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13年跨国公司国际市场构建模式研究综述_国际市场论文

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综述：1980～2013，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市场论文,跨国公司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根据对外投资(海外机构)的股权比例，跨国公司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分为独资、合资和合同模式三种；根据海外机构建立方式，分为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出口贸易三种模式。通常把第一种分类称为“进入模式”，第二种分类称为“建立模式”(Cho & Padmanabhan,1995; Dikova & Brouthers,2009)。与进入模式相比，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被误解。多数研究都没有明确区分以上两种不同的分类，如Werner(2002)整理的1996～2000年间发表在20个权威期刊上的33篇文献，既包括了进入模式，也包括建立模式的研究；Datta等(2002)系统地总结了影响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因素以及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导致企业不同的经营绩效的理论框架，但也没有对这两种分类作区分；Canabal & White(2008)整理的1980～2006期间的126篇实证研究也是如此；Brouthers & Hennart(2007)明确区分了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献，但只总结了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独资、合资等)的实证研究，把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排除在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现有研究进行归纳整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推动理论发展。

       Wilson(1980)是第一篇关于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实证研究；Cho & Padmanabhan(1995)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际市场建立模式概念；Slangen & Hennart(2007)整理了1980～2004年期间发表的15篇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归纳为六种理论范畴，即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理论，并且将解释变量归纳为国家、产业、跨国公司和分支机构四个层次。本文在此基础上的主要贡献有：一是2004年之后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实证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新的解释变量以及新的计量方法，本文将对这些最新的文献进行总结；二是按文献发表时间顺序将理论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内从理论基础、解释变量和计量方法三个角度分析主要的研究结论，归纳理论发展的脉络；三是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相应的研究建议。

       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的三个阶段

       在ABI/INFORMS等数据库中，以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参考相关综述论文提到的文献，共获得从1980～2013年共44篇实证研究。以文献发表的时间顺序，并从理论基础、解释变量和计量方法三个角度将全部文献划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3年是理论开创阶段，1994～2005年是研究发展阶段，2006～2013年是理论创新阶段。每篇新的文献总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或多或少的理论贡献，因此，按时间顺序进行文献综述可以发现理论研究的发展路径，以及前后研究间的递进关系，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启发。

       1.理论创立阶段(1980～1993年)

       当一个产业中的领导型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跟随型企业为了保持与领导者之间相对竞争定位，也会进入国际市场，这称为“跟随领导者”战略。另外，当国外竞争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后，作为一种对等反应，本国企业也会选择进入竞争企业所在国市场，以实现竞争平衡。这两种防御型战略都要求企业能够快速实现市场进入的目标，因此，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相反，采取进攻型战略的企业拥有国际市场进入决策的主动性，这一类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Wilson,1980)。这是企业战略理论的研究视角。另外，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将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市场结构也将影响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决策。绿地投资模式是一种新增生产能力投资，导致市场供给增加、产品价格下降，而跨国并购是收购已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有限，因此，不同的市场进入模式可能导致东道国在位企业的不同的策略反应。Caves & Mehra(1986)检验了东道国产业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例)、广告强度(广告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产业增长率、在位企业数量等描述东道国市场结构特征的解释变量，结论发现，东道国产业研发强度越小、广告强度越大、产业增长率越大、在位企业数量越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理论创立阶段的文献归纳如表1所示。

      

       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用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程度与女性程度四个特征维度来描述，国家间文化差异越大，对跨国经营的挑战性也越大。Kogut & Singh(1988)首次用两国文化差异计算两国间“文化距离”。尽管文化距离属于国家层次的概念，但作者却从企业管理决策的角度解释其影响效应，决策者感知到的文化距离越大，决策的不确定性越大，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言外之意是跨国并购的不确定性大于绿地投资，因为跨国并购涉及的法律和财务风险更高，并且在文化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并购后的组织整合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往往需要巨大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一般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实现投资回报，因此，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是吸引跨国投资的重要因素。跨国并购是购买一个成熟的企业，因此，其投资回报更有保障，相比较而言，投资风险较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市场，并购对象也越多，跨国公司支付的并购溢价将会更低。而绿地投资是一种新建投资，不仅需要考虑组织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考虑市场需求，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率越大，绿地投资的概率就越高，因此，Zejan(1990)检验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等反映东道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因素(市场吸引力)，结论发现，东道国人均GDP越高，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越高，市场增长率越大，选择绿地投资模式的概率越高。该研究建立了东道国市场吸引力的理论视角。Hennart & Park(1993)检验了投资决策(海外分支机构)的特征对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决策的影响效应。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每一次国际市场投资就是一项交易，交易成本的大小取决于交易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交易环境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因素，描述国际市场投资交易特征的主要变量有产品技术强度、广告强度，以及是否主营产品等。当交易资产的专用性越大(以产品研发强度和广告强度作为测量指标)，跨国并购模式的交易成本较高，而绿地投资等组织一体化模式的交易成本较低，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该研究建立了从投资交易、分支机构的特征研究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视角。

