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近十年论文,时期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9-0106-16
一 研究概况
本文中的“近十年”是个约数，主要包括自1995年以来的研究。1995年以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的研究，较前更加受到学界的重视，发表论文近900篇、著作近100部（大多为传记中部分涉及抗日战争时期传主的历史）。
著作方面影响较大的共产党人物如：《毛泽东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周恩来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刘少奇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朱德传》（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张闻天年谱》（张培森主编，上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陈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国民党人物如：《蒋介石全传》（上、下册，张宪文、方庆秋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杨天石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蒋介石评传》（上下册，［美］汪荣祖、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杨奎松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学良年谱》（张友坤、钱进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汪精卫生平》（谭天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其他人物如《宋庆龄全传》（陈廷一著，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裕仁天皇传》（上下册，程永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下面主要从近十多年来的90余篇论文（及少量著作）中，对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研究的新观点、新史料加以概括综述。
二 共产党人物研究
（一）毛泽东
曾景忠研究、考察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指出：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洛（洛甫，即张闻天）—毛体制”形成；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归国，对“洛—毛体制”挑战，毛泽东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中共七大，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文章批评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提法，分析了毛泽东领导地位逐步形成的过程。[1]
杨奎松将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放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毛泽东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洋八股”，中国人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矛头是指向党内留苏人员；而毛尖锐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希腊指的是苏联。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这与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策略方面发生明显争执有直接关系。后来王明在党内地位的下落，也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对中共的某些指示有关。毛后来在解释延安整风时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2]
王也扬研究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政纲与政策两重的性质，其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毛把列宁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创造也更灵活；但作为革命家，列宁和毛泽东都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制定和决定政策的，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重要特征。[3]
抗战时期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历来为党史、抗战史研究者所重视。田子渝考察了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指出：此前两人的关系，长期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作者认为：根据历史档案，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4]
（二）张闻天
徐波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闻天是领导中共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核心领导者。他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定者；二是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三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5]
范龙堂对张闻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了分析，认为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形成经历了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张闻天1931年2月回国后的二年间。通过参加中国革命实践，对临时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已有所察觉，开始了从‘左’倾到正确的逐步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萌芽；1933年到1934年间，张闻天认真吸取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教训，逐步挣脱了‘左’的桎梏，对关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党中央到达陕北前后，张闻天根据华北事变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阐发，使党的政治路线在瓦窑堡会议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变。”[6]
徐波、沈卫分析了中国红军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过程，认为：在这一巨大转变的过程中，时任中共总负责人的张闻天运筹主持，率领中共领袖集团及时提出转变任务，调整军事机制，把握军事发展方向，抉择合宜方略，并为迫切的大规模民族战争确立了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正确认识张闻天的这一重要作用，对于此一时期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的研究，均具重要意义。[7]
关于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曾彦修提出，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与张闻天存在着歧见。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张闻天在毛泽东提的方向之外，还提出了“民主的”方向，并解释：“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张闻天还认为：“科学的”、“大众的”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一点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以“大众的”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道理上说不通。邓小平在1941年《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解释使用了张的提法而没有使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必读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提法，这显然也不是邓的疏忽。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民主的”提法是正确的和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8]
