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福利论文,成本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2)05-0012-09
一、引言
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存在取舍关系，更高的产出水平对应着比预期更高的价格水平。弗里德曼(Friedman)、卢卡斯(Lucas)等提出的传统菲利普斯曲线[1][2]以及泰勒(Taylor)、卡尔沃(Calvo)等发展出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3][4]都认为产出缺口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我国相关实证研究也大多认为中国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在中国是成立的，代表性的研究有石柱鲜等、陈彦斌等。[5][6]那么，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无法兼顾的情况下，政府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本文将通过计算和对比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来回答这一问题，旨在为我国宏观调控在“保增长”和“防通胀”之间的权衡提供理论参考。
学术研究尚未对我国通胀或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进行过专门的对比，而是就二者其中之一进行计算。对于通胀的福利成本，目前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主要有贝利(Bailey)、卢卡斯、库利和汉森(Cooley and Hansen)等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法、MIU模型、CIA模型、购物时间模型、货币搜寻模型等。[7][8][9]一些学者应用这些方法针对我国情况进行了计算，如陈彦斌等使用消费者剩余、MIU模型和CIA模型进行计算和对比，发现3.9%①的通胀率会导致3.4%的福利成本。②[10]陈昆亭等使用消费者剩余法得到在名义利率为6%时，③通胀的福利成本是0.85%。[11]于栋等建立了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因素的货币效用模型，在不同的参数设定下得到5%通胀率所产生的福利成本平均是3.1%。[12]对于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卢卡斯通过使用一个简单的随机过程刻画代表性个体的消费来计算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成为大量后续研究所采用的基准方法。[13]陈彦斌修正了卢卡斯模型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计算，发现经济增速下降一个和两个百分点的福利成本分别高达19.7%和43.6%，约是5%通胀造成的福利成本的6倍和14倍。[14]可见，这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通胀的福利成本远小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我国“保增长”的重要性要远高于“防通胀”。
已有的研究难以反映我国通胀福利成本和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间的真实对比情况。一是，两种福利成本是在不同的研究框架中分别进行计算的，严重降低了二者之间的可比性。二是，这些研究侧重于考察可预期通胀所引起的各类福利成本，而没有考虑到未预期到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这不但是理论上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出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忽视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意味着遗漏了产生通胀福利成本的重要渠道，也就难以充分反映我国通胀的实际代价。
本文在统一的局部均衡框架内计算我国通胀福利成本和增长放缓福利成本并进行比较。使用类似于埃亚格瑞(Aiyagari)的方法，建立含有借贷约束的消费者优化模型刻画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的行为。[15]通胀的福利成本来自于其财产再分配效应对家庭消费决策的改变，这与德普克和施奈特(Doepke and Schneider)的基本思想是类似的。[16]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则来自于经济增长直接作用于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这在本质上与卢卡斯[13]是相同的。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和经济增长对家庭收入的影响都在消费者优化模型以外确定，前者采用肖争艳等[17]所使用的名义头寸再定价和现值分析方法进行计算，后者则由历史数据表现出的经验关系确定。
二、基准模型
本文使用局部均衡模型计算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具体来说，家庭部门由类似于埃亚格瑞[15]所设定的含有借贷约束的消费者最优化问题来刻画，外生设定收入和利率等变量。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则按照卢卡斯的方法被定义为对消费的补偿比例。[8][13]
1.家庭决策
模型经济含有三类家庭，家庭之间的差异在于所持有的初始资产、初始收入和未来收入增速。第i类家庭的数量是n[，i]，家庭总数标准化为1，其中i取值为r(富裕)、m(中产)或p(贫穷)。各类家庭的效用函数相同，且效用仅来自于消费c。各类家庭的最优化问题是选取最优消费路径以最大化终身福利水平：
2.通胀的福利成本
