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第一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公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的性别公平是人类平等理想的重要内容，它指在教育的三个阶段都实现对两性教育利益分配的公平：一、在教育起点上，使两性入学机会或进入其他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二、在教育过程中，向两性所提供的基本教育条件包括培养目标、学习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条件和师资质量等都基本相同；三、在教育结果方面，使两性获得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相同。而历史上所有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都是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性别歧视教育（本文指广义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以从人生起点控制女性。其内容就包括了在上述三方面的不公平：一、在教育起点上，对两性进行不同形式或层次的教育。即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而对女子一般只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即使进行学校教育，也仅限于初等或中等教育。二、在教育过程中，对两性传授不同的内容。即对男子进行为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对女子则只进行为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三、在教育的结果上，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要求的不同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性别歧视教育使男性终生处于强势地位，而使女性终生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一直是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
在西方，最早系统对性别歧视教育发难，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是英国早期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代表作《女权辩护》（1792年）首次要求在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阶段都实现性别公平，即让女孩与男孩一样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对女性进行与男性同样的文化基础和专业技能教育；将女性培养成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于一身的双重角色，并取得与男性同样的资格认定。玛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思想得到了国际学术界充分的研究和肯定，《女权辩护》也被誉为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但对于中国早期妇女运动是否也进行过同样的斗争，其水准如何，却至今无人系统研究。这便成为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妇女运动远比西方女权运动落后的根据之一。因为西方学术界历来宣称，中国妇女运动只注重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忽略了性别革命即对传统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的批判，包括对其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批判，故比西方女权运动落后。但笔者重翻故纸堆时却欣喜地发现，中国妇女运动的开端——戊戌妇女运动(1895-1898)也同样对传统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进行了初步批判，要求在教育的三个阶段都实现全面的性别公平，因而成为中国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先驱。这也说明至少在早期，中国妇女运动不比西方女权运动逊色。
一
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首先是指让两性入学机会均等，同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故从古代学校教育产生之日起，就是教男不教女。普通人家的女孩只能在家中受到关于遵从女德、为人妻母、持家劳作的简单家庭教育。这种非正规的家庭教育既缺乏完整系统的内容和方法，也无固定的场所和学习年限。直到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塞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女塾，才开始了外国人对中国女性的学校教育。此后各国纷纷在中国建立教会女校，但去学习的女性毕竟是极少数，清政府仍然不设自己的女学，女子始终未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受正规教育的权利。
而戊戌妇女运动兴起伊始，首先就是争取女性的学校教育权。维新派们猛烈抨击教男不教女的性别歧视观念，积极鼓吹兴办女子学校，并将“兴女学”定为运动的两个主要内容之一。
他们谴责不对女子进行学校教育是埋没了一半人才：“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百人仅作五十人之用，千人仅作五百人之用，故可深惜。抑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心静而专迥超于男子者，若无以教导之，提倡之，终归埋没，岂不大负大造生才之意乎？”（注：《问女学》，《湘报类纂》问答丙上，15-16页。转引自（台湾）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572-573页。）
宋衡则要求光绪帝学习日本，将两性在教育起点的平等用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是在九重慨然追三代之典，师东邻之制，下教育之令，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注：宋衡：《书不缠足会后》，《宋平子文钞》，第50页。）
梁启超是维新男士中鼓吹“兴女学”最积极者。他指出中国男权社会扶阳抑阴，“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注：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
）甲午战败后，大家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朝野都在议论办学之事，都市里也纷纷设立学校，“然中朝大议，弗及庶媛；衿缨良规，靡逮巾帼。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琐屑之事耶；夫亦守扶阳抑阴之旧习，昧育才善种之远图也。”维新派为了纠正这一弊病，已筹备在上海建立中国人自办的女子学堂，以在全国起倡导作用。他说：“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堙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三千年之颓风，拯二百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乌可以已。”（注：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
