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群书中的精华——读《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感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书中论文,感言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的著作出了近十种，各有侧重，各具千秋，但最有学术理论价值的，首推王兴国、李吉著《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该书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更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性小结”。两位作者都参与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未出版）的编辑工作，系统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又经历长年苦心研究，颇有独特见解。
该书从文化、哲学、伦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政治、建党、工人运动、农民革命、国共合作、妇女解放、地方自治、宣传舆论、法律、教育、经济思想等方面，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理论渊源，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十五个方面贯穿两个问题：一为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二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这两个问题是青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难点，也是理论界研究青年毛泽东的分歧点。
一、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
本书作者的观点是“过程论”。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人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一个逐步变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个别观点到基本观点，知行统一的过程。青年毛泽东对待中西文化素来抱有独立思考、批判继承创新的态度。由于毛泽东具有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文化观，又以爱国求真为动力，不断洗刷唯心精神，终于由“观念造成文明”转向了唯物史观。
世界观决定政治思想。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与政治思想，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10年下半年至1920年春夏，是唯心史观居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观形成和发展时期。从1920年夏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政治观形成和发展期。
本书作者认为，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是由唯心论、心物二元论，再转向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四个阶段。唯心论的最初表现是“无我论”，然后是“唯我论”、赞扬“心之力”。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8月第一次去北京前，是“心物二元论”。从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12月，是由心物二元论，转向唯物论。1919年12月至1920年冬又由唯物论发展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者还以“从‘大本大源’到经济基础”，“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圣贤史观到群众史观”为题，具体剖析了青年毛泽东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我觉得这种概括，是符合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规律的。
随着世界观的变化，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也在变化。本书作者认为，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崇拜康梁的君主立宪到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帝制，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从无政府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程。作者认为从毛泽东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1915年《新青年》出版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阶段，是他的政治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这时期，他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除康、梁影响外，更多的是来源于杨昌济的改良主义思想，另有严复的观点。作者认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毛泽东没有出现崇拜孙中山的阶段，而是从崇拜康梁一跃而变为崇拜胡适与陈独秀。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也证实这个观点。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跳跃？作者没有回答。从1915年下半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仍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有一个与前期不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解放，反对国家主义。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思想主流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实用主义等等。毛泽东在“五四”以前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办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则是1920年夏天的事了。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理论界曾有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毛泽东回忆他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普卡著《社会主义史》，使他的世界观起了变化，他说“到了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这三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均在1920年8月以后。况且在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还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因此，许多学者对“1920年夏天”说产生了怀疑。本书作者认为“不要把这三本书与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理由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是否定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著作。毛泽东从这两本书里可以得到西欧各国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素材，可以获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知识，获得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对于他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唯物史观——衡量世界观转变的标尺，并无帮助。这个见解，解决了人们争论中的一个症结。
《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产生了直接影响，但不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时间还早。”作者列举了《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3月前译介的情况，说明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他们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前，他完全可以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各种摘译本。
如前所述，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世界观转变的，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是他是否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他在《湘江评论》里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和西欧工人运动情况，对《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也作过一些颇具慧眼的议论，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是“无血革命”，赞扬“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表明此时的毛泽东无政府主义观点比马克思主义成份还多、还厚实。直到1920年3月，《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毛泽东才开始放弃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的思想。本书作者很重视这篇著作，曾三次论述它在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决裂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实践。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撰写了系列文章，宣传湖南人民自治，主张人民直接参政；承认“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可以获得“彻底的总革命”胜利。这说明，他在理论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则是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在惨痛的教训中，青年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任何政治改良道路都行不通；无政府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预计效果的。就在这时，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的命运，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他的革命实践，从事工人运动、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这样，才能说他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过程论”完全符合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实践。从1920年3月发表《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开始与无政府主义决裂，途经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创办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经验，发动湖南自治运动，从中认识任何改良主义道路都走不通，从而下定决心，确认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确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
“过程论”贯穿于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专章（第二章、第十一章）论述中，还贯穿于青年毛泽东的文化、伦理、教育、法律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里不再展开论及。
二、毛泽东思想萌芽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思想萌芽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轨迹》阐述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处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即使在论述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前后至建党前夕，也是努力寻找导致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必然因素、思想基础，是迄今为止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专著。
判断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有所论述，并有毛泽东思想精髓——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原则贯穿其间，有一个体系的雏型。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史实，而且善于把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活动与当时党的其他活动家的理论与实践作比较分析，既体现了毛泽东的独特贡献，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开始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萌芽涉及各个领域。本书作者在全面阐述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萌芽的过程和状况外，重点在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特别是农民问题，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的分析。