定义通胀福利成本的方法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贝利将通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当名义利率从0上升至当前值时(即从最优通胀率上升到某一通胀水平时)，货币需求的逆函数曲线下方的面积。[7]第二种是卢卡斯将通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为了使家庭在通胀和无通胀情形下的效用水平无差异，而需要对其收入(或消费)进行补偿的比例。[8]
三、计算结果
本文首先分析经济体中仅包含代表性家庭的简单模型，以考察模型能否刻画出我国通胀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基本特征；然后使用包含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的完整模型计算和比较我国当前通胀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④
(一)简单模型：福利成本的基本特征
1.参数设定
为了对模型进行计算，首先需要对参数进行合理赋值。将效用函数设为对数效用函数，主观贴现因子设为0.98，实际利率设为0.05，代表性个体的决策期间T设为50。家庭收入增速等于经济增速，且将经济增长的背景设定为在决策期间T内从6%匀速下降至1.5%，即假设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进入平稳下降通道。⑤此外，还需要设定初期收入与初始财产：使用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的奥尔多《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计算出城镇家庭平均净财产，再使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平均成员数计算出这三年的家庭平均年收入，进而得到三年的“财产—收入”比值，⑥对三年的数据取平均得到最终的“财产—收入”比值8.76。因此可将家庭的初期收入标准化为1，初始财产设定为8.76。
2.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
本文模型中经济增速永久性下降1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福利成本是18.15%，与陈彦斌[14]使用卢卡斯[13]的计算方法在同样的代表性个体模型和对数效用函数设定下所得到的计算结果19.73%十分接近，⑦都认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这是由于本文模型的核心机制是与卢卡斯[13]相同的，都是经济增长决定收入增长，进而影响消费；而模型具体设定方面的不同之处并不改变主要结论。⑧
3.通胀的福利成本
本文模型可以刻画出决定我国通胀福利成本大小的三方面机制：家庭财产积累、未来经济增速和家庭间财产结构的异质性。
第一，在通胀使家庭财产受损的情况下，家庭财产的不断积累(假设中短期内财产结构不变)会使通胀的福利成本大幅度提高。假设通胀使代表性家庭的财产缩水10%，分别计算在初始财产取基准值8.76和其他一些数值时通胀的福利成本。计算结果显示(见表2)，随着家庭所积累财产的增多，家庭承担的通胀福利成本明显增大。例如，初始财产为8.76时的通胀福利成本约是初始财产为4时的2倍。可见模型刻画出了我国通胀福利成本对家庭财产积累水平的高度依赖性。通胀的再分配效应在我国具体表现为家庭部门受损，而政府部门获益；这是由于我国家庭财产长期以银行存款和现金等名义资产为主，实际资产和名义负债占比较少，在通胀中往往遭受较大比例的缩水。在同样的通胀率和家庭财产结构下，家庭在通胀中的财产损失和财产积累水平成正比，因此家庭财产的不断积累会使通胀的福利成本明显增大。
第二，未来经济增速的逐步放缓将导致通胀福利成本的增加。仍然假设通胀使代表性家庭的财产缩水10%，并将初始财产固定为基准值8.76，计算在不同的未来经济增速下，通胀福利成本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未来经济增速的降低将提高通胀的福利成本，其中在“经济增速下降至1.5%”情形下的通胀福利成本将比“经济增速始终维持在6%”情形下的提高8.9%((1.72-1.58)÷1.58≈0.089)。可见模型指出了我国通胀福利成本与未来经济增速之间的一种重要关系：未来经济增速的降低意味着家庭收入增速的降低，那么家庭当期所持有的财产对其决策行为的重要性将会增大；从而通胀再分配效应所造成的财产缩水必然对家庭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见表3。
第三，在家庭间财产结构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如果通胀扩大了家庭间贫富差距，那么将造成更大的福利成本。
将原模型扩展为包含两类数量相等的家庭：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富裕家庭的初始财产和初期收入仍然分别为8.76和1，而贫穷家庭的初始财产和初期收入都设定为富裕家庭的一半。所有家庭的收方增速仍被设定为从6%匀速下降至1.5%。当通胀发生时，如果两类家庭的财产都缩水10%(两类家庭的财产结构相同，通胀不改变贫富差距)，即富裕和贫穷家庭分别承担社会总财产损失的2/3和1/3，那么富裕和贫穷家庭的通胀福利成本都是1.72%，社会总福利成本也是1.72%。如果等量的财产损失由富裕家庭多分担一些(富裕家庭持有更多比例的净名义资产，贫富差距在通胀中减小)，例如富裕和贫穷家庭分别承担社会总财产损失的80%和20%，那么社会总福利成本将显著下降为1.55%。而如果相反，财产损失主要发生在贫穷家庭(贫穷家庭持有更多比例的净名义资产，贫富差距在通胀中扩大)，例如富裕和贫穷家庭分别承担社会总财产损失的30%和70%，那么社会总福利成本将大幅扩大至2.21%(见表4)。
可见，本文的模型可以描述我国通胀福利成本与家庭间财产结构的异质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家庭间财产结构的异质性使得通胀对不同类型家庭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同，进而影响贫富差距。如果通胀恶化了家庭间的贫富差距，则会引起更大的福利成本：贫穷家庭消费量远低于富裕家庭，边际效用则远高于富裕家庭；如果财产损失主要由较贫穷家庭承担，则必然引发更大的福利损失。⑨
(二)完整模型：当前通胀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计算与比较
