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转向还是逃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院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93（2006）04—0003—06
院校研究（IR,Institutional Research）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作为一种新势力已经登场了①。院校研究把自己定位为对所处院校发展状况和发展对策的研究，讲究直接采集院校发展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目的直接指向院校发展决策。这种研究潜力将是无限的[1]。
然而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院校研究还需要建立自己的规范，否则它将会与过去高校内所设的研究机构（如高教研究室等）没有区别，最终也难以实现自己的研究初衷。正如有些院校研究者指出：现在进行院校研究还有许多阻力，最主要是要改变所在学校领导的决策习惯，从依照经验办事和个人主观意志办事转到依靠科学决策办事上来[2]。当然这种决策方式转变更依赖于大学成为真正独立的办学实体，并能够独立地面对办学市场的风险，而且大学校长能够真正负起责任来。这些都是高校实行科学管理的先决条件，不然，院校研究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
客观地说，目前已经具备了从事院校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我国在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之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在趋于成熟，如人们普遍认为大学办学不能从长官意志出发，而必须从办学市场的实际出发。人们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规律往往是通过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因此大学办学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要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也要服从公平高效原则，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计划体制形成的痼疾很难即刻冰消雪融，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计划体制特征。与院校研究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是高校领导的决策方式和民主作风。
一般说来，大学领导人的遴选方式会直接影响他的决策风格。如果大学领导人是通过直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话，那么他就更关心民意，作风上也会更加民主，并注意对民情的研究，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举措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满意。这时他会主动要求成立一个院校发展研究机构作为其智囊团，从而来保证他的决策科学、有效、有力。
反之，如果大学领导人完全是上级任命的话，那么大学领导人就可能出现单纯为上级负责的现象。他在决策中当然要贯彻上级的意图，听从上级的安排。而且，从他被上级部门选中的那一刻起他就可能产生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谏言献策，甚至会觉得别人的建议没有必要，因此就容易奉行独断专行。这时，他的下级自然也以讨好他的意图为能事，这时即使有院校研究机构也可能会成为摆设，或是专门为他的决断提供注释服务。
当然，现实中往往是上述两种选拔机制的折衷，即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选拔大学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将一些有学术才能而无管理才干的人推举到大学领导人的岗位上来。这是因为人们对学术的硬件条件比较佩服，而对管理方面的软件条件很难形成一个公认尺度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确实很有学术造诣的人会进入到大学领导岗位，但事实很快就证明他们在管理上是失败的，因为管理是一个实践性、综合性都非常强的事物，它不像学术事物那样比较单纯和专门化。许多时候，这些被推举到领导岗位的学者并没有什么管理经验和管理业绩，他们进入到管理岗位纯粹是一种巧合，要使他们对大学管理达到比较熟悉的地步就需要一定的时日，然而大学管理并不能等待他们管理经验的成熟并去发展一套自己的管理理念来。② 大学校长一般都有任期制的限制，可以说还未等他管理经验成熟他的任期就已届满。[3][4] 而在他没有成熟期间如何来进行决策呢？ 那么只有偏向于上述两种情况的一种了，要么是“大民主”③ 的作风，但这样无法显示其管理风格，所以这些大学校长有时为了显示其作为领导的作用和重要性，他只有靠拍脑门来进行决策了。要么就是另一种选择，即听从上级领导的指示，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事，并认为这就是一种正确的官场哲学。但大学领导这个官毕竟还不同于社会上的官。[5][6]
所以，从选拔体制上讲，似乎直接民选的大学领导人更尊重民意和科学决策，而非经过民选的领导人决策容易走向武断和讨好上司。显然，适宜于院校研究展开的环境是大学领导人通过民选的机制，因为这时大学领导人会自觉地利用研究机构来科学地反映民意，为他有效执政服务。不然的话，院校研究机构容易成为摆设。
二
院校研究概念在我国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我国高教研究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高教研究是以各高校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为标志开展的。从研究机构设置的层级看，绝大多数处于第二或第三层次，其中多数是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在一些比较重视高教研究的高校，高教研究机构一般为第二层次的建制，或名之为高教研究所，或为高教研究室。在一些觉得高教研究无足轻重的高校，高教研究机构则为第三级设置，并且普遍以高教研究室命名，这时他们一般依托在教务处或综合处之下。高教研究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以独立的二级单位身份出现的高教研究机构中，高教研究比较注重宏观问题，但仍然以中观层次的研究为主，即针对高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处于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研究机构或第三层次的研究机构，研究多半倾向于微观研究，即针对具体的教学和改革的问题进行研究。虽然也进行一定的中观研究，但所从事的研究题目多数是边缘性的，如校史研究等。实质上，这时高校内的高教研究主要从事指令性的研究工作，即所研究的内容都是大学领导人直接交办的研究题目。