       以上五篇文献建立了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架构，每篇文献都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了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影响因素，分别是企业战略、产业结构与竞争策略、国家间差异、东道国市场吸引力以及对外投资(海外机构)特征等，涉及的解释变量可以划分为国家、产业、跨国公司和海外机构(投资交易)四个层次。从计量模型方面看，除第一篇研究采用OLS回归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之外，其他文献都采用了常用于处理离散因变量的Logistics回归模型。

       2.理论发展阶段(1994～2005年)

       Cho & Padmanabhan(1995)将解释变量明确划分为三个层次，包括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并购的政策限制和文化距离等宏观层次变量，企业多元化程度、研发强度、在母国的市场地位等企业层次变量，以及投资规模和投资相关性等交易层次变量；Anand & Delios(1997)认为，服务型企业的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源具有“地点依赖性”特点，这种资源难以转移到海外市场，服务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同时发生的比例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Anand & Delios(2002)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地点可替代性”资源概念，技术能力比营销能力有更高的地点可替代性，当东道国产业的广告强度、人员销售的比重越大，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因为这种营销资源和能力难以从跨国公司总部获得，分支机构销售员需要较长时间来建立与客户的信任关系，并且企业的广告决策也必须建立在对东道国消费者文化和心理特征等充分熟悉的基础上，当跨国公司进入的行业对这类资源和能力的依赖性较大时，只能选择跨国并购模式；Hennart & Reddy(1997)检验了跨国公司所需要的目标资产与非目标资产的可分离程度、并购的整合难度等因素的影响效应；Barkema & Vermeulen(1998)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组织学习理论，企业通过跨国经营获得丰富的国际化经验，这种经验性知识内嵌于组织系统，很难跨国转移。相对于跨国并购而言，绿地投资可以通过从总部外派员工到海外机构，经验性知识随着外派员工的转移而转移。企业多国化程度和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表示跨国公司在多样性的业务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性知识，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另外，作者还检验了企业多国化程度和产品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即解释变量间的“调节效应”，在多国化程度较高时，产品多元化的效应被弱化，这是第一篇检验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Padmanabhan & Cho(1999)把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验细分化三种类型：一般国际经验、特定东道国经验和特定进入模式经验；Vermeulen & Barkema(2001)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在组织学习理论背景下检验了企业国际经验的影响效应，并再次检验了解释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决策者的东道国经验对特定进入模式经验具有调节作用。尽管组织学习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但从解释变量的角度，它采用的还是之前研究已经使用过的测量指标，如国际经验和公司多元化程度等，属于企业层次的变量；Harzing(2002)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即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类型，即全球一体化战略和多国反应型战略，执行全球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当地市场的资源依赖性较少，对总部的资源依赖性较强，而执行多国反应型战略的企业则刚好相反，因此，需要一个熟悉当地市场的分支机构，并购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类型也成为后来研究中一个经常使用的解释变量，该研究开发的测量企业国际化战略类型的量表也被普遍采用。另外，作者引用“新制度理论”①观点提出海外机构受到来自公司总部的“内部同形化”和来自东道国市场的“外部同形化”的双重压力，执行全球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机构将受到更大的内部同形化压力，因此，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这是最早的一篇引用新制度理论的文献；Mudambi & Mudambi(2002)提出一个新的计量方法，“似无关回归模型”(Seem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作者检验了“是否多元化投资”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选择”两个因变量，第一个因变量的“拟合值”作为第二个因变量的解释变量，SUR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国际市场建立模式与投资多元化是互相联系的两种战略决策，而采用单方程模型的研究认为，多元化投资决策是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Chen & Zeng(2004)针对大众消费品的国际化提出“声誉壁垒”概念，大众消费品一般需要投入较大的广告费用，塑造一个强势品牌，当一个不具有品牌资产的消费品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时，就可能面临东道国当地强势品牌的威胁(即声誉壁垒)，该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市场壁垒概念；Somlev & Hoshino(2005)引用“议价能力”理论，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谈判关系，绿地投资模式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更多的就业，还可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当地政府更倾向于绿地投资而排斥跨国并购，而跨国公司也迫于较弱的谈判能力而不得不选择绿地投资，作者用来测量东道国政府议价能力的指标有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以及增长率、技术水平等产业层次的变量，这类变量也描述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的市场吸引力；Elango(2005)引用“知识资产”观点，如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有形资产的比重较大，则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而人力资本等知识资产的比重较大时，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知识资产通过组织内部的跨国转移的成本要大于有形资产。