本小节将使用包含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的完整模型计算和比较在当前发生持续10年的未预期到的5%通胀与持续10年的经济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所分别造成的福利成本。之所以选取5%的通胀率作为计算依据，⑩一方面是由于本文的通胀福利成本来自于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因而遵循布德和塞德斯(Budd and Seiders)、[21]德普克和施奈特(Doepke and Schneider)[22]和肖争艳等[17]关于通胀再分配效应的研究，以5%通胀率作为计算依据；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1978年至2011年的年均通胀率(5.23%)接近于5%。
1.参数设定
通胀对各类家庭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该方面参数反映了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是计算福利成本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一类参数。本文使用奥尔多《中国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库进行计算。选取2005年为基年，(11)应用肖争艳等[17]所使用的名义头寸再定价和现值分析方法来计算当前中国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在通胀中所受到的财产损失。与肖争艳等[17]不同的是，为了不使之后的家庭优化问题过于复杂，本文没有按照家庭的年龄和经济状况两个维度将样本分为15个子样本，而是只从经济状况方面将样本分为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具体而言，是先将数据按照户主年龄划分为5个年龄组，再对每个年龄组按照经济状况划分为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12)最后将各个年龄组的富裕、中产和贫穷家庭样本进行汇总，得到最终的富裕、中产和贫穷家庭组。按照这种划分家庭组别的方法，三组家庭的年龄结构(13)是完全相同的，这既符合家庭决策模型中三类家庭的决策期间相同的特点，也避免了某一类家庭包含了过多老年或年轻家庭的特有信息。计算结果是：富裕、中产和贫穷家庭的净财产将分别在持续10年的未预期到5%通胀中缩水5.2%，7.77%和6.23%。
各类家庭的收入增速。家庭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首先确定未来中国经济的GDP增速：将未来经济增长的背景设定为在决策期间T内从6%匀速下降至1.5%，即假设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进入平稳下降通道。接下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8年至2010年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和实际GDP数据可以计算得到：贫穷家庭、中产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年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比分别为0.69，0.94和1.2。(14)本文假设在未来，各阶层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之间仍将保持这一关系。
各类家庭的初始财产与收方。根据分组之后的调查数据计算每组家庭的净财产和收方，并将贫穷家庭的初期收入标准化为1，可以得到贫穷家庭的初始财产为6.62，中产家庭的初期收入和初始财产分别是2.25(15)和18.97，富裕家庭的初期收入和初始财产分别是9.22和102.46。
其他参数的设定。(1)效用函数采用常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效用函数(CRRA)。在文献中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α一般都处于区间[1，5]，因此本文将α分别设为1，2和5计算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2)将实际利率设为0.05。根据陈彦斌的计算，我国1991年至2008年间的年度实际利率在大部分时间内低于5%，[23]但是本文认为随着未来我国储蓄率的降低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实际利率将会相对于以往出现明显升高，因此将实际利率设为0.05。(3)主观贴现因子β在相关文献中一般被设定在0.9至0.98之间，因此本文将β分别设定为0.9和0.98计算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4)家庭的决策期间T衡量了家庭在做决策时所考虑的时期长短，本文模型中的一期对应于现实中的一年，因此可将T分别设定为50和100计算通胀和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5)富裕、中产和贫穷三类家庭的数量分别是0.05，0.7和0.25。
2.计算结果
取值不同的α，β和T构成了12组不同的参数组合，表5给出了在所有参数组合下的计算结果，从中可以总结出两方面重要结论：一是通胀和增长放缓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在所有的计算结果中，通胀的社会总福利成本最小为0.9%，最大为2.4%，平均为1.8%；增长放缓的社会总福利成本最小为5%，最大为7.9%，平均为5.9%。二是通胀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和增长放缓的社会总福利成本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别，且在主观贴现因子取0.9时是相当接近的。在所有的计算结果中，通胀与增长放缓的社会总福利成本之间的比例最小为11.6%，最大为48%，平均为32.9%；在主观贴现因子取0.9时，这一比例全部在40%以上。(16)综合来看，本文的计算结果稳健地表明，通胀和增长放缓都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福利损失，且二者的重要性比较接近，这就意味着“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应该被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目标，而不可轻视其中之一。