关于张闻天对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贡献，龚伟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对文化人的特点的认识问题；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任务问题；如何发挥文化统一战线作用的问题；如何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问题。作者认为，张闻天在建立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过程中所做出的四个方面的独特贡献，与他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熟谙文化人的特点和文化运动发展规律，以及他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是分不开的。这些贡献为我们争取、团结小资产阶级文化人共同抗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态度、策略和应遵行的基本原则，代表了党在当时文化政策的正确方向。[9](p359～370)
在年谱方面，张闻天选集专辑组编、张培森主编了《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该年谱记录了1935年1月至1938年12月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实际上相当于总书记）期间的重要活动（包括谱主150余次主持中央会议的发言和400余件署名电报等），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复杂的转折时期的路线斗争中、在阶级矛盾逐步被日益深重的民族矛盾取代过程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实现和确立这一时期，张闻天对全党、对国家民族的巨大贡献。该书在编写中吸收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书的部分成果，在史实的考证和补充上，得到杨尚昆、吴亮平、伍修权、郭洪涛、莫文骅等老同志的帮助，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许多重要史实上给予了订正和指点。[10](p359～360)
在著作方面，李涛编著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2000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较为详细、全面地记述和评价了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实际上相当于总书记）的张闻天的言行，特别是张闻天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对全党、对国家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另一本著作，由张闻天夫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刘英著《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张闻天夫妇相濡以沫、为中国革命努力奋斗的一生，记录了中共党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博古、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胡耀邦以至张国焘等人的个性特征也有真实生动的描写。刘英的著作记录了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11](p129～130)
（三）共产党其他人物
徐行论述了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工作时的成绩，认为：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
陈弘君、官丽珍研究了抗战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共在南方的工作和在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指出：周恩来在指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护中共组织，壮大抗战力量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致力于抗日统战工作，积极促进华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3]。
王双梅分析、考察了刘少奇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过程，评介了刘少奇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区域（白区、党中央、新四军等）的工作成绩、错误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及他与毛泽东的合作，认为：“刘少奇尖锐鲜明，对新问题感觉灵敏，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能够独立打开工作局面。”[14]
徐承伦研究了华中敌后抗战时期的刘少奇，认为：这一时期，刘少奇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华中局，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使华中敌后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5]
申春生考察了1942年刘少奇的山东之行。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余次，山东各战略区都因敌人的包围、封锁、分割、蚕食而缩小。在这困难时期，刘少奇于1942年4月到7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刘少奇的山东之行，对山东抗日军队的团结，对山东敌后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起到了显著的指导作用，使山东工作发生了重要转折。[16]
徐则浩考察了1938年3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两次报告（一次书面报告，一次口头说明与补充）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功绩，认为：在任弼时报告后，由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案》和《决定》以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既在政治上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正确，又在组织上明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对开好中共六中全会有重大作用。徐文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成文时间专门加以说明，厘清党史学界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说法。[17]
王维礼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王明路线的问题，指出：史学界有人认为，王明路线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中华民族的愿望和要求，担负起了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责任。历史并非如此，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确曾出现某些正确主张和行动，但它们并未改变“左”倾路线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事实。[18]
章学新分析了1941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认为这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会议期间，真诚的革命者“反躬自省”，王明诿过、倒算陷入尴尬。毛泽东后来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整风也整不成”。[19]
田子渝对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和王明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作了研究，文章肯定了长江局的工作成绩；并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文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20]
贾振勇分析了抗战时期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的经历，认为：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政治抉择，基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除了郭沫若自觉的革命意识和固有的政治理想，也应归于当时独特的政治背景，中国共产党将郭沫若整体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是郭沫若政治抉择的重要因素[21]。
戚学民论证、分析了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认为：《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起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并指出：郭沫若对先秦学术的考察本身就有极大的价值；《十批判书》展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该书的写作过程表明，我们不能脱离此书创作的具体背景来就事论事。[22]
三国民党人物研究
（一）蒋介石
近十年来，蒋介石研究较前更为学界重视，成果颇多。
1.局部抗战时期
黄道炫对蒋介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23]。
