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理论传统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历山大论文,新功能论文,主义论文,传统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老一辈社会学家的隐退，新一代社会学家的崛起，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崭新的景象。新功能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表现。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明希(R.Munch)，美国社会学家斯美尔瑟(N.Smelser)、科勒米(P.Colomy)等。但新功能主义观点的最有力倡导者，当数美国年轻的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是他首先使用了“新功能主义”一词，并在此方面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理论观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用这一新的观点对社会学理论传统做了诠释与重建。
一
杰夫雷·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著作，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功能主义观点。他在其《新功能主义》一书的导言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功能主义观点。他指出，新功能主义的出现，虽然不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翻版，但二者的确有某种亲缘关系。他说“功能主义”这一术语“所指的并非是一套概念、一种方法、一种模式或一种意识形态。毋宁说，它指的是一种传统。”[1]（第9页）他认为应从如下方面去理解这一理论传统：(1)功能主义虽然没有在解释性方面提供一种模式，但它所提供的是社会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图景，故在更具描述性的方面提供了一种模式。(2)功能主义像关注结构一样关注行动。而且，其行动概念如同关注实践和手段一样，去关注表意性的行动(expressive action)和行动的目的。功能主义特别关心在限制和规定的手段下达到目的的程度。(3)功能主义认为整合是一种可能性，而社会控制的变异和过程是事实。均衡论尽管不能作为对实际的社会系统分析的参考点，但它可以作为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的参考点。(4)功能主义假定人格、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对社会结构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紧张是变迁和控制的持续根源。所以，功能主义除关注“社会性”或制度性的分析外，也关注相对自主的文化和社会化问题。(5)功能主义把分化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分化也是导致个人化与制度性强制的主要形式。(6)功能主义追求不同于其他社会学分析层次的独立的概念化和理论形式。
亚历山大指出，随着人们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再认识，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重新关注功能主义的学术取向。他说：“已经出现的这种新的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广义的学术趋向。参照‘新马克思主义’的称号，我把它称之为新功能主义。”[1]（第11页）即他认为新功能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首先，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发展包含了对原初理论的某些基本原则的彻底批判。第二，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它试图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包括相互矛盾）的要素。第三，像新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一趋势是在竞争发展的多样性中得到加强的，而不是以单一不变的形式存在。
新功能主义与传统的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的关系，是扬弃或超越。用亚历山大等人的话说，就是“重建”。“新功能主义通过对帕森斯传统的核心思想的重建从而区别于功能主义。”[2]（第46页）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功能主义是“后帕森斯的”。对待“传统”的态度，或详细化，或发扬，或修正，但重建既意味着修正旧的理论传统，又意味着形成新的理论传统。“新功能主义尽管在一些重大性和常常是根本性的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帕森斯的思想，但它们又不能截然分开。新功能主义不接受传统功能主义的某些核心思想，但它为早期功能主义——或至少是重大部分——所受到的学科共同体的批评作争辩。新功能主义不认为自己在努力恢复旧传统，但它与帕森斯的早期工作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关联。”[3]（第xi-xvii页）
更为突出的一点是，新功能主义试图接纳或综合不同的观点，以克服传统功能主义的“反个人主义”、“忽视变迁”、“保守主义”等受批评的致命弱点，提高它的解释力。亚历山大他们对功能主义的重构体现在一般性话语和研究纲领两方面。而且把一般性话语当作发展新功能主义的中心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对基本假设、社会学争论的意识形态的和形而上学的用意以及更广的历史背景的定位。而新功能主义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的是一些具体化的问题，体现在文化社会学、社会变迁与分化、女性主义等专门研究之中。新功能主义给这些问题以新的解释。
新功能主义与传统功能主义的关系还可以从对待“经典”的态度上加以说明。亚历山大从后实证主义观点出发，对“经典”的中心地位做了新的说明。他说，在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看来，对经典的“注释和评析——这些确能突出[经典的]独特地位——在社会科学中没有地位。”[4]（第12页）或者，用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话说，“一门留恋于其创始人的科学是没有希望的。”默顿也曾告诫人们：对早期人物的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学的工作，而不是科学研究工作。但亚历山大认为，这类观点是基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性，并过分强调了知识发展的经验积累性。
他从后实证主义观点提出，非经验因素对理论知识的发展同样是重要的。尤其是对社会科学来说。故亚历山大提出：“话语，而不仅仅是解释，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要特征。”[4]（第22页）因为话语是通过争论而不是预测去提出假设。它的说服力是基于逻辑一致性、范围的广泛性、解释性的领悟、价值相关性、修辞作用、优美和争论的脉络结构等因素。而且，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只有一种。所以说，理论的构成应是多元的，“经典”对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
亚历山大对功能主义理论的重建，还突出地表现在其方法论和研究趋向等方面的转向。
1.以后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新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后实证主义，而传统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实证主义。亚历山大在其《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通篇分析了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对立性。
