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粹论文,取向论文,晚年论文,文化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3)01-0091-08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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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
孙中山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中国的旧道德，是我们民族“固有的精神”。这些自然是应该恢复的。除此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所谓智能，在孙中山眼里就是知识和能力。他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它。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7页。）。他指出中国政治落后是因为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推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讲修身。“不知道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像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二
孙中山提出“恢复我一切国粹”，即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的主张，目的是为了唤醒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实际上牵涉到对其晚年文化取向的认识。
姜义华教授认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与其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受到罗素和辜鸿铭思想的影响（注：姜义华：《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这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因为罗素(B.Russell)确曾说过“世界上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也。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的话（注：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译文引自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参考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对罗素、泰戈尔、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坛巨子称颂中国文明的言论，一再加以肯定。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前曾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总督衙门论文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辜鸿铭的著作《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优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该书一经面世，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国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孙中山非常喜欢读辜鸿铭的著作，夸奖他是近代中国“英文第一”（注：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北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孙中山的国粹观受辜氏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还不能仅停留于此，若我们追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他对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还明显地受到20世纪初年国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其他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思想的影响。
国粹思潮是20世纪初年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内部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受日本国粹保存主义思潮的影响，“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具有前瞻性新思路。它主要针对甲午战争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出现的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欧化主义思潮（注：参见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书中“前言”部分。）。国粹派作为一个团体，因其主要成员的分化和《国粹学报》等刊物的停刊而在辛亥革命后解体，国粹思潮也随之沉寂。但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宣传国学，保存国粹”的事业。他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激进的新青年的无情抨击，鲁迅也曾对此提出批评（注：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版。），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经学大家俞樾治训诂之学。十四五岁时，读“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注：章大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汤志钧编：《音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1页。）。孙、章于1902年订交，两人当年曾讨论过均田赋税等问题。章氏说中国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优于欧美各国，“合于社会主义”（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孙氏后来经常说他的民生主义有三代井田之遗意，显然是受章氏的影响。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唤起民族思想，拯救我们的祖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虽然章氏早年曾有《订孔》等文章，对儒学及孔子有所非难，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读经，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文中说：“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参见汤志钧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8页、第634页。）。孙、章两人在辛亥革命后，虽因政见的不同而时有龃龉，但孙对章的学问还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孙先生旅京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这与章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提倡恢复一切国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与章的“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一致的。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不是书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文化问题的专著，但他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东西文化论争作出回应。他接受了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味褒扬的观点。这是从民族主义革命事业的实际出发，而对当时出现的欧化主义的矫正。
孙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经历。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说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巳穷求其一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生当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甦，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21岁前又曾“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并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页。）
从孙中山的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受西式教育，且“所学多博杂不纯”。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他经常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中国古代圣贤，说“中国有一个正统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页。）早年曾说其革命的目的是“复三代之规”。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说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1917年7月21日，他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他的行易知难学说是继承孔、孟的思想，“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注：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学说“因袭”了中国的“固有思想”。这是他国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孙中山虽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恋旧，注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封建伦理三纲之一的君臣主义。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在内，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学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上说；“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4页。）。1913年，他在日本发表讲演，说“中国之建国极古，惟因墨守旧惯，国政腐败，已达极点。”（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页。）“敞国自古以守旧有名，去岁革命，一举遂破千年之旧习，而肇造民国。”主张排除数千年专制之种种恶习（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中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他劝导那些妄想“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的守旧派，“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9～320页。），他从来也不拒绝向西方学习，说“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发达进步，就会亡国灭种（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孙中山对文化问题没有专门的著述，但我们从他的讲演、谈话和著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因袭”和“规抚”的态度，即既要“复三代之规”，又要“步泰西之法”，这是一以贯之的。但他晚年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作过不少褒扬。这也不能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因为他从早年起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且认同那种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的观点。他晚年看到民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出现“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腐，四分五裂”的局面（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同时，西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暴露了它本身不少靠科学和物质进步无法解决的问题，恰好那时兴起世界范围的东方文化思潮，所以，他主张用中国的道德文明、王道文化去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霸道文化。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认为，要“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必须“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1921年3月6日，他在中国国民党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说其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并说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他严厉批评那些“醉心新文化”、“排斥旧道德”的人，“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他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适应世界潮流。他告诫国人：“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
总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是用中国的固有文化作基础，积极整合西方外来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批判摒弃了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专制守旧思想，又矫正了欧化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他虽然提倡恢复国粹，但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力求调适“国粹主义”和“欧化主义”两种文化偏向。诚然，他把“国粹”表述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并不十分准确，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定和概括也欠精当且容易引起歧义。但是，无论如何，他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那种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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