       3.理论创新阶段(2006～2013年)

       以2006年作为划分理论创新阶段的起点是因为Herrmann & Datta(2006)在原来的四个层次解释变量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等个体层次的解释变量。尽管理论创新阶段的时间较短，但新的理论、新的解释变量和新的计量方法出现的频率更高。企业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是其心理认知、价值观、知识技能的最佳测量指标，也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关键因素②。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多元化程度、东道国经济水平、市场增长率、东道国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广告强度，以及文化距离等变量后，作者检验了企业首席执行官(CEO)的年龄、任职时间、职业经历、国际经验的影响效应，结论发现，CEO的年龄越大，在企业任职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CEO拥有的制造和研发等工作经历越长、国际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在对海外业务的控制程度、投资的风险程度、资源投入以及获得当地信息的便利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年龄越大和在位时间越长的CEO，越不愿意承担决策风险，同时，受到体力和思维能力的限制，所能处理的信息复杂程度也受到限制，因此，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因为跨国并购模式是购买一个成熟、拥有现成的业务的经营实体，同时，也可以依赖被并购企业原有的管理资源，而绿地投资不仅需要关注海外分支机构的组织管理的内部事务，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等外部环境。早期的两篇文献，Wilson(1980)和Kogut & Singh(1988)，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企业决策者的影响效应(文化距离对决策者感知风险的影响)，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

       Drogendijk & Slangen(2006)在Kogut & Singh(1988)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测量文化距离的两种方法：一是继续使用四维度国家文化特征，但采用“欧几里得”距离公式计算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二是引用由Schwartz(1994)提出的从七维度国家文化特征；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分别用两个独立的Logistics回归方程检验了相同的自变量对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独资、合资)两种决策的影响效应，而在此之前的研究都是把投资股权比例(独资、合资)作为检验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模式的解释变量。另外，作者引用“新制度经济学”③理论提出国家“制度变革”概念，指一个国家正式的经济制度达到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来测量，东道国制度变革得分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入，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拥有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完善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跨国并购的不确定性明显降低。这是第一篇采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Chen(2008)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采用“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ing,SEM)同时检验了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独资、合资)和建立模式(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两种决策，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同时选择建立模式和股权比例，并且两种决策是相互联系的，这是第二篇在计量方法上有所创新的研究。

       Slangen & Hennart(2008)再次检验了解释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主效应是文化距离越大，选择绿地投资模式的概率越大；调节变量是企业在东道国经验以及分支机构的自治程度，文化距离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是一种进入壁垒，也是一种“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验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劣势，国际经验对文化距离有负向调节作用。另外，分支机构自治权越大与总部的日常联系就越少，就能更多地降低文化距离产生的负面影响，选择并购模式的概率增加；Tan(2009)提出，用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额占全部交易额的比率作为测量跨国公司是否执行全球一体化战略的测量指标，这与Harzing(2002)采用调查问卷的测量方法不同，另外，该研究还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分支机构的产品定制化程度，用制成品库存量与在制品库存量的比率作为测量指标，产品定制化程度越高，表明分支机构自己的决策权较大，因此，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另外一篇检验了调节效应的文献是Lee & Lieberman(2010)，主效应是投资的相关性越低，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模式；调节变量是海外投资的地点是否是跨国公司的核心市场，跨国公司核心市场变量与国际经验本质上高度相关的，如果是核心市场，则表示跨国公司拥有“特定东道国经验”；如果一项新的投资是高度相关性的，本质上是一种“追加投资”，更有可能采取并购模式获得快速发展；如果是并购竞争对手，则可以进一步增强企业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