亚历山大提出，传统的实证主义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认为经验观察与非经验陈述之间有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野；第二，认为普遍性或抽象性的东西对经验趋向的学科没有重要意义；第三，认为一般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加以评价；第四，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渐进性的”，即直线性和积累性的。与实证主义的这四个基本假定相对立，亚历山大认为后实证主义也有四个基本假定：第一，所有科学资料都受理论的指导。事实与理论的区分既不是出于认识论上、也不是出于本体论上的需要，而是出于分析上的需要；第二，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赖于经验证明；第三，一般性理论的形成是武断的和平行的，而不是怀疑性和垂直的；第四，只有当经验事实的变化为新的理论所认识后，才会出现科学观念的根本变化。
亚历山大基于其后实证主义观点，对传统的科学观做了更新。他提出：“科学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学术过程，它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环境脉络之中：一是经验观察到的世界，另一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5]（第2页）根据这种科学观[亚历山大称之为“科学思想连续统(continuum)”]，社会学研究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性水平上进行，而且可以提出不同的话语方式。但受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又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研究不只是依赖于经验基础，还依赖于非经验的构念。即认为社会学理论在时空上并非仅仅沿科学连续统发展，它是由传统所传递并为人们所创造的。
2.趋向新的理论综合
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此阶段，帕森斯和默顿的功能主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功能主义观点受到了激烈批评，而各种替代性的理论观点纷纷登场。亚历山大称当时社会学界的情形犹如国王死了，群龙无首。
但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新功能主义等一批新的追求理论综合的观点开始出现。亚历山大称这一发展为“新的理论运动”。新理论运动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原因。从学术方面说，“后实证主义”等观点的兴起，赋予学术界以新的希望。人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自身有了新的认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斯梅尔瑟最近在评论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时所说的：“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社会学和其他许多门社会科学盛极一时的理论斗争，近20年来有所削弱。90年代理论界的特征看来更接近于‘和平的多元主义’——承认社会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容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即使在不同派别的理论家和经验调查人员之间的倾向明显不同。”[6]（第20页）他说，这形成了两种趋势：一是就社会学研究日益带有跨学科的性质而言，抽象地看来彼此对立的理论观点趋向于融合；二是当代学术界的情况表明有一些学者在认真致力于理论综合，他们包括亚历山大、吉登斯等人。
亚历山大等也明确指出：“新功能主义本身或许比任何其他的理论更能代表一种典型的综合性理论形式。”他们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帕森斯的基本宗旨，并认为帕森斯的分析模型为这一新综合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试图融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在行动与秩序之间、冲突与稳定之间、结构与文化之间确立起新的关系。而追求综合所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结合。
亚历山大的理论综合体现在对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重新解释。他在批判吸收各种微观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模型。根据其解释模型，个体的行动是应变行动(contingent action)，它具有解释性和策略性两个基本要素和特征。“我认为行动沿两个基本维向发展：解释性和策略性。行动是可理解的，但他同时又是实践性和功利性的。行动的这两个方面应该被看作是经验意识流中的分析性要素。它们既不代表不同种类的行动，也不代表单一行动中不同时点的不同侧重方面。任何行动都是解释性和策略性的；每一过程在任何一个时间都是连续发生的。”[7]（第312页）
亚历山大所说的行动的解释性有两个不同的过程构成：典型化和创新。前者是指从现象学的观点看，所有行动者都把对世界的理解当作真实的。这构成了社会行动的意义性的一个方面。但典型化的行动并不是重复性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求创新。从策略性的特征说，行动并不仅仅在于理解世界，它同时是为了改变和作用于世界。行动者总是在努力通过实践去实现自己的创新。
但亚历山大同时又提出，应变行动并不等同于经验观念上的个体行为。他说行动总是发生在一定的集体性结构环境之中。而构成行动环境的要素或系统有三种：人格、文化和社会。前两者属于行动的内部环境，而社会系统是行动的外部环境。他认为，行动可以看作是在心理、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流动。这样，行动过程便与结构（或秩序）要素联成了一体。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历山大得出：“由于应变行动是意义性的，所以对意义的性质和要素的更复杂的理解成为任何微观与宏观结合的中心问题。”[7]（第7页）意义与文化系统密切关联，所以亚历山大考察的重点问题是文化以及社会的分化。
综上可以看出，亚历山大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观已超越了帕森斯的观点。他的理论强调两个突出的思想：一是社会行动的应变性；二是多维的社会结构观。他的研究为我们认识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科勒米所说：“功能主义没有死亡。相反，有迹象表明功能主义传统正在获得新生。”[8]（第139页）
三
亚历山大等人试图重建功能主义，恢复帕森斯功能主义的权威性。但是，人们对亚历山大的这一学术目标尚存有疑虑。如J·特纳提出，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实际上是非功能主义(nonfunctionalism)。因为他不再重视功能需要概念，而恰恰是功能需要思想才是功能分析的独特之处。因此，特纳并不承认亚历山大的观点属于功能主义的。R·柯林斯也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只是一个宏大计划的开端，他还未提出系统化的实质性理论体系。所以认为他的观点尚待发展完善。亚历山大本人也承认：“新功能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成熟的理论，毋宁说是一种理论取向。”其实，我们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理论趋向，已给社会学理论带来了新的预示，反映出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某些共同趋势。如它试图融合不同的理论传统与派别，解决一直困扰着社会学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