家庭财产积累水平的大幅提高是决定我国通胀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对比情况演变的核心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家庭财产的积累尚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家庭所持有的财产数额非常少。在改革开放之后20年里(1978年至1997年)，居民储蓄存款作为当时最主要的一种财产形式，其余额占GDP比重平均仅为28.57%。因此尽管当时居民财产结构的抗通胀能力很弱，但是由于财产基数很小，通胀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及福利成本也都是较小的。而此时要满足居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就必然需要高经济增速所带来的高收入增速，因此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胀福利成本。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策略就是以“重增长、轻通胀”为特征，这一策略使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明显的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
在当前，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这是由于经济增长依然是决定家庭收入的最直接因素；而通胀的福利成本则由于居民家庭财产的快速积累而大幅提高。在经历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之后，当前我国富裕、中产和贫穷家庭的净财产与收入的比例已经分别达到较高的11.11，8.43和6.62，财产已经成为影响家庭决策的重要变量。同时我国家庭财产结构依然以名义资产为主，各年龄层家庭的净名义头寸占净财产比重平均高达16.87%，(17)抗通胀能力仍然停留在低水平。因此较之以往，同样的通胀率所造成的家庭财产缩水必然大幅增加，对居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必然更加严重。从数据上看，持续10年的未预期到5%通胀给富裕、中产和贫穷家庭造成的财产损失分别高达当期收入的57.79%，65.51%和41.24%，这必然会产生高福利成本。此外，家庭财产损失的大幅增加也凸显了其他两个相关渠道的作用。一是我国家庭间财产结构存在异质性，较贫穷家庭持有更高比例的名义资产，因此中产和贫穷家庭在通胀中的财产缩水比例(7.77%和6.23%)明显高于富裕家庭(5.2%)。可见通胀将扩大贫富差距，造成额外的福利成本。二是家庭未来收入增速的大幅降低突出了财产对家庭决策的重要性，进一步放大了财产损失的负面作用。综合来看，家庭财产积累水平的不断变化最终驱使通胀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在当前不再存在本质的区别。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通过对不同类别家庭福利成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通胀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会比其社会总福利成本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保持物价稳定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需要被进一步提高。社会总福利成本可以方便地衡量所有家庭的总体效应，但是其弊端是假设所有家庭在形成社会总福利时的地位是相同的，而这可能导致对现实理解的偏差，因此本文还考察了通胀和增长放缓对不同类别家庭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各类家庭所承担的通胀福利成本具有较高的差异性，且这种差异性远高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如果使用福利成本最高的家庭与最低的家庭之间的差距来简单地衡量三类家庭所承担的福利成本的差异度，那么在各组计算结果中，不同家庭间通胀福利成本的差异度平均高达32.2%，而增长放缓福利成本的差异度平均仅为12.7%。第二，各组的计算结果都显示，中产家庭的通胀福利成本显著高于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而且其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间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家庭。综合以上两点发现可知，通胀的福利成本集中表现于中产家庭，而各类家庭所承担的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则差别较小。考虑到中产家庭的发育和壮大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架构稳定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通胀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会严重于其社会总福利成本所反映的情况。
四、结论