可以说，在高教研究机构普遍创立的初期，学校领导人对高教研究是非常重视的，他们都有一定的研究意识，希望高教研究机构能够提供一定的决策信息和一定决策思路。从早期一些高校领导人关注高教研究的视点看，他们对国家方针政策变化趋向非常感兴趣，并对国外高教改革发展趋向非常感兴趣，同样也对国内主要大学的变革趋势感兴趣，他们希望高教研究机构为他们搜集有关此类的决策情报信息，并提供一定改革借鉴或意见建议。但此时高教研究机构普遍都不参与校内改革事务。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大学领导人对高等教育研究重视的论据是，多数的高教研究机构的领导人都由学校的主要领导人兼任，只是日常的行政事务才交由专职的副主任或副所长来办理。尽管后来大学领导人兼任高教研究机构领导人越来越形式化，但其中仍然可以看出高教研究机构从受重视到逐渐趋向边缘的发展脉络。
尽管有高校主要领导人的重视，但高校的高教研究状况并不理想。造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人员素质低下。从普遍兴起的高校高教研究机构看，它需要大量的专职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研究人员来从事，而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的人员供应严重不足。因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需求发展是同步的，高教研究的专门人员培训工作不可能超前于高教学科的自身发展。正是高教发展中出现的大量问题需要回答，才促使高教研究成为一个兴旺的事业，才推动了高教学科的壮大。只有当高教学科足够壮大时，它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适合的从事高教研究的专门人员。在这种研究专门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一些未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仓促之间上马了。其中不乏一些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工作的中层干部，虽然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但由于缺乏科学的专门训练，他们的研究视野受到了严重局限，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学校领导对决策信息的高度要求。由于这些人员有管理经验，他们一般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充任常务负责人的职位，他们的视野也决定了研究机构的视野和研究机构的发展前途。另一个主要人员构成则是一些从其他学科转变而来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视野受到了其原来学科的限制，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学校管理事务和多变的高等教育形势时经常感到手足无措和无能为力。还有一部分人员属于大学机构变革中富余下来的管理干部，出于学校稳定的考虑，他们也被编入了高等教育研究队伍。这种人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基本训练不足，研究意识不足，在为学校决策信息服务方面的不力，渐渐地，高教研究机构在高校中的位置从中心走向边缘。
促成高教研究机构边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研究机构的自我定位。从学校设立高教研究机构的目的看，其中中心任务是为学校决策服务。但如果他们真的把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学校内部时，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很好地为学校决策服务。因为从研究机构所获得的校内信息来源上讲，他们远没有大学领导人获得渠道广和真实，这样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提出比大学领导人更高明的对策来。而且管理实践本身对角色意识要求非常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是无法了解管理者的真正需求的。在他们无法把握真正需求的时候，就不能把握真正问题所在，因此就难以为学校领导出谋划策。他们在经过反复几次的研究结果不受重视之后必然要倾向于闭门造车的路径，似乎这样还能够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价值。但这些自我欣赏和无疼搔痒的小文章是不能纳入大学领导人的视线的，如果确实文才出众，学校领导人一般会另委以重任，会列入领导秘书班子。所以无论其观察问题的视角，还是其提出的对策建议，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定，都一步步使高教研究机构走向了边缘化。这种情况变成了高教研究机构进一步生存的威胁。正由于这种情况存在，一些高校在机构改革中撤消了高等教育机构，或从实体变成了虚体。
直接取代高教研究机构设置的是高校所设立的战略发展研究室或综合改革办公室。从这些机构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实用研究定向，也就是说，这些研究机构就是要为高校进一步发展提供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实践方案的，学校并不要求他们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在这里，研究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研究目的是应用的，而不是为了发表个人的见解，衡量研究成绩的不是发表的研究论文，而是研究方案被学校领导采纳的程度。这要求研究人员具有更高的素质，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多方面的信息，如此方能够为学校领导改革设计出谋划策。这种情况也是拒绝理论思考和拒绝闭门造车的反映。当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往往会在有意和无意中带有一种指导实践的味道，就会被大学领导人视为一种越位企图，当然大学领导人对此是不欣赏的。而走闭门造车路径更难使大学领导人欢心，这些研究往往被认为是在不务正业。可以说，从高教研究机构名称变更上能够发现高教研究已经进入了转型期。
三