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首先是哲学思想的萌芽，“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的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自1921年元月毛泽东确认“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后，就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以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性质和对待革命的态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认识论立足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基础上。这时期他的唯物辩证法突出地表现在两点论、重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上。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就有两点论的思想；1925年他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中，论述“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就是重点论，主要矛盾论；《省宪下之湖南》，就运用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认识矛盾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从个别到一般，《中国佃农生活之举例》则是从一般到个别。
在政治、文化、教育、伦理、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上，青年毛泽东已有了经济是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念。早在1919年11月毛泽东在《女子自立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争取经济独立，妇女应有财产的继承权、工作权，因为“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等等都是枝叶”。推翻封建宗法制度为目标的社会革命，必须以变革其经济制度，确立新的经济制度为根本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在封建宗法制度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中，地主阶级的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推倒，其他族权、神权、夫权也会动摇起来。“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生存权是每个人最低、最基本的权利。教育、法律、文化等等都受到它的制约。无产阶级未获得政权之前，哪有教育权？教育、法律、宣传舆论，都有阶级性。自社会划分阶级以来，迄今为止的教育都是阶级教育。这些观点，在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前都已经萌发了。
毛泽东思想萌芽，在人们的观念里更多地注重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本书作者在第五、八、九、十五章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首先是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确定革命性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虽然此时期毛泽东没有专题论述时代的文章，但在很多文章里都是从时代分析入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能实现一阶级的统治，其原因就是世界上已分裂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竖立了两面旗子，红色的旗子是由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下，另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大旗，是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一切反革命集合于其旗帜下，中间阶级没有独立的余地。在《外力、军阀与革命》、《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指明现阶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特别值得注意的，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触及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他往后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想种子。
其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明确了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权问题。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运用自如了。他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分析了中产阶级、分析了国民党右派。除了大家熟悉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还有《答中国少年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及《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二文值得重视，它们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互为补充，形成革命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的完整、明确的论述。本书作者很重视这几篇文章，并作了详细分析。至于这些文章未直接提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由于毛泽东当时所处地位的限制，那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文是为解释国民党“一大”宣言而作，是公开发表文章，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驳斥国民党右派，不宜直接谈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是文中已有明确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一语。“主力”一词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员公开发表文章时是表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代词。作者还以中共“四大”决议内部文件《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案》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内容，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却没有涉及这方面为例，论证这一观点。本书作者这个分析，我认为对前几年理论界关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其三，重视农民问题的研究，开始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进行专题研究，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课题。毛泽东研究农民问题，在党内并不是最早者，却是最有成果者。他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参与起草国民党二大《关于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时，第一次明确写上“中国国民党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过了几个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里，又郑重宣传“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从经济、政治上作了详细论证。毛泽东还认为农民是由多个阶级阶层构成，其中贫农居大半；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它居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最深层次，是农民问题的实质所在。
毛泽东的农民问题，还包括了政权、武装问题，乃至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明确提出，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政权，推倒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是农民运动不同于工人运动的最大特色。
其四，注意国共合作中的统一战线，提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当时孙中山确定国共两党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右派袁同畴却无理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参与活动。毛泽东对此驳斥道：“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何限制”，力主在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必须坚持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并认为国民党左派的发展要以C.P为核心，“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主张共产党员到国民党这间“空房子”里去“当主人”，去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工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还提出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指明“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革命的合作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却不可隐忍不加纠正”。在农民运动中，毛泽东主张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农民运动，同时又应注意扩大农民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乡村自治，农村各种纠纷，“均必须抬出KMT（国民党）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共产党）的招牌去解决”，很讲究斗争策略。
青年毛泽东的上述观点，特别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理论，把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动力、目的、任务、政权问题、武装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都包含进去了。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集中表现。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农民问题大探讨中各种观点作了对比分析，使他们的断定更加具有说服力。
由于党当时处在幼年时期，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革命特点、革命规律还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仅仅是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没有解决。对此，作者也已提出，但未作论述，算是一个小小的忽视。
三、思想史研究的范例
毛泽东是处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代的巨人。为振兴中华，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由器物层到制度层再到思想层三个阶段。青年毛泽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思想层次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后至五四运动，西方各种思潮像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毛泽东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在1919年夏还赞扬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却在1920年夏接受马克思主义，到这年冬天，在理论上行动上便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至大革命失败期间，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萌芽。要研究这样一个青年人的思想史，确实艰难复杂：既要研究时代特征，又要研究思想文化潮流；既要研究思想理论的渊源，又要研究思想理论的流向；既要研究西方文化之源，马克思主义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之源，湖湘文化之源，又要研究杨昌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之流；既要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活动，又要与同时代党的其他活动家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思想与实践作比较研究；既要尽力挖掘青年毛泽东的理论独创性，又要注意研究毛泽东对其他思想理论家的成果的吸收和继承。本书作者在这些方面是花尽了气力，并获得了丰收。
不可讳言，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说，前后文风有些不协调，个别论点、论述重复，甚至相左。例如，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否接受过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在第五章与第十四章的提法有些矛盾，至少是说得不清楚。也许是作者留下的疑题，供同行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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