本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在同一个框架内计算并比较了通胀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其中通胀福利成本来自于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计算结果表明，通胀和经济增长放缓都会造成较大的福利损失，二者之间并没有以往研究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别。具体而言，在各组参数设定下，持续10年未预期到的5%通胀所产生的社会总福利成本最小为0.9%，最大为2.4%，平均为1.8%；持续10年的经济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所产生的福利成本最小为4.9%，最大为7.9%，平均为5.9%；通胀的社会总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的社会总福利成本之间的比例平均为32.9%，而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实中通胀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会比本文所计算的福利成本更加严重。一是本文计算可能低估了通胀的社会稳定成本。本文计算发现，通胀的福利成本集中表现于中产家庭，而中产家庭的发育和壮大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架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本文模型只考虑了未预期到通胀的财产再分配效应所导致的福利成本，如果加入可预期通胀所导致的鞋跟成本、菜单成本、相对价格变动的加剧、交易便利性的降低等因素，通胀的福利成本必然会进一步增大。
本文计算结果的政策含义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家庭财产积累水平大幅提高和家庭财产不平等高企的背景下，长期以来的重视增长而轻视通胀的宏观调控基调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国情，宏观调控应该将“保增长”和“防通胀”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不可偏废其中之一。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3.9%是我国2004年的通胀率。
②本节所列出的福利成本的数值都是用占消费的比重来衡量。
③根据弗里德曼的最优货币数量法则，最优通胀率是使得名义利率等于0的通胀率。通胀率高于最优水平将使得名义利率大于0。
④本文使用Matlab程序对模型进行计算。
⑤本文的模型不包含不确定性，因此本文将家庭在确定性环境下决策时所考虑的经济增速进行了适量下调。
⑥分别是10.45，6.88和8.96。
⑦如果改变效用函数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可以发现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在不同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下的变化情况(见表1)也与陈彦斌[14]相同，即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减少。
⑧本文的模型是确定性的生命周期模型，卢卡斯[13]使用的是随机性的无限期界模型。且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增长通过一个消费者优化模型作用于居民的消费，而卢卡斯直接将消费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
⑨贫富差距的扩大还会造成另一类额外的福利成本：即导致社会稳定性降低，造成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方面的通胀福利成本可以通过在社会福利函数中赋予贫穷家庭更大的权重来近似地刻画，但是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在本文的计算中不再涉及。
⑩在计算通胀福利成本时，不同的研究者所选取的通胀率差异较大：在针对美国的研究中，卢卡斯、[8]库利和汉森[9]选取10%通胀率，多特赛和艾瑞兰德(Dotsey and Ireland)[18]选取4%通胀率，吴和张(Wu and Zhang)[19]选取5%通胀率；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陈昆亭[11]选取了10%通胀率，李俊青[20]分别选取了5%，8%和10%的通胀率，陈彦斌[10]则以1996年至2005年各年度实际发生的通胀率作为计算依据。
(11)选择2005年为基年是由于2005年中国城镇通胀率(1.6%)最接近于正常年份的均值水平(1.42%)，适合于在该年基础之上引入通货膨胀冲击。[17]
(12)具体分组方法同肖争艳。[17]
(13)每个阶层的5个年龄组人数比例都是7.5∶5.5∶6.5∶3∶1。
(14)这里所说的贫穷家庭对应于统计局数据中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中产家庭对应于统计局数据中的“较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较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富裕家庭对应于统计局数据中的“最高收入户”。
(15)在计算通胀福利成本时，不同的研究者所选取的通胀率差异较大：在针对美国的研究中，卢卡斯、[8]库利和汉森[9]选取10%通胀率，多特赛和艾瑞兰德[18]选取4%通胀率，吴和张[19]选取5%通胀率；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陈昆亭[11]选取了10%通胀率，李俊青[20]分别选取了5%，8%和10%的通胀率，陈彦斌[10]则以1996年至2005年各年度实际发生的通胀率作为计算依据。
(16)在各模型参数中，主观贴现因子对福利成本计算结果的影响是最大的。而且主观贴现因子取值越小，通胀的福利成本越大，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越小；这是因为主观贴现因子取值越小则说明家庭对于当期消费的重视度越高，因此初始财产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越大，未来预期收入流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越小。
(17)各年龄组的具体数据详见肖争艳等。[[17]
标签：通胀率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国通论文; 卢卡斯论文; 陈彦斌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