杨天石翻阅蒋介石日记，考察了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对日谋略，认为：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推行侵华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队虽和日军有过较量，但蒋介石以为，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总是尽可能避免决战，并且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的精神自励，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相关策略思想，一方面对日忍让、妥协，一方面则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建设“国防据点”，经营西南根据地，准备抗战。他在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24]
鹿锡俊考察了1933～1934年中国怎样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时，指出：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25]
杨奎松分析了蒋介石与1936年的绥远抗战，指出：蒋介石最初对绥远防御问题重视不够，也不认为绥远有全面抵抗日本入侵的可能，随着德王加紧分裂，冀鲁不稳，蒋开始重视并于1936年5月主动布置绥远抗战。7月间，阎锡山、傅作义因伪蒙军进犯而频频告急。蒋因两广事变无力北顾，乃告诫阎、傅：此时惟有多置兵力于绥远前线，方有避战可能；8月，蒋又获知日军将不会介入绥远冲突后，更改变了对绥远危机处置的态度。蒋计划，侦知其后方司令部与结集所在地，出其不意猛力袭击，再退回原防固守，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蒋的想法没有得到晋绥将领的支持，加之8月24日和9月3日先后发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态度顿趋强硬，军事上不宜出着。蒋转而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加紧与日本驻华大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9～10月间中日南京谈判未能取得缓和的效果，蒋再度考虑在绥远展开攻势，并开始调动中央军。最终，傅作义积极支持了蒋介石的意见，阎锡山等也大体表示服从。11月中旬，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蒋急于扩大战果，却遇到阎锡山等人的反对。讨论中传来日本关东军决心干预的公开声明。蒋遂顺水推舟，将绥远战事的决定权交予阎锡山，自己去了西安。[26]
2.全面抗战时期
敖文蔚探讨了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总结了南京失守前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屡遭失利的教训，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死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作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以运动战、游击战等多种作战方式灵活地与敌作战。其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的积极防御的特点较为明显，这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正面战场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因素。[27]
侯宜岭分析了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双重策略，究其根源，认为：抗战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顽强的抵抗。民族矛盾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和平交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欲求缓冲局势的策略意图；抗战初期，蒋介石在动摇中还是坚持抗战的，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这与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公开投敌，沦为中华民族的罪人，有显著的不同。[28]
关于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出现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的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近年来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29]
另一种观点认为：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备受争议，许多中日的秘密往来，都使不少人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从新披露的档案显示，这中间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但其一，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其二，蒋接受议和，向与内外压力有关；其三，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过抗日议和，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的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有关，当不为过。[30]
王建朗对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指出：通过文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对于关内地区，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则更进一步，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特权。对于东北地区，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未能将同是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理，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但是，从整体构想来看，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似不可以“出卖”东北而名之。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31]
张生、柴林分析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投敌后，近10个月未公开表态，而选择了沉默与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作者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抗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32]
张丰清分析了抗战时期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特点，认为：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于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能在抗击民族敌人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而决定了二者的结合是短暂的，它们的最终分裂是不可避免的。[33]
关于蒋介石与台湾收复问题，褚静涛认为：台湾自1895年以来，长期被日本统治。蒋介石青年时代即关注台湾问题。国民政府建立后，蒋屈从于日本占领台湾的现状，设立台北领事馆，加强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蒋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使美英承诺在日本战败后将台湾归还中国，遂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肯定。[34]
杨天石披露和运用有关史料，对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促进在中国的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推动其改组，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而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等方面，论述、分析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多方面的援助[35]。
黄道炫分析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问题，认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指导中，过多地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到战场的实际情况，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洞的恶果。其在战略指导及具体指挥上的错误使其应负主要责任。蒋介石虽对缅甸作战有一些正确设想，对史迪威的错误也作过一些抵制，但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放弃指导责任，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有一定责任。”作者还考证了远征军兵力数字及伤亡情况，结论是总兵力7万出头、伤亡3万多。这不同于通常所说总兵力10万人，伤亡6万人的数字。[36]