当时的维新女性因为事关切身利益，争取学校教育比男性更为迫切。蒋畹芳指出：“天地之生人也，阴阳平等，无有偏毗，同此形骸体质，即同是血气心知。故女教一端，直与男教并重。”（注：蒋畹芳：《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潘璇鞭笞剥夺女性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及逼其缠足是冷漠和不明是非：“为何将这女子当作废物，不要她读书明理，不要他通晓古往今来的事，反要他受许多束缚，吃许多苦楚，将女子一身变成顽蠢壅滞的血肉……我今日提起中国的女子，真是可怜，缠脚的痛苦，忍他受难终身；不读书的糊塔，忍他愚鲁终身……孟夫子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是非之心。’这不忍人之心在哪里？这是非之心在哪里？”（注：潘璇：《上海〈女学报〉的缘起》，《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康有为之女康同薇呼吁像男子教育一样，在全国建立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女学校的女子教育体系，在乡村普遍设立小学，“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在县城分别设立女子中学，“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在都会城市则特设女子大学，“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才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如此“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注：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
有一位名卢翠的女子争取教育起点的性别公平最有力度。她已不满足于仅仅办女学堂，还力争女性进入其他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包括让女性进入国家教育权力机构，掌握教育权，参与制订女子教育政策；让女子参加科举考试和出国留学。这明确体现在其写给光绪皇帝的四条建议中：一、设立由贵妇和知识女性组成的研究妇女政策的国家机构——“贵妇院”：“请皇太后、皇后，如西国设贵妇院例，设贵妇院于颐和园，召各王公大臣命妇，一年一次，会集京师，并远聘各国女士，同入斯院，讨论女学。”并要求皇帝“准荐拔高等女学生及闺媛，入贵妇院授职理事。”贵妇院广泛研究以女子教育为主的各种妇女事宜，包括建女校、办女报、办女学会、建女图书馆、设女医院、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奖励才艺出众的女性、创建女子军等12个方面，为国家制定妇女政策出谋划策。二、任命12位女性为女子教育大臣，“分任各省，广开女教”。三、“请皇上举女特科，定女科甲”，开女特科，让女子也参加科举考试，选拔女性人才。这实际上是要求建立一种女子教育的保障和激励机制，鼓励女子像男子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仕途和主流社会。四、建议由皇后带头出国游历，并选拔贵族女性出国留学，建立女性出国留学制度。（注：卢翠：《女子爱国说》，《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见她已不满足于在国内求学，渴望像男性一样走向世界，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化。
维新派还积极开展了争取女性学校教育权的实践。1898年5月他们与上海绅商、新闻界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后名中国女学堂）。经过《时务报》、《申报》、《万国公报》等中外报纸的报道宣传，女学堂一时“声名鹊起，远方童女，亦愿担
负笈而来。”（注：《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年6月。）此后，“风气大开，一时之闻风兴起者，如苏州、淞江、广东及南洋、新加坡等处，皆陆续设立女学堂。”（注：《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年6月。）这就开了中国人自己对女子进行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女子无才为德的传统性别观念。
二
在争取教育过程的性别公平方面，维新派谴责传统性别歧视教育在内容方面只教女性遵从妇德、取悦男性和操持家务，使其无法获得经济、思想独立和多元发展；主张对女性除了进行传统的妇德与家政教育外，还要注重进行像对男子一样的全面系统的文化基础和专业技术教育，以使其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发展和地位。
梁启超精辟地指出，中国男权社会几千年来“智男而愚妇”，不教女子讲求学问，只训练其操持家务：“去圣弥远，古义浸坠，勿道学问，惟议酒食。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伦之爱，戚子而膜女。”（注：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谬，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注：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在女性六七岁学习的黄金时期，不去致力于如何对其灌输知识，而是致力于如何通过穿耳缠足摧残其身体，将其培养成为取悦于人的艺妓，等于将中国一半人口纳入了罪犯和贱役之列。（注：梁启超：《戒缠足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页。）当今主张学习西方者都认为，西方的造船、制炮、修路、开矿等为强国而急需仿效的实用技术皆非女子所擅长，所以对女子的专业技术教育不积极，其实这些并非男性的专利，只要经过教育，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胜任农、工、医、商、物理、法律、教师等专业技术工作，成为有用之才。（注：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
当时的先进女性都痛恨性别歧视教育只培养女子做工具和玩物，渴望像西方女性一样受到与男性相同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以求职自立，得到与男性平等的发展。
刘纫兰抨击传统社会视女子为玩物，只教其涂脂抹粉、穿耳缠足来取悦于人，而不授之理义学问，遂将其塑成了妖冶骄奢、横蛮无知的群氓，她说：“二千年来，遂不知女学为何物。以妇女为玩好之具，耳目之娱，铅华其面，朱丹其唇，钳穿其耳，束缚其足。一衣之费，动盈千百；一钗之功，竟值兼金。理义不加，礼法不设，至于今日，二万万之女子，无不工颦妍笑，浓抹淡妆……冶容诲淫，蛾眉肇祸。侮慢翁姑，侵凌夫婿，伯叔则争竞资财，妯娌则德色箕帚，一字不识，一理不晓。”又云：“子舆氏曰：‘人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所以人之有子，当授读之始，即教以诗书礼乐，以陶其性情；教以经济学问，以开其志气。”她强调语文、天文、地理，算术和物理等知识，是男女都应当知道的。更重要的是，女子一定要掌握文化，不可自甘停滞在愚昧的动物状态：“至于语言文字，天文地理，算术格致等学，尤人之所当共知，而其更有不可胜言者，有数善而无一失，世之为女子者，何苦不自致于文化之域，而自甘于禽兽也哉！”（注：刘纫兰：《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康同薇则羡慕欧美重视女子教育，其课程内容与男学相近，“其教之也，分圣教、闺范、修身、教育、天文、地舆、律法、家政、医算、格致、音乐、书画、女红、各有专门。学成者同得优第”，故西方女性能从事与男子同样的职业，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而中国只训练女子做家务，不教其理义学问，“于是无非无仪，酒食是议。父若兄，夫若弟，相戒惟恐其妻女之识一字，解一理，以败闺范。举中国二万万之人，有目而暗，有耳而充，有脑而闭，有心而蓬，以成此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外国嗤为半教，视为野蛮，岂不哀哉！”（注：康同薇：《女学利弊说》，《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
