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军延安时期的创作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鲁迅论文,文艺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5)01-0100-04
萧军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鲁迅所倡导的启蒙主 义文学精神，利用杂文形式抨击延安存在的各种落后现象，努力使延安文学朝着“人的 文学”的方向靠拢；一是不畏权威，始终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反对种种非文 学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自然对自己的先生满怀崇敬之情，但他认为，客观、公正地评 价鲁迅仍然是鲁迅研究的基点：“总之，我们要使先生真正的人格、精神、以及他的事 业，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地位和评价。存心歪曲，或无意糊涂，这固然不能饶恕，就是为 了一时便利自己企图，无原则的夸张，这也是先生精神从来所不容许的。”[1]正因为 持有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萧军对鲁迅先生的理解比当时的一些作家更 为准确、到位，他所看重的是鲁迅对中国新文化的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还原鲁迅 的意味：“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产业是他的二十部全集；留给我们的理想是怎样把自己 的民族从奴隶和奴才的地位提到一个真正‘人’的地位；把人类从半虫豸的地位提到人 的地位……留给我们的事业，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展和提高。”[2]在《鲁迅研究会 成立经过》一文中，萧军更是把鲁迅先生比作中国社会的镜子和一具带有紫外线的太阳 灯，认为鲁迅不仅照出了藏在中国社会每一个龌龊的角落、每一条不被人注意的卑俗的 缝际里面所潜藏的恶菌，而且也照出中国社会光明的前路，照出了新生的能担当起改变 中国命运的苗芽，所以，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鲁迅。学习、研究鲁迅的 著作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的权利和义务。对鲁迅的研 究、学习，最主要的是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他未竟的理想。“不然，无论说得如何‘正 统’，如何‘堂皇灿烂’，如何‘谦卑可喜’……那全是骗子的诺言，只有他们——这 些骗子——才是一个伟大的人底真正侮辱者!”[2]
抨击国民劣根性是鲁迅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阿Q正传》是这方面的优秀之 作。作为集种种国民劣根性于一身的阿Q，经过鲁迅高度的概括与抽象，已成为沉滞、 落后的民族文化的象征。正因为如此，阿Q形象也深遭某些“革命”、“爱国”人士的 憎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钱杏邨就已宣布了阿Q的死亡，在延安，也有不少 人持这种观点。萧军对此发问道：“阿Q的时代究竟过去了吗?阿Q底可憎恶和可爱，以 致于应该嗤之以鼻或同情，以至于应该‘嚓’了地的理由在哪里呢?阿Q的子孙怎样了? ”[3]带着这些问题，萧军考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至夏桀殷纣下至宋江直到 近代的洪秀全，他都看到了阿Q的鬼魂在死死地缠绕着这些人。从萧军对洪秀全及其所 创建的太平天国的议论与讽刺上，我们可以看出萧军思想中深刻性的一面：“‘太平天 国’原来共信的‘主义’就是一个幻影，幻影是只能利用于一时，却不能维系于永久。 等到大家全明白了，而且实际碰了钉子，就要各走各的路，各信其所信。所以说宗教不 能代替科学，幻影终归不能战胜真理”[4]。至于普通人身上的阿Q相，远比这些人为甚 。因此，萧军认为，人类身上所固有的愚昧与落后、偏见和自私、无能和无用、卑下与 丑恶、兽性的凶残与奴性的堕落等种种弱点，或许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生存的每一天。每 一个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人，其思想中都要不可避免地含有这种文化积垢。否认自己身上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阿Q相，要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良好愿望，要么是一种不能或不敢 正视自己的孱头想法：“中国人是在中国的历史社会长大的，想要把自己弄得完全不象 中国人，这不可能——至少在现在——人也全是由虫豸过渡到‘人’底阶段的旅客，所 以说，毫不带虫豸性的人那也是没有的。