杨天石论证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认为：孔祥熙在抗战期间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是国民党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孔有保留地向蒋汇报过谈判情况，但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蒋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等言辞相警告。孔虽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蒋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37]
邓野分析了有争议的方先觉投敌案，认为：衡阳之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有着直接关系。方先觉作为是役主将，其投敌与否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裁决该案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重庆统帅部很快掌握方先觉降敌的证据，但被蒋断然否决。当方氏投敌案与政治发生牵扯时，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方先觉投敌案长期以来所以真假难辨，原因也在于此。[38]
吕明灼的《新抗战史观》一文第五部分评价了抗战时期的蒋介石，认为：蒋有五点贡献，三点错误。贡献为：第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积极抗战；第二，坚持了八年长期抗战；第三，派遣中国远征军出兵缅、印对目作战，直接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第四，实行民族工业与文化大迁徙；第五，收复台湾，国家统一。错误为：第一，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第三，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逐步反共，制造摩擦。“不能由于其积极抗战一面而否定其反共一面，也不能由于其反共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抗战一面”。[39]
袁成毅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遣返日本战俘和侨民、天皇制的保留与蒋介石的态度，中国放弃占领日本领土，从积极争取到无奈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与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关系，认为：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40]
（二）张学良
从这近十年张学良研究的成果看，上一个十年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发动西安事变以及东北现代化建设等方面，仍然受到史学界关注且有新的观点；而对张学良的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引起史学界关注，研究、探讨文章渐多。
1.东北易帜问题
王维远查阅了张学良1928年7月17日《与某外人谈时局》、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等原始文献后，认为：“东北易帜在客观上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不利。”[41](p135) 钱进则指出：“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42]周毅基本赞同钱进的观点，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自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东北的16年统治，开创了和平统一、和平建设的新局面”[43](p15)。郭正秋则论证了东北易帜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尽管张学良承认了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44]。
近年来，曾业英经过缜密阅读有关东北易帜的史料、论文和认真地研究、推敲，在这一问题上阐述新的观点：“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经过长达6个月的和平谈判，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但不容否认也有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45]
2.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放弃抵抗，使东三省很快沦于敌手。不抵抗的责任该由谁来负？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这是学术界争论时间较长的一个问题。李巧宁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日不抵抗是受到蒋介石的直接影响，但不应完全归咎于蒋介石。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有其独立的人格和决断权利。张对时局进行研究与探讨，与蒋达成了一致见解：对日不抵抗，力避事态扩大，诉诸“国联”。这是张学良认识和策略上的双重错误。[46](p274)
黄道炫在读了《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后，指出：“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与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收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47]
此后，《史学月刊》分别于2003年第8期、第9期刊登了3篇有关“不抵抗”责任问题的文章。徐畅认为：“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的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与蒋介石对东北的沦陷都应负责。”[48] 曾景忠不同意“蒋张合作”的观点，认为：在日军进攻锦州时，蒋介石等人“曾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话，还是自行撤兵”[49]。范德伟、庄兴成则认为：“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全国抗战而抵抗，张因主张全国抗战而不抵抗；蒋用局部抵抗来避免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50]。
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郑德荣分析了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原因：一是日本侵华深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四是张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冷遇和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51](p207～208)。
杨奎松分析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指出：张学良对于蒋准备抗日早就一清二楚，但二人之间又确实存在着“政见之争”，即“攘外必先安内”与“非攘外不足以安内”之争。“从根本上说，双方的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如果按蒋的政策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因此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问题，“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52] 针对学术界“张学良主张抗日但并不反蒋”的通行说法，该文引用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就9日晚至10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文，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等资料，论证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4月份就有公开抗日反蒋的计划。
关于张学良联共抗日问题。毕万闻认为，“张学良大约是在1936年9月上旬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蒋介石已开始做联苏准备，遂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53]。