       另外三篇文献研究了国家间差异的影响效应。Slangen(2011)提出，“沟通壁垒”概念表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由于文化和语言逻辑的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沟通壁垒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因为跨国并购时总部与被并购企业之间的协调更多，如并购前的谈判以及并购后的组织整合等。沟通壁垒本质上属于“文化距离”概念范畴。作者还检验了分支机构自治程度和是否合资的调节效应；Dow & Larimo(2011)提出，从两国的语言、教育水平、产业发展水平、民主程度、宗教、意识形态等六个方面的指标测量国家间的“心理距离”概念；Arslan & Larimo(2011)提出“制度距离”概念，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距离，采用瑞士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中针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数据作为测量指标，这是继文化距离、心理距离和沟通壁垒之后的第四个反映国家间制度差异的测量指标。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东道国的资源，如技术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和品牌资产等；Klimek(2011)研究波兰跨国公司进入欧洲发达国家市场的进入模式决策，检验了企业规模和无形资产价值等企业层次的变量，以及东道国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国家层次的变量；Mani(2013)在对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印度建立研发中心等技术投资项目的研究中，专门检验了跨国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收益波动、成长前景等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变量的影响效应，这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Hennart & Park(1993)也采用了公司财务杠杆率变量，但这一研究视角当时没有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Nagano(2013)提出另外两个新的描述东道国特征的变量，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而东道国投资者权利保护力度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该研究的另一个创新是采用了由两个Logistics回归方程组成的SEM模型，但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也是第三篇在计量方法上有所创新的研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Slangen(2013)，首次建立了市场进入模式本身特征的研究视角。如果进入一些处于制度转型的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将面临较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作者认为，绿地投资模式允许跨国公司根据东道国政策的变化而改变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而并购模式则不具有这种特征，因此，绿地投资具有类似于“实物期权”特征(延迟期权)，投资的灵活性增加了，当东道国的政策不确定性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模式。尽管该研究的解释变量还是属于国家层次，但却是从市场进入模式所具有的特征的角度进行解释；Larimo(2003)也提到了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不同，即资源投入水平、市场进入速度、不确定性程度和获得专用性资源的程度，但没有进一步在实证模型中对以上四个特征的差异性及其影响效应进行检验。

       以上三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与相互关系，如表2所示。

      

       三、理论归纳与研究展望

       1.理论发展路径和特点

       理论发展路径如图1所示。

       (1)最早的五篇文献建立的五种研究视角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发展。由Wilson(1980)建立的企业战略理论视角在第二阶段的后续研究有Harzing(2002)和Mudambi & Mudambi(2002)等，检验了企业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效应，在第三阶段中，Herrmann & Datta(2006)研究企业高层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效应，第一次提出了第五个层次的解释变量，即企业决策者个人特征。由Caves & Mehra(1986)建立的东道国产业结构研究视角在第二阶段的后续研究有Somlev & Hoshino(2005)提出的谈判能力理论，在第三阶段有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引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东道国制度变革，以及其他研究提出的政府治理指数、知识产权和投资者权利保护等东道国制度因素。由Koguh & Singh(1988)建立的国家间差异(文化距离)的研究视角在第二阶段的主要发展是与企业国际化经验、组织学习理论相结合，通过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学习效应降低文化距离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出现了心理距离、制度距离、沟通壁垒等概念，同时，检验文化距离和国际经验的交互效应的研究，文化距离和国际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普遍认同。由Zejan(1990)建立的东道国市场吸引力研究视角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有Anand & Delios(1997,2002)提出的地点依赖性和地点可替代性资源概念，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目标资产可分离性、声誉壁垒等，在第三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有Chen(2008)提出的跨国公司进入海外市场是为了获取战略性互补资源的观点，还有学者提出的跨国公司总部与海外分支机构之间的资源依赖性等。由Hennart & Park(1993)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在第二阶段有Elango(2005)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但在第三阶段则没有后续研究。