只要这造成阿Q的条件一天不干净，阿Q恐怕也 就要捣乱一天，大家就不容易得到真正的安宁。”[3]萧军认为，有虫豸性与阿Q相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人不但不敢正视自己身上的虫豸性与阿Q相，反而想尽种种办法极力地 把它们掩藏起来。把人类自身所存在的种种虫豸性与阿Q相以文学形式展示出来，警醒 、鼓励人类向自身的这些弱点作韧性的战斗，以求得人类自身日趋高尚与完美，这是一 切中外伟大作家的共同之处，也是阿Q式的文学形象不朽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为它 们不独概括了那个时代的人底弱点，人底善良，也指出了将来人底弱点和善良……以至 于它们——弱点和善良——底应该没落或昂扬的前路。”[3]
萧军特别看重鲁迅杂文在延安的战斗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初期的延安 的确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喜人气象，这也使不少人忽视了它本身所存在着的一些缺点 ，常常提出如下的疑问：“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对于这些 疑问，萧军给予了明确的回答：“我底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 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5] 因此，在中国，在延安，杂文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迫切需要，而鲁迅先生则是杂文文体 的集大成者。在萧军看来，杂文这种文体在鲁迅先生手里成为一把刺向种种虫豸性与阿 Q相的利器，它不但走出了消极的个人感情的狭小花园，而且在中国变动得最激烈的世 纪里，积极地担负起对整个社会黑暗面近乎全面战斗的任务。杂文这种文体已经和鲁迅 老人的名字血肉般地溶为一体。在萧军看来，鲁迅杂文的精髓就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所谓‘现实主义’，它既不脱离现实，也不拘泥于现实；不独反映了现实，更可贵的 ，还是在它有指导现实的本领和作用现实的力量。”[3]每一个学习鲁迅的人，都应该 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者。在这方面，萧军是做到了言行合一的，这特别鲜明地表 现在他利用杂文形式，对延安儿童(少年)与妇女问题的关心与参与上。
延安保育院培养、教育了众多的延安子弟，解决了前方将士与后方工作人员的后顾之 忧，为延安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与一些本不应该 发生的问题。其一，在某些儿童营养品的分配上存在着一些不公的现象。当时的延安牛 奶极少，除供应高级干部之外，只有幼儿园才见得到，而幼儿园的牛奶则只给高级干部 的子女喝。《轻骑队》的第一任主编萧平曾写过一篇题为《龙生龙，凤生凤》的文章， 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批评。其二，部分保育员对孩子们缺乏应有的责任感与最起码 的爱心，致使一些儿童因护理不周出现了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萧军的大女儿住进 保育院时不满两周岁，由于缺乏必要的照料，六个月之后，已在那里“生过了各样的病 ：痢疾、眼疾、痘疮。”当萧军把她接回家时，小女孩已头发脱落，眼睛半瞎，耳朵四 肢长满了不少的疮，脸上也裂着各种的纹。面对女儿的这种情况，萧军既感到万分痛心 ，同时又想到了许多。萧军把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写成《纪念鲁迅，要用真正 的实绩!》一文，发表于1941年10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对于延安在战时存在的一 些实际困难，萧军给予了应有的体谅。但是萧军认为，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应 该发扬鲁迅先生对待孩子的那种精神——“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对 于孩子们，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给予应有的关爱：“我懂得，人世间没有绝对没有 办法的事，我思想了，我要把我所想到的说给那些肯为孩子牺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就是 那希望后一代比自己更聪明，幸福……的人。”[6]。