杨奎松认为，张学良早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还分析了西安事变中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指出这些主张“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54]。杨奎松还针对学界对于中共从反蒋抗日策略转变为联蒋抗日，或张学良与中共到底是谁说服谁逼蒋抗日问题的不同观点，引据1936年4月1日《周致张、彭、手电》和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给贾拓夫的密写信》等原始资料，指出：肤施会议时，“更多的是周恩来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55]。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房成祥在强调张杨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共的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宋氏兄妹与蒋介石的作用[56](p140)。郑德荣亦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57](p213)。
邓伍文、罗健依据两岸公开的史料和黎天才、罗章龙、吴成方等人的未刊文稿，论述了前共产党人、“中央非常委员会”成员黎天才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张杨的“兵谏”与黎的影响有关，事变后的张杨“八项通电”，即由黎起草完成，张送蒋回南京，黎也是知情人[58]。
（三）国民党其他人物
以往有人认为，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全民抗战的洪流中无所作为，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性人物。黄新宪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林森，指出：林森始终主张团结抗战，是国民党高层中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国人面前树立起了坚强的抗战元首的形象；他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抗战的最后胜利，竭尽了心力，是一个得到各界广泛认可的爱国的政治家[59]。
左双文研究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关于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指出：抗战后期，孙科提出了中国应收复所有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彻底消灭日本陆海空军、惩办日本战犯、日本必须做出战争赔偿、中美等国得对日本实施军事和行政监督等主张。左双文还认为：“孙科这一时期提出比较彻底的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并防止其复活的主张，从其个人主观因素看，不是偶然的，它与抗战时期孙科始终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坚持对苏友好，与中共较能协调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他注意研究国际局势和国际战略问题，对国际风云和国际舆论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了解分不开。抗战时期，孙科基本上维持了与中共接近的立场。这样一种立场，使他在考虑战后国际问题、考虑对日处置问题时能够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相吻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民的心愿，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60]
肖际唐列举了抗日战争时期孙科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呼吁国共合作抗日，四度入苏（联）求援；关注农村与民生，为战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研究与前瞻战时、战后世界关系与中国前途，并提出了清算日本帝国主义主张的言行，指出：“尽管孙科在政治上的妥协性、多变性以及其旨在维护国民党统治，但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和客观上看，孙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基本上符合爱国、民主、自由的方向，顺应世界之大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贡献。”[6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1942年兼任外交部长）宋子文，曾任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董事长。杨雨青认为：宋子文主管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是抗日战争时期接洽和管理美国援华物资的专门机构，在租借物资的获取和营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三年多时间里，国防供应公司以仅有大约200人的规模，开展了中国政府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工作，同时还扮演了宋子文顾问的角色。透过宋子文与该公司的工作，可以对中国争取美援、驼峰空运、飞虎队建设、远征军训练以及中美租借关系等问题有更具体的了解。[62]
八年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近七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张珊珍认为：抗战期间，陈立夫在拟定战时教育政策、方针，迁播高校，增设、改进中国高等教育，推进中等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发展边疆教育和华侨教育，以及救济、培养和征召青年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中国教育不仅没有因战争而停顿，相反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陈立夫执掌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他在教育部门维护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行思想统制，逆时代进步大潮。其功过是非，历史会给予公允的评价。[63]
抗战爆发前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委员的吴鼎昌，1937年年底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莫子刚分析了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认为：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战与建设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事实也证明，贵州省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64]
何友良研究了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主张与实践，提出蒋经国以“五有”（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为目标的赣南社会改革，在战时国统区十分罕见。蒋的“新政”思想，并非完全“落在苏联的模式里”，其中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古代政治家的经验、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其社会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改革目标与战时环境、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党的体制和统治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因此最终难以实现。[65] 翁有为在论及蒋经国实施赣南“新政”时，认为：蒋经国在赣南之所以能够提出并进行“严禁烟赌娼”、“打击土豪劣绅等‘腐恶势力’”等活动，除了蒋的身份特殊、有革新思想、意志果敢等条件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其兼任区保安司令的武装实力[66]。
关于汪精卫研究，1998年9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美国黄兴基金会赞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会议就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成因，对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的评价，汪伪政权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台湾学者蒋永敬追述了汪精卫“恐共”及其与之相关联制定对日政策的历史，认为1935年汪致力于中日德意建立联合“防共”阵线。在抗战爆发后“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的口号所害”。他还指出在国民党内部患“恐共”病的人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和汪精卫一道出走。[67] 另一台湾学者林能士的《谈谈运用心理史学研究汪精卫》的论文，借助心理分析研究人格形成或心理变化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列举三个方面：“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二是从当事人过去的生活历史，了解其行为模式；三是从情欲和情绪等方面，考察其行为动机。”他并列举了海外学者李国祁和王克文的文章来说明心理史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他们的论述是否得当，当然有待公评，但他们尝试从汪的性格分析其行事动机与作为，则值得肯定。”（林能士的文章在《抗日战争研究》未刊出，他参加了座谈会）