蒋畹芳主张对女性像男性一样同时进行中西课程的教育，先用经传进行启蒙，打好文化功底后再进行各种专业学习，并辅以家政教育，每月进行考试，提出：“凡女生入学者……中西并习。而课法宜先以经传授读，因材施教，俟其字义明晓，继以讲解，然后再课以专门之学，如医学、算学、法学、杂学等，俾之各专其一，而针黹、纺织、烹饪之事兼之。每月由教习细心考课，奖其勤而惩其惰。”（注：蒋畹芳：《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为了实现教育内容的性别公平，维新派决定女学堂像男学堂一样全面开设文化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他们草拟的上海女学堂章程第12条就规定：“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第13条规定：“堂中设专门之学三科：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每人必自仞一门，惟习医学法学者，于粗浅之算理亦必须通晓。”（注：《上海新设女学堂章程》，《时务报》第47册，1897年12月4日。）即：在此基础上，再设三门专业课，学生必须选攻一门。而学医和学法者，也必须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并宣布：“本学会书塾……专教吾华女子中西书史，与一切有关实用医算乐律等学，采仿泰西、东瀛师范，以开风气之先”。（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湘报第64号。）女学堂在其开办的短短一年零三个月期间，就尝试开设了中西文化基础课程，绘画、钢琴、体操等美育和体育课程，以及医学等专业课程，开了中国人对女性进行系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的先河。（注：《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年6月。）
三
在争取教育结果的性别公平方面，维新派反对将女性训练成一味取悦男性、相夫教子的单纯家庭角色，而提倡将其培养成既有技能为富国强民效力，又有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相夫教子，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于一身的双重角色，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水平及资格认定。
梁启超在其著名的《论女学》中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愿望。他强调兴女学的目的有四：一，培养女子的专业技能，使其不但能执业自养，并能为国家增加一倍的人力资源和产值，达到民富国强。尝云：“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若此者，舍学未由也。”二，使女性拓展心胸，增长见识，不再纠缠家庭琐事。“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达到相夫睦家。三，使女性掌握渊博的学识及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儿童的成长奠定学问和道德的初步基础。“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初有所知矣。”所以发展女子教育是关系到培养人才这一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大事。四，使女性增强体质以达到优生。梁启超指出，凡是希望军队强悍的国家，都要求女性做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精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注：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一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41页。）所以，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注：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二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页。），于家于国都大有裨益。以上四个目的概括起来，就是要将女性培养成既对家庭负责任，又对国家尽义务；既保持传统美德，又具备时代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能兼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角色，达到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水平。
中国女学堂的开馆章程也明确规定其宗旨是培养有文化、有妇德、身体健康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贤妻良母。“其教育宗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注：《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湘报第64号。）
当时的先进女性也期盼能成为兼任双重角色的新女性。蒋畹芳期望女子在女学堂学成后，既可以选择外出就业，也可回家用所学的新知识教子相夫，成为能兼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角色。她这样写到：“如期满所学有成，或即拔为堂中之教习，或由学堂给凭，俾至各处行其所学。即不愿行世，而本所学以教子相夫，亦不失为内助之贤，而不致虚糜食用，一无所能也。”（注：蒋畹芳：《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裘毓芳也憧憬着大兴女学来开发女子的才能，才智一般者可以自养，才智超群者则可从事研究、制造等工作为国效力，必能极大地促进国家富强，“尚廿二行省，闻风兴起，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将中才者，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而智慧者且致力于格致、制造以为国家用，化二百兆聋瞽而聪明之，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国之道。”（注：裘毓芳：《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女学报》第5期，1898年9月。）
争取教育结果的性别公平除了使女性达到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水平外，还须取得与男性相同的资格认定。为了使女学堂的教育获得与男学堂相同的承认，创办人经元善、郑观应、梁启超等人上书南洋大臣，要求批准女学堂像男学堂一样地使用木质图章，以便发给文凭执照，在社会上求职。其文为：“西例女塾诸生学成，或明医理，或通教育之法，或精工艺之事，必于成学后，考给文凭执照，俾得行道教人……查近年各省所开中西学堂，亦皆如是照办。”“今办女学，事同一律……拟由卑府等，自行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中国女学堂关防，存之女塾，以备用日后女学文牍文凭执照之用”（注：《女学堂禀南洋大臣刘稿》，《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这一要求得到了两江总督、前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批准，女学堂从此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
维新派主张将女性培养成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于一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打破了男人是单一的社会角色、女人是单一的家庭角色的传统性别文化对两性角色的刻板定型，使女性获得了角色多元选择与发展的机会。戊戌妇女运动争取教育性别公平的理论与实践，为改变几千年来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的弱势塑造，争取两性的公平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根本趋势，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妇女和性别解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其整体水平与西方早期女权运动不分轩轾，这就说明西方学术界笼统地认为中国妇女运动远比西方女权运动落后是偏见，中国妇女运动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应该重新认识。
标签：梁启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