对延安“小鬼”教育问题的关心同样显示出萧军在这方面继承了鲁迅的思想。在延安 各个机关、团体，有很多被称之为“小鬼”的、作勤务工作的少年，他们正处在一个渴 望求知、迫切需要接受教育的阶段。萧军所在的“文抗”有一个16岁的小鬼，他服务了 近3年，曾提出了若干次要求正式入学的请求，可是因为机关小鬼无法补充，他只好仍 然“小鬼着”，不能接受本应该接受的教育。这个“小鬼”为此而苦闷、忧愁并且开始 怠工，可他的年龄却并不是肯怠工的。在其他一些单位，萧军也见到过这种现象。有些 单位的勤务工作并非离开这些“小鬼”便不能进行，只是某些领导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拒 绝让这些“小鬼”入学。萧军对此发问道：“每个革命者尽了所应该的革命义务，不是 就应该有革命的权利么?甚至有的为了自己一时方便竟把腐化社会里所有的奴化的毒素 也来浸蚀这些孩子们新生的生命了!”萧军为此再次大声疾呼：“我懂得，人世间没有 绝对没有办法的事……希望后一代比自己更幸福，更聪明……的人!那些今年要以‘真 正的业绩’来纪念鲁迅先生的人……‘好些!再好些!’”[6]
当时的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与儿童的培养、教育问题相比，妇女同志的结 婚、离婚问题似乎更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两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其一是关于结婚 的。一位女同志声明结婚没有其他条件，只要有馍吃就够了，结果真的和一个有馍吃的 阶级结了婚。其二是关于离婚的。一对夫妇离了婚，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女方认为“男 方的性能太低”。这两件事在延安“曾经使人微微有点惊奇过”，对于这两位妇女同志 的做法，不少人感到难以理解。萧军则认为：“人无论用什么花头来遮盖，革命也罢， 什么、什么也罢……所争取的，那不外是：生存、传种、发展和自由。”[7]一个事物 存在的合理与否，都应该以此为标准。“吃得不好，这对于生存是有碍的。‘性’能不 好，这不独对于传种有碍，对于发展、自由以至于男女的终身‘愉快’也是有碍的。有 敢于嗤笑上面这样结婚和离婚的理由者，那也只好名之曰‘孱头’一类。”[8]延安妇 女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这本身就标明了妇女思想观念的改变 与延安社会的进步。因此，萧军很为这两件事情感到高兴：“我却为这故事欢喜，因为 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的——希望不是传言——听到了女人们正面的、本质的敢于提出自 己的愿望和要求——这才是真正的大大进步的时候。”[7]
从人们对这两件事情的反应上，萧军看出，即使在延安，人们头脑中男女平等的观念 也相当地淡薄，特别是一些男子头脑中的封建思想依然十分严重，这就大大地阻碍了妇 女迈向解放之路的步伐。1942年5月11日，萧军在《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续论“终身 大事”》一文。文中，萧军倡导人类——特别是男人应该学习的公鸡身上的一些“优秀 品格”。公鸡虽然好斗，却很少以(弱者)母鸡作敌手，而且斗起来就认真得头破血流， 不到最后完全击败对手不止。败者失败之后真正走下战场，输得心服口服，决不散布流 言或者学阿Q相。胜者固然要耀武扬威一番，但对于已缴械的“敌鸡”并不穷追不舍， “或学那些走兽类豺狼样，咬倒了同类企图吃一口肉，补充补充自己底维他命。”[8] 除此之外，萧军还相当佩服鸡们的下列优点：“那就是鸡们虽然没研究过‘社会主义’ 或其他主义等等，‘各尽所能’这口号却倒像真正有些做到了。至于雌雄在某种方面底 ‘自由’和‘平等’好像做得也还‘差不多’。”[8]与鸡们自由、平等的社会相比， 人类的“丈夫社会”有它的许多不合理之处，终究是要完结的。于人于己着想，男子们 应该自觉地除掉自己身上的种种封建思想残余，携同女子一齐向“同志”社会迈进。萧 军以自身为例，说明了每个男人身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旧社会所馈赠的“恶德”，因此 每个男人都有与之战斗的必要：“我是个男人，就具备着这历史社会所遗留给我的各种 恶德：嫉妒、自私、专横，等等。除开对于不像我这样的人，表示十分尊敬外，对于‘ 恶德’我是痛恨的，也是想方设法在消灭它。虽然有时也会藉理由来姑息一番，但一想 到自己要做个‘人’，而且有时还装模作样去教训别人，这‘姑息’就要化成一身冷汗 了。”[8]只有完全消灭掉自己身上的上述种种恶德，“同志”意识才能真正在男子的 头脑中扎下根来，理想中的“同志”社会才能出现人类世界中：“所谓同志，也就是在 一个思想和理想下面结合的伙伴。他们底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互相砥砺进步，耐心说 服教育，绝对站在人与人的平等的关系上——甚至应该忘了男人或女人的界限——共同 战斗，达成共同的理想。”[8]为了妇女与后代的幸福，萧军甚至提出了试婚的主张， 这不要说在当时的延安，就是在21世纪的中国，也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与鲁迅在妇女 问题的思想相比，萧军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似乎更为大胆、直率。