蔡德金认为：蒋汪分歧及汪精卫出逃的问题，并非仅因为“和”与“战”这两种对立主张，因为蒋介石的底线是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而汪精卫认为“如果抵抗唯有牺牲，其结果就是抗战只能使国家灭亡。与其抗战亡国还不如与日本实现无条件的和平”[68]。蔡德金的观点代表了大陆学者的意见，即分析汪出逃的成因，不能从汪个人的角度，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审视。
关于如何评价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台湾学者胡春惠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在抗日情绪的高潮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与当时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而且也未熟读历史汲取教训。认为汪“在1938年以前的低调俱乐部时代，他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是一种和平的试探。直到1938年春天以后，他开始和‘和平’运动与他的私心与欲念结合起来”。
曾业英对近期海外学者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新评价提出看法，具体评论了王克文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一文，指出：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出发，王文“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的立足是空的，没有讨论的基础。中日之间不同的民族主义需要不同的和平。“战争也罢，和平也罢，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众的诉求的制约，并不是哪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69]
杨天石通过对何世桢、陈中孚、陆玄南三人在抗战中的身份变化和行为的追踪，旨在说明现在对汪伪政权的许多方面还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70]；台湾学者邵铭煌则指出，“沦陷区的地下抗争，则有如一处暗角，久不为人所注意。”“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探索地下斗争层面，推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以建构史实全貌。”[71]
陈红民利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其结论是：“胡汉民与两广对日政策的主流是抗日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基本上应予以肯定。”[72]
于丽、田子渝论述了陈诚在湖北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指出：1935年陈诚负责修建武汉要塞；武汉抗战时期，他是会战中江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了万家岭大捷；他与共产党合作，发动民众投入保卫大武汉的爱国行动中，成功地组织武汉工厂西迁；在鄂西抗战时期，组织了荆宜战役，取得了歼敌2.6万人的鄂西战役的胜利；他发动的新湖北运动成为鄂西现代化的起点[73]。
在“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章开沅将海外友人赠送给他的有关陈诚与武汉会战的两则史料提供给研讨会：一为《抗日战争中的武汉战役——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五日》；一为《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民国二十七年六月至十月》。于丽、田子渝评述了这两则史料，认为史料“全面记述了第九战区在武汉会战中的作用”，“总结了武汉会战的意义及经验”；认为史料的价值主要有两点：第一，从一个主要面真实记录了武汉会战。第二，记述了陈诚在武汉会战期间主要经历。[74]
关于七七事变后，宋哲元为什么要张自忠留在北平的问题，赵延庆认为林治波的《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以大量扎实的史料和缜密的辨析，令人信服地否定了认为卢沟桥事变后期，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离平津，张自忠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北平市市长等身份滞留北平，是张自忠向宋哲元‘逼宫夺权’的说法，坐定了‘临危受命’说，从而澄清了多年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75]。同时分析宋要张留北平有掩护二十九军撤退的作用，并引述了宋哲元对张自忠、张自忠对阮玄武（三十九旅旅长）、秦德纯（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前北平市长）对张自忠的话作为例证。所以后来张自忠脱险到济南，被韩复榘软禁，遂解送南京，宋哲元闻讯致电蒋介石谓：若以张自忠为有罪，则责任应由哲元来负。并派人去南京请冯玉祥向蒋介石说明原委，请求准张恢复军职。该文认为：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种种措置失当，因循延误，坐失良机，历史已有定评，宋氏难辞其咎。但在命张自忠留北平的主观动机上还不应苛责。
宋氏三姐妹是抗日战争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们（特别是宋庆龄）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的妇女界的团结抗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家泉指出：为促进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在国民党高层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动员工作，从而“在国民党中央形成一股赞助合作抗日的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以及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原则接受中共关于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的建议立下了功劳，起到了当时“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76]。
朱蓉蓉分析了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认为：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倡导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广泛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77]。
蒋文祥考察了西安事变时的宋美龄赴陕前后的言行：赴陕前，她反对武力讨伐，寻找和平途径，沟通宁陕联系；赴陕后，她会见蒋介石，召见张学良，破例会见周恩来，代蒋正式开始谈判，游说各方早日释蒋。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扣押并长期软禁张学良，宋美龄言：“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蒋文祥认为：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一系列言行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对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无疑起到了相当积极的历史作用。[78]
陆发春分析了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考察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两种文化反应类型（即“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认为：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同时，胡适另一重要认识，是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79]。
四 其他人物研究
200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各民主党派主要创始人丛书》一套八本，包括《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许德珩与九三学社》、《谢雪红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姜建、王庆华所著《李济深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记述了民革主要创始人、国民党内著名的“民主派”、“反蒋派”领袖李济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追求民主，多次发动反蒋斗争。局部抗战时期，他与陈铭枢等创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传抗日救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调停国共冲突、保护中共党员、发动敌后抗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戚如高、潘寿所著《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记述了张澜追求民主革命的一生和他对中国民主同盟的贡献。抗战初期他就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支持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宪政提案；在担任统一建国同志会主要领导人期间，他多次向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进言，呼吁各党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民主，团结抗战；他在参加1943年9月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期间，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提出“政治的主权，一定是要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在一个党的手里”等五点看法，从权力、民众、代表、中央与地方、法律等方面强调民主政治。