       第一阶段(1980～1993) Wilson(1980)(企业战略动机) Caves & Mehra(1986)(产业进入壁垒) Kough & Singh(1988)(文化距离) Zejan(1990)(市场吸引力) Hennart & Park(1993)(交易成本) 第二阶段(1994～2005) Anand & Delios(1997,2002)(地点依赖性/地点可替代性资源)；Hennart & Reddy(1997)(目标资产可分离性)；Chen & Zeng(2004)(声誉壁垒) Barkema & Vermeulen(1998),Vermeulen & Barkema(2001)(组织学习，调节效应)；Padmanabhan & Cho(1999),Brouthers & Brouthers(2000),Chang & Rosenzweig(2001)(进入模式经验)。 Harzing(2002)(全球战略类型)；Mudambi & Mudambi(2002)(多元化/市场建立模式SUR模式)；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4)(独立检验WOS/JV＋GFDI/M&A) Elango & Sambharya(2004)(产业结构)；Somlev & Hoshino(2005)(谈判能力)。 Tsai & Cheng(2004)(资产专用性知识资产) 第三阶段(2006～2013) Herrmann & Datta(2006)(高阶梯队理论：管理者特征) Cheng(2006)(地点依赖性资源，经验)；Chen(2008)(战略互补资源，SEM模型)，Tan(2009)(总部与分支机构资源依赖性)，Klimek(2011)(资源获取) Drogendijk & Slangen(2006)(文化距离测量)，Slangen & Hennart(2008)(文化距离，国际经验，调节效应)，Lee & Lieberman(2010)(投资多元化，主营市场，调节效应)，Slangen(2011)(语言沟通壁垒，调节效应)，Lee等(2011)(文化距离)，Dow & Larimo(2011)(国际经验/心理距离，调节效应)，Arslan & Larimo(2011)(制度距离) 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制度经济学：制度变革，调节效应)，Demirbag等(2008)(政府治理指数)，Nagano(2013)(知识产权/投资者保护，SEM模型) Slangen(2013)(延迟期权/政策不确定性)

      

       图1 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新的计量方法与理论发展同步进行。最早的研究都是采用单方程Logistics回归模型，在第二阶段出现了一篇采用SUR模型的研究，在第三阶段有两篇采用SEM模型的研究。计量模型的发展是服务于研究问题的需要。计量方法上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来的单方程Logistics回归中出现了自变量的交互作用，检验变量之间的调节效应(Slangen & Hennart,2008)，还有一些研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二次项，检验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arkema & Vermeulen,1998)，这些属于解释变量方面的创新；二是在因变量方面，同时检验市场建立模式(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进入模式(独资、合资)，以及市场建立模式和投资多元化两种决策，这些研究采用SUR和SEM等联立方程模型(Mudambi & Mudambi,2002; Chen,2008; Nagano,2013)，其理论基础是由两种因变量表示企业的两种决策是互相关联的。

       (3)变量的测量方法进一步细化。Drogendijk & Slangen(2006)在Kogut & Singh(1988)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测量文化距离的方法，用七维度国家文化概念替代四维度概念，用欧几里得距离公式替代加权平均值方法，而Demirbag等(2008)则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测量文化距离。其他研究有用全球治理指数测量制度变革(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托福考试分数测量国家间沟通壁垒(Slangen,2011)，用全球竞争力年鉴数据测量制度距离(Klimek,2011)。其他一些解释变量也发展了新的测量方法，例如Padmanabhan & Cho(1999)提出三种类型的国际化经验：一般国际化经验(用跨国经营的时间、或者进入的海外国家的数量表示)、特定东道国经验(用在某国或与某国类似的地区的经验，如经营时间)、特定市场进入模式经验(用之前选择的市场进入模式的次数，例如之前90％的对外投资都是跨国并购，说明跨国对跨国并购模式的经验较丰富)；Harzing(2002)用包括了五个题项的调查问卷测量企业的全球战略类型(一体化或多国反应型)，而Tan(2009)用内部贸易额占跨国公司全部交易额的比例来测量全球战略类型；Lee & Lieberman(2010)从产品类别、两次投资之间的时间间隔和上次投资的类型三个角度测量企业的投资多元化程度。

       2.现有研究不足

       (1)普遍采取“拿来主义”。Hennart & Park(1993)认为，还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理论能够解释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决策，现有研究引用的理论都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例如Brouthers & Brouthers(2000)引用的交易成本理论来自于制度经济学，Barkema & Vermeulen(1998)引用的学习理论来自于组织行为学。当然，不是说不能引用这些理论，但这些理论的适用性非常广泛，很多其他的组织管理问题也都在引用这些基础理论。跨国公司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研究应该体现出“跨国经营”和“市场进入”两个根本特点，但在现有研究中这种特征并不明显。