高教研究机构名称的改变，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形势的变化，反映出大学领导人对高等教育研究需求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大学内还是大学外，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是不明朗的。大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敏感地带，格外需要对外部形势发展变化的关注，特别是对国家政策变动趋向的关注。总体上说，高等教育研究所讨论话题是与国家社会经济变革的大政方针的步调相一致的。如高等教育如何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如何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如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等。所有这些命题都是非常大的，都是作为大学领导人需要格外关注的。这些命题都需要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去回答，而这些问题都带有理论性和政治色彩，不同于具体的事务性的问题研究。大学领导人需要在这些大的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意见和见解，从而来证明大学办学所遵循的方向正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大学高教研究机构的务虚的研究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路线完全明朗，高等教育发展也由追求对外部的适应开始转向高等教育结构的自我调整。每个高校都在考虑自己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如何来提升自己的位置。此时就需要进行学校的宏观发展战略研究。这种研究就需要针对高校的具体实情，去分析同类院校的实际水平，进行对照和比较，去发现本校的特色和优势，从而规划学校的发展思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研究风格进行彻底改变，即必须由传统的务虚型转向务实型：关注高校发展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每个高校都遇到了发展的压力：招生的、就业的、优秀教师引进和流失的、资源紧张的、同类院校竞争的压力等等，这些还不包括日常大学管理中的压力。大学领导人迫切希望一些部门来分担他们的压力，压根就不希望别人指手画脚和进行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他们需要的是具体对策和发展方案。高教研究机构不能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就面临被改革和调整的命运。
往往研究的转型是与研究机构领导人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一种领导人有一种研究思路，要让他们做彻底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外界迫使研究机构职能转变的对策往往与研究机构的调整以及任命新的机构负责人联系在一起。从高教研究室变化为改革发展研究室或战略发展研究室以及综合改革研究室的动因看，都是为了实现这些高教研究机构的职能转变，即过去的关注宏观的变化到关注具体的变化，也即中观层面的变化。
中观层面的研究也就是将本校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也有人称之为校本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要求高等教育研究者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过多地将精力浪费在某些不能证实的抽象问题上，因为这些事情不是高校设置研究部门的目的和能力所及的，而且这些事情也有专门机构在进行研究，所以学校的研究机构应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学校自身，放在发展策略上。
这种研究需求的变化正是院校研究机构出现的先决条件。
四
从学校发展战略研究能否直接过渡到院校发展研究呢？院校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呢？它属于发展性研究（或策略性研究）还是属于应用研究呢？它是保持自己研究独立性呢还是扮演一种纯粹服务的角色？而且它如何处理它的研究独立性与广泛地获得信息来源的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我国的院校研究是出生于本土还是一个舶来品？对此本文不敢贸然下结论。从我国目前兴起的院校研究的现状看，一般都认为是仿效国外的院校研究传统。但同样存在一种说法，我国自己就有院校研究，虽然没有使用“院校研究”的名称，当然也没有院校研究之类的组织。如我国不少高校就有校史研究室，目前的许多大学的战略发展研究室似乎也像院校研究机构一样。有人认为，院校研究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人员的外聘化。但这似乎也只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根本问题。我们说，即使是一个舶来品，也需要进行本土化。假如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有没有现成的研究规范？这些现成规范需要进行哪些改进来适应本土需要？如果说院校研究直接产生于本土，似乎一切问题都简单了，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事实不然，既然要取代高校的战略发展研究机构，就必须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而不只是为了保持与国外研究机构的一致。如果仅仅是为了提升院校研究的地位，那么名称就不是什么根本问题，而根本问题仍然是研究的质量，研究结论能否被领导所采纳。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院校研究的题目是自己定呢还是由领导制定？如果是前者，怎么来保证它的应用价值或者叫适销对路；如果是后者， 则与战略发展研究无异，那么也就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从发展战略研究改变为院校研究。
从文献的介绍看，似乎国外的院校研究有一定的范式，即集中于某些方面的研究。这意味着院校研究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是与行政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也可以说，是不受行政的直接指挥的。院校机构虽然接受大学领导人的咨询，但这是以自己的研究背景为基础进行的，而不是跟着领导的意图转。这可能是国外大学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在国外，大学的内部机构设置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因学校领导人的变更和喜好而兴废。而我国有些大学领导人对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存废一般都持非常功利的态度，即从直接的实用价值来看待，这种需求旨趣使得国外的院校模式不能直接搬用到国内来。那么我国的院校研究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从事纯粹的服务两者之间选择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有没有中间道路呢？而现实要求我们进行中国式的院校研究，似乎必须走中间道路。在行政气氛比较浓厚的情况下，院校研究要完全坚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肯定无法取得校方的满意，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充分资源。众所周知，在我国大学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信息系统，信息资源一般都是通过行政渠道或私人关系获得的。