俞润生所著《黄炎培与中国民主建国会》记述了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创始人黄炎培的一生。黄炎培在抗战时期，组织“中国国难救济会”，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他任地方维持会（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秘书长兼总务组组长，参加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等项工作；他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为抗战捐款、做抗战演讲、慰劳绥远抗战官兵、探望爱国七君子；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筹设难民所收容难民、组织医疗队救护伤员；抗战中期，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黄炎培积极促成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成功，组织“统一建国会”，发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皖南事变后，黄炎培大声疾呼各党要联合同心，推动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秘密发动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并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各党派集会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为调停国共关系，黄炎培等六位参议员于1945年7月1日访问延安。
马烈所著《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记述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常务理事马叙伦的一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马叙伦猛醒。他不仅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而且对国民党、蒋介石产生了怀疑，进而反对，因此成为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并受到不抵抗主义者的排挤和打击。
姜平所著《章伯钧与中国农工民主党》，记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主席章伯钧的一生。抗日战争时期，他与共产党合作，认为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最可靠的朋友；他为坚持抗战和团结，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他担任国民参政员时，极力要求改革政治；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施宪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取缔特务活动，惩治汉奸和贪官污吏。1939年冬，章伯钧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共同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推动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积极参与并带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加入民盟。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与鼓励。
王培智所著《陈其尤与中国致公党》，记述了中国致公党成立（1925年10月）、改造、重建的过程，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把该党从一个旧式的政党转变为一个新型的政党、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奋斗的民主党派。抗战爆发后，致公党在海外华侨中不断掀起捐款高潮，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却在香港大发“国难财”，陈其尤不畏强权，向国民政府揭发孔宋家族的种种罪行，要求国民政府严惩不贷。陈因此被蒋介石骗到武汉以汇报工作为由而逮捕，囚于贵州息烽；1941年到重庆后才恢复市内活动自由，后在争取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时，陈与黄鼎臣做了工作，使司徒美堂加深了对祖国情况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了解到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压制民主，对其行为深感失望。陈其尤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积极支援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为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左用章所著《许德珩与九三学社》，记述了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的一生。九一八事变后，许德珩到北京大学等高校作时事演讲，鼓励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联合北平师生，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与马叙伦等人组织成立了北平文化界的救国会；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德珩当选为国民参政员，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许等赞同陈嘉庚从新加坡发来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电报提案，打击汪精卫投降派的气焰；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许提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及附诸汉奸归案法办”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赞同；1941年3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许德珩提出《对于平抑物价问题之基本建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严厉地处罚囤积居奇，尤其要注意于有权力者之囤积居奇”。[80]
张传仁所著《谢雪红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记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要创始人、主席谢雪红的一生。谢雪红早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即开始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后曾留学苏联；1928年，她在上海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并当选为候补委员，不久因台湾读书会事件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警察逮捕，被遣送回台，后继续开展抗日运动；1930年台湾雾社事变时，她坚持稳妥主张，被台共“左”倾领导人开除，翌年夏又被日本警察逮捕判刑关押，1940年因患肺病提前出狱，直至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近十年的论文中，见到有关杜重远、邹韬奋、陶行知、顾颉刚的研究成果。
周天度论述了杜重远与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国运动问题，指出：杜重远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30年代主持《新生》周刊期间，因该刊登载讥讽日本天皇的文章，在日本政府威胁下，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关押一年两个月。杜出狱后始终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一道，积极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为营救爱国七君子，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奔波努力。[81]
