹反叛对唐代契丹政策的影响，认为唐朝羁縻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大贺氏王权地位的衰微和王族部落的变异，并最终形成了“幽州契丹”这个特殊群体。任爱君的《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契丹银鞍直”》（《北方文物》第2期）主要分析了唐末五代时期“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在群雄割据和政权更迭中的作用。他的另一篇论文《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发展状态——以世里氏家族研究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分析了契丹人的“世选”制度及其影响。郑伟佳《唐末五代初期北迁汉人对契丹立国的影响》（《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北迁汉人的到来引起了契丹社会的巨大变化，对契丹政权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乔幼梅《论女真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演变》（《文史哲》第2期）提出，金朝对契丹、奚等族，长期以打击和同化为主，对汉族的政策则经历了从最初的压迫、打击、排斥，到金宋媾和之后主动学习、仿效、交流、融合的过程。梁松涛、杨富学《〈圣威平夷歌〉中所见西夏与克烈和亲事小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西夏文《圣威平夷歌》所记载的是西夏晚期西夏皇室与克烈部首领的和亲之事，该事发生的时间应当在1209－1211年之间。
宋辽金西夏关系史。陶玉坤《北宋对契丹归明人的安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赐予田宅是北宋安置契丹归明人最普遍的措施，那些在辽朝有官职的归明人在入宋后仍可继续为官，北宋政府还对归明人的后代实行恩荫政策。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在对辽关系中，屈辱和畏惧始终是宋人难以排遣的主要心态。彭向前《辽蕃和亲初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提出，与西蕃通婚是辽对西夏遏制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契丹与吐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武玉环《论辽与西夏的关系》（《东北史地》第4期）叙述了辽与西夏之间从结为同盟到交恶与战争，再到重修旧好的过程。赵永春、玄花《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详述了辽金时期与高丽就保州问题展开交涉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辽、金、高丽外交思想与政策做了深入分析。杨军《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第5期）通过大量的史料统计分析了东亚封贡体系从最初萌芽到制度化朝贡关系的出现，再到制度化朝贡关系最终确立的历史进程。赵永春的两篇论文《试论“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澶渊之盟”对宋金和战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分别讨论了“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及宋金和战的影响。麻铃《金朝“夷可变华”及“华夷同风”的治边思想》（《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金朝“夷可变华”及“华夷同风”的治边思想主要体现在金朝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形成和伦理道德转变方面。王俪阎《从西夏铸币看西夏与宋辽金关系》（《中国历史文物》第6期）通过研究西夏铸币种类、数量、钱文、铸行目的等方面的差异，分析了西夏货币背后折射出的宋辽夏金关系。此外，相关论文还有范家全、吴晓萍《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刘成国、卢云姝《王安石使辽考论——兼与张涤云先生商榷》（《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曹显征《辽宋交聘制度的初步确立》（《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4期），马建春《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回族研究》第1期），蒋戎《辽朝与高丽朝贡关系浅析》（《东北史地》第6期），赵永春《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五、历史地理
金永田《辽祖州“军”号及附近部分山名考》（《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提出，《辽史》所载“天成”乃“天城”之误，祖州城北海拔1155米的高山应为《辽史·地理志》所载之独石山，白马山即木叶山。于庆东《五国部越里吉地望考》（《北方文物》第1期）尝试用赫哲语解读越里吉国名，得其译名为“上江”国，其国都邑即金代之五国头城。宋德辉《吉林省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应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博物馆研究》第1期）列举了学术界关于城四家子古城研究的不同见解，并根据该地发现的一块金代刻砖判定城四家子古城应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田广林、王姝《论辽代大连地区的行政建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辽朝最早设在大连地区的是兼有海关和边防要塞功用的镇东关，后来随着辽东京道的设立和南北面官制的正式推行，大连地区相继出现了属于北面部族制管理系统的曷苏馆女真和南女真，属于南面州县制管理系统的苏州和复州。刘浦江《〈契丹地理之图〉考略》（《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认为《契丹地理之图》的创作当在天眷元年之后，其下限不应晚于正隆二年，其来历很可能出自《契丹疆域图》一书。吴敬《辽金都城防御特点的对比研究》（《北方文物》第1期）把辽金都城分为完全新建、改造沿用和基本沿用三大类，并对不同类型都城的防御特点及其成因做了研究。孙文政《哈拉古城址为金代庞葛城说质疑》（《黑龙江社会科学》第2期）认为哈拉古城不是金代庞葛城。陈喜波、韩光辉《试析金代中都路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以金代中都路地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和空间布局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年度金代界壕问题再度成为研究热点，主要论文有李鸿宾《金界壕与长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孙文政《金东北路界壕边堡建筑时间考》（《东北史地》第3期），冯永谦《金长城修筑年代辨》（《东北史地》第3期），景爱、苗天娥《辽金边壕与长城》（《东北史地》第6期）。
六、文献 墓志 考古发掘