通过行政渠道获得信息的方式往往是非常便捷的，而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信息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因此进行院校研究不能缺少行政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但如果单纯强调服务性的话，学术价值就很难保证，研究的结论也可能失真，研究可能陷于急功近利的状态，这对院校研究的持续发展显然是无助的。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院校研究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进行规范的研究同时还要做好服务咨询工作。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院校研究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战略眼光、政治意识、协调能力和学术远见，这些基本功夫缺一不可。没有战略眼光就使院校研究陷于具体事务分析的工作中，而没有政治意识就不会平衡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而不具有协调能力就不能使学术的独立与行政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而没有学术远见就无法使院校研究长久地持续发展下去。
所以，院校研究不是高校战略发展研究的简单过渡，也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即从关注宏观向中观关注的转移，而且也不是简单地提高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综合和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既要追踪学校发展变化，又要在一定层次上引导学校发展变化的问题。因而，院校研究的对象既是学校发展的内部问题，又是大学发展中的普遍问题，这样使院校研究既不是一个具体事务性的研究，也不是脱离实际需求的纯理论研究，而是带有一定理论性质的发展应用研究，或者说是发展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部。如果脱离了这一本质属性，院校发展的步履注定是非常艰辛的。这也意味着，照搬国外的院校模式是行不通的。
五
有人说，院校研究的出现是高教研究的一次逃避，是回避对高教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回答，是要钻入一种新的象牙塔，进行一些小叙事的研究，认为这种研究趋向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因为后现代主义要求放弃对宏大叙事的关注，要求关注个性、个体，要求关注行动，而不是意义，并认为行动之后才有意义。或者说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表述：存在先于本质。
我们认为，院校研究显然不能完全放弃对宏大叙事的关注。换言之，如果脱离了研究对象所处的宏观背景，研究的结论就无法获得满意的解释，而且研究结果就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院校研究也能够使高等教育研究脚踏实地，因为只有先解剖麻雀才能获得对整体的更深的理解。这对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个不小的触动，即从问题着手，而不是从什么主义出发。传统上我们的思维方式总是由上而下，由大而小，有些大学领导人的眼睛也总是向上的，即不是学校必须怎么做和应该怎么做，而是上面要求怎么做，这种思维方式虽然获得了上级的赞誉和大学地位的晋升，但大学内部实质上仍然是死气沉沉的，因为这样的办学没有关注到基层的需要或者大学发展的最基本需要，所以这样的大学终究是没有活力的。办一所真正的大学必须从激发最基本的动力源出发，思维方式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而不能反其道而行。
同样还有一个事例来说明，传统的高教研究方式过于集中于宏大叙事，结果造成了研究主题的单一化和研究结论的惟一化。从研究的本质看，人们不可能放弃对大的宏观背景的关注，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就会使研究陷入盲目；但过分关注这个话题就会使研究无法深入而仅仅陷于表面议论，从而实践者也不能从研究中获得具有实质意义的启示，进而使他们在实践中无从下手。而空发一通议论后往往会导致权威话语的出台，这样就使得先前的议论变得轻浮和不可操作，这对研究者的积极性的挫伤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对院校个案进行研究，似乎是对宏大命题可以搁置不管，其实不然，宏大命题的关注仍然是根本性的，但这些宏大命题是靠一些具体命题组织起来的，院校研究就是对这些具体命题的探讨，而不是奢望通过宏大命题的解答而对所有问题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而不是简单的微格化或逃避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
正如前述，院校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它的核心是规范化和专业化。当院校研究形成规范的时候，大学领导人才能真切地体会出院校研究的真正价值，才不会对院校研究做过分功利主义的希望。院校研究形成规范，意味着院校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承认，意味着大学内部机体发育趋向于成熟。因此，院校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是大学内部机体运转规范化的尺子，也是大学机体发育程度的尺子。院校研究当然有推动大学内部机体发育成熟的责任，而不是单纯地呼喊大学机体要发育成熟或等待大学内部机体发育成熟。因而院校研究与大学机体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是一个互动关系，通过院校研究的进展可以促进大学机体走向成熟。显然，院校研究取得进展与研究者的素质密不可分，只有高素质的研究者才能使研究进行得更为规范。这样研究者的专业素质提高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推动院校研究发展的关键在于院校研究的专业化程度。
令人欣喜地看到，随着高等教育学科的逐渐成熟，它将培养出越来越多专业化人员。这些专业化人员将能够以丰富的理论背景为指导，关注高校发展的实际问题，运用比较精致的技术解答高校发展中的疑难，充当高校发展的可靠参谋和决策顾问，这样大学领导人就会打消他们对院校研究的疑虑，转而倚重于院校研究提出的发展方案来改进决策，从而使大学发展建立在更加稳健的基础上。一旦大学产生了对院校研究的强大需求，那么距离院校研究的繁荣时日就不远了。
收稿日期：2006—04—18
注释：
① 指2004年10月在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组织机构。
② 一般认为，大学校长的成熟期是7年～8年的时间，相当于我国大学校长的2个任期。
③ “大民主”作风，就是事事大家讨论，很少自己做出决断。
标签：高等教育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