金冲及考察了《新生》周刊的时代环境、杜重远在《新生》中的言论主张，认为：杜重远创办《新生》周刊，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处于暂时低潮的艰难时刻。杜敢于冲破黑暗环境，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无畏地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本质，号召广大民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奋起抗日救亡。这种在一段时间内近似“空谷足音”的呼声，无疑格外可贵。《新生》周刊销量最多时达到十多万份，团结了人数众多的爱国读者，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在客观上为迎接新的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82]
吴志刚对邹韬奋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宪政主张进行研究，分析了邹韬奋宪政（即民主政治）主张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说明民主宪政对于抗战的贡献；阐述了其宪政主张，主要从言论自由、党派平等、民意机关的职责和民权四方面进行了论述；后面论述了如何实施宪政的步骤、方法和途径。吴志刚指出：在宪政运动中，围绕着民主与独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中，邹韬奋编刊物、开书店、写文章，满足大众的视听，阐述自己的主张，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宪政运动的开展，从而成为众所敬仰的民主先锋。[83]
储朝晖考察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的爱国言行，认为：大批知识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陶行知从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起，逐步发展成为一位具有深刻系统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思想的坚强的、热心的抗日宣传者、组织者、谋划者的过程，他在抗日战争中鞠躬尽瘁、奔走呼号，做了大量工作，其伟大功绩永载史册。[84]
刘俐娜通过抗战胜利后出版的顾颉刚文集——《上游集》，考察了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思想，即：民族复兴思想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影响；顾颉刚整理古籍的计划和实践；顾颉刚探索史学普及和学术通俗化之路；顾颉刚重视边疆学术研究和考察，认为：尽管这些工作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顾颉刚顺应抗战时期民族复兴和文化建设需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尝试发展中国学术的努力却是值得后人敬佩的[85]。
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为支援祖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任贵祥考察了泰国侨领蚁光炎抗日救国的史事，指出：抗日战争时期，蚁光炎率领泰国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带头抵制日货，发动侨胞捐款捐物、回国抗战，并亲自回国慰劳考察。其爱国行动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被日本收买打手将他暗杀。蚁光炎牺牲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楷模。[86]
任贵祥又分析、论述了另一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言行，认为：司徒美堂从九一八事变后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声援抗战官兵；全面抗战后，他出任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率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回国慰劳抗日军民，途经香港被日军扣留时，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团结美洲洪门侨胞，报效祖国抗战；呼吁中国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有力地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87]。
邵雍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杜月笙，认为：杜月笙的表现总体上是积极的。他参与组建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机构，这些机构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要具体分析，要从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总体实力、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毫无疑问，当蒋介石和帮会势力在力主抗战时与之合作是无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88]
曾先后给岑春煊、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当过顾问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葛桂莲论述了端纳的贡献，在西安事变中从一定程度上调解了蒋张矛盾；为西北“三位一体”与南京和谈进行了斡旋；为让世界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做出了一定贡献。[89]。
尚劝余论述了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包括：谴责日本侵略中国，抨击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批判英国对日绥靖，倡导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访问抗战烽火中的中国，身处逆境依旧不忘支持中国，认为：尼赫鲁之所以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有其深刻而博大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即基于世界反帝反法西斯事业，基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特殊地位，基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传统友谊，基于印度自身的利益[90]。
孙金科考察了野坂参三的简历及他在延安的工作，日共中央为什么开除他党籍，原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谈野坂参三在延安的一些情况，认为：野坂参三在抗日战争中后期，虽然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建立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但是他在从延安返回日本途中，曾秘密去莫斯科，承领了担任苏联红军情报总局特别工作员的任务，并陷害自己的同志，因此只能将其开除出党。同时，日共中央对野坂参三领导的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是肯定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并未因开除野坂参三党籍，而失去其光辉。[91]
五 研究小结
综观近十年来的抗战时期重要人物研究，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较上一个十年（1985～1994年）有了较大的进展。人物研究更加客观和多层面，特别是对于领袖人物及其功过是非的研究，无论从史料上还是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观点方面，都能够把人物的言行、思想脉络与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发展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得某一处在特定时期的人物更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更具说服力。同时，随着史学界对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战场配合作战形成的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主流的认识日益客观、深刻，随着海峡两岸学者史学交流、史学资料搜集的增多，两岸学者研究正面战场的论文日益增多，且不乏新见。因此，在一些重要人物（如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的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当然，在人物研究方面亦存在不足。笔者认为：一是仍偏重于个人的研究，而缺乏对人物群体的研究；二是仍偏重于对国共两党重要人物的研究，而对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研究不够；三是偏重于正面人物的研究，而缺乏对日本裕仁天皇、日军侵华诸重要战争罪犯以及附逆的伪政权人物等反面人物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避免简单化，避免一两条史料就下结论的做法；在史料运用上，应广泛地利用海峡两岸的档案、史料，日本的史料及美国、苏联的史料。这样，使人物研究在个人与群体、敌我人物、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等多方面取得进展，使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研究更加贴近历史，更具真实性。
收稿日期200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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