为了切实保障文艺的社会启蒙功能，萧军极力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在他看来，文 艺不能接受一党一派的领导，更不能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如果文艺不能保持自身所应 有的内在品格，不仅使文艺的社会功能大大缩小与弱化，而且有可能进一步使艺术作品 沦落为政治宣传品，丧失掉最可宝贵的“真”与“美”。为此他不畏权势，一再与延安 的某些政要发生争执。其一是他对康生的抗议。1938年3月中旬，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 。为了表示延安对文化人的诚意，由毛泽东、张闻天等出面，代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 行一次宴会，欢迎萧军、何思敬、徐懋庸等几个刚到延安的文化人。会上几个知识分子 被邀请发言。在徐懋庸、丁玲等人讲完之后，萧军作即席发言。主要意思是不同意延安 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种做法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康生作了长篇讲 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中间针对萧军的发言，不指名地批评了一通。为了 表示自己对康生讲话的不满，萧军中途离席而去。其二是他与胡乔木的争论。这次争论 发生在文艺座谈会上，在毛泽东与丁玲的鼓励下，萧军第一个发言。在这次发言中，萧 军仍然强调了文艺自身独立的重要性，他以绿叶、红花、白藕为喻，说明政治、军事、 文化就象儒、释、道三家一样各自独立，各有各的作用，谁也不能领导谁，他还进一步 举出例子，说鲁迅在广州就不接受哪一个党派、哪一个组织的领导。萧军的发言遭到了 胡乔木的反对。胡乔木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文艺需要接受党的领导，鲁迅当年没有受 到组织的领导不是他的光荣，而是他的不足。萧军不服，当场与胡乔木展开激烈的争论 。
萧军清醒意识到，文艺的独立与艺术家自身的人格独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想保 持文艺自身的独立性，艺术家必须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于任何思想观念的接受都要 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不能随波逐流，要靠“我”而“不要靠‘我们’”。延安文艺座 谈会以后，文艺界无条件地接受了阶级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明确表示自己在创作时要 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与工农大众的喜怒哀乐保持高度的一致。萧军虽然也强调阶级立 场的重要性，但他对于作家的立场是有着自己的理解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 》是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意见，在谈到作家的创作立场时，萧军是这样 说的：“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需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立场来创作呢?这是明显的 ：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的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 。这解放面虽是较广义的，但它的集中点，却应该是最团结和最战斗的一方。”[9]从 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萧军所谓的作家立场，既含有五四文学中“人”的解放的因素 ，同时又没有脱离当时的民族抗战，有其现实意义与文化意义，与鲁迅的文艺观有着内 在的一致性。
总之，萧军延安时期的言行，与鲁迅的文艺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时又有着自己 独立的看法。与鲁迅相比，萧军对某些观点的表述更为大胆、直率、乐观，却也缺少鲁 迅所特有的细密与深刻。萧军的上述言行，对于促使前期延安文学向着科学、民主的方 向靠拢，具有明显的理论上的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03-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