       (2)内生性问题。如果认为采用SUR和SEM模型的研究更好地处理了内生性问题的话，那么其他大量的单方程Logistics模型的研究就普遍存在内生性问题。Mudambi & Mudambi(2002)用SUR模型检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和投资多元化决策两个因变量，这意味着那些把“投资多元化”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就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Hennart & Park(1993)、Cho & Padmanabhan(1995)和Slangen(2011)等，其参数估计值都是有偏的，理论结果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Chen(2008)用SEM模型检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和进入模式，那些把海外机构的股权比例(独资、合资)作为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自变量的研究同样存在内生性问题，例如Barkema & Vermeulen(1998)和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等。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和投资股权比例，以及是否多元化投资都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假定它们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解释更加合理，因此采用SUR或SEM模型的研究更值得信赖。也就是说，目前大量采用单方程Logistics回归模型的研究参数估计值都是有偏的。其他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如工具变量，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出现，这也可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3.未来研究启示

       (1)检验自变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是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的第二阶段有一篇文献，在第三阶段有五篇文献检验了自变量的调节效应。Barkema & Vermeulen(1998)检验跨国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多国化程度之间的调节作用，Lee & Lieberman(2010)检验投资多元化程度与投资地点是否是跨国公司的主营市场的调节作用，本质上这两种调节效应是一致的。Slangen & Hennart(2008)检验文化距离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验以及分支机构的自治程度之间的调节效应，而Slangen(2011)检验沟通壁垒与海支机构的自治程度以及是否合资之间的调节效应，这两篇文献的调节效应本质上也是一致的。Dikova & Witteloostuijn(2007)和Slangen(2013)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这些实证研究如表3所示。今后研究可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再探讨一些新的调节关系，如跨国公司技术能力、战略类型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等。

       (2)有三篇文献采用了SEM和SUR等联立方程模型，如表4所示。Mudambi & Mudambi(2002)有投资多元化、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两个因变量，Chen(2008)检验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和进入模式两个因变量，Nagano(2013)用两个Logistics回归方程分别检验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并进行联立估计。这些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的启示是：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决策与企业其他的战略决策，如多元化、投资的股权比例决策等有直接的关联，不能将这些决策变量作为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解释变量。同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区位决策、投资规模决策等也与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相关，在今后的研究还应该同时检验建立模式和投资区位、投资规模等决策的内在联系。

      

       四、结论

       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的文献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较大的进展，但在文献数量上与关于独资和合资等市场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总结现有研究的主要结论和研究发展过程，对理论发展将取到积极促进作用。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并根据文献在理论基础、解释变量、计量模型三个维度上的理论发展，将1980～2013年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结论发现，最早的五篇文献建立的理论视角在后来的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每个阶段的研究表现出继承和创新的内在联系。通过对理论发展过程的检验，发现已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建议。第一个不足之处是现有研究过多地引用了其他领域的理论解释，没有体现出跨国经营和市场进入的特点，以及多种企业战略决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检验更多的调节效应，但这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另一个研究建议是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这种按照时间顺序的文献综述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发现前后研究间的联系，寻找理论发展的脉络，也可以从中找到进一步理论创新的方向。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跨国公司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和进入模式(独资、合资)两个方向的理论研究是高度相关的，下一步应该对这两种文献的理论发展过程进行比较，找出两种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国际市场建立模式研究既有“前置变量”(影响因素)，也有“后置结果”(企业绩效)，目前的研究只针对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如果能在本文基础上增加国际市场建立模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的文献，包括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绩效和跨国公司整体的经营绩效，将是更完整的理论总结。

       注释：

       ①新制度理论认为，国家制度分为三个维度：强制性制度，指强制实施的限制性或者激励性制度；规范性制度，指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等形成的类似于道德权威性的制度；认知性制度，指个体或组织对客观环境的理解，在内心形成“不证自明”的认知，通过学习和模仿的途径获得(Scott,1995)。

       ②高阶梯队理论认为，在无法准确测量企业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的情况下，可以用决策者个人的教育、工作经历、年龄、企业任职时间等外显变量表示决策者的心理认知能力和价值观以及决策偏好(Hambrick & Mason,1984)。

       ③国家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前者指行为规范、习俗、惯例等通过世代传承而来；后者指政治和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等显性制度。正式制度的实施强烈依赖于非正式制度的自我执行功能(North,1990)。

标签：国际市场论文;  绿地投资论文;  进入国际市场模式论文;  海外并购论文;  企业分支机构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跨国并购论文;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