文献。孙伯君《圣彼得堡藏女真文草书残叶汇考》（《北方文物》第3期）对20世纪60－90年代俄国学者发现的女真文草书残叶做了释读。他的《西夏文献中的“城主”》（《敦煌学辑刊》第3期）在综合考察西夏存世文献的基础上，对西夏文“城主”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深入研究。聂鸿音《〈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第3期）指出，该书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束锡红在《西夏文献版本五题》（《敦煌研究》第1期）中从纸张纸质、印刷术、版本鉴别、版画、装帧形式等五个方面对西夏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和考证。刘景云《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考订》（《敦煌研究》第3期）介绍了作者对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进行考订的过程、方法、结果。梁松涛《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对西夏文诗歌《敕牌赞歌》进行了解读，对该诗中有关西夏牌符的材质、形状，特别是“敕走马”银牌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具体考证。柳长青、杜建录《网络下的西夏文及西夏文献处理研究》（《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介绍了利用计算机网络对西夏文及西夏文献进行数字化及文本化处理的技术方案。胡玉冰《浅析〈西夏志略〉三种传本之分册与抄录质量》（《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肯定了《西夏志略》的独特价值，并对该书三种藏本的分册及抄录质量进行了对比。潘洁《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通过分析黑水城出土西夏借粮契约和元代赋税文书中记数符号的形式、含义和原则，并与敦煌失名算经和古代数学著作的记载进行比较，揭示了记数符号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献中的特征。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研究了军政文书反映的元初黑水城驻军和粮食供应问题。赵彦龙《论西夏土地税账册文书——西夏账籍文书研究之二》（《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从目前出土的西夏土地税册文书资料概况入手，对西夏的土地管理、税收管理及相关内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相关论文还有白滨《关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两个问题》、聂鸿音《从绝学到显学：新世纪西夏研究的展望》、李华瑞《黑水城出土文献与西夏史研究》（上述论文皆载于《中国史研究》第4期）、聂鸿音《〈文海〉中的梵语译音字》（《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墓志。本年度契丹小字、契丹大字的考释收获颇多，主要成果有刘凤翥《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铭〉再考释》（《国学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刘凤翥、梁振晶《契丹小字〈萧奋勿腻·图古辞墓志铭〉考释》（《文史》第1辑），万雄飞、韩世明、刘凤翥《契丹小字（梁国王墓志铭）考释》（《燕京学报》新2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盖之庸、齐晓光、刘凤翥《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考释》（《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此外，李术学、黄莉、高云库、娄达等在刘凤翥先生的指导下，对赤峰市松山区发现的一方石柱所刻契丹大字进行了解读，并撰成《四方石柱之契丹大字解读》（《民族语文》第6期）一文。景爱、孙文政《辽代石刻概述》（《北方文物》第1期）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研究现状。孙勐《北京出土金代东平县君韩氏墓志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4期）考释了东平县君韩氏的生平，研究了墓志中提及的韩氏、吕氏家族成员的情况，此外，还分析了志文中涉及的若干金代政治制度问题。王久宇《完颜斡鲁墓碑碑额考释》（《哈尔滨学院学报》第4期）对2003年发现于黑龙江省阿城大岭乡吉兴屯的完颜斡鲁墓碑的碑额文字进行了考释。
考古发掘。关于辽代考古，河北省隆化县文物管理所《河北省隆化县土城子城址2005年试掘简报》（《北方文物》第1期）介绍了土城子城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遗存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考古》第2期）详细介绍了辽代祖陵一号陪葬墓和龟趺山建筑基址的情况。彭善国《辽庆陵相关问题刍议》（《考古与文物》第4期）对辽庆陵地宫形制的渊源、东中二陵的归属、庆陵布局与堪舆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董新林《辽上京城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新识》（《北方文物》第2期）提出了辽上京遗址发掘过程中一些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黄雪寅《从契丹墓葬金银器看古代北方草原金饰艺术》（《收藏家》第11期）详细分析了契丹族金银器的主要特征，并与匈奴、鲜卑、突厥等族的金银器进行了比较。
关于金代考古，朱国忱《关于金齐国王墓的考古发掘》（《东北史地》第2期）对金代齐国王墓发现的一批极为罕见并且完好无损的丝织品服饰冠带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认为墓主人“齐国王”应为完颜晏（斡论）。同时对墓圹内的衬葬石椁性质和女真丧葬制度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金墓》（《考古与文物》第4期）介绍了董湾村金墓的墓葬形制、墓壁装饰、建筑彩绘、葬式及出土器物。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宜阳发现一座金代纪年壁画墓》（《中原文物》第4期）介绍了宜阳金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以及壁画情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治市博物馆《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第8期）主要介绍了宋村金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及墓室壁画情况。刘淼《考古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初步探讨》（《考古》第9期）对金代定窑瓷器的考古发现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定窑瓷器的形制、分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崔云胜《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就西夏碑的发现人、发现时间及地点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此外，相关论文还有：陈金梅等《辽宁北票自家窝铺辽代墓葬》（《北方文物》第4期），朱晓芳等《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文物》第10期），刘善沂等《济南市宋金砖雕壁画墓》（《文物》第8期），卢青峰、张永清《试论燕云地区金代墓葬》（《文物世界》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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